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理念新任务。我把它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探索“中国之路”的历史学习过程中又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那么，什么是中国之路呢?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闭幕会议报告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党的十二大报告一直到党的十六大报告的标题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具有理论与实践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更有创造性和创新性。中国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和不断总结过程中，应当说已经走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我称之为“中国之路”。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提出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央对我国当前和今后的发展特点和趋势有两个重要论断:一论就是所谓的战略机遇期论，另一论就是社会矛盾凸显期论。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好的可能性，一个是坏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用“挑战和应战”这一模式来讨论的话，显然这是一次主动的应战；在应战过程中我们又产生出自己的理论，就是和谐社会。但是，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还仅仅是破了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未来时期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如何整合我们已有的国际社会千年发展目标、小康社会目标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如何制定“十一五”规划，以符合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本之道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就是作为欠发达省份的甘肃省如何在自己迅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来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新的追赶。
1.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崛起及其影响
这一部分的核心结论是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并且对中国乃至全球产生深刻长远的历史性影响。
首先引入我提出的一个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对一个国家来说，其生命周期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发展的准备期，或者说成长期；第二个阶段是经济起飞期或迅速崛起期；第三个阶段是强盛期或鼎盛期；第四个阶段是发展缓慢期；第五个阶段是国力衰落期。
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作个国际比较的话，或者把一个国家的贸易总量占世界贸易总量比重曲线画出来的话，根据Maddison的数据做一下分析就会发现，1750年以来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前苏联以及后来的中国、印度大体都体现了这一国家发展生命周期，只不过不同的国家发展的轨迹有所不同。
中国的特点是与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前苏联的发展轨迹不同，如果我们按照国家生命周期来划分的话，1400～1800年是中国发展的停滞时期，它既是中国农业社会的高峰期，实际也是长期的停滞时期。从那时西欧国家开始增长，开始经历工业革命，兴起工业文明。
1800～1950年是中国国力的衰退期，根据Maddison的计算，182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的1/3，但到1950年
已经降到了4.5%，这是急剧衰败的一个过程。
从1950年到1978年我们把它视为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准备期，或者准备成长期。这个阶段我们基本实现了初期的工业化目标，从19世纪晚期算起，到1952年中国的全部固定资产存量为733亿元(1987年人民币价格)；到1978年固定资产存量达到8965亿元，相当于1952年的12.2倍，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占世界总量比重大幅度上升。1978年我们在全世界的经济总量略有提高，达到4.9%，但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是下降的，从1950年的1.8%将至1973年的0.6%，这也是1870年以来历史的最低点。实际上，我发现这一阶段中曾出现过中国发展的第一次黄金时期，即1949～1957年，当时中国的GDP增长率为9.2%，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大体已经提高到5.9%。
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到了经济起飞阶段，我的基本判断是从1978～20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大阶段，即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从世界现代历史看，中国这一时期相当于美国经济崛起期(1870～1913)的40多年，美国是南北内战结束后开始进入经济起飞，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92%，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由8.9%上升为19.1%。中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美国当时的经济增长率，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由1978年的不足5%，已经上升为2004年13%，到2020年可能达到18%～20%。中国崛起与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人口规模，美国人口规模是从4024万人上升为9761万人，而中国则是从不足10亿人(1978年为96259万人)上升为至少14亿人。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一起飞期或崛起期的中点。这就是我们的战略机遇期。
第三个阶段是2020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经济强盛期或鼎盛期。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说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也就是说我们是先衰败、后崛起的历史轨迹。严格来说是中国的重新崛起，根据Maddison的最新估计，到2001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已达到12.3%，根据他最新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有可能达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8.4%，美国的经济总量则会从2001年的21%下降到17.7%。中国从2020年以后进入强盛期已成为国际共识。
中国的快速崛起是超大规模的崛起，同时也是极不平衡的崛起，它既可能引起国内不平衡的发展，也可能引起国际不平衡的发展。现在看来，不仅世界对中国崛起没有做好准备，就连我们自己也没有准备好。
2005年3月份《经济学家》有一篇文章，核心思想是说过去20年是世界改变中国，未来20年是中国改变世界。那么中国是不是在改变世界呢?它是如何在影响着世界?又是怎样改变着世界?我认为，中国为世界做出较大贡献的时代已经来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为全世界创造第三次黄金增长期。根据麦迪森的数据，第一次世界经济黄金增长期是1870～1913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并不太高，人均GDP增长率只有1.3%，主要是因为欧美这些经济体在增长，其他国家都没有变化，中国是在迅速下降。美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经济增长做了主要贡献，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从1870年的8.9%提高到1913年的19.1%。第二个世界经济黄金增长时期是1950～1973年。1950年之前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萧条，经济增长率很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只有0.9%。50年代以后，全球人均GDP增长率提高到2.9%，创了世界历史的最高记录。美国、欧洲和日本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做出了主要贡献。日本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迅速提高，从3.0%提高到7.7%。这意味着世界出现黄金期不仅是出现技术革命，主要是大国扮演重要角色。1973～1992年，进入了一个相对滑坡的阶段，全球经济增长率降到了1.2%，主要是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了滞胀。70年代中国还没有加入到全球一体化当中。而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1992～1999年，全世界人均GDP增长又一次提高到2.5%，略低于二次大战以后的增长率。中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经过了27年的发展，开始经济起飞，开始对全球做出贡献。我们发现，由于中国的崛起，印度的崛起，前苏联、东欧转型国家，有约30亿人进入市场经济，进入全球经济，就能提高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现在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是世界第三次黄金发展时期的主要动力来源之一。
第二大贡献是贸易贡献。我们根据世界银行有关数据计算，20世纪80年代中国贸易增长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96个百分点，当时美国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2%，位居世界第一；第二是德国，占10.7个百分点，第三是日本；而我国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量的比重只有1%，与今天的印度情况相仿。1990～2002年间，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率第一位的仍然是美国，第二仍然是德国，而中国迅速上升到第三位，日本则降到第四位。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开始改写世界贸易格局，我们称之为新的世界地缘政治。
中国崛起的第三大贡献是减贫贡献。中国的减贫贡献被世界银行称之为中国改革开放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从1820年以后，全球的绝对贫困人口数字上升了，直到1990年出现拐点，开始下降，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消除了大量的贫困人口。中国把大量的贫困人口数减下来的同时，其他国家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仍在上升。
我还想进一步讨论一下全球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因素，以及我们所理解的战略机遇期。就全球范围来看，有几个重要的要素。
第一是中国、印度、前苏联、巴西这些大国进入全球经济，使得全球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进一步提高，进入世界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时期。第二个是IT革命和普遍使用，大大地扩大了新技术的传播和普及。第三个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人口规模大大地增加，形成人类最大的全球化。前面几次经济全球化才几千万人、几亿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滴全球化新加入的就有30亿人，而中国因素成为其中重要的催化剂。
这三大因素结合在一丘，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开始打破以往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历史。中国、印度作为新的、巨型的发动机开始点燃，这是整个世界变化的新格局、新版图，中国在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第四个因素是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最后一个要素是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的可能性在增加，全球处理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能力在提高，可以避免1929年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危机，但并不排除局部、地区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我们的基本结论是，无论从全球的角度还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发展的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多于不利条件，发展的契机多于发展的危机，关键是我们中国如何识别这一战略机遇期，如何利用这一战略机遇期，最重要是我们中国作为大国如何创造战略机遇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平衡地发展自己，协调地发展自己，自我约束地发展自己，从而为世界的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
2.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1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判断、背景及其特点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对转型期的社会矛盾的分析和讨论，这包括基本判断、大的背景和特点。我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的基本形势判断是:经济持续增长，政治空前稳定，社会更加开放，社会矛盾十分突出。我们既是黄金发展时期，又是社会矛盾凸显期。
现在突出的问题是社会不稳定，社会不和谐，社会不公平。所以，如果我们把国际因素包括对外开放等四大因素综合考虑的话，很显然经济因素是有利的，政治因素是有利的，国际因素也是有利的，主要是社会矛盾突显。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把促进社会发展、解决社会矛盾作为“十一五”规划的主题。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主要是强调两个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多的是考虑经济问题，今天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处理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我们从七个方面来认识一下当前社会不稳定凸现的一些重要表现。
第一，社会各类案件迅速增加，特别是打官司的成本是相当可观的。我们的计算表明，1998～2002年，诉讼标的总额大体上占GDP比重7%，这反映出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类矛盾迅速增加的特点，社会成本或者说社会赤字在扩大，它不同于财政赤字，反映了极高的社会统治成本。
第二，刑事案件立案率居高不下，从一个平安的社会变成不大平安、不大安全的社会。从1978年以来，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量的年增长率高达8.8%，略低于经济增长率9.4%。通常我们知道后一个数字，即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国家，却不知道前一个数字，即中国也是世界上刑事案件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此外，治安案件也是惊人增长，1986～2003年，年平均增长率10.4%，超过经济增长率。这两个数据是十分惊人的，它反映了社会内部的矛盾迅速增加。
第三，是新出现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劳资矛盾加剧。1992～2003年，全国城镇(不包括农村)劳动争议案件年增长率高达35%，也是大大高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财政增长率，十一年间增长了27倍之多。当然，这是转型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需要付出的一种社会代价。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来降低转型的成本。
第四，突发性、群发性事件普遍增多，创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点是政治不稳定，但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没那么多**的事件，现在各类**事件大量增加，尤其是越级**、集体**不断增多，反映了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有所加剧。
第五，各种事故频繁发生，与国际上比较，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事故发生率最高的国家，这充分反映出《劳动法》赋予劳动者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证。
第六，销声匿迹的黑社会组织重新抬头，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不稳定的心腹大患。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即地方治理的“西西里化”，很多地方干部和黑社会势力勾结在一起，打着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等牌子进行违法勾当，发展非法经济。
第七，全球化过程中带来的一系列公共卫生与安全危机，艾滋病的爆炸性增长，以及非典等全国性乃至全球性卫生危机的发生，都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说，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形势的判断是总体不断恶化，局部有所改善，形势十分严峻。中国已经进入了盛世阶段，但盛世不太平。因此，中国不仅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是要建立和谐的社会、稳定的社会、公平的社会。
2.2如何认识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当前我们的社会矛盾主要是与我们的社会转型期密切相关的。主要是四个方面同时发生的转型:一是经济转型，二是社会转型，三是政治转型，四是开放转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说我们所遇到的挑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经验和模式，有待于我们中国人来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等等。
那么要理解当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就要认识我们这个社会是如何变化的。总的来说，它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分化的社会。因为我们的改革就意味着利益调整，市场化就是要激励效率。这种情况就使我们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在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包括文化权利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平衡，并且越来越严重。邓小平在1990年就指出，如果中国一亿人富裕，九亿人贫穷，中国非出大乱子不可，而且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改革成功的标志就是避免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相反，改革不成功的标志失败的标志就是贫富两极分化，四大矛盾凸现，即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地方和地方的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凸现。实际上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搞合作社、集体化、文化大革命，就是担心中国社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1962年当时要搞三自一包，六大常委都同意，毛泽东一票否决，说三自一包绝对不能搞。
第二，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流动的社会。我们过去对这一点认识不足。中国的大转型突出地反映在大规模的城市化上，以农村人口的转型，即农村人口为主转变为城市人口为主。中国正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
从流动人口来看，1994年，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村人口大约为4400万人次，相当于当时农民总量的9%，2004年达到了30%，约为1.46亿人，这十年仅农民工的流动就有1亿人。而1820～1920年欧洲国家向北美等国家输出人口大约为6000万，其中有3600万人去了美国。西方国家花一个世纪才转移6000万，我们10年就已经一个亿。那么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流动人口规模还突出地反映在流动规模巨大的旅游业，20世纪90年初期我们大约为2亿人在旅游，1994年达到5亿，2004年上升到11亿人，人均不到一次。这什么概念呢，西方国家一人4次，美国一人2次，如果我们也一人2次，将达到26亿人次。国家旅游局估计到2010年国内旅游可能达到16亿人次，这是世界其他国家从未出现过的。因此，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使得中国从静止的社会迅速向一个流动的社会转型。
第三，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我们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2年，实际上它就是打破封闭经济时代，可称之为第一轮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主要是“窗口式的开放”；第二个阶段是1992～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中国进入了贸易自由化阶段，大幅度降低关税，也取消了关税贸易壁垒，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开放，中国吸引了大批跨国公司，现在大约世界500强有450家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国外在中国设立了750家研发机构；第三个阶段是加入WTO，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从贸易总额5000亿美元一下子飙升到1.1万亿，今年估计能达到1.3万亿。
再来看一下大规模要素的流动，2004年外贸进口依存度为34%，外资工业企业(不包括其他产业外资企业)在国内的销售额44%，加在一起将近78%，美国日本都没有像中国经济和市场这样开放。当然在开放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受益，主要受益人群是高技术人才和人力资本较高的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分化了这个社会。
第四，中国正变成一个越来越分散的社会。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有两个东西可以把人们禁锢起来，一个是户口，一个是档案。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就业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978年以前中国的城市就业人数中有90%多在正规部门，主要是集中在国有和集体部门。今天中国城市的就业人数为2.6亿人，其中在正规部门，包括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和外资企业只有1亿人，有1.6亿人属于非正规就业。再加上农村还有大量的劳动力是非正规就业。所以，全国7.5亿劳动力，有6.5亿人从事的是非正规的分散的灵活的就业，也就是组织化的程度急剧下降。
如果探究当前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核心应该是不公平。最近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要发表一个报告:《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分析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总体框架，划分了七种类型的不平等。主要结论是中国可能已经是世界上最突出、最复杂的人类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
一是收入水平的不平等，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数据分析计算，198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是0.3，2002年的“基尼系数”是0.45，在131个国家里面，中国排名在第90位。我们是倒数第31位，比拉美国家稍微好一点。
第二，财产分布不公平，2002年全国的财产“基尼系数”是0.55，明显高于收入“基尼系数”0.45，而1995年是0.4，七年间增长了37.5%，这在世界上是不平等增长速度最快的。所以中国在过去的10年中，个人财富急剧增加，包括金融资产、房地产，价格上涨得最快，住宅私有化之后也加快了财富不平等的过程。在这项研究中有个惊人的发现，在财产最多的10%人口和财产最少的10%人口之间财产的比例高达61∶1。而财产最多的10%人口中94%是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占到6%；财产最少的10%人口中，城镇居民占25%，农村居民占75%。
所以从人均收入和家庭财产的不平等来分析，我们可以初步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而且这个局面在未来5～10年内还会继续恶化。此外，还有五类不平等，分别是就业与工资报酬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公共卫生和健康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平等和税收财政收支不平等。
2.3和谐社会:治国纲领的重大理论创新
为什么这么讲呢?中国领导人的发展思路，是逐步演变发展的。先是邓小平同志提出小康之家，小康水平；90年代中期提出小康社会，2002年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邓小平在80年代初就提出了小康的六个目标:“一旦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实际上是小康水平，800～1000美元/人)，就可以实现六个目标，一是就可以解决人们的(温饱)吃饭问题；二是住房问题(20m2/人)；三是解决城乡就业问题；四是解决农村人口外流问题；五是普及中小学义务教育问题；最后是降低犯罪率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出，现在我们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没有关于降低犯罪率的社会稳定目标。所以2005年6月底我们向国务院领导同志建议，在将来“十一五”规划时，一个重要发展目标就是降低犯罪率和社会治安比例的问题。在90年代初期，中央对“八五”的计划建议中，对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是一种界定，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中国要避免两极分化，实行共同富裕”。很显然，对照前面的数据可以讨论，我们最近发生了什么?实现了什么?哪些目标没有实现?我们要重温当时中央和小平同志是怎么建议的，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经济指标实现了，而一些相应的社会指标没有实现，比如犯罪率目标、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没有实现。而“十六大”报告标志中国开始进入共同富裕阶段，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很显然，我们党这次及时提出来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且将其定义为六个方面，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新。
简言之，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制问题，而且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体制，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部含义。
从全世界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不平衡、不公正会有损社会的长期发展。反之，构建和谐社会有助于社会的繁荣富强从小康社会到和谐社会。从小康之家、小康社会到和谐社会，我们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治国纲领，而这种纲领本身的过程我将其称之为一种“适应性选择”。
2.4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家目标
第一，要重新整合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目标:一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二是现在所提出来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三是国际社会推崇的千年发展目标。这三大目标本身具有互补性、多元性和关联性。我们要放在全世界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中国能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能够构建我们理想中的和谐社会，无疑是推动了人类发展的进程，充分体现了我们在全世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承诺我们的政府目标，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消减贫困人口，站在人类发展的视角，其国际意义非同小可。依据三大目标，未来的中国的发展目标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1)减轻收入不公的问题，旨在不断地提高全体人民的人均收入，特别是低收入人口的收入问题，基本消除绝对贫困人口；(2)创造就业目标，旨在有效提高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变动，特别是大规模、有序地转移和减少农民人口；(3)教育发展目标，旨在实行全民普及的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的人力资本；(4)公共服务、卫生和健康目标，旨在实现农村人口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明显改善农村人口的健康指标；(5)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旨在向青少年进行生殖健康教育，对全国人民提供相应的低费的计划生育服务；(6)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目标，旨在明显地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环境和提高他们的利益、信心、技术等；(7)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目标，旨在降低对市场经济建设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风险，提高人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比如美国，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出都在增加，主要是解决市场竞争过程中的各类风险；(8)社会稳定目标，旨在进一步控制在社会转型和人口大规模迁移过程中各种犯罪、治安等，包括劳动纠纷的事件。
2.5构建和谐社会的治本之道
这一治本之道的基本点是:第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新的政府观，建立“监管型、服务型”政府。第二，中央和各级政府加大对社会软件投资。第三，实现全体人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四，实现基本公民权利的均等化。第五，进一步完善社会补偿机制和就业制度，保障公民的基本安全需求。第六，把促进就业增长、降低高失业率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3.对甘肃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初步看法和意见
首先谈谈本人对甘肃省情的再认识。2003年8月我讲过关于甘肃的发展，特别对甘肃省省情做过讨论与研究，当时我把甘肃省的基本省情概括为: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生态环境极端脆弱。从发展阶段的角度看，甘肃经济发展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人均收入处于全国后列，在人类发展指标方面，甘肃省处于世界中等偏下水平。从我研究中国国情的体会看，需要不断地、长期地、循序渐进地认识国情，特别是从历史的和国际的视角来认识。两年过去了，对甘肃省省情需要从国内的视角乃至国际的视角来进一步全面地认识。
“十五”的前四年，即2001～2004年，甘肃省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了2492亿元，今年再加上700多亿元，就接近了3200亿元，这3200亿元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把建国以来的55年分为前50年与最近5年的话，这5年超过50年累计的投资(大约3000亿元)。这和“中国崛起”是极其相关的。
对甘肃省现阶段的省情，我提出以下判断:
（1）1978年以来，甘肃经济基本上处于“经济起飞”阶段。
我们最近对甘肃省的“五大资本”作了研究和计算，所谓“五大资本”就是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国际资本。我们的计算发现，从1978～2003年，甘肃省的总资本增长了14个百分点，但如果以1981年为起点的话，可能更高。我们还发现，这“五大资本”是从1991年以后迅速上升，特别是过去几年。甘肃省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主要是国际资本和知识技术资本的增长尚显缓慢。
甘肃省在“十五”期间的前四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0%，高于“十五”计划的预计增长率，同时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GDP年增长率达到了9.7%，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我们一般把人均GDP超过1%为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如果达到3%就是高增长。印度是普遍被西方社会看好的国家，但其最快的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也不过3.3%，而甘肃为7%～8%，这几年上升到9%。即便计算1978年以来的平均增长率，也是在8%以上，因此，甘肃发展非常有希望。另一根据是财政收入增长率达到13.6%，也高于地方的经济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4.4%，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大体在1.44∶1。有人可能会说内蒙古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60%以上，比甘肃高得多；但要注意的是，内蒙古的经济增长率也只有13%～14%，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宁愿要甘肃模式而不是内蒙模式，内蒙的60%多的投资增长率才得到只比甘肃高出了一两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这种经济增长的成本太高。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看经济增长率有多高，而且要看经济增长背后的投入有多高，代价有多大。
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甘肃省虽然与沿海地区比增长稍嫌缓慢，但是相对于其历史记录，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其增长是比较快的。
（2）甘肃正在从低收入水平向下中等收入水平过渡，从下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向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过渡，尽管人类发展指标在全国排后列，“后列”这个格局难以改变，但在全世界的位置却不断提高。
从人类发展指标看，甘肃省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人类发展指标是衡量人类发展进程的重要指标，它能够综合反映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和人力资本水平等情况，比单纯的人均GDP更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生活条件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更能够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从时间序列来看，甘肃省的人类发展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在缩小，1990年甘肃的人类发展指数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1%，1995年降到75%，而后急剧上升，2003年接近全国的90%。我们发现主要是甘肃的健康指标、教育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在缩小，比较低的是人均GDP，跟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仍然很大。
从国际来看，甘肃人类发展指标高于发展中国家。2003年甘肃省的人类发展指标是0.675，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0.663。这个指标非常关键，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从大约0.5上升到0.675。按照世界通行的标准，0.65就是进入到上中等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社会”2002年的HDI为0.595，在177个国家中排第127位，低于甘肃省农村的HDI指数。
城乡人类发展指标差距加大。2003年甘肃省城镇人类发展指标高达0.798，这是什么概念?高发展水平是0.8～1.0，甘肃城镇已进入世界高水平发展阶段，在全世界170多个国家中排名56位，在中国，甘肃是排在后面。但是农村是0.664，排在世界126位，甘肃主要是农村人口太多，占的比例很大，拉了后腿。人类发展指标中农村的教育指标、健康指标还是不低的，主要是人均收入指标低。
（3）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从人口指标来看，15～64岁的人口占的比例高，总的抚养系数比较低，这可以视为人力资源开发的黄金时期。1999年甘肃省的人口就业参与率是46.6%，2003年提高到50.5%，高了四个百分点，但是低于全国平均参与率57.9%。我两年前来的时候，了解到甘肃的城乡劳动力的转移是200多万，2005年上半年就达到300多万，劳务输出收入达到50多亿元，占全省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很显然，甘肃省的最大的富民政策就是要促进劳动力转移，现在省委省政府提出发展劳务输出经济，我把它称为“搭车战略”，利用区域经济、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契机，加快劳动力转移，用劳动换资本，让甘肃人挣全国人民的钱。
（4）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时期，科技、教育、卫生、医疗发展进一步加快。最突出的是各地都把教育作为优先战略。我想对人的投资特别是对孩子的投资是最重要的投资，也是最长远、最有效率、有效益的投资，对人的投资包括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应作为政府的第一责任、第一投资。
（5）进入到对内全面开放和对外全面开放的新发展时期。2001～2004年甘肃省的进出口贸易增长率高达21.4%，创历史记录，“十一五”期间应该实行两个开放:首先，对内开放，融入区域经济，融入全国市场，通过比较优势、要素价格差，利用差距来缩小差距。第二个开放就是对外开放，大规模的利用国际技术、国际知识、国际资本、国际资源，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作为历史上最开放的甘肃地区，应该在中国整个开放的格局下，再成为开放的先锋，不要受地缘上的限制，更不要受观念束缚。对甘肃来说，只有实施“搭车战略”，融入到沿海地区，甘肃要甘心做全国和其他地区的配角，积小胜为大胜，使对内对外开放成为“十一五”期间发展的最重要契机和最重要动力。
（6）从生态破坏阶段向生态建设阶段转变，从“生态赤字”阶段向“生态盈余”阶段转变。1998年以后甘肃在中央的支持下，退耕还林、退耕还草达到1450万亩的规模，直接给农民创造就业、创造收益，同时也赢得了生态环境，林木的蓄积量开始由赤字转向盈余。桑科乡的一个做法是用铁丝网搞围栏，几十万亩、一百多万亩的工程，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从物理意义上明晰了草场的产权。我们看到了世界上发达国家农牧区的制度安排，不仅是生态投入，更重要的就是制度安排，北欧国家、包括干旱地区，为什么草长的那么丰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产权私有。现在看来，桑科乡的做法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每一亩的投入大概是25元，其中国债为17.5元，剩余部分是农牧民自己出的钱。从结果来看，天然产草量提高了30%～50%。应该说，这是用很小的成本换取了巨大的收益。我建议省里总结一下，推广夏河的经验，向全国推出你们制度创新的经验，也希望大家多多深入调查研究，增强信心。“苦甲天下”的帽子一定会甩到太平洋去，要靠全国的鼎力相助，更要靠甘肃全体同志的艰苦努力，大胆创新。这是我的希望，也是中国其他地方同志的共同希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