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改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包含的领域是多方面的。从需求层面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6万亿元，比2016年同比增长10.2%，连续1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同时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连续4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消费进入了规模持续扩大、需求类型不断多元化以及结构亟待优化的阶段。从供给层面看，2017年全国GDP达82.7万亿元，但是GDP增速下降，说明经济发展需要从以GDP总量为目标向以结构优化为目标转变。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动力则分别体现为地区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和产业布局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优化。我国经济发展和以往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但这一变化及其内涵是否有相关的理论支撑？如果有，那么在该理论支撑下，实现阶段转变的动力体系是什么，动力实现的路径及方式又是什么？回答好这些问题，对于我国当前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动力转换，并最终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相关理论
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是人类需求和供给交替升级、相互促进的过程。熊彼特的“循环之流”理论从需求层面解释了经济发展从静态循环向动态循环的转变，而郝寿义所提出的区域经济发展循环理论则从供给层面说明了经济发展从初级循环向高级循环的转变过程及动力所在。
（一）熊彼特的“循环之流”理论
熊彼特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把经济发展比作“循环之流”，他认为单个家庭或企业在察觉到外在变化之前，其经济行为将会一成不变，并使整个经济生活通过交换经济形成一个首尾相衔的闭环。那么，所有经济活动形成这一首尾相衔的闭环的动力是什么呢？就需求方面而言，熊彼特认为，“经济行为的含义总是在于满足欲望”，从而通过“选择系数”来确定资源在多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和交换，进而确定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以及价格等。就供给方面而言，熊彼特认为，“生产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受制于实物对象及自然过程的天然属性”。另外，虽然生产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制造出有用的东西，但生产活动及其结果只有在外部条件和个人需求确定之后才能最终形成。
通过熊彼特对经济发展的描述可以发现，经济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外在变化是人类“欲望”所确定的个人需求。当这一条件未发生变化时，整个经济发展是一个相对静态的闭合链条，当然，这一链条内部的生产活动会受到自然条件以及经济规律的影响。但人类的“欲望”是变化的，高等级需求会在低等级需求满足之后不断产生，且会囊括低等级需求的所有内容，这会导致整个生产活动的目的发生改变，进而在新的“欲望”下形成一个新的闭环，也就是熊彼特所描述的，“在循环之流的渠道中出现了自发而间断的变化，并对均衡造成扰动，这些变化和扰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先前的均衡状态，并代之以新的均衡状态”。马斯洛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即人类需求按其重要性和发生的先后次序可以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据此，可以把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相结合后，得到经济发展从一个由低等级需求创造的闭环向高等级需求创造的闭环不断拓展延伸的过程（见图1）。从图1可以发现，驱动经济发展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外在条件是人类新的“欲望”的不断产生。当然，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是“这种新的需求很可能不是他们自己想要的，而是别人教他们这样做的”。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供给在经济发展向新一轮循环转变中所具有的重要性。
（二）区域经济发展循环理论
图2（下页）展示了区域经济发展循环理论的整个内容。郝寿义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包含初级循环和高级循环两个相对的过程[1]。在初级循环下，一个地区基于自身的要素禀赋状况参与社会分工，并进行专业化生产，空间层面则表现为符合自身要素禀赋状况产业的不断集聚，在此过程中，地区之间通过贸易实现区际之间的经济扩散和协同，促使各种产业在空间布局上的优化，并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可以发现，该循环下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由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产业空间聚集所形成的，但是，聚集不仅会产生收益，而且会带来成本，也就是说，聚集是有上限的。既然如此，这就说明初级循环下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向高级循环转变。在高级循环下，经济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会对地区要素禀赋产生影响，如技术进步会使以往没用处的资源得以利用，像粪便发电、太阳能发电以及海水淡化等，同时，技术进步还可以创造很多以往并不存在的生产要素，像新材料、3D打印技术的出现等。另外，通过制度变迁还能释放出更多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并依靠激励机制的设计提高生产率，改变原有生产要素的状态。由于要素禀赋有多种类型、等级是多层次的，同时为进行生产所需的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组合也是多元的，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要素禀赋变化也一定是一个连续体，进而可以为分工专业化的不断深入提供基础和来源，并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循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循环之流”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循环理论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个维度对经济发展发生阶段转变的过程作了深入的分析。随着需求等级的提高，需求的内涵将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到了一定程度，消费者甚至自己可能都并不清楚究竟什么产品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善，不知道有什么产品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随着经济发展的继续深入，需求变化产生的动力可能只是一个虚幻的目标，而发挥重要作用的则是基于自然禀赋、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生产能力，即供给侧的能力。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能够以更加高效的方式生产出所需要的产品，而且体现在能够创造性地发现更多消费者未曾意识到的需求。熊彼特曾提出，“生产者才是经济变化的发起人，必要的时候，他会引导消费者接受这些变化”。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当更加重视供给层面的产业优化升级，在经济发展动力发生持续转换的同时，实现对人们日益多元化需求的满足。
二、高质量发展下产业优化升级的路径分析
按照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从供给层面研究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探寻在所受生产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的问题。这一思路下的最优化过程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从约束条件入手，不断挖掘该约束条件的空间；二是从目标入手，逐步拓展最优化的方向和维度。高质量发展下产业优化升级路径的分析应当按照这两个层面进行，即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最终目标，探索在此目标下产业优化升级会受到的所有约束条件，同时把产业优化的内容不断细化，并以此作为产业优化升级的总体方向，基本逻辑思路如图3（下页）所示。
（一）生态和空间约束条件下的产业优化路径
1.生态层面的产业优化路径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强，但我国以往的高速增长一定程度上是靠牺牲环境带来的，那么，此时对环境规制的加强是否会成为束缚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以牺牲环境换来的GDP是否仍是我国当前所需要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经济发展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可以看出，唯速度论的发展方式已经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好坏优劣问题。二是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一项新的有效需求的增加会促使生产供给不断产生，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因此，当前人们对生态坏境需求强度的增加必然会促使以“绿色”为目标的各种技术和产业的蓬勃发展，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来源。
生态层面的产业优化路径可以分为结构调整和发展绿色技术两个方面。就结构调整而言，要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尤其要重视对产业更加细分之后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问题。研究表明，虽然一般情况下可以认为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要高于服务业，但考虑了生态环境之后，服务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显著强于制造业[2]。另外，即使对服务业来说，其细分行业之间的绿色化程度也会因技术效率的差异呈现不同的能源使用效率，从而难以体现服务业绿色化程度强于制造业的现象[3]。对于绿色技术在各产业的发展和应用来说，应该通过政府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手段，促使各行业改变认识，并结合自身条件，积极主动地发展绿色技术。无论企业还是区域，参与市场竞争的关键都是要通过比较优势树立自身的竞争优势，而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比较优势的影响呈现“U形”特征，即环境规制初期可能会因提高企业成本而对企业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但越过拐点之后，环境规制将会有效提升企业竞争力。比如王博、张泠然发现，“十二五”期间我国35个重点城市的节能减排政策就有效促进了城市工业效率的提升[4]。另外，对那些环境污染少的行业来说，因为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能会呈现“倒U形”[5]，所以该路径下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需要注意行业之间的异质性。
2.空间层面的产业优化路径
雁阵理论是从空间层面考虑产业优化升级非常重要的理论，其早期版本是赤松要从日本工业发展模式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后来小岛清把雁阵模型和比较优势理论相结合后，用要素禀赋变化证明了雁阵模型的合理性[6]。虽然雁阵理论的本意是研究具有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升级，但由于该理论的实质是基于要素禀赋差异带来的影响，因而对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区间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来说，亦具有适用性。
新时代背景下，利用雁阵理论充分挖掘其效率空间，是基于区域层面研究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结合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重点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第一，雁阵理论的基础是要素禀赋的差异，因而产业空间优化需要各地区重新认识其要素禀赋及特征。新一轮技术革命催生了很多新的要素，传统雁阵理论主要考虑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但技术革命使得很多以往没有用的要素，如沙漠、海平面、沼泽地、戈壁滩甚至动物粪便等都具有了经济价值。另外，信息成为了一种独立要素，还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互联网也赋予传统要素更大的价值空间，这一切都需要各地对自身基于要素禀赋变化下的动态比较优势作出重新定位。第二，对传统雁阵理论下的产业分类进行拓展和细化。早期的雁阵演化只考虑了工业结构，并将其划分为劳动密集型阶段、重化工业阶段和深加工度化阶段,这一划分的前提是把知识信息等要素作为资本和劳动的辅助物，但现在这一前提条件不再存在，同时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也越来越强，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关键，因此，一方面有必要将雁阵演化的主体从工业拓展到服务业领域，另一方面，结合当前消费需求多样性所带来的产业多样化和分工形式的变化，更应细化对产业类型的认识和界定。第三，基于要素禀赋的重新认识和产业类型的细化，各区域需要在认识自身动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所构造的各个分工链条上，再结合产品的生命周期，选择合适的产业，从而使本区域不仅在产业承接上发挥作用，还能在所承接的产业上，扮演基于创新的某个细分环节的“头雁”角色，并最终形成基于不同产业分类或分工下的多个雁形布局。
（二）目标导向下要素投入和产业分工的优化路径
在目标导向下，产业优化升级的路径可以沿着两条线索划分：一是基于要素投入效率所带来的产业高效化，即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各产业的优化升级；二是基于分工视角下的升级方向，因为当前的社会分工主要包括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三种，根据不同分工形式的范畴可以将其归纳为基于产业结构和产业链两个视角下的优化路径。
1.要素投入层面的产业优化路径
从要素投入和使用效率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实现经济长久不衰的引擎，但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则较为有限，并且近几年还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当然这一态势近来出现了一定好转。全要素生产率是在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水平不变时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由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效率和微观生产效率两部分组成，因此，从要素层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高效化的途径就包括这两个方面。
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效率，主要是指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方式，即大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突出表现就是GDP中农业产值比重的不断降低和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比重从30%左右降低至2017年的7.9%，按年末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则从18%增至2017年的58.52%。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指标仍有较大的重新配置空间，因为欧美等国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在1%左右，城镇化率大都在80%以上。这一重新配置效应的好处不仅表现在不同产业之间生产效率的差异，还表现在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关系上，因为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微观生产效率方面的突出表现是指制造业或服务业内部最富效率企业的发展壮大。对美国的研究表明，制造业内部所表现的企业进入、退出等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对生产率提升的贡献达到30%～50%[7]，对我国的研究也表明现代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要高于传统制造业[8]，因而需要通过促进制造业内部的转型升级来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当然，服务业效率提升的作用也非常重要，这不仅表现在不同类型服务业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高度异质性，即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要高于传统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还表现在我国服务业内部较大的劳动力资源误配效应，尤其是国有化程度越高的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资源误配效应越大[9]。因此，制造业和服务业各自内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2.基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路径
产业结构一般是指各产业在其经济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技术经济联系，以及由此所体现的比例关系。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一个区域或经济社会的产业结构可以被看作一个系统，这一产业结构系统具有一般系统所共有的特性，如层次性、有序性以及系统性，将这些共有的特性和产业结构相结合后就体现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和多元化三个方面。这也正是基于产业结构视角下产业优化升级的三个路径。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判断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多种标准，库兹涅茨和钱纳里通过对多个国家的发展轨迹研究后总结了一个标准结构。另外，霍兹曼也基于产业间均衡关系提出了相应的产业比例关系，但这些标准其实都可归纳为“效率”原则，即效率越高的产业结构就越合理，反之就越不合理。由于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因而还应从是否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角度来检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但正如之前所提到的，人类欲望的变化导致市场需求也是变化的，因此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标准也一定是动态变化的。
产业结构高级化通常被认为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度量，是按照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序列所总结的一个顺向演进过程。在产业结构演变的早期阶段，高级化主要体现为非农产业从农业中的剥离，因此基于克拉克定律所提出的非农产业产值比重通常被认为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衡量。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产业结构演变主要体现为服务业从工业中的剥离，经济服务化成为一个典型事实。因此，有学者开始使用第三产业产值和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由此可以推断，将来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必然是对服务业再细分之后的一个结果，我国在经济服务化的道路上虽然已有较大进步，但与我国工业增速和制造业发展的要求相比仍然较为滞后[10]。
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可从产业多样性的视角进行分析。之所以提出这一优化路径，一方面是基于要素禀赋多元化和人类需求多元化所带来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产业多样性会通过范围经济带来雅各布斯外部性收益，并基于搜寻匹配成本的降低带来产出的增加。另外，由于人类创新的本质就是把现有的、以前没有联系的要素或技术进行有效组合，而当前互联网的普及使不同产业的跨领域、融合性创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容易，因此基于产业多样性下的产业结构多元化也一定是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方面。
3.基于产业链视角的优化路径
在传统的产业间分工视角下，产业结构演变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即产业结构会沿着自身所固有的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变化的趋势演进。但在全球化背景下，由跨国公司所构成的一些系统的集成者对自身价值链进行了重构，其中的“瀑布效应”使这一框架下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自然演进过程难以实现，进而影响其产业的优化升级。跨国公司以产品为导向，将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按照价值进行评估和分割后，紧紧抓住产业链中价值最大、最能体现核心竞争力（如核心技术、品牌等）的部分，然后将一些能够标准化生产的、产业链中价值较低的低端环节进行切割，并转移到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欠发达地区。该视角下，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系统集成公司掌控了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并获取高额经济价值，这不仅增强了它们的垄断性，而且由于其高度的集中性而大幅提高了与其合作并参与其产业链分工的门槛。同时，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在实现一定的经济发展后，一方面低端环节的标准化生产会由于地区比较优势的丧失而继续转移，另一方面高端环节的高进入壁垒又难以在短期克服，因而欠发达地区将会面临产业在中低端环节的结构固化，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是“低收入陷阱”。
虽然世界经济在美国主导下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迹象，但基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全球化分工趋势不会改变，同时由于产业链的高端环节都是以质取胜而非简单的数量推动，因而我国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重视如何从产业链视角对区域产业实施优化升级。这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路径。横向上对产业链进行整合，其实质就是要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对我国基于传统比较优势下已占据的一些低端产业链上的企业进行整合，因为低端产业链的优势是基于生产环节的规模经济，整合之后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积累更多利润，并以此进行技术研发向高端产业链迈进，而且可以塑造一定的垄断能力，从而向高端价值链索取更多价值分成。纵向上通过对产业链的延伸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产业链的延伸既包含对上**业的延伸，又包含对下**业的拓展。因为根据“微笑曲线”理论，中间的生产制造环节是价值占有最低的领域，而左侧的技术研发和右侧的销售环节才具有较高的附加值，但这两个领域大都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掌控，而且由于这些领域的非标准化特征、较强的不确定性和已经形成的高进入壁垒，欠发达地区需要付出比发达国家以往更大的努力才能迈入这些领域。可以看出，基于产业链视角下的产业优化路径所面对的障碍更大，但由于其代表的方向更为重要，因而基于产业链下的优化升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三、高质量发展下新旧动力转换与产业优化升级的支撑及内在演变
新旧动力转换和产业优化升级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它们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实现高质量发展。产业优化升级是新旧动力转换的外在表现，而新旧动力转换则是产业优化升级的内在动力。虽然已经对产业优化升级的路径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是实现新旧动力转换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支撑是什么，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同时，既然上述研究提到经济发展是一个循环变迁的过程，那么随着时间的演进，或是在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基于上述支撑下的产业优化升级模式又会存在怎样的异同呢？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
（一）要素禀赋是研究新旧动力转换与产业优化升级的落脚点
经济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因此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离开要素禀赋。郝寿义认为，要素禀赋变化是经济发展从初级循环向高级循环转变的关键。林毅夫建立的新结构经济学也认为一个经济体最优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内生地取决于其要素禀赋结构。蔡昉认为，我国40年来的高速增长绩效是改革开放激发出特定发展阶段上要素禀赋优势的结果。当然，要素禀赋结构并非一成不变，它在每个特定发展阶段上虽然是给定的，但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发生变化。也正基于此，赫尔普曼在《经济增长的秘密》中把经济增长的来源按照学者研究的领域，其实也是按照要素发挥作用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归纳为资本积累、教育、生产率、贸易、不平等、地理以及制度等几大因素，而这些因素本质上都可以归入广义的要素禀赋范畴。上述研究表明，只有从要素禀赋变化的视角出发，才能正确认清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所在。
研究产业优化升级当然也离不开要素禀赋，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分工体系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国际分工体系从产业间分工转向产业内分工以及产品内分工。分工方式的细化和微观化使得当前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变为沿着产品价值链方向的不断深入，而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要素分工。其实很多学者也已经认识到从要素入手研究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性。张幼文从要素流动性不断加强的角度，认为“要素集聚”是世界经济继中心外围结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后的新的历史阶段，提出国家应当通过各种举措培育自身的高级要素以实现高水平的要素集聚[11]。金京、戴翔、张二震从要素分工入手，认为我国产业发展必须进一步“扎根”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依托高级要素的培育和国际先进要素的引进，不断提升整合全球要素进行创新的能力，这样才能实现产业进一步的发展和转型升级[12]。张二震等在总结长三角地区基于要素分工和开放发展下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规律后，对未来如何继续深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出了相关建议[13]。
综上，只有从要素禀赋入手，研究要素禀赋变化的类型如何与产业优化升级的模式相互协同，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新旧动力的转换，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
（二）要素禀赋与产业优化升级的协同演变
要素禀赋理论有两大核心概念，即要素丰裕度和要素密集度，这是从要素绝对量和相对量两个视角下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对要素密集度从均质和非均质角度界定之后，就可以把要素禀赋的变化分为要素禀赋类型的变化、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以及主导要素的变化。与此相对应，产业优化升级也可以划分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主导产业的升级三个阶段。进一步，要素禀赋变化和产业优化升级的协同演变又是如何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而不断耦合并实现新旧动力的转换呢？下边将借助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雷斯的“巨潮模型”进行说明。
佩雷斯建立了一个包含技术、经济和制度三者如何相互协同演化的动力学模型，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这一重要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把经济发展比作“浪潮”，然后利用这一概念分析了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每次浪潮的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进而解释了过去200年间五次技术革命的演变规律。他将每次浪潮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从他对这四个阶段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不同模式的要素禀赋变化及产业优化升级在其中的演变规律。他认为，每次技术革命所持续的时间是五六十年左右，前二三十年是导入期，后二三十年是展开期；导入期分为爆发和狂热阶段，展开期则分为协同和成熟阶段，导入期和展开期之间有一段时期的转折点，它涉及对整个经济系统尤其是调节框架的重新组织，大都表现为一场严重的衰退[14]。在这场由技术革命所引致的区域经济增长中，上述三种要素禀赋变化模式及其所决定的产业优化升级模式体现了非常明显的阶段性。
图4描述了在巨潮模型拓展后要素禀赋和产业优化升级的协同演变过程。在每次技术革命的爆发阶段，原有产业积累的大量金融资本发现了新技术的方向，新技术一方面为原有经济体增添一些富有活力的新要素、新产业，另一方面，通过新技术带来的“技术—经济”范式对原有要素和产业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升级。可以看出，技术革命在这一阶段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对原有要素、产业的改造和更新，也就是要素禀赋类型的转换，延伸到产业的优化就是不断出现一些新产业、新业态。此时，由于新技术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仍处于萌芽状态，虽然原有的社会制度框架并不适宜新技术的发展，但是社会制度框架的包容———排斥机制更主要体现为对原有要素、产业的包容而非对新要素、新产业的排斥，所以冲突并不明显。随着新技术及其经济范式的发展潜力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涌入其中，狂热阶段随之到来，此时的生产资本大都仍局限在原有产业，对适应新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本的培育、基础设施的建设难以快速形成，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金融资本则由于其高度的流动性，大量、快速地涌入新技术革命领域，从而形成了充满投机的金融泡沫，这一阶段已经体现出“技术—经济”范式和社会制度框架的不协调所带来的问题，即要素禀赋结构不协调的后果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此时，对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并在泡沫破裂后的转折点和协同阶段，逐步确立并完善新的、适应新“技术—经济”范式扩散的社会制度框架，进而和新技术相匹配的劳动力、基础设施等生产资本也不断形成和普及，对旧要素和传统产业的改造也基本完成，各种要素禀赋和建立其上的产业之间的协同程度达到最优状态。在成熟阶段，新技术在所有领域的潜力已经挖掘殆尽，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都难以得到更高的利润，但金融资本由于其灵活性和敏锐性开始寻找新的技术革命方向，即要素禀赋变化的重点开始转向要素禀赋的升级，尤其是主导要素的升级，在产业优化层面就体现为主导产业的升级或变革。
四、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和新旧动力转换的要素禀赋优化途径
既然要素禀赋是产业优化升级并实现新旧动力转换的支撑，并且要素禀赋优化和产业的优化升级之间是相互协同和对应的关系，那么，究竟如何对要素禀赋进行优化呢？这里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的高质量要求，并结合要素禀赋的特征、世界分工趋势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特征，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第一，以提升要素流动性为目标，消除各种抑制要素流动效率的壁垒，同时利用各种技术或制度手段，提高要素流动形式的多元化程度。比如对诸如劳动和资本这类从形态上能够流动的要素来说，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消除市场分割，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其向效率更高的行业流动。而对于以土地和自然景观这类土地资源密集型的产品来说，因其自身难以通过位移的变化来迎合所发现的市场需求，这就需要通过其他流动形式来解决这些困难，如对土地来说，在保证粮食产量安全前提下，通过实施地票制度等方式来增强其流动性；对风电、太阳能以及资源旅游性产品来说，可以借助各种基础设施的完善来引导更多投资者或消费者向沙漠、荒滩等地转移，通过资金的流动性来实现非经济要素经济化的同时，也实现非流动要素所创造价值的市场化。
第二，提升各类要素禀赋等级，积极培育高级要素，不断增加高等级要素在生产活动中所占的比重及发挥的作用。虽然不同生产要素甚至是同种生产要素都可以依据知识、技术等效率因素的含量差异划分为高级要素和初级要素，但研究不能就此结束，因为要素禀赋的等级是相对的，也是动态变化的，所有初级要素都可以经过一定技术改造后成为高级要素，而高级要素一方面能够发挥出比初级要素更为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其高度的主导性和效率性还会使所有相关经济活动都焕发新的生机，产生新的动能，例如非熟练工人通过技术培训可以变成技术工人；即将被淘汰的传统工艺通过“互联网+”的改造后会基于更大的市场规模而产生新的、更大的经济价值等。
第三，细化要素禀赋分类，提升各种要素的专有化程度。一般性生产要素可以被投入到很多领域中，虽然灵活性较强，但也相对容易被替代；而专用性生产要素虽然只针对某个单一产业，甚至某个单一功能，但其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极高，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属于一般性要素，而高级焊工则可以认为是一种专用性要素。细化要素分类应当注重要素在功能上为解决某个问题上的差异，并不断强化这一功效来维护其专有性。虽然有人可能会提出，过强的专用性会由于市场的缺乏而丧失存在价值，但在分工程度日益细化和正在逐步实现的“万物互联”的时代背景下，规模经济的实现变得越来越简单，同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多元化需求也为专用性的存在奠定了基础。
第四，在挖掘既有要素禀赋潜力的基础上，充分依靠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变革能力，创造出更多具有创新性的新要素。增强要素流动性、提升要素等级及其专有性在本质上都是去不断挖掘既有要素禀赋的增长潜力，也就是在明确既有要素所决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后，不断向其靠拢的过程。但这一潜力空间的挖掘是有限的，如果能够探索出一些新的生产要素，那么生产可能性边界将会向更多维度拓展，并产生更为强劲的动力。以人工智能为例，除了其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以外，它还创造了一种新的虚拟劳动力，即智能自动化，这可以有效补充和提升现有实物资本和劳动力的技术能力，并且人工智能在推动创新上还具有更高的效率。可以说，在创造新要素方面，当前的这一轮科技革命与以往相比具有更加强劲的颠覆力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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