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玲: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与演化趋势

来源: 发布时间:2023-08-08 浏览量:88

来源:北京日报 2023-08-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到203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笔者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和必由之路。

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很长时间以来,很多人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建设,就是城市面积的扩大,就是把耕地变成建设用地。虽然把城市建设得更大更漂亮,路更宽,楼更高,但没有根本解决大量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问题。城镇化水平提升很快,城镇化质量却有待提升。

城镇化的本质是从事农业的农民进城从事二、三产业从而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和城镇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引进外资和发展乡镇企业,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出现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农业现代化的推进,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农村出现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因此,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仅靠城市建设就能够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很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 %提高到2021年的64.72 %,提高了46.8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1425万人。也就是说,每年有一千多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在城市找到了工作,能够在城市居住和生活,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很了不起的成就。城镇化水平65 %并不是最终目标,未来很可能超过75 %,甚至80 %。很多学者的预测还是很乐观的,认为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于2030年超过70 %,2050年超过80 %。也就是说未来十年,还将有一亿多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和城镇,我国城市和城镇人口总量将超过10亿。城乡人口分布的变化将深刻影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不仅能为工业化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能持续扩大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城镇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之源。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的城镇化速度虽然很快,水平已经很高,但城镇化质量仍有待提升。现在统计的口径是城市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有城市和城镇户籍的人口不到50 %2021年末,农业转移人口数量达到29251万人,跨省转移的有1亿多人。所谓农业转移人口有三个特征:第一,都是农村户籍,没有所在城市的户籍;第二,报酬较低,获取的报酬很难把全家转移到城市;第三,由于没有所在城市的户籍,很多人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这些人将来留在城市还是回到农村仍然是个未知数。如果沿海地区大量的农民工回到中西部,回到农村,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会不会下降?逆城镇化不仅会给农村带来很大的就业压力,难以提高收入,沿海地区也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削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显然不利。

农民工回到农村最大的问题是收入下降。如果收入不升反降,消费需求无法提高,我国工业化也将受到影响。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出口贸易不容乐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为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所推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要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扩大开放,继续提高各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把开拓国内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作为主要着力点。其中,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农民工收入和消费能力就是促进消费市场不断扩大的有效途径。

提高中小城市的承载能力和吸纳能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城市是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二、三产业依托城市布局和发展。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具有特殊的优势。根据空间经济学理论,城市达到一定规模,便具有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谓之“虹吸效应”,因此大城市会越来越大。问题是城市并非规模越大越好,“大城市病”如影随形,生活成本提高,交通拥堵加剧,环境质量恶化,管理难度增大。与此同时,周边的中小城市对经济要素的竞争处于明显劣势,城市规模很难随之扩大。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是提高城镇化质量和中小城市对产业和人口吸纳能力的重要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都市圈是都市辐射影响的范围,没有都市就没有都市圈。所谓都市就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辐射功能强的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谓之超大城市,500万至1000万谓之特大城市,300万至500万谓之I型大城市,因此,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城市可界定为都市。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已有30多个都市,因此可形成30多个都市圈。都市圈规划和建设的目标是同城化。通过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使都市和周边地区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加强对周边城市乃至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使城市周边地区同步发展起来。都市圈和周边的城市圈相互耦合形成城市群,城市群的范围比都市圈要大一些。城市群发展的目标是网络化。通过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使每个城市成为城市群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城市之间加强分工与合作,变分力为合力,变单个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为城市群整体的国际竞争力。无论都市圈,还是城市群,对中小城市的发展都是有利的。交通的网络化和便利化,使中小城市的区位劣势在弱化,而成本优势在强化。中小城市便有条件承接从大城市转移来的产业。随着就业岗位的增加,城市规模随之扩大,与大城市的差距将会缩小,合理的城镇体系可望形成。这对防治“大城市病”也是有效的,有利于都市的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减轻都市的人口压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分别提出,推动沿黄特大城市瘦身健体、减量增效,推动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瘦身健体。所谓“瘦身健体”就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布局优化,使城市规模不再迅速扩大,但功能不断增强。应把不适合大城市发展的高排放、高耗水、高耗能产业转移出去,把成本敏感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创造发展的机会。

应足够重视城镇的发展,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城镇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我国有33970.09万人居住在县城和小城镇,占全部城市和城镇人口的37.15 %。我国共有1438个县(不包括直辖市所属的县,不包括县级市、县级区,包括自治县、旗),意味着有1438个县城,假设县城平均人口10万,居住的人口共计14380万,几乎相当于84个大城市的人口。按照现在的行政体制,相当多的县城仍是建制镇,只有少量的县设立了街道。东部地区有的县城规模相当大,有的超过30万人,是名副其实的中小城市。当然,县城规模差异很大,中西部有的县人口少,不少缺乏产业支撑,所以县城人口规模也比较小。但无论如何,应把县城作为城市看待,做好城市规划,发展产业,集聚人口,使其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小城镇无论规模大小,其地位不可忽视。小城镇是城市之尾、乡村之首,是农村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在乡村振兴中担当着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使命,为将近5亿的农民提供服务。未来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进入城镇生活和工作。乡镇政府是我国的基层政权机关,是最接近广大农民的政府机构,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针”。然而,这根针还不够硬,功能还不够强。相当数量的小城镇由于体制原因,仍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然性和封闭性,产业比较薄弱,有些仍是地地道道的“大农村”。在城镇化过程中,应通过完善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按照城市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由封闭转向开放,更好接纳来自农村的农民和来自城市的居民,繁荣小城镇经济,使小城镇成为宜居宜业和美的地方。

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也是大国竞争博弈的重要领域,特别是在中美之间。所以,研究人民币国际化一定要把它放在国际大背景下。

要研究全球金融政策的走向,特别是要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

今年三季度,最晚到四季度,美国货币政策的加息缩表周期将会转向降息扩表的周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拐点。研究调整中国的货币政策,必须把美国这种具有特别重大的外溢性货币政策转向作为政策调整的着力点。美元加息与降息是一种潮汐,这个潮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摩根·史丹利预测,美国2023年的经济走弱,通货膨胀下降,加息结束,美国可能将躲过经济衰退。欧洲经济将陷入收缩,亚洲经济会呈现增长。预计2023年全年,债券、股票、基金市场将有上升空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暴力加息从2022年6月份通货膨胀率达到最高点9.1 %时开始,到今年6月份美国通胀率已经降到3 %。这一轮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加息目标是使通胀率下降到2 %,目前已接近宏观调控的目标。而且,美国CPI连续12个月下降,现在核心CPI降到了4.8 %,创下了两年最小同比增幅,也从一个侧面验证美联储将停止加息。

2023年7月7日,美债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升到16年最高,利率达到了5.12 %。中国现在的国债,包括五年期国债和三年期国债利率都已下降到3 %以下,而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接近4.08 %。美国这一次加息周期,已经造成全球22个国家出现美元荒,美元加息的潮汐,也将使很多国家的经济社会受到重创。如果下半年转为降息周期,将再一次引发全球性流动性泛滥,这一轮潮汐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更为深重。

全球“去美元化”成为长周期不可遏制的趋势,美元信用受到重创

有人说不要轻言“去美元化”,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但我有个定语是“长周期”“不可遏制”,它不是现实,而是未来的方向;不是短期的方向,而是长周期的方向。

美元仍是当今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末,美元在已分配官方外汇储备中占份额为58.4 %,欧元为20.5 %,日元为5.5 %,英镑为5.0 %,人民币为2.7 %。环球同业银行业电讯协会的数据,2022年末,美元在国际支付中12月平均份额是41.3 %,欧元是35.7 %,英镑是6.5 %,日元是2.8 %,人民币是2.3 %

从近几十年长周期看,美元在不断贬值,走在一个下行的通道上。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1945年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当时美国黄金储量占全球储量的80 %,数量是2.13万吨。但到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就成为和黄金、实物货币没有任何关系的信用货币,也就是印出来的纸钞。美元升值与贬值的周期,大概10年为贬值期,6年为升息期,这样形成美元升值贬值的一个大周期,直到在这次疫情之后被打乱。这次升息从2022年12月份到现在连续12次,这个周期如果今年结束的话,压缩为3年,比原来的升息周期缩短了一半。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美元对黄金大幅度地贬值。2023年7月20日,国际金价是1987.34美元/盎司。目前全球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个共同行动,即增持黄金,西方国家黄金储备量均在50 %以上。2022年,全球央行购进黄金1136吨,创下了55年的新高。

从美国的债务和金融风险看美元,美元实质上是靠国家信用作支撑的,因为美国信用的坍塌,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元信用产生质疑。全球债务到2023年一季度达到304.9万亿美元,2022年全球GDP是101万亿美元,全球债务占全球GDP的335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现在超过60 %的低收入国家陷入了债务困境或面临债务风险。而美国的债务危机是全球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截至2023年7月11日,美国国债总额已经达到32.54万亿美元,占全球债务总额的11 %,占本国GDP的130 %。美国现在财政收入大约18 %用来支付美国债务利息。普华永道的模型预测,2050年美国GDP将达到34万亿美元,而债务将达到60万亿美元。全球对美元的信用质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美国债务危机的预判与担忧。

美国引发的金融风险也在加剧,包括硅谷银行、第一共和银行、签名银行、瑞信银行倒闭,五年以来美国倒闭了537家银行,2600家中小银行存在风险。金融衍生品、高杠杆刺激、放贷信贷泡沫引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目前所谓去中心化的美元体外循环的加密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坊、金称币、莱特币等空气币发展中问题非常严重。

美元的调息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包括美元现在国际大循环受阻,收割世界财富不像原来那么容易,美联储的面纱也已经被揭开,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等这些私人银行占53 %的股份。

去美元化之所以成为长周期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内部的货币独立已经成为趋势。截至7月14日,11个州相继宣布黄金、白银可以作为货币流通,并可以替代美元的法定货币功能,开启了美国一些州的货币独立进程。美国7个州的法律授予金银境外具有法律货币的定位。特别重要的是,43个州相应免除了金银销售税。这说明,很多州在培育以黄金支持稳健货币竞争环境,这是美国国内非常重大的变化。二是全球很多国家开启了“去美元化”的浪潮。截至7月14日,全球至少110个国家以一种或多种方式去美元。近两年大多数国家央行在增加黄金储备。三是数字货币迅速发展。目前,有150多个国家央行在研究和推出数字货币,建立了30多个绕开美元的结算体系。

人民币国际化将出现加速度或者骤升的局面

一般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分布中的比重一直在横盘,2016年10月1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里的国际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占比始终没有突破4 %,储备货币没有突破3 %。再加上美国像对欧元一样,对人民币国际化持高度的戒备状态,对中国除了贸易战、科技战之外,金融战始终在进行。到目前为止,美国对1300多家中国企业进行制裁,除了禁供高科技产品之外,还在进行金融制裁。另外,我们还受到美国长臂管辖在金融领域对一些国家制裁的连带影响,比如对俄罗斯制裁,对朝鲜、委内瑞拉、苏丹的制裁等,已经影响中国企业开展正常贸易。

在以下几种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将出现加速度或者骤升的局面。

第一,石油美元体系松动。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出现,我们和伊朗、沙特各签署了长达25年的合作协议,和卡塔尔签署了长达27年的长周期协议,均使用人民币结算。石油美元体系的松动已经开始,当然它有个比较长的过程。

第二,已经形成了人民币的国际环流。人民币通过制度改革,形成全球性高度流通的货币,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循环,不仅要能出得去,而且要能回得来。

第三,成为更多国家的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也就是说,更多的国家对人民币要有认同并使用,要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我最近到老挝参加“一带一路”十周年和中老合作论坛。在这个国家,有大量中资企业进行投资。但我们的国际货币结算并没有跟上,也没有形成人民币流通的闭环体系,在老挝买东西直接用人民币是花不出去的。

第四,基本达到了高标准的国际化水平。更多的中资银行和金融机构要成为世界多边组织和国际组织认同的全球性银行,要建立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和现代银行体系。

第五,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大有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与成效。但我个人认为,在金融领域并不特别理想,一些方面并没有跟上。发改委公布152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但金融方面的国家之间互认、货币互换、货币直兑、设置双边及多边的资金池和结算体系,以及用人民币结算通关的便利程度还是非常不够的。我去过一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调研,总体感觉是我们的金融还没有跟上。

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不是为了几个数字好看。数字只是固化的东西,是表示既往实践的数字,并不能代表当前和未来,未来要靠我们努力争取,要靠我们的谋划和设计。人民币国际化是国家的战略布局,要形成一体化制度安排、战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