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贸导刊》
产业或企业零散的区位调整或迁移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但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产业调整和迁移已不再是零散的、小规模的进行，而是整体性地、较大规模地展开。由于沿海产业集群在我国经济和外贸中的重要性，这些变化将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地成长，同时，对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也必将会带来新的重大契机。
一、沿海地区产业的“集群”迁移趋势
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紧缺、环境约束趋紧、以及人民币升值和外贸出口政策的变动，东部沿海地区正处于严峻的产业调整时期，这种调整包括就地转型升级和异地迁移，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沿海产业转移已不是零散的小规模进行，而是呈现“集群”迁移的势头。
早在几年前，遍布浙江的“块状经济”就出现了明显的移动痕迹，纷纷向邻近地区转移或者投资，这种传统产业的资本“抱团”流动，启动了“块状经济”的跨省复制。据四川纺织服装协会介绍，东部一些地区的纺织服装产业正以“整体嵌入”方式实现转移，近年来广东、浙江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向四川整体转移的趋势开始出现，不少服装企业及相关配套的企业结伴到四川投资建厂，在成都周边的新都、彭州等县区形成了一些新兴的服装集群。
珠三角地区部分制造业不景气，号称“世界鞋都”的东莞出现了大量企业倒闭或外迁，据亚洲鞋业协会统计，广东已经有约25%的制鞋企业到越南、印度、缅甸设厂，50%到湖南、江西、广西、河南等省份设厂，只有25%还在观望。日本数码相机厂商奥林巴斯决定于2009年前将其设在中国的两家工厂合并为一座，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越南。
二、产业集群迁移的背景和动因
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产业集群迁移，主要源自近些年我国经济环境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致使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幅提升。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东部沿海一些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深圳市目前最低工资标准在特区内已升至1000元／月)，促使企业用工成本快速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目前升值幅度已超过21%)，提高了出口商品的价格，加大外贸结算成本；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和加工贸易管制政策的实施，加大外贸企业出口成本，增加了出口难度；“两税合并”政策(企业所得税率由15%提高至25%)的实施，增加了企业缴税成本；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高了企业管理成本；此外，原材料不断上涨，增加产品生产成本；社保、劳保标准提高和严格执行，提高人力资源成本；排污、绿化等环境保护标准提高，增加环保成本；工会费、圩堤费等各种收费增加了企业额外费用；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出口订单减少，增加了企业生存压力；等等。这些都影响到集聚在沿海地区的各类产业集群的生产、经营环境。据估计，这些因素大概使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了30%左右。由于沿海产业集群的企业大多为加工贸易类型，主要依靠工资低廉和出口退税获取盈利，生产经营环境的变化造成集群企业难以重负。
按照波特和克鲁格曼的经典理论，产业集群中上下游关联企业相互提供中间投入品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加快对市场的响应速度；中间投入品的可替代性越小，企业集聚的倾向越明显。由于产业的关联性和企业对配套环境的要求，所以，我国现阶段沿海产业调整和迁移更多地体现了集群特征(若集群内企业单个迁移新址，通常难以生存)。
三、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着力点
中西部地区重点要吸引的是沿海那些劳动密集型、资源依赖型以及可以开拓内销市场的大量传统产业集群。虽然目前沿海一些传统制造业集群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制造业会必然转移到中西部去。如果中西部地区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使企业能获得盈利的投资环境，那些沿海的企业可能会选择转移到东南亚、南亚等国家，而西部地区将可能错过这轮东部传统产业集群转移的机会。
目前，中西部一些地区主要受到运输成本、物流效率、产业配套、投资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难以有效地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为此，应该重点从以下努力：
(一)建设更加完善通畅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网络和物流网络
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的调查，货物进出海港的运输费用是投资者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从内地到港口的运输成本如果太高，甚至抵消了内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可能会使一些企业宁可关闭也不向内陆地区转移。
从过去发展的经验看，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除了靠近港口，也和交通一体化的程度高有很大关系。如在2002年，长三角地区的高速公路密度就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6倍。而西部地区尽管近年来加大了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但距离投资者的要求还很远。高速公路收费造成公路运费居高不下；内地铁路运能长期不足；机场数量少航线少货运能力低。所以，如果要推动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便捷、低成本的运输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一旦交通等基础设施具备了充分的便利性，不仅可能吸引众多沿海传统企业向西部整体转移落户，而且可能会吸引一些高科技加工贸易集群向西部进军。
(二)努力改善以政府效率、服务意识和法制为重点的投资软环境
目前中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硬环境方面投入较大，硬环境与东部地区的差异有了很大缩小，但是，软环境与东部的差距还非常大。应努力改善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多为投资商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务，按照规范、透明、公平的原则办事，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氛围。
(三)有意识地提高围绕当地特色优势资源的产业配套能力
产业配套环境在现代社会被称为是第三投资环境，跨国公司尤其把区域产业配套能力作为投资的首选条件。中西部地区由于产业基础薄弱，使得产业的配套环境不尽如人意。现在应有意识地培育和发展那些以当地特色优势产业为支柱的关联产业及其支撑机构，让投资者在当地就能采购到所需的原材料和外协件，得到所需的研发设计、会计咨询、物流配送等等服务。
四、为集群企业“西进”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预期
集群企业迁移存在着很大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据对英国传统制造产业的研究，企业迁移到一个新区位，由于配套设施的不完善和信息的不完全，在前三年中成本会比原来高出30%左右，甚至会出现亏损。在我国各省区政策不一致、市场不统一的情况下，企业迁移的成本可能更大。传统产业集群多以中小企业为主，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差，如果没有稳定的政策环境预期，不会贸然选择向内地转移。
因此，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需要有效的政策引导。例如，可以借鉴国外对迁到落后地区的企业给予投资补贴的做法，由中央财政建立专项资金，对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企业提供适当补贴，以有效降低其迁移成本。再如，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中西部居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使当地劳动力素质适应沿海产业转移的要求。由东西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或商会，共同协商，合作共建中西部产业园区，把东部园区的资金、技术、管理和招商等优势.与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劳动力和优惠政策等优势结合起来，引导东部产业集群中的核心企业与相互配套的企业，整体迁移到中西部的产业园区。
目前，东部地区也正在积极探讨与西部联合建立产业园区。如浙江与新疆签订框架协议，在新疆已批园区中设立“浙江工业园”。重庆也与浙江、江苏等省的开发区一起探讨能否在重庆开发区划出一定范围设立“园中园”，双方共同招商，利益分成，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目标。天津开发区先后与宁夏、兰州等西部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以制度化的方式，将天津开发区吸引外资、产业培育、城市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与西部的区位、资源、市场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
但是，由于涉及财税政策、土地宏观调控等问题，目前各地的探索都还无法正式启动，关键是跨省区的税收分成问题成为制度性障碍。而江苏省内跨地区合作已有可参考的经验，位于苏南的江阴市和苏中的靖江市合作开发“江阴—靖江工业园区”，靖江出土地，江阴出资金，开发、投资、管理以江阴为主，共建土地的收益按照双方的股本构成分配，税收分成上则各占一半。为此，建议国家有关决策部门抓紧研究制定支持东西开发区或产业园区合作的具体政策，允许探索一条东西部产业合作共赢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