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研究方向为国际战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流通经济。主要著作有《中国与世界：以中国视角解析国际问题》《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与布局》《互联网革命与中国业态变革》《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形势展望》《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展望》等。
“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个伟大的世纪性构想和重大倡议，是推动全球人类均衡、包容、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智慧设计。“一带一路”着眼于推动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21世纪人类新文明的目标，以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唤醒、唤起沿线国家和人民面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实现人类共同梦想的期待与憧憬，从更长远的历史发展周期和历史长河的演化、应对全球和各国面临共同挑战和共同机遇的视角，站在人类道德、道义制高点上，促进并开启新一轮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全球化进程。
在不可遏制的新全球化的浩浩荡荡大潮中，“一带一路”是顺应、引领时代潮流的新理念与新载体，创造了超越西方经济学和价值观的新理论
中国古代先贤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三年以来，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的共识、取得的进度和成果都大大超出预期。目前，沿线国家地区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态度积极，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之中，亚投行成员已达到70个国家，中国已与56个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发表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联合声明，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或协议，与20多个国家开展了国际产能合作，连接中国与欧洲大陆的“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5000列。
这说明，在浩浩荡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经济全球化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转的、持续演进的客观进程。“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习近平主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一带一路”正反映出不可遏制的经济全球化内在动力。
“一带一路”体现出新全球化中的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这两种基本经济形态是现代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的两个轮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性特征。“一带一路”通过推进互联互通，包括软硬基础设施联通，连接那些被割断或阻隔的经济关系，平衡两种基本经济形态的关系，使之进入完全的、内生的“全球化”进程，在这样的世界，传统意义上的诸多“边界”日渐模糊甚或消失。通过全球经济形态演化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其基本经济形态是实体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原来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服务经济、信息经济、智能经济、生态经济交互发展，推动现代经济形成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世界经济从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工业文明时代，进入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构成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技术基础、社会形态和上层建筑都在经历着一场伟大重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并驾齐驱，互为表里、互相作用、互为溢出和转化的能量，导致有形要素禀赋与无形要素禀赋共同进入流通，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日益融合，有形国界与无形国界日益交错。因着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发展导致的现代经济演化，使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全球化正在从沿着单向轨道前进转变为在双向轨道上加速前进。当前逆全球化思潮能否使全球化进程倒转，这是人们担忧的一个现实问题，逆全球化思潮和行动，或许会暂时对这个历史进程产生破坏或切割，但终将阻挡不了经济形态演化所产生的全球化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既适应了现代经济的两种基本经济形态的变化，也推动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平衡发展。
“一带一路”体现出新全球化中的经济表征：呈现万物互联的网络状态并形成网络体系，以大数据化、高度智能化、强融合化、移动化和泛在化，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呈现更紧密的联系。“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新经济表征——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的链接中，可以使更多国家和区域进入越来越完善、越畅通、越有序的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领域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越密集、越完善、越顺畅，其产生的集成、集疏、集散、集约功能就越强，共享发展的机遇和程度就越高。这种网络状态与网络体系一旦被切割或呈碎片化，网络体系中的节点、环节或单体将失去其显在或潜在价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是全球化的动力之源。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全球化发展规模的大小和速度的快慢。“一带一路”有力推动互联网革命与物联网发展，提高沿线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互联性，加快产业和要素跨国界流通的速度，成为直接驱动全球范围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在冲动。随着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互联网与物联网革命带来的新经济表征逐渐凸显，以云计算、大宽带、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全球范围内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普及为基础，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与管理为保障，以可扩展性、可移动性、泛在性、异构性、复合性、增值性为特征，率先在沿线国家进而在全球形成跨国界发展的新经济，呈现万物互联的网络状态。不仅在一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形成跨国发展的互联网、物联网的链接，而且推动实体经济表征也呈现出网络状态，诸如高铁网、公路网、航空网、管道网、港口网、店铺网、自贸区网络体系等。“一带一路”加快构建万物互联的网络状态与网络体系，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的软联通和高铁网、公路网等实体网络的硬联通，推动各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呈现更紧密的联系。
“一带一路”体现新全球化中的经济链接：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资金链和价值链等，这些虚拟链条较之过去的组织形式具有更大的粘性和融合度。中国倡导并与相关国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程度增强、阻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通的各种壁垒不断削弱，经济运行的国际规则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必然产物。“一带一路”不仅通过提供新技术手段实现对生产以及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的影响和渗透，而且通过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资金链和价值链等协同互动发展，创造新的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从全球看，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形成了一种链状的链接，如制造业，其产业形态已不局限于原来的一条生产线、一个工厂或者某几个工厂的联系或叠加，而是没有任何产权关系的产业链等虚拟链条的链接，这些虚拟链条比传统的组织和实际关联更具有粘性。这种经济链接成为现代产业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的链接方式，这种产业之间的链接关系一旦形成，将产生直接冲破国界和行政区划的内在动力。供应链的链接、服务链的链接、资金链的链接和价值链的链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链，就是因为在现代流通中，信息作为一种特殊要素禀赋进入流通，成为流通中的最大变量。信息与其他商品不同的一个规律是，一般商品当完成交易过程进入消费端的时候，就走到了自身的终点；而信息进入成为流通中要素禀赋后，它被交易的次数越多、被使用的次数越多、被消费的频率越高，信息流通中国产生的价值就越高。或者说，信息的价值是随着它在流通过程中被交易或消费的频率而增加的。通过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促使若干产业变成跨国界、跨区域、跨产业的链状链接或组合，既使市场呈现出潜在爆发力，也使信息加入流通产生巨大变量，促进产业跨国界或跨区域实现更优组合。这种力量导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不断优化调整。这是一种内在的需求和选择，任何行政力量或者思潮都奈何不了，人为地进行干预或阻挡，只能是如“螳螂挡车”被浩浩荡荡行驶的车队所“碾压”。
“一带一路”体现出新全球化中新经济主体：跨国公司、若干大数据集成系统、平台经济、体现消费者个人**意识的市场集成组织，具有更大的跨国发展的新动能。“一带一路”建设为新业态、新经济主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新经济主体具有强大生命力，将成为跨国界发展的主力军。原有的跨国公司继续成为全球性企业主体，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全球化的推动者，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适宜的企业组织形式。跨国公司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的跨国经营能量，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地的优势组织生产，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流通和国际间分工，并由此极大地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其面向“一带一路”进行的全球性采购体系、营销体系、研发体系、生产体系，成为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全球比较优势发展的先行者。在跨国公司成为经济组织主导经济全球化主体的同时，大数据集成系统、平台经济、体现消费者**意识的市场集成或更多自由创业的个人，迅速发展的新经济主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或催化剂，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能量。大数据集成系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并不断产生累积效应，使数据不再仅仅是动态记录的过程，而成为独具价值和增值价值的资源，并逐渐成为直接交易物进入流通。信息流通由桌面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转变，成为“泛在互联网”，促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要素禀赋都能顺畅地快速流通，而大数据集成系统本质特征是泛在和跨界，这种新经济主体跨国界的能量，高于由人组织而成的传统企业组织。平台经济也快速发展成为一种新经济主体，这种跨领域、跨行业、跨业态、跨国界的新经济主体，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具有准公共服务的功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平台经济规模越大，服务功能越强，其成为跨国界的消费者集成、生产商集成、供应商集成、市场集成的力量就越强。
“一带一路”建设催生新全球化的贸易形式：E国际贸易将成为体现普惠、智能、高效、便利的下一代贸易方式，将渐次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和采购贸易融合。E国际贸易方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应用与发展，将大大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大快于传统贸易方式，而传统贸易方式，或者渐次被融合、替代，或者演化为下一代贸易方式。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生产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投资的全球化和消费的全球化。其中，特别是贸易的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加强了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合理配置，加快了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流通，促进了科技在全球性的应用或转化，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方式中的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和采购贸易等传统贸易方式，已经被各国采用。随着中国与相关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国际贸易正迅速被E化，向着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演进。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E国际贸易将涵盖生产、流通、金融、投资各个领域，囊括世界经济和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全部过程。E国际贸易发展将推动国际分工从过去以垂直分工为主发展到以水平分工为主的一个新阶段；使国际资本流通达到空前规模，金融国际化的进程加快；促进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使国际分工更加深化，各国可以从事能获得最大限度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促进产业的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E国际贸易——下一代贸易方式形成的过程，既是一个全球性制度变迁和相关国家政策沟通协调的过程，也是一个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渗透的过程，由于中国在E国际贸易的领先优势，必将通过“一带一路”沿线贸易的E化，率先在这一范畴内形成更为便利和自由的下一代贸易方式，跨境电商将成为一种历史过渡形式。E国际贸易作为下一代贸易方式，将使国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要求以往的国别关系、地区关系发展为多极关系和全球关系，并要求强化国际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经济政策的趋同性，导致一系列全球性新经济规则的产生，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经济的作用更加重要。“一带一路”将由于E国际贸易的发展，使这些复杂的经济关系简单化、趋同化和平台化。
“一带一路”是人类认识史上又一次大的跃升，符合更多国家人民群众渴望共享发展机遇、创造美好家园的憧憬和期待，促使人类社会逐渐形成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今天，各国应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共同解决世界的难题，共同掌握世界的命运。“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外交新境界，不仅使中国成为第一个不依靠战争，不依靠殖民，不依靠不平等的国际贸易、金融和经济体系而成功地实现和平崛起的大国，而且使中国和各参与国的发展经验和机遇惠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智慧给全球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建设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认识跃升，从哲学和价值观的高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出实现更高视野、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新经济全球化有效路径。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人类探索全球联通和交融发展的进程，是从低水平、片段式或局部性经济互联到高水平、广覆盖、高效链接的经济联通的演进进程。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发表的非正式报告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在国际关系领域，以人类为本位，从维护人类整体利益和共同命运出发，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角度出发，从人类实践中对价值观已经形成的认知和可能产生的认识飞跃来看，从人类可预期的未来发展来看，“一带一路”是人类发展史上又一次创举和认识的飞跃。
2000多年以前，“丝绸之路”将中国太平洋沿岸和非洲以及欧洲的大西洋海岸联系在了一起，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货物流通与宗教、科技、文化等交流交往、交融成为可能，曾一度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是东西方和平交流合作的生动象征。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标志的第一次世界地理大发现，拉开了现代全球化的序幕，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从西方到东方的航行，开创了东西方之间新的、直接的海上通道，使各国从彼此隔绝、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正如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所言：“哥伦布地理大发现的最大历史意义在于将地球翻转过来，令我们看到了包含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南北美洲在内的陆半球。”随后发生的商业革命推动了市场和贸易的发展，世界互联互通的范围不断拓展，经济全球化不断升级，但这是建立在全球殖民帝国体系下的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是部分群体和西方国家掠夺式、独享的、脆弱的全球化，随之带来的贸易壁垒、移民限制、金融危机和政治上的极端民族主义等，深刻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经济版图，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长期的民族战争、民族隔离和政治地理边界之争，又使欧亚大陆广阔腹地上联动和联通的资源、生产、服务和消费的逐渐分散、割裂和断裂，昔日欧亚大陆上位于世界文明中心的国家逐渐淹没于滚滚历史洪流之中，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求而不得。二战以后，“冷战” 思维深刻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分离与隔离依旧存在，但民族国家的觉醒使各国扩大合作，共同发展的呼声和愿望日益强烈。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演变，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各国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国际市场和国际体系地位逐渐下降。新中国成立后，经过60多年的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在联动性，使中国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国和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顺应当今时代潮流提出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主要内容为合作重点，为实现相关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联动式发展注入了新能量，最终使人类社会形成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这既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更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习近平主席从哲学和价值观高度对命运共同体作出了全面梳理和解释，将其作为中国所持有的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交融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体现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蕴涵于中国坚持的正确义利观。这是基于深刻思考人类未来而提出的“中国理念”，是向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展示的一个大国胸襟和风范的“中国风度”和“中国气度”。
“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全面盘活亚欧大陆的存量资源，把亚欧大陆分散、断裂和割裂的资源、生产、服务和消费连接起来，推动沿线国家更加合理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要素，平等融入并共享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实现世界各国包容增长和平衡普惠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将通过发展全球互联互通，推动世界从行政分割走向互联，从民族分裂走向合作，形成一个商品、资金、人员和信息无障碍流通的全球统一大市场，使世界各国在开放共赢的合作中实现联动增长和共同繁荣。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建设反映了人类实现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的共同诉求，是构建全球和平、平等、互助、发展、合作、互信、共赢大格局的重大举措，将引领新的时代发展潮流。
“一带一路”是构建新型合作发展伙伴关系的有益尝试，是我国新时期外交发展理念、思路、策略和原则的一次重大创新和必要调整，是参与国家、地区及其国际组织共同演奏的“交响曲”。1954年，中国和印度、缅甸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上个世纪80年代“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世界局势的全面把握。今天的中国不同于60年前全球冷战时期百废待兴的中国，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迫切需要重新打开国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国。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格局深刻变革和不断调整的重要力量和变量，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既有赞赏和钦佩，也有期待和厚望，希望中国能发挥独特作用，能有更多担当和积极作为。与此同时，个别国家和政治家也有羡慕嫉妒恨，也有猜忌、畏惧甚或诋毁。中国在39年前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成为经济全球化和现有国际体系的积极接受者、参与者和受益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全面融入既有国际体系为特征的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成为国际社会建设性改革、改善和改良的积极力量。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中国在分享、获取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时，主动以自身发展为周边地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发展机会，破解全球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各种瓶颈和问题，实现各国共同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凸显了全球经济增长、治理和发展模式存在的突出矛盾，世界经济呈现长期低迷发展态势，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和低迷成为当前全球最迫切的任务。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立足于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构建合作发展伙伴关系，着眼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价值取向，积极发挥一个迅速崛起大国的作用，是中国应对全球经济社会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兼具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中国方案”，是我国外交思想和境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推动世界和本国经济增长的愿望相同，应对危机和挑战的需求相同，实现持久和平、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憧憬相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沿线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之梦相同。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了在地域广阔、人口密集、经济活力强劲的欧亚地区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的愿景与行动，通过提高相互联系和彼此倚重程度，全面提升我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核心地区的重要地位、话语权和影响力，建立我国和相关区域安全和发展所需要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关系。“一带一路”以其覆盖之广、内涵之深、影响之远和行动之可行，体现了新全球化条件下大国应有的智慧。作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几千年文脉连绵的文明古国、快速发展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给了世界一个和平、合作、和谐、共赢的宣告和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相联相通，中国在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进程中，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历史观、发展观、安全观和世界观，并架起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成为全球合作发展的新契机。
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期看，“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从一国利益角度或从地缘政治角度所提出的设计和安排，而是沿线所有国家和地区、所有利益相关方均可参与的开放平台。“一带一路”建设欢迎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逐步形成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构架，也是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光明之路。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倡导文明宽容、和谐包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选择，加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实现了中国与沿线国家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和共生共荣；“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形成了既有利于中国发展，又有利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合作新思路和新机制；“一带一路”建设是在相互开放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智慧选择，将极大提升发展的内在联动性，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为全球实现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一带一路”建设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共赢共享，推动全球走向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
“一带一路”通过推动以“五通”为核心的现代化大流通，以全方位软联通和硬联通为先手棋，优化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和价值链布局，是一条走出全球经济低迷的希望之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五通”。中国与更多国家携手建设“一带一路”，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延伸至现代版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调整与整合，对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重新寻找和发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建设“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是“五通”，“五通”即是国际化、社会化、信息化、共享化的更有效率和效益的“大流通”，将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帮助沿线国家和中小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将加快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流跨区域和地区的便利化、自由化、国际化、高效化和共享化，是造福更多国家和人民的正确路径选择。
政策沟通，有助于形成相向而行的共同战略和政策选择，为沿线国家相互开放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取得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共识，构建沿线国家多层次政府间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规划项目对接的机制，形成趋向一致的战略、决策、政策和规则，结成更为巩固的“命运共同体”，大家朝着一个统一的、共同商定的目标“齐步走”，这无疑将成为世界当代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设施联通，形成“硬联通”与“软联通”共同推进的立体化经济走廊或通道，共享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机遇。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创造性的连接都会使区域经济联系产生巨变，惠及更广阔的地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软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程已经开启，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等六大走廊，将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信息化为先导，实现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贯穿亚欧非，连接三大洋，把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结成携手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贸易畅通，形成更为自由和便利的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挖掘世界贸易新增长点。在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自关贸总协定到WTO，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受阻。推进“一带一路”的重点内容是投资贸易合作，旨在突破各种形式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及其各种壁垒。中国将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拓宽贸易领域，共同优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互补、互动与互助，共同探索新的开放开发之路，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
资金融通，形成顺应世界经济格局的金融新规则，构建支持更大范围开放的金融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都表示了与亚投行合作的态度，亚投行正在激活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的变革，改写国际体系变革的方式。亚投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银行开始运营，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亚洲开发银行、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的步伐加快，中国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世界舞台上，一场“化蛹为蝶”的超越意识形态的金融开放合作正在进行时。
民心相通，增强文化认同感，构筑“一带一路”开放建设的社会根基。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中国更高层次的开放是获得沿线国家和地区、获得世界各国的文化认同，具有中国智慧的“中国议题”、“中国方案”和“中国声音”被拥戴。要使“一带一路”建设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必须立足于各相关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通过提升文化的相互开放水平，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文化和永恒价值，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在开放和碰撞中，提炼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核心理念，形成自己的文化精神，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世界文化新精神。三年实践证明，“一带一路”是各国共同行动并引发了集成效应的伟大构想。以基础设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手棋，以重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的布局取代碎片化和割裂化，符合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互联互通将使地缘关系为之改变，并逐步取代分割成为全球化载体的新范式。
“一带一路”将打破过去以东南沿海为主的单向度开放、以国内为主的区域布局，重塑地缘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大棋局，形成内外联动、海陆统筹和海天一体的新区域布局。“一带一路”建设打破了我国以国内区域布局调整和资源配置的单向开放格局，推动建立内外联动、海陆统筹和海天一体的多向度、立体化开放格局和区域布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有利于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内轻外”“重陆轻海”“重地上轻空间”的区域布局，确立和强化我国海权意识，真正使我国从“黄色领土”走向“蓝色领土”。“一带一路”将推动我国向西陆地开放和向东海洋开放，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边缘迈向对外开放前沿，在推进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中，新疆、广西、云南、内蒙等沿边省份，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前沿和桥头堡群，这就使中国过去的内陆边缘或末梢，成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前沿和突破口。经过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我国沿海地区已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生产力布局的战略核心区，目前中国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0%，内陆地区进出口贸易和外资利用额在全国占比不到15%。西部地区远离出海口，与东部地区平均167公里出海距离相比，西部地区平均出海距离长达2052公里，是东部地区的12.3倍。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区域间开放程度的不平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使中国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来谋划产业布局，通过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改变长期以来产业布局仅限于国内现有区域和资源条件的状况，打破长期以来区域、产业和开放领域思维、视野和边界的局促，真正做到以外带内、以内促外、内外联动、内外一体化发展。在此框架下，内陆地区、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回旋空间和增长动力源。通过建设“一带一路”，可以逐步形成一批纵横交错、互相连接的沿海、沿江、沿边的战略大通道，形成跨境海铁、江海、铁公水、海空港联运通道，以外部通道建设加快内部各主要经济区块联系和整合，改变西部内陆地区区位和空间劣势，破解我国内陆地区因不靠边、不靠海导致的开放条件制约，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同长三角、珠三角（含港澳）、环渤海和东南亚地区的连通，弥补传统欧亚大陆桥辐射力的缺失，将中西部地区、珠三角和东南亚地区横向地连在了一起，以跨境大贸易大合作大通关打造一批重要物流链和关键节点，推动形成具有跨国境要素集成能力、市场辐射能力的区域和产业发展新布局。“一带一路”有利于解决中国新型城镇化“三个1亿人”问题，特别是将加快关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壮大，构建中国新一轮区域布局中的“中三角”“西三角（乌鲁木齐、哈密、阿勒泰）”等，在更高的水平优化中国新型城镇化布局。改变目前以东部沿海城市为重点的对外贸易格局，提升我国对外开放回旋空间。通过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更高水平的合作，推进我国形成跨区域、跨市场、跨国境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使我国后发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经济水平落后的国家，在更高水平上运用和享用不同国家、区域的生产要素，形成更多领域的、更深度融合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沿袭古丝绸之路的文化脉络，“一带一路”建设东牵活力四射的亚太经济圈，西系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并连带北美经济圈，沿线涵盖了中亚、西亚、中东、东南亚、南亚、北非等超过60个国家，并辐射东亚以及西欧。目前，欧亚大陆各区域发展仍不平衡、联系还不紧密，交通基础设施或者不连不通、或者连而不通、或者通而不畅，这已成为制约亚欧大陆合作和实现全球联通的重要障碍。以软硬基础设施联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从路上丝绸之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到网上丝绸之路、空中丝绸之路；从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的软联通，到文化丝绸之路、智慧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能源丝绸之路与和平丝绸之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多维度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地区及世界各地的连接程度，彻底走出了传统的冷战思维，走出了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走出了国强必霸、争霸必战的“修昔底德陷阱”。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合作，全球范围内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员流动的便利化、快捷化、共享化和顺畅化正在大大加快，真正迎来了一个全球化大流通时代。
多年来我国区域布局基本上是在国内规划各区域发展，这种规划思路和方法严重滞后于今天中国发展的实际，滞后于世界和区域展的实际。“一带一路”建设对不适应这一布局的区域规划作出了适度、适当和适时的调整，打破长期以来传统的区域、产业布局，打破进一步开放的思维、视野和边界局限，推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配置和深度整合，促进更高水平的互通、互补、互建。这就为我们在更大范围内合理谋划我国产业布局，通过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更高水平的合作，加快跨境和跨行政区划的供应链、产业链、服务链和价值链深度融合，形成宽领域、深层次、高水平的立体化、网络状大联通，形成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放型合作系统，全面提升沿线国家及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奠定了基础。体现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新的趋势性特征：以外带内、以内促外、内外联动、内外一体化发展，形成国际国内互动、互通和互补的区域新布局、产业新动力、开放新格局，构筑新一轮全球经济再平衡中我国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有利于塑造一套符合人类社会包容发展、共享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新秩序和新规则。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多极化、多样化的世界，不同国家因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和宗教信仰，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将在纠结和矛盾交织中颠簸前行，全球经济力量从传统的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的趋势将会持续，从长期看，新兴市场国家将会持续增加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即便近期有部分国家的经济表现不佳。中国倡议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携手共建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激发新的动力和活力，并将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一带一路”创造了一个面向未来的开放发展与合作发展的新载体、新平台和新渠道，通过与更多国家的共同行动，不断产生合作发展的集成效应，成为引领新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变革的世界，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世界，是一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世界，是一个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方向变化的世界。”“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关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想的伟大实践，是对现有国际政治规则的突破和完善。今日之世界面临着日益复杂和更加紧密联系的全球性问题，二战后，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已经不能反映变化着的世界，亟需进行改革。中国既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接受者、参与者和受益者，更是全球构建更为公平、公正和包容新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作用和贡献是独特的，也是重大的。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旨在推动国际政治秩序改革和创新，是中国关于构建以“新型合作发展伙伴关系”为核心推动形成处理国际关系新路径的贡献，也是中国把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合作共赢的和平理念体现到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伟大实践。
中国倡导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以正确的义利观、安全观、发展观和世界观，展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在与国际体系和世界更多国家双向互动中“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在治理区域合作中大国以权力损害小国利益的痼疾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中国倡导并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超越冷战思维下形成的处理国际关系的逻辑和做法，不对原有的规则和秩序进行颠覆性破坏或摧毁，而是在遵守既有规则和秩序的同时提出修改并完善的方案，在基本不触动原有国际体系中守成集团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重在进行增量改革和改进，在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同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目前已与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基本上覆盖了世界上主要国家和重要地区，充分展示中国和平发展惠及各国的良好形象，创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些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础。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中国特别重视依托和发挥周边国家与我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投资和经贸联系紧密、互动密切的优势，秉持“亲诚惠容”新理念，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利益纽带，既为自身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又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特别是对于各自选择的制度和道路不相互否定，对于中国倡议的国际新兴规则和体系，注重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推进其与既有国际体系中已有规则保持联系、沟通和对话，形成互补、共生的格局，又不囿于传统体制机制的约束。通过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初中级阶段的沿线国家平等合理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提供新契机，促进商品、服务、信息、资本、技术和人才在沿线国家之间共享、流动和组合，使全球财富结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更加合理，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外交格局更加合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将成为沿线国家共享经济的大平台、大通道和大舞台。
目前，“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已经得到了联合国和一些区域、次区域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和响应，这也说明“一带一路”符合全球治理新理念，有利于全球治理新体系的形成。应该指出，越是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时，我们越要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大势，顺应并发掘导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一些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倡导者走上保护主义、封闭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道路，意味着“双输”或“多输”。一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除国家利益外，共同地区利益和全球利益明显增多。“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将或早或迟、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