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开发研究
一、引言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但是，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来看，西部地区还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经济刺激，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还难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任务更加迫切，也对西部经济发展方式由外源型向内生型转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方面，西部地区的发展方式转型对于改善我国经济结构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降低我国经济增长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来说，实现西部地区的内生型发展是一个关键战略。同时，西部地区已经走到了不得不转变发展方式的岔路口。由于我国整体上来自国外的增长动力有所减弱，以外向型为主导的东部经济增长也会有所放缓，从而会降低东部对西部上游产业的需求带动作用，再加上我国面临节能减排、淘汰过剩产能等任务的压力，如果继续依靠要素投入和外部经济刺激，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不仅会放慢，而且会使西部及全国的经济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恶化。
只有尽快培育起内生增长动力，才能使西部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及时而有效地转型，从而真正走上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
二、“内生增长动力”的经济学涵义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内生增长动力”一词频频出现在国内各种官方文件中，在大部分语境中，“内生增长动力”主要指与国际市场需求相对应的国内需求，简称“内需”，不仅如此，还包括自主创新能力、产业转型升级等内涵。为了使政策和战略的制定更具可操作性，这里很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厘清“内生动力”的概念。
就经济增长而言，“内生”与“外生”的术语来自经济学数理模型。人们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很早就注意到，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这里的“技术进步”是指除要素投入以外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的所有因素。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给定，而随后人们又发现“技术进步”也可以由经济系统内部的特征决定，于是，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众多学者致力于研究“技术进步”的“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的本质就是把“技术进步”及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所谓“内生动力”就来自内生变量的作用，是相对于外生变量提供的增长动力而言的。假设外生变量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同，不同经济系统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效益更高的系统就可判断为具有较高的“内生动力”。
因此，区分“外生动力”与“内生动力”可简化为对经济系统外生变量与内生变量的划分。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主要是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以及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得自这些因素变动的经济增长可认为是“外生增长动力”。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一般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可由外生变量变化引致改变的变量，然而决定内生变量更为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变化。因此，来自经济结构优化，进而通过经济模型结构和参数的优化影响内生变量，最终引起经济增长效果改变的动力，可认为是“内生增长动力”。通常，“内生增长动力”包括除要素投入和政府干预以外的所有经济结构的优化，而“扩大内需”之所以成为培育“内生增长动力”的中心任务，是因为我国要着力调整和改善消费、投资与出口的比例结构。
把“内生增长动力”概念用于国内区域经济系统，则不仅强调“内需”，还应包括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所有制结构、技术结构等多种结构内涵。对于开放条件下的区域经济系统来说，由于存在地理边界，内生与外生动力的划分有其不同的标准，不仅所有来自区域内外的要素投入和政府干预属于外生动力，而且结构优化因素中来自区域外的影响因素也应属于外生动力，比如区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传播到区内，引起的效率改善。当然，内生动力的培育也离不开外生动力的供给，区域政策的目标就是通过外生动力的有效供给，促使区域内部结构的优化，使之获得内生动力，进而更多地依靠内生动力发展，最终摆脱对外生动力的依赖。内生动力的缺乏不仅会造成区域经济各要素的低效率使用，而且，当外生动力成为长期的主动力时，区域经济增长将因过度依赖要素投入而变得不可持续，也将因过度依赖区域外部刺激而增加波动性和风险性。
三、内生动力不足是困扰西部发展的根源
近年来，西部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的动力主要是外生的，内生动力没有及时培育起来，使西部地区难以实现自主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是困扰西部发展的根源。西部地区内生动力的不足，从总体上看主要体现为“四个依赖”。
(一)产业成长对资源的依赖
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大多以资源开采及初加工为主，产业结构层次低，对资源的依赖性强。资源要素投入的增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进经济增长并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但是资源作为一种外生于经济系统的要素，其投入量毕竟是有限的，如果区域产业结构以单一的资源开采为主，一旦资源枯竭，区域发展将陷入极大困境。同时，依靠丰裕的资源获得增长可能使经济体丧失内在创新的动力，产生“荷兰病”效应。另外，高度依赖资源的产业结构，也常常使区域发展出现较大的波动性以及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
目前甘肃省的主导产业仍然以石油化工、钢铁有色等资源开采业和粗加工业为主，而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张，资源的可开采量也在逐年减少，玉门和白银已被列入我国44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资源投入无法支撑甘肃省长远和持续的经济发展；同时，高污染、高耗能的传统资源型工业结构也给甘肃的循环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工作造成较大的压力。令人欣慰的是，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正在使甘肃的产业结构发生积极的变化。
(二)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
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而国内消费拉动不足，这是我国亟待解决的经济结构问题，而这种问题在西部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图1显示，1998年以来，西部地区的投资率(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大部分年份中都位居我国四大区域版块的首位，并且表现出稳定的上升态势，从1998年的34.1%扩大到了2008年的61.5%，与东部地区相比，则经历了低于东部1.3个百分点到高于东部17.9个百分点的巨大变化。虽然投资率的不断提高与西部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但是长期过大的投资率也恰恰说明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还主要依靠资本投入，鉴于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和产业层次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要启动消费需求，降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将面临比东部地区更为艰巨的任务。
(三)市场活力对国有部门的依赖
市场经济的活力来自多元化的市场主体结构，在我国，民营企业的壮大则是多元化市场主体结构形成的主要标志。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经济具有产权清晰、经营灵活、效率较高等特征，民营经济不仅可以组织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投入生产，而且可以填补国有经济难以涉足的竞争性及低有机构成的产业，并不断创造出新的产业门类，因此，民营经济较之国有经济具有更强的区域内生性。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经济活力的释放也是国有经济逐渐让位于民营经济的过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西部地区却与其他地区存在显著的差距。图2显示，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投资在区域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虽然也是不断下降的，但还是明显高于其他地区，2008年，西部地区这一份额为37.7%，分别高于中部、东北和东部10个、11个和16个百分点。高度依赖国有经济，是西部地区经济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
(四)地方经济对政府财政的依赖
政府对于经济体系的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预防经济大幅波动，相对于区域市场体系来说，政府的干预是一个外生变量。但是，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却扮演了不可或缺，甚至是主导者的角色。图3显示了各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西部地区的这一比重在2008年已经跃升为23.6%，不仅高于其他地区，而且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呈扩大态势。地方经济发展对当地政府财政的高度依赖，必然给市场经济体系造成效率损失，给地方政府造成沉重的负担，并削弱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五)西部发展对国家的依赖
近年来，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给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国家对西部发展的支持包括国家直接投资和特殊政策倾斜，这些支持的最终目标是培育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启动西部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但是，由于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产业基础、人力资本及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严重不足，使国家的投入和支持在短期内难以见到大家所期待的成效，反而使一部分地区形成了对国家投资和政策照顾的高度依赖。要提高国家战略的有效性，还必须将国家投资和政策倾斜与西部地区内部增长因素相结合，逐步实现西部地区发展的主动性和自主性。
四、培育西部地区内生增长动力的战略意义
培育内生动力是区域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只有培育起了内生增长动力，才能使西部经济摆脱对要素投入和外部援助的高度依赖，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自主发展。而西部地区依靠内生动力实现向自主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对西部地区本身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而且也是对我国区域科学发展的巨大贡献。
(一)培育内生动力有利于发挥西部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的获得以引进发达地区的先进要素和经验为前提，但是后发优势的发挥并不仅仅是“引进”或模仿，更为重要是“引进”或模仿后的消化吸收，这就需要欠发达地区具备适宜的基础设施、社会结构、制度文化等一系列内生结构作为条件，只有具备了这些结构条件，才能以此为动力，推动本地要素与外部要素、区域结构与政府政策的高效组合，保证欠发达区域在开发优势资源禀赋的过程中获得充分的利益，并不断催生新的动态比较优势，从而使后发优势得以有效发挥。否则，长期依靠资源开发和政府投资等外生动力，西部地区很可能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锁定于低效率的经济结构，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培育内生动力有利于实现西部生态文明
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给西部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生态压力，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本来就十分脆弱，如果单纯依靠要素投入作为增长的动力，必然形成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环境的永久性破坏，这与建设生态文明的方针背道而驰。保护生态环境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也不可能单纯依靠资金和劳动力对生态工程的投入，更需要西部地区降低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扩大经济内生创新能力，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实现经济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三)培育内生动力有利于维护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
西部地区不仅是我国贫困人口分布最多的地区，而且也是少数民族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此，维护边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关键在西部地区。尽快培育起西部地区的内生增长动力，可以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提供充足而稳定的工作岗位，改善这些地区居民的生活条件和收入水平，提高边疆民族地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是实现这些地区跨越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四)培育内生动力有利于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
只有具备了强劲的内生增长动力，西部地区才能拥有与其他地区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条件，并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否则，西部地区将只能在低水平循环中徘徊，成为国家财政的包袱，或长期扮演发达地区“原料产地”的依附性角色，很难成为引领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角，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不可能真正实现。
五、“十二五”时期培育西部地区内生增长动力的着力点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10年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未来西部地区应在现有基础上，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降低对外生因素的高度依赖，壮大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十二五”时期将是西部培育内生动力的关键时期，需要各级政府及各市场主体抓住机会，从几个关键的着力点入手，推动西部发展方式的转型。
(一)加大对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支持力度
培育内生动力的关键一环是增强区域经济系统的创新能力，而决定创新能力的核心要素是人力资本。西部地区集聚了一大批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西安、成都、兰州等城市在全国的科技资源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支持力度显著加大，西部的人才培养体系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目前更为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更有效地吸引和留住人才，根本扭转“孔雀东南飞”的局面。显然，国家要进一步加大支持的力度，而地方政府和用人单位应成为人才争夺战的主角。不仅要加强教育和培训，而且要在事业、待遇、感情等方面，采取更有力地措施增强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力。
(二)实施“就地转换”战略，延长优势资源的产业链
资源禀赋优势是西部地区最为重要的比较优势，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资源仍将是西部参与区域分工的主要砝码。按照培育内生增长动力的标准，西部地区应当降低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但是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放弃对资源的利用，而是要通过实施资源的“就地转换”战略，尽量延长本地资源型产业的产业链条，充分利用本地优势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在本地经济系统内的价值增殖，实现从“卖资源”到“卖加工品”或“卖成品”的转变，从而降低资源投入在整个区域系统中的价值比重。甘肃省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和资源基地，如果能成功吸引或培育一批下游产业，实现优势资源与现代制造业的对接，将大大改善甘肃省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收入状况。
(三)有意识地增加非资源产业和低碳产业比重
要降低产业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增加非资源产业和低碳产业的比重，这对增强区域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和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虽然西部地区与东部相比资金和技术不占优势，但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势明显，适合大型工业的发展，为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非资源产业和低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西部地区应抓住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机会，积极增加非资源产业和低碳产业的比重，对传统产业结构进行根本改造。目前甘肃省已在风电等新能源方面走在了前列，应当继续将这类产业做大做强，争取能在国家的新能源产业规划布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四)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实现“移民就业”向“移业就民”转换
内生增长动力来自区域经济内部，但内生动力的培育过程应当积极利用好区域外部资源，其中极为关键而有效的措施就是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微观动力增强，中西部交通、物流成本低廉的地区成为这些产业跨区域转移的首选。甘肃省素有“河西走廊”之称，地处西北交通要道，在西部地区争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占有一定优势。甘肃可以依托地理区位优势，重点完善软环境，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政府的沟通协调，选择适宜地区，争取建成“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并建立合理的政府间税收分成机制，努力吸引符合区域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落户甘肃，实现“移民就业”向“移业就民”的转换，改善省内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五)力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向西部地区倾斜
培育西部地区内生增长动力，国家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仍是不可或缺的。随着我国工业规模的扩大，我国战略性的产业项目也趋向于大型化。目前东部地区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抬高了大型项目的建设成本，而西部地区则具有明显的低成本优势，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的交通劣势正逐渐弱化，使得西部地区的能源和资源优势更加突显。因此，在西部地区布局大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变得更为经济。“十二五”期间，国家应当加大对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中优先考虑西部地区，既为全国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新的支撑，也为西部地区内生增长动力的形成创造条件。
本文是作者在2010年4月“甘肃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高层论坛”上演讲稿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在此对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的盛情邀请和精心组织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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