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江苏过去是两位数的增长，现在可能已经回落到一位数的增长，进入中速增长。
中小企业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对于一个省的经济来讲很重要。
中国经济的转型要改变六个过度依赖。
城镇化是一个黄金机遇，但是要趋利避害，要防范五大误区，城镇化不等于消灭村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实现中国梦，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打造经济的升级版，民富国强的中国梦必须以经济的升级版为经济基础。那么这个升级版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有人说是一个3.0的版本。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作为经济版本，那就是1978年到1992年是经济1.0版；1992年，特别是邓小平南巡到现在的二十年是经济2.0版；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经济的3.0版。中国经济的升级版需要新的引擎，也需要新的动力。我们讲动力就是转型升级，就是创新驱动。推动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需要一个新的引擎来稳住增长。
城镇化，可以稳定增长
从当前的经济形势看，无论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是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的时候，都把稳增长摆在第一。当然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控风险，我们应该正视风险，承认风险，然后去控风险，管好通胀。我们看看GDP的增长速度2009年是9.2%，到2010年是10.3%，2011年是9.2%，2012年是7.8%，2013年第一季度是7.7%，这个7.7%的数字一出来以后，国外的学者以及有一些国际组织的人士唱衰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第一季度应该增长8%，他们的预期是8%，结果没到，很多人就觉得中国经济至少可以说是这台发动机已经冷却。因为2009年增长9.2%，2009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是50%，平常年是30%，所以中国经济在稳定全球经济增长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背后有三驾马车，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一个是出口。2009年稳增长主要靠公共投资，民间投资2010年是32.5%，然后到34.2%，到2012年增长速度只有24.8%，几乎下降了10个百分点。2013年的第一季度，从去年的24.8%下行到24.1%，社会消费只有12.4%，比去年全年14.3%低了近两个百分点，这个就是跟我们的政府消费有关系，现在有很多高端的酒店受到很大的影响，餐饮业受到很大影响，当然这从另一方面讲是好现象。
全国是7.7%，江苏是9.7%，比全国高两个百分点，和湖北、山东是一样的，也是9.7%，但比浙江、广东高。怎么样看待9.7%，或者怎样看待全国的7.7%？我认为这个7.7%、9.7%是非常好的事情，不能过分地追求GDP的增长。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均GDP的指标现在江苏已经进入发达经济的阶段，江苏2012年的人均GDP达到六万八千多元，折合成美元是一万一千美元，如果按照经济学家测算的话，我们已经在发达的初级阶段。从总量上看，江苏为全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广东，从平均水平看江苏落后于北京和上海，是第三位。江苏过去是两位数的增长，现在可能已经回落到一位数的增长，进入中速的增长期。在这个中速的增长期间更多的是怎么样调结构，怎么样转型，怎么样让企业升级才是重要的。我认为城镇化可以稳定增长，然后靠创新驱动，提升质量来推动转型升级。
江苏的经济是结构相对均衡的，四个三元结构。国企、外企、民企是一个三元结构；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地区经济发展有特色，梯度层级分明的地域三元结构；主打产业、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之间形成的三元结构；第四个是骨干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各占三分之一，这个结构非常好。江苏的民营经济发展，有人说有三次浪潮，从苏南地区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八十年代后期苏南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间，涌现出了巨大规模的外商投资企业，这是第二次浪潮。第三次浪潮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苏南地区随着市场化改革推进民营经济的蓬勃兴起，所以当时我们学经济学的人都研究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温州模式典型特点是私营企业，苏南是集体的乡镇企业，但最后苏南模式也把集体乡镇企业演变成民营企业，所以经过三次浪潮。
江苏省产业集聚的发展状况非常好，苏南是高、轻、新，向这三个方面冲刺，着力打造创新示范区。苏中以新兴产业全面提升发展为目标，苏北是肩负农业现代化的重任，同时在工业化、沿海开发等战略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我非常关注江苏的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现在江苏要切实落实新36条，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像对待“三农”那样扶持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对于一个城市来讲，对于一个省的经济来讲很重要，创业要靠中小企业，就业要靠中小企业，重要的税收也靠中小企业。
江苏的城镇化水平，2011年是61.9%，全国大概是51.27%，也就是江苏的城镇化率比全国要高10个百分点。广东的城镇化率66.5%，比江苏要高5个百分点。但是广东最大的特点是不均衡，像珠三角城镇率达到82%，已经很高，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在走内涵城镇化道路，不能再搞粗放式的。江苏61.9%，在前面有浙江、辽宁，广东高是因为珠三角，天津、北京、上海那是直辖市就不可比，城镇化率是很高的。同时，我们建议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江苏也要走内涵城镇化道路，不要盲目地追求城镇化率。这个61.9%，特别是苏南可能更高，所以怎么样实现均衡发展，怎么样提高城镇化的质量非常重要。要加快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有序推进符合条件的农民转为城镇居民，这个任务也很艰巨。
转型须防六个过度依赖
经济升级版需要创新驱动，推动企业转型。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而且放在国家、放在全局的核心位置。把创新和驱动联起来是十八大报告的首创。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麦克博德就曾经把国家竞争的优势分为四个阶段，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像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像2009年保增长是靠大量的信贷和海量的财政；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第四个阶段是产业驱动。
中国的城镇化意味着2.6亿农民工既便宜又好用，美国的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2009年到中国来调研，他发现中国的劳工成本只有美国的4%，廉价劳动力成本打造了中国制造业的辉煌。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人口红利的背后的留守儿童是六千万，留守老人是四千多万，留守妇女近五千万。人口红利、土地红利这种要素驱动在过去三十年的辉煌中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代价也很大。
投资驱动，2009年没有调整的GDP增长是8.7%，调整之后是9.2%。投资在这个中间的贡献是8个百分点，占92%，消费的贡献是52%，出口是负的，因为出口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什么要转型呢，总结我们的竞争是五低，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但我们过去代价却是高，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和高污染。我们发展的结果大，成为世界第二，但是大而不强。过去三十年平均增长9%，很多年份是两位数，但是快而不优。我们能够快速的提升GDP，但是无法创造高端利润，我们可以生产的大量商品，但是无法创造品牌。
中国经济的转型要改变六个过度依赖，就是改变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让消费成为推动增长的主力；改变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的外需拉动，使我们商品的进出口，资本的引进和输出并重；改变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到实现创新驱动；改变过度依赖房地产支撑经济增长，走向多元支撑；改变过度依赖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代价，走向低碳、绿色、集约发展；改变过度依赖部分人先富的非均衡增长，到均衡共享，包容增长，这个均衡太重要了。
中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江苏提出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就是转型。新工业革命将改变未来的制造业，所以江苏一定要研究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人讲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制造网络化，智能化，柔性化，绿色化，制造服务化，江苏一定要研究第三次工业革命，它会改变未来的制造业。
中国企业转型的思考，现在就是成本上升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中国的成本上升确实是很快，土地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升，资金成本上升，人力成本上升，环保成本上升等等，逼使企业转型升级。所以，企业在当前的困境下怎么样变新提升创新的能力，变快提高周转的效率，变优优化组织的管理，变精聚焦精品精细，变长延伸产业链条，变绿创造环保价值，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变，专精特优。现在企业面临六大机遇，人口城镇化，经济服务化，发展低碳化，产业高端化，企业信息化，经营国际化，怎么样抓好这六大机遇很重要。世界银行有一本书，讲的是未来中国二十年，从2010年预测到2030年，他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会从现在的50%上升到70%，增长20个百分点，也就是每年一个百分点。非农化率，也就是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的比例从64%提升到88%，美国是96%，美国只有1%到4%的农业人口。但是二十年后，我们还有12%的农业人口，88%是非农业人口。服务业的产出比重从43%到61%，所以服务业也是一个很大机遇。工业产出的比重从47%下行到35%，制造业的比重随着服务业的增长会是此消彼涨的关系。消费在GDP的比重从47%提升到66%，也就是三分之二，消费要主导。民营企业面临着一些挑战，用工难，用工贵，门槛高，投资空间小，承担风险大，税后负担重，企业利润薄，转型压力大等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有两个新的阶层崛起，一个是企业家阶层，还有一个是农民工阶层，这是两个新的社会阶层。商人阶层崛起，我们有三代企业家的崛起，一个是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晚期，一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一大批下海经商，还有一个是上世纪末至今的几次创业浪潮。第三代企业家就是与网络经济，与互联网经济，与风险投资有关的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知识，熟悉国际规则的人，有很多人有海归背景。江苏的商人或者企业家有什么特点，一个商帮有五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共同的价值观，标志性的人物，支柱性的产业，对区域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沟通的机制和合作的平台，也就是商会。历史上中国五大商帮，晋商、徽商、越商、浙商和苏商，江苏的商人低调委婉，是实业，诚实，务实，平实。苏商如何转型，一个是产品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实际上是品牌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实施制度创新，变革家族管理的模式。家族管理的模式怎么变革，模式创新要全球化。商会平台创新要利用好平台经济，应对家族企业的传承危机，把依靠人治变为依靠制度来管理企业，依靠体制机制来运行，把人治的家族企业转向依靠制度治理的现代企业，这是民营企业转型当中很重要的问题。
城镇化不等于房地产化
李克强总理讲过三句话，第一句话，是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就是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转型升级，要打造一个3.0的版本。第二句话，内需最大的潜力是城镇化。第三句话，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如何将潜力变为动力，要靠改革。新型城镇化是最大潜在内需和持久增长动力，最大是空间，持久是时间，多长时间，至少二十年，多大空间，有人说城镇化做的好可以拉动GDP三到六个百分点，这个就是最大和持久。有专家预测未来五年，我们城镇化的推进会是国家整体消费从16万亿提高到30万亿，未来十年有可能达到45万亿，所以城镇化最大的是推动消费。农民变成市民以后，他的消费就会放大，九亿中国农民如果有几亿从农村走向城市，那么这个就会变为有效的需求。这就使人口城镇化拉动增长三到六个百分点。城镇化现在是半城镇化，城镇化需要三维转化，就是从农村到城镇，农业到非农业，职业的转换，要推进转移人口市民化，从农民变成市民。
通过城镇化的改革使大量的农民工市民化。三十年前邓小平的改革从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从农民开始，今天的城镇化从农民工开始。所以，未来中等收入群体有望达到六亿人。城镇化是一个改革问题，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后的见面会上讲到了配套改革，最重要是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什么叫做市民化，市民化就是要有稳定的就业，然后政府要给这些就业人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还要让这些人有地方安居，还要有观念的变迁，这才是市民化。所以，要解决住房的问题，户籍改革要分类指导，应该实行统一的居住证制度。按照常住人口，按照居住证给予这些进城人口基本的公共服务。所以一是要对所有的城镇人口，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二是让少量的人落户一批，有稳定就业，有稳定住房的人；还有就是在沿海大城市打工的人回流一批。
现在农民工百分之八九十教育培养不足。我们要通过职业培训体系，让他们有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和敬业精神，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的能力，还要有创业扶持体系。农民工现在有三个梦想，一个是市民梦，一个是创业梦，一个是安居梦。还要进行财税体制的改革，因为现在一个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是十万到四十万，如果包括保障房就比较贵了，所以谁来承担这种市民化的成本，应该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来参与。然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分担，建立农民工市民化的转向转移支付，来分担改革的成本。企业现在也要有积极性，特别是用工发生变化以后，企业改善用工环境，要吸引人，愿意和政府一道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要科学规划城镇体系，确立好大中小城市的关系，中小城市是“短板”，大城市要发挥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坚持两条腿走二元城镇化道路，一个是发展城市群，一个大力发展中小城市。
城镇化是一个黄金机遇，但是要趋利避害。城镇化是双刃剑，要防范五大误区，城镇化不等于消灭村庄。要防止五个陷阱，一是要防拉美化陷阱，就是有城无市，过多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新市民变成游民；二是大干快上的陷阱，要避免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三是要防止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多依赖土地财政，避免高地价推高房价的陷阱；四是要防止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大量农民被上楼，掠夺式发展的陷阱；五是要防止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重物轻人的城镇化，避免特大城市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自然粗放开发的陷阱。
市民化等于稳定的就业＋公共服务＋安居。现在政府要做的是对进城人口，首先要办居住证，有了居住证就能解决小孩上学等问题，就是基本的公共服务；然后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一定要有人口的集聚，这样才有城市的繁荣。
（民建江苏省委办公室根据辜胜阻在江苏省政协常委会上的讲座编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