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流通经济
摘要：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复苏依旧乏力缓慢，以“三低”“三高”“三个失衡”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世界经济继续分化，货币政策加剧分化，国际贸易格局日益分化，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在跌宕起伏中分化，全球跨境电子商务蓬勃发展。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随着我国与世界新型互动态势的日益明显，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为构建面向未来的全球开放型经济体系，必须进行新的战略选择，一要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重构国际货币体系；二要以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三要全面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四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重构全球价值链体系；五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形成创新驱动型经济体系。
关键词：世界；经济形势；中国；战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16）02-0005-09
研究国际经济，研究对外开放，研究中美及中欧经贸关系，研究国家重大战略，研究流通和贸易，都需要对世界经济形势进行整体把握。对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可从世界经济总体特征、走势以及我国战略选择等方面入手分析。
一、世界经济的总体特征
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
（一）世界经济总体复苏依旧乏力缓慢
关于这一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提到了。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新旧动力结构转化、新旧力量对比、新旧体制机制重建、新旧规则替换的动荡期和深刻调整期。变革的表现是什么？首先就是新旧动力结构在转化，然后就是新旧力量对比、新旧体制机制重建重构步伐加快，新旧规则替换加快，新旧思维、新旧理念碰撞与博弈加剧。
（二）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世界经济分化日益明显和加剧，大国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贸易政策、外交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博弈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主线，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总的来看，世界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三低”
（1）低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经济连续多年保持4%~5%的增长速度，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基本处于低速增长状态，低于之前整个世界经济的走势，目前复苏到了3%左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约为3.1%，比2014年同期的预测低了0.3个百分点；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好于2015年，预计为3.6%。
（2）低利率。美国曾先后推出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将基准利率下调到了2015 年9 月的0.13%，也即下调到了利率基本为零的水平。此外，存款利率也不断下降，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投保银行平均成本率下降到了2014 年的0.3%。欧元区自2010 年开始步入零利率时代，2015年欧洲央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元区零利率蔓延。日本年利率趋零的态势也持续很长时间了。安倍晋三任日本首相之前，日本一直在学习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2013年安倍晋三上任后，日本开始实行“三支箭”政策，其中第一支“箭”就是无限量、无限期的宽松货币政策。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是一个确定的量，而日本安倍晋三政府所实行的是无限量、无限期的，只要利率水平没有达到2.5%，就要实行这种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大幅度贬值。
新兴经济体也下调利率，其中下调得最厉害的就是俄罗斯。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实际上稳健也带有宽松的意思，我们现在是定向宽松，2016年有可能实施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目前，我国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经下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位1.75%，尽管高于欧洲和日本，但与自己比下降幅度很大。我国的存款利率曾经高达20%以上，利率水平与物价水平同步，存款利率在两位数以上，最高达到了23%，目前降到了1.75%，银行存款不合算，收益太少，当然美国、欧洲、日本更少，相比之下我们还高了很多，这就是低利率。巴西也实行低利率，也是大幅度贬值。后面会讲到货币政策的分化也很厉害，低利率是2015年国际货币金融市场非常突出的特点。
（3）低通胀。2015年石油价格的起伏最大，上一轮石油价格的最高点接近每桶150美元，最近降到了每桶40美元左右，最低时甚至降到了每桶37美元。有机构预期，未来几年石油价格将逐步回升至每桶80美元。但是，考虑到美国页岩气的成本在每桶50 美元左右，石油跌破每桶45 美元以后，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今后随着美国页岩气成本的不断降低，有可能降到每桶30美元以下，国际能源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有可能进一步走低。很多人认为，这一轮石油价格的下降是美国针对俄罗斯进行的惩罚。俄罗斯的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主要依靠石油、天然气的出口。近几年，俄罗斯GDP增速下降得很厉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能源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一是能源供给地西移，也就是说美国将来有可能通过科技革命，超过中东，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供给国。其二是能源消费地东移，最大的消费国是中国和印度，中国的石油60%依靠国际石油市场。其三是国际能源结构的多元化。传统的化石能源，原来我国占90%，现在占70%，全世界都在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将被核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部分替代，甚至大部分替代。目前，有些国家已经开发了海洋能源，如海洋的波浪能、潮汐能、太阳能等。这种新能源不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是清洁能源，因此能源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其四是能源供给地的多元化。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尽管其能源消耗量已经最大，但由于是后发国家，其在工业化过程中对能源的需求仍呈上升趋势。之前其能源供给地主要是中东，此外还包括中亚、西亚、南亚、俄罗斯、蒙古等。习主席、李总理曾经访问过的国家，凡是有能源的，我们都与之签署了能源战略协议，其中时间最长的就是俄罗斯，签了20年，价值4千亿美元。然而，美国主导的页岩气革命，导致能源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需求方变成了供给方，之前总需求排第一位的美国，现在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将成为最大的能源出口国。能源将从石油、天然气转变为太阳能、水能、潮汐能、波浪能、生物质能等多元化的能源，总供给将大于总需求，石油价格将持续走低。
此外，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连续下跌。比如铁矿石，中国作为铁矿石最大的需求方，铁矿石价格与其铁矿石需求量是紧密相关的。当中国需求量最大的时候，铁矿石价格年年上涨，中国是受损者；自2014年开始，铁矿石价格一路走低，受钢材价格下跌影响，中国仍然是受损者。这是因为，对我国铁矿石最大的供应商----澳大利亚三家巨头企业而言，尽管我国是最大的买家，但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定价权，没有掌握国际价格的主导权。定价权掌握在铁矿石的生产者与合作者手中，其合作者日本新日铁公司很早就进入了澳大利亚，成为了澳大利亚的合作伙伴并持股，它们不仅在铁矿石价格上涨的时候是受益者，在铁矿石价格下跌的时候也既是生产者又是受益者。总之，我国在宏观层面，在国际市场营销能力和一体化对外战略上，在操作层面，在实实在在的影响力上能力还很弱。全球粮食价格也在下跌，现在中国粮食的价格比国际市场上粮食的到岸价还要高出许多。
目前，通缩的危险也是存在的，包括美国。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1月美国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7%，其中受汽油价格大跌影响，能源价格环比下降9.7％，2015年9月生产价格指数月率下跌0.5%，创2015 年1 月以来最大降幅。欧元区从2014年12月开始，连续4个月，通货膨胀率都是负的。尽管其在宽松货币政策影响下，通货膨胀率有所恢复，但紧接着又变成了负数。日本也一直在通缩附近徘徊，实际上已经陷入通缩了。日本失去的十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长期通缩。我国现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为1%多些，不到2%，我国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负增长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也面临通缩的风险。
2“. 三高”
（1）高债务风险。全球**债务负担沉重，去杠杆化、去债务化压力非常大。自2007年以来，全球债务总和增加了57万亿美元，远高于全球同期的经济增量。全球债务总负担（包括私营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从2010年的160%上升到了2013 年的215%。2014 年的数字目前还没有，相信不会低于2013年。各国政府出于控制经济风险的考虑，都提出了去杠杆化、去债务化、去福利化的对策，特别是那些高福利和背负高额债务的国家压力很大。我们知道，2015年希腊陷入债务危机，整个欧盟都不再提供资金援助，中国也不再继续借钱，欧洲的问题只能依靠欧洲人自己解决，之前中国曾经借钱给希腊，但不能一直借下去。欧盟很多国家为希腊开出改革方案，要求希腊降低福利，降低支出，做出承诺，然后才能继续提供资金援助。结果，希腊政府刚刚提出降低福利的决议，尚未做出决定，希腊的公务员及各界人士就上街**了。高福利上去容易，下来是非常难的。本人认为，去债务才是政府所要采取的重大战略措施，去杠杆要依靠政策调整，去福利要取得社会共识，否则高福利是去不下来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要实行适度福利，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应当做到公共服务可及化，应当公平公正，但确实不能实施高福利，确实不好把握。如果只是一时支持率高，得票多，但不可持续，这种制度设计就是有问题的。欧盟国家，比如希腊借钱度日，它所借的资金毕竟数额有限，而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依靠借钱度日，所借资金数额就非常巨大了，估计没有哪个国家会借给我们。我们现在之所以买美国的国债，是因为有收益，而且还是稳定的收益。过去有人担心，我国在美国的美元资产加上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是否安全？其实我们之所以购买美国国债，就是因为它有固定收益，而且还有信用担保，中国所购买的美国国债仅占美国总债的10%左右。外国人及外国政府所购买的美国国债，总体上占比较低，持有美国国债的主体是美国的企业和公民。也就是说，美国国债最大的购买力量来自美国国内，因此与购买欧元、日元相比，购买美国国债的风险更低，因为现在欧元相对于美元贬值了。
（2）高龄化。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之前仅限于个别国家，现在差不多全球都遇到了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化国家陆续进入老龄化社会。20世纪30年代，英国最早出现了老龄化特征，并于20世纪70年代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即60岁以上老年人占到了16%以上。2010年以后，德国、日本进入了超级老龄化社会，即老年人占到21%以上。现在，日本老年人占到了27%，差不多每3个人中就有1位老年人。目前，我国人均寿命为76岁，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了15%，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了10%，老龄化速度非常快。2025年，我国老年人占比将达到14%，2035年将达到21%，预计2030—203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3亿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3亿人大约相当于美国全部人口的总和，相当于日本人口的3倍。总之，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我国所面临的问题，且老龄化问题将长期存在。老龄化将使社会缺少经济发展的动力，让已经形成的人口红利消失。未来印度可能会成为我国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因为根据印度的人口结构，其适龄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
（3）高失业率。国际劳工组织《2015年世界就业与社会展望》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失业人口突破2亿，就业形势几乎没有改观。按照全球70亿人计算，70亿人中有2亿人失业，所占的比例似乎不是很高，但真正的问题在于，目前失业人口更多集中在美国。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失业率曾一度达到9.6%，经过四轮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现在控制到了5%左右。此外，日本及欧盟国家的失业率也很高。当然，我国也有失业率和潜在失业率，2014年解决了1300万人的就业问题。不过，尽管我国的GDP增速下降了，但就业人口是上升的，这与产业结构调整有关。
3“. 三个失衡”
（1）收支失衡。国家收入与支出失衡，美国**债务率超过百分之百。2014年全球GDP总量是77.3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是17.4万亿美元，所占比重超过20%，而其债务超过1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人均背负着5万多美元的国债，还是比较高的。之前美国有一个表，这个表可以提醒美国人，美国当时的负债率是多少，表上的最高限额显示是10万亿美元，因此美国**债务超过10万亿美元后，这个表就失效了。此外，日本的负债率超过200%，欧盟国家的负债率超过100%，特别是希腊的负债率高达175%。
（2）贫富失衡。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5年5月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几个国家中，最富有的10%其人均收入是最贫穷的10%的9.6倍，其富人与穷人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近三年以来的最高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贫富失衡问题愈发严重。2010年，本人到美国参加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恰好赶上美国人发起占领华尔街、华盛顿的群众运动，失业的穷人搭着帐篷住在公园里，对不公平分配表示**。我们在报纸上曾经看到过“1%和99%”的口号，指的就是1%的人占有99%的财富，而99%的人仅仅占有1%的财富，“1%和99%”是当时非常凝聚人心的一个口号。我们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2014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也突破了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我国现在处于贫富严重失衡阶段，因为基尼系数达到0.4，就是贫富严重失衡。此外，印度、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贫富失衡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失衡也非常严重，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2015 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代表中国讲话时提出，到2020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现在我们有多少贫困人口呢？按照2015年我国的贫困线标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800元计算，我们还有7017 万贫困人口。至于五年内如何解决7017万人口的脱贫问题，习主席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进行了部署：到2020年，通过产业扶持，解决3000 万人脱贫；通过转移就业，解决1000万人脱贫；通过易地搬迁，解决1000万人脱贫。还有2000多万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低保覆盖范围，国家全部解决。目前，全球还有10亿人处于贫困状态，有8亿人处于绝对饥饿状态。可见，贫富失衡问题非常严重，富人占有的财富若干年都消费不完，而同时还有那么多的穷人。
（3）全球协调机制“阶段性”失衡。近几年，中国的外交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包括中亚峰会的召开，包括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CE）会议在中国的召开，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也将在中国召开。中国需要协调一系列全球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加强中美之间以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现在旧的机制、旧的规则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而新的秩序、新的治理体系对旧秩序与旧治理体系的替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过必须要有人推动，中国正在推动这样一个变革和建设的过程。原来我国只是世界规则、世界秩序的接受者或者被视为另类，现在我们要做建设者，要做引导者，未来还应做领导者，只有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才能在战略上占据制高点。因此，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要提出中国方案，要提出中国主张，要研究中国理论，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大的变化。尽管与美国相比，我国在经济实力、外交实力、国际影响力方面还存在很大差别，仍然需要韬光养晦，但也要有所作为，而且一定要有所作为，要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接受中国，使中国真正在维护世界秩序、制定世界规则、领导世界发展中发挥大的作用。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时曾经提到，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量占到了全球经济增量的近50%，中国的的确确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2014年，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仍占世界经济增长的30%，仍是世界经济非常重要的动力源。2014年，我国GDP增速7.4%，绝对额大致增长了7000多亿美元，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全年的GDP总量。
二、世界经济形势分析
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世界经济分化日益明显和加剧。
（一）世界经济继续分化
美国基本上走出困境开始复苏。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测算，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2.4%，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2.6%，2016 年将增长2.8%，而中国经济增长2014 年为7.4%，2015年有可能是6.9%或7%。与美国相比，我国经济增速要高得多。
欧洲经济基本上还是比较低迷，但比零增长的时候略好一些，总体来看呈现非常低迷的增长态势。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15年日本经济增速为0.8%，后来下调到0.6%，基本上处于零增长状态。安倍晋三上任后，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2013年日本经济增长达到一个峰值4.1%，当时日本欢欣鼓舞，认为“安倍经济学”是正确的，它使日本经济走出了困境，见到了曙光，继续按照“安倍经济学”走下去，预计日本全年的经济增速会达到7%。对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予以了高度评价，“安倍经济学”当时受到热捧。不过，本人认为，“安倍经济学”是不顾日本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做法，日本无量化、无期限的货币宽松政策与其当年的汇率战没有本质区别，当年的汇率战使日本衰退了10年，这次的“安倍经济学”将使日本货币大幅度贬值，使日本进入第三个衰退的十年。结果不出所料，2013年下半年日本宣布上调消费税后，日本经济急转直下，当年的经济增速降到2%以下，第二年降到0.6%，第三年仍然没有好转，现在进入了第三轮衰退的十年，在这一点上，大家已经达成共识。日本经济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人祸，日本追随美国经济政策，与美国采取相同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唱一和”与中国博弈，结果吃了大亏。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日本同样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不过后来日本下降成了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韩国和印度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我国是120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70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最近几年，受政策影响，日本经济遭到重创，这也是导致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最为重要的原因，导致其地位降到了第五，而韩国和印度是受益者，均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
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印度的经济增速在提升，2014年经济增长率为6.9%，2015年会超过7%。很多国家认为，中国经济将下行，而印度经济将逆势上扬，并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但是，印度的经济总量与我国相比还差很多，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大概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与美国的差距类似，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已超过1.6 万公里，高铁网络体系即将建成，而印度在公路和铁路方面，差距还非常大。
自2008年起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其中也包括中国，以前叫“金砖四国”，现在叫“金砖五国”，其经济增速普遍下降，但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5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了4%，2016年预计增长4.5%，增长继续放缓，且内部分化仍在加剧，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俄罗斯、巴西，中国只是从超高速放缓到中低速。
俄罗斯2015年经济萎缩2.7%，2016年有可能进入增长轨道。不过，俄罗斯有其战略定位，不会过于在乎负增长多少，需要整体考虑如何打仗，如何布局。2015年9月，俄罗斯突然在叙利亚出兵，先是同欧洲板块的国家和解，同法国联手。前不久，美国代表团到俄罗斯同普京会谈，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一系列磋商和研究。之前，俄罗斯因乌克兰事件引发危机，开始与欧洲联手应对叙利亚危机，叙利亚有几百万难民，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解决叙利亚问题。而且，IS组织越来越大，经常扬言要攻击哪个国家，并且会实施真正的攻击。俄罗斯将远东地区的土地开发权向全世界开放，他们当前也在考虑如何在全球布局。此外，俄罗斯也提出要向东看，为什么？美欧实施联合制裁的时候，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就是中国。当前，我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叫做结伴不结盟。我们的结伴包括很多类型，如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全天候合作伙伴等，这些类型的结伴关系有特别紧密的，有紧密的，有合作的，有一般的。如巴基斯坦是我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这种关系可能是最亲密的了，此外我国与非洲的关系也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前，国际问题、国际环境以及我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的外交战略也要相应调整。
巴西经济进入衰退期，经济增速为-1.1%，2015年为-3%，2016年预计为-1%，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
根据相关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速2015 年是6.8%，2016 年是6.3%。对此，本人持不同意见，2016年不会低于6.5%，因为“十三五”时期确定了我国经济7%的年均增速，其底线就是6.5%，这个速度是根据2020年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算出来的。可以看到，放到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是世界第一。
（二）货币政策分化加剧
美国的货币政策将趋于正常，其最初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待达到宏观调控目标后，就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标准是什么？当失业率低于5%，通胀率低于2.5%时，美国就可以结束宽松的货币政策了，这个时间大概是2014年10月份。但对于加息问题，美国一直持谨慎态度，直到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才正式宣布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这是自2006年6月以来美联储第一次加息，意味着美国进入了新一轮的加息周期。这是因为，主要国家的货币，仍然是以美元为主，美元在全球货币储备中占到了62%，其中发展中国家储备了2/3，中国储备的美元占到了全球美元的20%。欧元区货币政策加码，2014 年开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2015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货币宽松政策。欧元兑美元贬值幅度超过11%，为11年来的最低点，预计1美元兑换1欧元，2020年0.9美元可兑换1欧元。自2013年4月以来，日元兑美元贬值24%，目前仍在贬值。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开始趋于宽松。
（三）国际贸易格局日益分化
2015年，全球性多边贸易谈判艰难推进，区域性贸易谈判日益活跃，国际贸易格局开始分化。
从世界层面看，全球性贸易增长减缓。世界贸易组织2015年9月30日宣布，将2015年的世界贸易增长预期下调至2.8%，而2015年4月该组织曾做出了3.3%的增长预期。与此同时，该组织将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的预期从4.0%微调至3.9%。
从地区层面看，区域性贸易活跃。美国主导的包括12个国家在内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将于2017年开始实施。其实施将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呢？可能对这些国家实行零关税。比如越南，之前越南与各国间的关税是13%~36%不等，出口美国市场零关税意味着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将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主要面向亚洲地区和太平洋沿岸地区，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则主要面向大西洋地区，主要面向欧洲。可见，美国在太平洋、大西洋，进而到印度洋，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迄今为止，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收到了585项多边贸易协定的通知，其中生效的有379个，现在全球大约有1200个自由贸易区。今后所有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将加入一个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已经成为所在国家或地区发展自由贸易、实施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的一个平台，成为区域一体化与全球化的重要工具。
2014年10月26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出要构建中国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截至目前，中国已与45个国家或地区就自由贸易区问题达成了协议或正在谈判中。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认为，中国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一是加速对已有贸易区实施升级版，比如现在推进的东盟贸易区的升级版；二是加快推进与海湾国家和南亚国家的谈判，目前正在推进和加快；三是加快推进国内高标准体制机制试点，加快国内复制推广，实现可复制，可推广。上海自由贸易区试点一开始就提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目标，可惜复制和推广的速度不够快。刚开始在上海自由贸易区做试点的时候，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即建立负面清单。所谓负面清单，就是告诉投资者哪些不能做，除了不能做的以外，其他的都可以做。第一轮请各部委列负面清单，共列了两万多项，后来经过几轮瘦身精简到了几百项，2013年是176项，2015年是122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包括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之所以没有签下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负面清单过长，我们认为122项已经很少了，而对方认为过长。现在已有77个国家采取了负面清单管理办法，这是全球的趋势。所谓的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样的清单怎么落实下来？需要在管理上进行哪些相应的改革？这些都是非常尖锐的问题，改革开放如果不解决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问题，新一轮的对外开放是没有办法进行的。之前，我们认为负面清单是欧美国家或地区对我们的刁难，但随着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随着“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占到世界GDP总量的29%，占到世界贸易量的30%，随着我国成为对外投资排第三位的国家，随着我国GDP、制造业及贸易地位的不断提高，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要重视双边贸易投资保护协议，要保护那些外来的投资者。
对外开放的思路需要转变，而且需要进行非常大的转变，其中非常大的变化就是21世纪中国的崛起。目前，尽管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1/4，但以我国现有的GDP总量和较高的经济增速，预计用不了很长时间就会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4年占世界贸易额的12.2%，是世界上制造业排第一位的国家，制造业总值占全球的25%。在制造业上，我国是2010年超过美国的，当年联合国工业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19.8%，而美国下降到19.4%。
人民币国际化迈出关键一步，成为五大货币之一，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件好事。但另一方面，防火墙放开了，有资本就必须对外开放，资本的自由流入流出不可主导，于是金融监管能力、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开放货币体系管理能力、规则制定能力，都对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率先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在上海试点之后，紧接着又在广东、福建、天津开始试点，全国有20个省市区提交了试点申请。我们认为，可以实行定向自由贸易区战略。我国作为120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可以在贸易伙伴中进行定向贸易，如广西专门针对东盟进行自由贸易区试点，形成了完整的自由贸易区管理方式。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确实需要开阔视野，需要看看其他国家在做什么。
（四）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在跌宕起伏中分化
石油、铁矿石、煤炭，特别是黄金的价格，现在也跌到了低点。根据预测，到2025年黄金仍将处于低点。黄金的市场价格位于最高点时，达到了每盎司1800美元，那时美国持有8800吨黄金，我国持有1000吨黄金。后来，黄金价格微调，特别是2013年、2014年黄金价格开始微调，2014年1月黄金价格下降到了每盎司1300~1400美元，也就是说从每盎司1800美元的顶点下降了400多美元，很多人开始出手扫货，国内第一季度黄金销售量达到了330吨。对于世界经济，特别是黄金价格，本人认为其下跌态势仍将继续保持。这是因为，首先，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行汇率制度，国家的信誉和需要才是最重要的，黄金失去了拨备的功能；其次，黄金保有9000吨的量，完全可以左右黄金的价格。很多人不了解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化，不知道黄金价格是从每盎司35美元涨上来的，因此看到每盎司1400美元的价格就很兴奋，就出手了，我想未来肯定会遭受很大的损失。当前，对于大宗商品怎么看？包括对石油怎么看？对黄金怎么看？既需要对当下的横向比较，也需要对历史的纵向比较，需要了解变化产生的内在动因，只有如此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世界经济形势。
全球贸易的主要形态，大致包括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定、双边FDA、区域贸易协定、国家贸易协定等几个层次。此外，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际上还包括其他的形式，如关税同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建立的关税同盟等。
（五）全球跨境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美国有1.8 亿的在线购买者，中国是后来居上，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68亿，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3.74亿，跨境电子商务消费者超过2亿人。特别是阿里巴巴提出的国际贸易，可能会成为主要的贸易形式。目前，我们的国际贸易基本上包括四种形式：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边境贸易、采购贸易。采购贸易是一种新兴的贸易形式。由于义乌在国外固定的采购商有近2万户，流动的采购商有70多万人，国际采购额占市场成交额的70%，而当时海关还没有设立这种贸易形式，叫旅游购物，因此浙江前省委书记给时任总理写了一封信，指出义乌市场发展得非常快，希望引起关注，给予义乌市场更大的支持，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时，本人带着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做了前期研究，提出在义乌国际贸易中进行试点。后来2011年4月，国务院正式印发题为《关于支持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文件，义乌市场的采购贸易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当前，正在全国试点的是跨境电子商务，阿里巴巴提出要于2020年建成全国最大的国际贸易平台和一流的互联网国际贸易互联平台，目前正处于设计阶段。对此，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以明确未来的方向和平台的设计。由于本人专门研究中国流通理论和市场，在国家流通政策、流通理论及对外开放等方面也做了多年研究工作，对全球贸易投资和战略有比较深入的研究，阿里巴巴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信用危机以及互联网、物联网、物流之间的关系方面，曾专门找到本人进行探讨。只有不断开阔我们的视野，才可能对一个国家如何选择，一个地区如何选择，一个企业如何选择，具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更加宽广的思路。
三、中国的战略选择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要进行新的战略选择，特别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与世界的新型互动态势越来越明显，迫切要求建立面向未来的全球开放型经济体系。我们要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这是一个大的战略，目前需要重构国际货币体系，其突破口主要包括：
（一）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一是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突破口逐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二是以中国主导的国家金融组织和机构为抓手，有序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空间；三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二）以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加大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比重，现在人民币结算占到25%，随着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这个比重还会进一步提高。我国与32个国家实行了货币互换，与近35个国家实行了货币直兑，在17个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构或人民币离岸中心，我国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位于我国香港地区。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人民币成为了国际货币。自2010年开始至今进行贸易结算的大约五年间，人民币成为了国际货币。几年前，基辛格在参加全球智库峰会时还提到，当年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约几十年的时间，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不要着急，其替代美元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现如今，人民币替代美元却成了非常快的国际化战略，很快就见效了，目前占SDR的权重，美元为42%，人民币为11%，欧元为31%，日元为8%，英镑为8%。
（三）全面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
一是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由贸易区网络，逐步形成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基础、以沿线国家为主线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二是继续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稳步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北京路线图”。2014年11月，APCE会议在中国召开，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提出了启动和加快自由贸易区进程的路线图。三是以国内自由贸易区改革为基础，逐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
（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战略，重构全球价值链体系
一是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推动其“走出去”，提高对全球价值链，包括价值链、产业链、服务链、信息链的参与度和控制力；二是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构建更加完备的服务链，提高“中国服务”的国际影响力；三是构建更加完备的服务链，提升国际货币影响力，通过“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构建更加广阔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四是以经贸融合为重点实现互联互通；五是加快建立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的大通关体制，使我们的产业处于更加广阔的体系内。当然，本人主张把核心产业、具有竞争力的关键零部件以及本土高端研发能力全部集中到我们这儿。2012年，我们曾赴日本访问，在与日本经济产业省交流对接战略时，他们提出了日本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即重构产业链，在全球特别是亚洲范围内重新进行产业布局，把核心的高端研发、关键零部件、新型材料等留在日本本土，占领产业链的最高端，而将其他环节安排到亚洲的中国、印度及周边国家，中国主要做组装车间的事情。之所以提出产业要转型升级，要迈向中高端，实际上是为了重构全球经济体系，占据产业链的最高端。这个链，由于国际形势、国际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是跨越国界的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资金链、信息链，都是链状的，企业之间没有关系，但链条上有关系。这里可以举个例子，瑞典只有几百万人口，却拥有34家世界500强企业，其中有一家叫做山特维克的公司，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发现它只做一种产品，就是钻头。山特维克公司占据着世界钻探钻头96%的市场，这就叫产业链的最高端。我们不是要把整个产业链全部做完，而是要在产业链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其中涉及很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
（五）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形成创新驱动型经济体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核心，也是第一动力。我们要抓住互联网的机会，实施创新驱动，抢占制高点。美国有海权制高点、陆权制高点、空权制高点，目前正在跟我们抢占网络空间制高点。近年来，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而过去一直处于中低端。目前，美国市场上卖得最好、价格最低的中高端产品基本都是中国产的，我们从日本买回来的马桶，其最高端的产品也是中国制造的。创新能力可以让中国在世界上成为大国，成为强国。如今，我们在跨境电子商务、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创新方面，在全球竞争的很多方面走在了前面。2015年“双十一”期间，阿里巴巴的交易额大大突破了之前120亿美元的平均预期。新旧业态的交替有可能派生出新的业态，如互联网的电子商务就派生出了一个巨大的快递行业。当然，“互联网+”所派生出的业态并不仅仅局限于快递，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创新驱动，需要研究一些方向性的问题。
收稿日期：2016-01-03
作者简介：陈文玲（1953-），女，河北人，著名经济学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研究室原司长，国务院第一届医改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第一届食品安全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战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对外开放、现代流通、国家战略研究、决策研究和政策研究等。
来源：中国流通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