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地理
1970、19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演进，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日益增强。市场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使得要素的集聚超越了传统区域和国家的范围，即在大都市区尺度上的高度集聚，推动着城市及其所在区域，通过“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的融合发展为“城市—区域”，最终形成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1］。城市群以其内部城市之间的垂直或水平产业分工，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与创新空间，并参与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不同环节［2］。因此，如何加强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城市群内部合理的分工与资源整合，是形成城市群区域竞争力的关键。2012年2月，鄂湘赣3省签署了《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的正式构建，着力于联手打造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我国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其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合理的产业结构对于区域经济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虽然长江经济带开发战略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范围在逐步的扩大，但鉴于研究的目的，以及对产业发展的历史和要素禀赋等因素的考虑，本文所研究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包括3个次级城市群，即武汉城市群的9个城市、长株潭城市群的8个城市和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9个城市。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通过测度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探讨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因素，寻找如何提升区域生产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进而为把长江中游城市群培育成我国经济增长“第四极”提供建议与对策。
1 文献综述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产业转型升级具有促进资源配置，协调产业分工，进而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调整与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的过程，同时，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渗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种从产业结构演进中索取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思想，是产业发展政策的核心和精髓［3］。一些经济研究指出，产业周期的变动内含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代表性的理论包括亚当·斯密的产业层次理论［4］、科林·克拉克的“配第—克拉克”定律［5］、西蒙·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变动分析［6］、霍夫曼提出的“霍夫曼定理”［7］以及钱纳里提出的产业结构转换的标准形式［8］等。这些理论的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产业效率与相对收入的差异会引导产业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再配置。从已有的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可以得出，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的资源配置：一是在等量资本投入获取等量收益的引导下，资源要素在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流动，即产业间升级；二是，在市场竞争导向下，资源要素往往在同一产业内由低效率产业部门向高效率产业部门转变［9］。换句话说，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呈现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规律，其实质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的演变趋势，即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其又表现出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协调能力及关联水平的提高，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10］。
目前国内外学者基于以上两个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通过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内在表现为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与重新配置，以及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而外在的特征是企业或者产业的空间集聚的变化［11］。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选择了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符合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才将具备自生能力和自我强化能力，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即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12］。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要素集聚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区域，甚至国家的范围。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空间流交汇频繁，城市孤立发展格局将被打破，将呈现为一个由诸多规模不等的城市群组成的集群化城市组织体系［13］。城市群，特别是大都市连绵区则是区域内聚集的最高级表现形式，城市群空间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承载依托；城市体系正在由等级化逐渐走向网络化，形成分工协作、密切联系、水平而非层级性的网络体系［14］。产业结构在城市群空间范围上的演变，同时具有“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双重特征。即一方面要求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产业错位发展，以免“小而全”的过度竞争；另一方面，城市群中心城市要保持在产业结构和优势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地位，并提高产业层次，进而融入到全球和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中［15］。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垂直与水平分工关系，促进内部“要素—产业—空间”的动态匹配，以及协调区际之间经济技术联系，整体参与到价值链竞争中，以获得区域竞争优势，是未来城市群获得动态竞争力的关键。
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具有“承东启西”的地位，其产业结构的优劣不仅影响本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也对长江经济带的产业转移与经济结构调整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学者从产业分工协作［16］、产业结构演进与优化［17］、区域协调发展与经济差异与空间格局［20］等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进行了研究，但是，还未能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升级现状进行测度。本文借鉴刘建民等［22］和谭晶荣等［23］的研究方法，尝试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速度以及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以期探究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产业结构的现状，为提高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和竞争力提出相应建议。
2 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测度
根据上文的分析，产业转型升级一般可以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优化来解释，具体来说是指以技术创新为动力推动产业机构有序的深化、高级化的过程，即由传统的低层次、低效率、低附加值产业向现代高层次、高效率、高附加值产业转变［24］。本文将借鉴库兹涅茨、钱纳里等学者所提出的三次产业结构演变、工业结构演变，以及以上文献提出的产业结构的内涵，分别从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和细分行业两个方面反映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的水平。产业结构超前系数是测量产业转型升级的较好的工具，它可以反映区域产业结构演变趋势、超前程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Ei表示第i 产业的结构超前系数；ai 表示第i产业报告期所占份额与基期所占份额之比；Rt 表示同期经济系统平均增长率。若Ei＞1，则表明第i产业超前发展，所占份额将呈上升趋势；若Ei＜1，表明第i 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所占份额将呈下降趋势。比较产业之间的超前系数可以客观地判断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
2.1 长江中游城市群三大产业超前发展系数
根据公式，计算出2000—2015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6个城市的三次产业超前系数，结果见表1。从表1中分析可知，整体来看，2000—2015年，三大次级城市群的第一产业的超前系数均小于1。三大次级城市群的第二产业的超前发展系数均大于1，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第二产业整体发展较快。但城市群内部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作为次级城市群核心的武汉、长沙和南昌的第二产业发展落后于后发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地区间存在着产业的转移。作为产业高级化方向的第三产业，并未能获得较好的发展。具体而言，武汉、长沙和南昌其第三产业的超前发展系数并没有明显的优势，滞后于其他城市的发展，这可能与其原有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且城市群内部产业结构相似导致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受阻有关。这使得武汉、长沙和南昌未能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比较还发现，第二产业的超前系数大于第三产业的超前系数，说明三大次级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仍然主要依靠工业支撑；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这与王磊等［25］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三次产业结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呈现“二三一”型，该地区整体处于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演进的阶段的结论相吻合。
分时期来看，通过T1和T2两个时期的比较，26个城市三大产业的发展情况差异较大。整体来看，除个别城市外，三大城市群的第一产业的超前发展系数均呈下降趋势；而第二产业的超前发展系数也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经济危机以来经济不景气造成的产业转型升级困难造成的。但是，从分时期对比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系数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尤其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然而，武汉、长沙和南昌作为区域核心的比较优势不够明显，发展相对缓慢。
2.2 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细分行业超前系数
以上文献研究可得，产业转型升级以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向为主，本文拟从细分行业视角，探究产业内的转型升级现状。然而，考虑到本文研究的目的，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现状，本节主要以工业转型升级作为分析对象①。借鉴江静、李耀新等的分类方法［26-27］，将工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LI）、资本密集型（CI）和技术密集型（TI）三大类。工业结构升级的结果是工业结构不断高度化，即在工业部门之间体现为技术密集部门的比重越来越大，劳动密集部门的比重不断的下降的趋势。根据上述公式，测算结果见表2。
依据上文对三次产业结构的分析可知，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为“二三一”型，工业仍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大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发展后劲不足。从工业行业的内部来看，资本密集型产业是该地区工业乃至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具体来看，2003年以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超前系数均保持超前发展；虽然技术密集型产业获得一定的发展，但是仍落后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此外，除黄冈、天门等少数城市，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呈下降趋势，这说明该地区目前正处于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同时，通过表2 可以看出，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的武汉、长沙和南昌其自身的工业产业结构存在较为严重的滞后，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相对落后，不利于其发挥其自身的核心辐射带动作用。
综上所述，目前该地区的整体产业结构为“二三一”型，且处于以资本密集型的为主导产业的发展阶段。该地区未来产业结构的调整面临“合理化”与“高度化”的双重压力。既要通过区域一体化促进产业的合理布局，又要促进以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为导向的第二产业的提升，以及现代高端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兴起。
3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速度测定
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可以通过Lilien指数模型和More值测定模型来估算。前者通过考察劳动力在各个产业间的转移来测定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后者通过考察产业结构的变化速度来测定产业转型升级速度。本文拟根据以下两个模型分别测算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具体如下：
3.1 Lilien 指数模型
Kuznets和Kaldor认为在生产率的驱使下，劳动力将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再转移到第三产业，可以用这种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转移来测定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本文拟选用Lilien指数模型计算长江中游城市群26个城市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其定义如下：
式中：i 代表每个产业；j 代表26个城市；EMP 代表各产业的就业人数，TEMP 是总就业人数。Lilien指数值越大，代表T 时间内劳动力在各个产业内再分配速度越快。
根据搜集整理的数据，计算2000—2015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6个城市的三大产业的Lilien值，其结果见表3。
表3数据显示，2000—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都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但是转型升级速度存在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城市群内城市联系强度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分时期来看，部分城市存在一定程度的放缓趋势，这可能由于三个地区自然要素禀赋和历史因素较为接近，产业结构存在趋同，使得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与升级受阻［28-29］。作为省会城市的武汉、长沙和南昌两时期产业转型升级速度有明显的差异，尽管武汉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保持稳定，但在一定程度上升级速度小于长沙和南昌；但是后者存在下降的趋势。另外，除孝感、咸宁和常德等少数几个城市略有上升或者保持稳定外，其他地区2008年后均呈现明显的下降。
具体到工业行业的产业转型升级速度，由表4可以看出，整个时期内，工业产业的转型升级速度相对缓慢，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的工业产业转型升级速度（T2期）明显落后于T1期。同样，就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三大核心城市来看，其工业行业的转型升级速度落后于其他地区，这可能在于该地区产业结构存在同构化，以及区域之间的产业梯度差较小，导致核心地区的产业难以向外围地区转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
3.2 More 值测定模型
More值测定模型是以向量空间夹角为基础，将产业分为N 个部分（此处N=3），构成一组n 维向量，并且将两组向量在两个时期的夹角α作为产业结构变化指标，该指标即为More值。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M 表示More 结构变化值，实际上就是两组向量夹角的余弦值cosα ；wio表示基期产业i 的比重；wit表示报告期产业i 的比重。所以，两组向量在两个时期间的夹角α 为：
∂ 值越大，则意味着产业结构变化越快；∂ 值越小，则意味着产业结构变化越缓慢。同时我们用产业结构平均变动值来表示一定时间内的产业结构变化，计算公式为：
式中：k 为产业结构变动值；qit 为报告期构成比；qi0为基期构成比；n 为产业门类数；t 为基期与报告期之间的年度数。
根据上述三个计算公式，分别计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26 个中心城市2000—2008 年（T1）、2008—2015 年（T2），2000—2015 年（Tall）的More 结构变化值、产业向量夹角和产业结构年均变动值，结果见表5。
从夹角值∂ 判断可知，2000—2015 年26 个城市产业结构均有一定程度的波动，其中黄冈市、宜春市和吉安市等产业转型速度最快，其夹角值∂ 达到20°以上，湘潭、衡阳、鹰潭、抚州和上饶等的产业转型升级速度次之；武汉、南昌和长沙等产业转型升级速度最慢，其夹角值∂ 不到4°。通过比较T1时期和T2时期发现，除益阳、天门、仙桃常德和衡阳呈现小幅度上升外，其他各市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说明这些地区虽然前期取得较快的转型升级速度，但是2008年后，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冲击，产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缺乏进一步推动产业向更高层次转型的后劲。这也可以从产业结构的变动中反映出来：2000—2015年26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年均变化差异较为显著，其中，黄冈、鹰潭、吉安和宜春等变化较明显，年均变动率均超过2%；而武汉、南昌、景德镇等的产业结构年均变化相对较小，年均变化率小于1%。分时期来看，除孝感、天门、黄冈、常德和衡阳等外，其他地区T2时期产业结构变动率均小于T1时期，且部分城市产业结构下降幅度比较大。说明这些地区在2008年以后产业转型升级速度逐渐放缓，缺乏进一步转型升级的动力。
同样，从工业细分行业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产业的结构变化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表6）。整体而言，核心城市（武汉、长沙和南昌）的产业结构变化落后于周边地区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比如T1时期黄石市、鄂州市产业结构的年均变动，明显大于武汉的产业结构变动，且在整个时期（Tall）的年均产业结构变动明显大于武汉市。同时，还可以看出2008年以后（T2时期），除长株潭城市群外，武汉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工业产业结构出现明显的放缓，年均产业结构变化率低于0.1%；长株潭城市群的工业产业的调整明显快于其他两个城市群，但是，长株潭的技术密集型产业（27.7%）所占比重低于武汉城市群（34.9%）和环鄱阳湖城市群（28.9%）。因此，长江中游城市群仍然处于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的阶段，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且劳动要素在产业之间的流动相对较弱，工业经济的发展仍然以产业内增长为主，地区间的产业关联相对较弱。
从总体上看，虽然整个地区均处于转型升级过程中，但是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差异较明显。表6数据显示，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核心城市的武汉的产业转型升级速度明显小于长沙和南昌，也小于其他次级城市，说明武汉市的产业优势不明显，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有限。相对而言，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产业转型升级速度要快于武汉城市群。同时，根据工业细分行业的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城市群仍处于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型期，资本密集型产业仍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且区域间城市间的关联相对较弱，产业内增长效应大于产业间的增长效应。未来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武汉城市群应合理选择与布局主导产业，使其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地位得到突出和巩固。
4 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虽然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有所减缓，但是整体在不断地提升。本文将继续研究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目前Shift-Share方法是被广泛使用来分解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的方法，本文参照谭晶荣、顾乃华等人的研究，利用Shift-Share方法对劳动生产率进行结构分解，即将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解为结构变迁效应（产业间）和产业内效应［23，30］。其中，结构变迁效应又分解为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具体分解公式如下：
式中：P 代表单位时间单位劳动产出（以2000年作为不变价）；S 表示每个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i 代表每个产业；j 代表26个城市；T 代表从t0到t 这一时间段，且ΔPT=PT-Pt0。同时，式中左边第一项为静态效应（ϕstat），是指在各行业劳动生产率不变时，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的能力。第二项为动态效应（ϕdyn），衡量的是劳动力从产出增长较慢的部门向产出增长较快的部门转移的能力，如果其为正值，代表劳动力向产出增长较快的部门集聚，反之从该部门退出。因此，结构变迁效应ϕ =ϕdyn +ϕstat 。第三项为产业内效应，体现为在产业结构不变的条件下，产业内各部分劳动力产出的增长对整体劳动力产出增长的推动能力。
根据以上公式可以计算出26个城市三个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分解的结果，具体见表7。长期来看，2000—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6个城市劳动生产率整体处于低水平增长状态，其增长率均小于1。其中武汉城市群的劳动生产率与其他两个城市群相比提升较高。就城市群内部而言，城市群内部的劳动者生产效率差异化较大，同时也说明城市群内部存在较大的劳动者禀赋的空间差异性。从三大效应分解来看，产业内效应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大于产业间效应，说明该城市群内部仍然以主要垂直分工为主，产业相对单一，产业之间的关联性相对较弱。而动态效应和静态效应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较小，并且部分城市出现负值，说明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动力未得到合理的配置，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能力较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上文得出的2008年以后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出现明显的下降相对应。
从两个时间段分析，在T1时期和T2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有所差异，T2时期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低于T1时期。这主要由于产业结构的动态效应出现明显的下降导致，即劳动力未能实现从产出增长较慢的部门向产出增长较快的部门转移，这也在一程度上说明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的产业转移受阻，要素禀赋未能在产业间实现合理的再配置。在两个时期产业内效应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占据主导地位，产业间效应贡献相对较小。而在产业间效应中，静态效应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要大于动态效应，部分地区动态效应出现负值，说明劳动力向高产出部分集聚的能力相对较弱。两时期的静态效应除黄冈、潜江等个别城市T2时期出现负值，其他地区均为正值，说明该地区城市仍具有将劳动力向高效率产业转移的能力。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到，长江中游城市群劳动生产率的产业内效应（增长效应）大于产业间效应（结构效应）。这说明该经济发展阶段，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产业内部劳动力自身能力的提高和产业技术效率的提升；而劳动力向高产出部门集聚转移的能力较弱，说明该地区产业之间的关联性较弱，产业发展缺乏良好的协调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