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参要
2015-2016年，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仍旧缓慢，仍处于低速增长的“新常态”。深刻变动中的经济、政治与外交交织，世界仍将处于新旧思维碰撞、新旧机构并存、新旧规则交替、新旧动力转换、新旧力量对比的动荡期、转型期、变革期和调整期。世界经济突出表现为“三低”和“三失衡”，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加大。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大势，更加有力地实施应对当前挑战和争取更好愿景的开放战略，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争取更大的国家权益。
一、“新常态”下的世界经济“三低”
(一)低速增长
从短期来看，尽管影响范围最大，程度最深的全球经济衰退已经过去6年，但世界经济强劲复苏和扩张仍不明朗。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拉动下2010年世界经济短暂实现了5.4%的强劲增长，此后，世界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维持在3.3%左右的低速增长。尽管受持续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中性恢复等的综合影响，从2014年开始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都有所增强，失业率普遍下降。但是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市场动荡通过金融链条扩散到世界各地，这导致发展中国家汇率大幅度贬值，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面临刺激需求和降低外部脆弱性的艰难权衡，经济增长已经连续6年持续下滑。
众所周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据统计，2008-2011年全球经济总量增长的近90%来自发展中国家。根据IMF的研究，2014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7%，预测到2019年将占到60%，而1990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总产出所占的比例仅为三分之一。因此，从短期来看，受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的影响，世界经济将处于低速增长“新常态”。2015年IMF多次下调2015经济增长预期，10月最新发布的报告中预计全球经济2015年将增长3.1%，比2014年低0.3个百分点，比2015年7月的预测值低0.2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3.6%。
从长期来看，随着科技进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新能源革命，工业创新驱动等都可能成为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期的驱动力，新的重大技术革新也终将带领全球经济进入新的增长轨道，但从目前来看，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尚不明朗，全球经济仍可能较长时期处于低速增长阶段。
(二)低利率
低利率也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突出特点。金融危机后，为了帮助美国尽快走向复苏通道，美国先后推出了4轮量化宽松货币计划，按照计划美国本来应于2015年9月加息全面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但鉴于威胁经济和通胀风险的因素仍然存在美联储推迟了加息。据统计，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1980年的13%大幅降至2015年9月的0.13%，接近零利率。存款利率也在不断下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银行平均存款成本率从1980年的11%降至2014年0.3%。为了应对危机，欧元区从2010年左右步入零利率时代。2014年6月欧央行下调隔夜存款至负利率，尽管如此，由于欧元区经济一直低迷，2015年欧洲央行推出了欧版的QE，欧元区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蔓延。日本也如是，1985年以来，日本隔夜拆借利率从7%下降到2015年9月的0.07%，存款利率从1980年的6%跌到2015年的0.5%以下。发展中国家方面，2015年俄罗斯先后5次下调基准利率，货币政策开始趋于宽松；中国央行2015年已经先后5次降息、降准。在央行连续降息降准等宽松货币政策下，我国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降至1.5%的历史低位。实际上，除巴西外的几乎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随着全球经济步入低速经济增长新常态，全球也将步入低利率时代。
(三)低通胀
在世界经济下行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下，世界经济低通胀的特点也非常明显。全球整体通胀率从2012年的4.18%下降到2015年的2.55%，主要发达国家整体通胀率从2012年的2.18%下降到2015年的0.24%，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胀率从2011年6.33%下降到2015年的4.72%。
2015年美国经济表现良好，但通缩风险依然存在。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9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月率下跌0.5%，创1月以来最大降幅。9月核心PCE物价指数(不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年率上升1.3%，升幅不及预期值1.4%，连续第40个月未达到美联储设定的2%的目标。
欧元区方面，从2014年12月起，欧元区连续四个月通胀为负，在QE政策影响下欧元区通胀率逐渐恢复，但2015年9月份欧元区通胀率再次转为负值。
日本也在通缩附近徘徊，2015年8月份日本CPI为0.2%，核心CPI只有负0.1%，再次陷入通缩。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通胀两级分化明显，巴西、俄罗斯、阿根廷等国家通胀较高，而中国等国通胀率较低，据统计，自2012年2月开始中国的PPI已经连续43个月的负增长，CPI也一直在低位运行。
二、世界经济还突出表现为“三失衡”
(一)收支失衡
直至今日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继续，部分**国家收支失衡依然十分严重。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机构201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债务规模还在扩大，从2007年至今，全球债务规模增长了5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5.3%。美国的**债务自2012年就超过GDP总量，2015年以来美国已经多次触及到了联邦债务18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为了避免美国债务发生灾难性违约，10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为期两年的预算协议，根据协议，政府在2017年3月前可不受举债上限制约。日本债务融资风险很高，2015年日本政府预算总额高达96.342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根据惠誉计算，截至2014年底，日本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升至244%，为全球最高。从净负债来看，2014年底日本净负债率143%，为经合组织(OECD)中最高。惠誉预计，到了2020年，日本的负债率才可能稳定在250%左右。债务危机的阴霾依然围绕着欧盟，欧元区内部的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债务风险。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第一、二季度欧元区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为92.9%和92.2%。希腊、意大利等国家债务占GDP比重都超过100%。中国的国家债务虽然还在国际规定的合理范围之内，但也有相当大的风险。全球债务风险的威胁将降低全球经济增长的长期中枢水平，并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更大困难。
(二)贫富失衡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创造惊人社会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2015年年初扶贫慈善机构乐施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09年1%的富人拥有全球44%的财富，而到2014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8%。报告称到2016年，1%的富人所拥有财富将超过50%，即，全球1%的富人掌握的财富将超过其余99%的人所拥有的财富。经合组织5月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中，1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是最贫穷10%人口收入的9.6倍，富人与穷人的收入差距如今已达到三十年来的最高点。2015年8月，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就2015年后发展议程达成一致，确定了17项联合国新千年的议程，其中第一个目标就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我国的贫富差距也很大，2000年开始，用来统计收入差距的统计指标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在高位运行。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公布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低于2013年的0.473，表明收入差距在缩小，尽管如此，这仍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标准。
(三)全球经济协调机制的阶段性失衡
全球宏观经济协调机制的阶段性失衡也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突出特点。现有的全球经济协调机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发达国家利益为核心形成的国际治理机制和架构，这些旧的治理机制和架构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全球人口、财富和地缘经济政治影响力“再平衡”的新形势。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更突显了现有国际货币、金融、贸易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新的组织架构和治理机制开始涌现。贸易方面，由于WTO多边贸易机制进展缓慢，包括各种自贸协定在内的区域经济贸易一体化机制和平台风起云涌，从美国的TTP、TTIP、TISA和各种双边贸易协定，到RCEP和中国围绕“一带一路”建立的自贸区网络体系，自贸区战略和区域经济贸易一体化机制成为新时期构建新的贸易规则和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金融方面，金融危机的阴霾直至今日依然没有消退，发达国家主导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显然难辞其咎，为了抵御风险促进经济恢复增长通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新的金融机构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这必将对原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协调全球宏观经济运行和国际关系的机制也在发生重大变化，G20地位凸显，折射出全球国际关系和力量结构的变迁。不过，尽管当前宏观协调机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组织和新的机制大量涌现，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不断提高，但是世界经济动力结构和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新的组织架构和机制尚不成熟，现有的组织架构和机制仍然在世界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新的组织架构和经济治理体系替代旧的组织架构和经济治理体系仍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三、世界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迫切要求建立面向未来与全球的开放型战略体系
在世界经济新常态下，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动能成为各个国家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掀起了一场创新驱动的热潮，世界经济秩序正在重构，人类面临共同困境亟需构建新的宏观协调机制和治理体系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从国内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看，中国在国际经济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可见，中国与世界新型互动态势开始显现，这就要求我们在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大势的前提下，更加有力地实施应对当前挑战和争取更好愿景的开放战略，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争取更大的国家权益。
(一)实施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政府开始深刻意识到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高度依赖美元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与政治困境，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开始正式启动。经过不到7年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人民币国际化仍带有明显的区域化特征，重构国际货币体系依然任重而道远。这就要求我们：一是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为突破口渐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路径。二是以中国主导的国家金融组织和机构为抓手有序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空间。三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实施进程。
(二)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愈演愈烈，美国主导的更高标准全球贸易规则和区域合作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对此既不能惊慌失措，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在2017年TPP正式生效执行前的这两年，是我国自由贸易网络体系加快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多路径立体化地推动我国自由贸易网络体系的构建，以应对当前世界贸易格局分化中新旧规则交替和新旧秩序重构的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对外全面推进自贸区战略，构建自由贸易网络体系，对内继续探索国内“定向自由贸易实验区”在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便利化、投资准入简明化、政府监管中立化等方面改革的深化，有重点地定向复制自贸区经验从而形成我国面向国际、全方位开放的自由贸易区布局。此外，要继续扩大沿海、内陆和沿边的开发开放，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的战略，打造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体系新格局。
(三)加大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形成创新驱动型经济体系
具体而言，一是要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要求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二是要加快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三是要加快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为中国经济增长打开新的空间；四是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通过创新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战略，重构全球价值链体系
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未来十年全球产业竞争将是价值链上的竞争，价值链竞争决定中国制造业乃至产业竞争力和未来经济的前途与命运。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浪潮，以及国内传统比较优势流失等多种挑战，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全面升级。这就要求：一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二是要大力培育本土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提高我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增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控制力。三是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中国自己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五)实施内外联动，海陆统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体系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区域差异特征明显，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当前国际经济新常态下，要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战略规划的要求，坚持绿色发展，推动自然条件不同的区域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发展，促进区域和谐发展、协调发展。二是要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三大战略的引领，推动全面开放，构建内外联动海陆统筹的开放型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三是要坚定不移地实施沿海和沿边开发开放战略。
(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新型的全球治理体系
当前全球治理机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要求对维护全球关系的相关规则制度做出改变。因此，我们新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就是要适应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多元化的新形势、新时代和新特点，建立一个超越任何一个国家视角的具有全人类共同信念的世界秩序。要积极推进许多新领域和新议题(如气候、网络等)国际制度的建立，大力推动G20在世界经济领域的主平台作用，继续把WTO多边贸易体制作为促进全球贸易投资开放的主渠道，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推动制定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利益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和2020年后减排制度，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朝着更加公开、公正、透明、合理方向发展。
作者：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陈文玲 颜少君
来源： 《经济要参》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