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解经济地理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世界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地理分布的动态变化成为世界经济地理版图不断变迁的根本动力。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世界经济地理的版图在21世纪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根据联合国最新的预测，到2100年世界总人口达到112亿人①。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给定的适宜人类居住的陆地空间，在技术的力量（交通革命、信息革命、能源革命等）、市场的力量（推动商品和要素的流动）以及全球化的力量（经济全球化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全球治理）的推动下，经济地理作为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分布状态必将呈现出新的变化和特征。随着新经济地理学（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发展，区域经济、城市系统以及国际贸易等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关注经济集聚（economic agglomeration）的原因和影响［1］。世界银行2009年的年度报告的主题是“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从新经济地理学、新国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探讨了经济地理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刻画经济地理特征的三个关键词：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和分割（division）。总体来看，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分析重塑经济地理的3D分析框架。
密度是指特定地区的经济集中度和人口集中度（单位面积的人口和经济产出），反映了经济与人口的集聚特征。从全世界来看，大体用1.5%的陆地面积创造了50%以上的经济总量。其中，东京、纽约、伦敦、巴黎等已经形成了密度较高的都市经济圈。而我国的北京、长三角和珠三角（包括港澳）都是人口和经济的聚集区。从世界的整体发展来看，在人口规模增长和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推动下，密度将进一步呈现大幅提高。总体而言，密度的提高往往是市场力量驱动的结果（在新经济地理学中，集聚的产生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结果），反映了经济要素配置的集聚特征。
距离是指商品、服务、劳动力、资本、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距离并不完全是物理概念，也是经济概念［2］。从区域的角度来看，距离反映了经济活动集聚地区（或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经济距离。对于经济活动集聚区的周边地区而言，如何缩小与经济集聚区的距离常常是区域经济关注的重点（例如，区位理论）。对于区域间的经济关系而言，距离包括地区间交易的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因此，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现代化（例如高铁）有助于减小（甚至是大大减小）相对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由于距离产生的障碍，降低运输成本和时空距离，提升两类地区的可通达性，促进要素流动，并可能实现双赢。一方面，基础设施的改善扩大了发达地区对邻近地区的辐射范围，提高了规模经济，创造了市场容量，并推进地区间的一体化程度；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改善为落后地区创造了经济机会，可以更加有效地发挥本地区的要素优势。总而言之，尽管从空间上的地理距离是相对固定的，但是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有效降低地理距离对于不同类型地区间的交易成本，提高局部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
分割反映了对商品、资本、人口（或劳动力）以及技术和知识在国家间或地区间流动的限制，表现为地理上的某种程度的不可穿透性（impermeable）［2］。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间的边界就是一种分割，而分割的结果往往造成国家间、地区间的发展差异以及发展不平衡。世界上鲜有平衡的经济增长［2］。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分割所导致的经济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结果。造成分割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地理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制度、宗教、语言等方面的因素。然而，这些因素不是导致分割的充分条件。特别是，由于制度因素所造成的边界不可穿越性以及货币与规则等方面的差异性，使得某些落后国家长期孤立于世界市场体系，进而无法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溢性。然而，旨在削弱分割影响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减少后进国家或地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例如，二战以后“东亚奇迹”以及中国1970年代末开始的高速经济增长奇迹表明，制度因素对减少分割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一国内部，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分割仍旧是发展过程中的显著特点，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造成分割的原因是多重的，致力于降低分割的政策往往也不是单一的（广义上讲，可以总结为包容性发展政策）。而且，这些政策也往往不会在短期发挥效力，减少分割的政策目标往往需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才可能达到。
总体而言，密度、距离和分割从经济地理视角分别描述了国家间、区域间的发展状态，它们的变化也反映了人口和经济在空间上的动态变化。经济地理的重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常态，其本质是资本和劳动力等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再配置，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政策或制度因素在重塑经济地理方面也发挥关键作用。按照世界银行的“密度—距离—分割”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对制度因素的影响加以进一步的说明。
作为衡量经济地理的三个维度，它们之间并非是相互独立的。首先，改善基础设施可以有效降低距离的影响，减少分割（例如，跨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提高经济要素回报率，促进经济发达地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提高特定地区的密度。其次，分割的降低需要依赖制度安排，实现降低地理边界（例如，加入全球性或区域性的贸易组织）的不可穿透性，提高特定地区的密度。
此外，政府也可以通过产业规划，培育产业集群，进而提高规模经济、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性，提高经济和人口密度。因此，密度的提升往往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制度因素对提高密度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区域经济战略的本质就是通过重塑经济地理，充分利用经济发展机遇，促进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来促进经济集聚和一体化。特别是，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广义地可以理解为战略、规划和政策）结合起来可以实现经济地理的重构，促进地区间或国家间的共同发展、共享发展、共赢发展。
中国是世界大国：人口规模世界第一、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居世界第一（按照汇率计算世界第二）、国土面积世界第三。此外，从历史、地理、文化、政治制度等因素来看，中国具有显著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发展战略的引导下，在市场力量和全球化力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推动下，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城镇化率不断得到提升，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不均衡性，这也构成了中国经济地理的独特特征，并具有显著的动态性和阶段性特征。从经济地理的视角看待发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经济规律实现科学发展，认识社会规律实现共享发展，认识自然规律实现绿色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塑经济地理是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思路。特别是，经济地理格局的转变，制度性因素可以发挥“重塑”功能，但需要建立在尊重经济地理演化的客观规律基础之上。
本文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为主题，旨在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总结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是如何演化，并着重探讨建国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对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重要作用，总结中国经济地理的演化规律。在此基础上，论文前瞻地分析“十三五”规划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重点分析党中央最近先后提出的若干区域发展战略，客观评价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以及国内国际影响。
2建国以来区域经济战略演变：从1.0版到3.0版
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总体发展的历程伴随着不同发展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这个调整过程既有外部原因，也有中国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表1总结了建国以来迄今为止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基于不同阶段的发展理念，区域划分、战略布局、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区域发展差距在不同时期均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差异（图1）。总体而言，从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来（1953年开始实施五年计划），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和经济地理格局演化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分别为改革时期的区域均衡发展（1953—1978年）、效率优先时期（1979—1998年）、区域平衡发展时期（1999—2013年）和区域协调发展阶段（2014年之后），对应了中国经济地理的四个版本。以下通过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阐述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和经济地理演化的内在逻辑。
2.1中国经济地理1.0版本：1953—1978年
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计划成为塑造中国经济地理的决定性因素，受国家当时发展的外部安全条件、经济发展初始条件和相对应的国家领导人的战略判断影响。从外部条件来看，台海局势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现实安全威胁，由于美国的封锁和禁运也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特别是，当时中国外交的“一边倒”政策是基于当时国际环境的现实选择。从初始条件来看，新政权在建国初接管的是被战争摧毁的经济，资本极度缺乏，人力资本极度低下，工业的地理布局70%的位于沿海地区，而只有30％的工业位于内陆省。诚如毛泽东所言，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3］。这些因素也成为毛泽东提出均衡发展战略的基础，逐步形成了中国地区发展战略的1.0版本。
总体而言，1.0版本对应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工业化发展，这主要包括在苏联援助下实施的“一五”计划（1953—1957年）和196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三线建设”。其中，“一五”计划实施156个工业项目以及其它大中型项目，其主要地理分布是资源富集以及工业基础较好的东北和中西部地区，这就开始改变中国现代工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布局，为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奠定基础。客观地讲，156个大项目未能在沿海地区安排，是受到当时的台海局势的深刻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是上海这样工业基础较好的地方也没有安排重大项目，反过头来，还要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同时，也体现了计划经济时代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对此，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阐释了这一思想：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3］。
在沿海和内地工业化均衡发展的战略基础上，也强调发展工业集聚区，强调工业集聚区与周边地区的协作功能，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经济区。例如，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以西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南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等协作区域［4］。后来，这些中心城市都成为各大区域的经济要素集聚区、经济增长极、工业化基地。但是，总体没有偏离沿海和内地均衡发展的战略。
这一战略随着19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进一步得到了强化，涉及中西部13个省区。与“一五”计划相似，“三线建设”的提出基于当时的外部安全环境，包括中苏交恶以及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军事威胁。由于“三线建设”初期的很多项目是从一线和二线地区的搬迁项目，“三线建设”的实施结果更加凸显了中西部工业化的发展。然而，基于备战思维，大部分项目在远离城市选址，其结果是导致了工业项目地理分布的分散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1957年所提出的地区工业集聚区的思路。总体而言，地区发展战略的1.0版本是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制定和实施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部分，直接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工业化战略。相对于沿海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工业化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这也是当时国家领导人根据国际形势做出的战略选择和布局。
在1.0版本中，密度、距离和分割基本上有如下特征。从密度来看，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随着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有所提高，但是没有出现明显的集聚现象。特别是，中国于1958年实行了户籍制度，既限制了城乡之间的人口自由流动，也限制了各地区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这一时期除了“大跃进”之外，城镇化率没有明显提升，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主要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从距离来看，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距离对区域经济的负面影响，但是，交通基础设施始终是这个阶段的瓶颈部门。从分割来讲，受制于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要素的配置完全是计划的产物，形成了“制度性”的分割。从地区发展差距来看，这一时期的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在1953—1978年期间是上升的。显然，这一均衡发展战略还是“事与愿违”的，归结起来就是劳动力和资本的配置完全从属于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西部的工业化的发展，但是该战略由于不能依照效率的原则进行配置，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必然的结果是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整体发展。
2.2中国经济地理2.0版本：1979—1998年
在经历了长达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随着中国所面临的安全环境的极大改善，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地区发展开始转向实行基于“效率优先”的战略，并期望实现先富地区带动后富地区，形成了中国经济地理2.0版本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布局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先后经历设立4个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建立4大沿海经济开放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环渤海开放区）以及设立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逐步建立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通过直接参与国际经济，有效地实行外向型经济，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直接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增长。
2.0版本的区域发展战略以率先开发东部地区为导向，这完全不同于以内陆地区为主的1.0版本，是典型的地区不平衡发展战略。1988年，邓小平所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是这一战略的最好概括：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5］。对此，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研究一切成功发展者的经验均对邓小平的“先富论”的远见予以证明和支持，发展中世界的领袖，甚至少数备受赞誉的英明领袖都对邓小平的博大智慧困惑不解，但是邓小平的见解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2］。
2.0版的地区发展战略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相辅相成，对外开放因素成为降低中国与世界经济分割的因素，而致力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在逐步消除对国内区域要素流动的限制，降低了区域间的经济分割，提高了资源的区域配置效率，与此同时，密度得到了显著提升。从经济密度来看，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冀地区成为中国的地区性经济增长极和世界的贸易集聚区②。相应地，城市化率开始提升（反映了人口集聚），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人口集聚区③。此外，随着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的较快发展，提高经济发达地区对周边和沿线地区的辐射能力，距离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降低。
总体而言，在这个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基础设施的改进，密度得到了提高，距离的藩篱进一步降低。在区域发展战略2.0版实施的过程中，中国在逐步建立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同时，成功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创造了中国增长奇迹。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演变，资本和劳动的配置更加体现为效率原则，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得到了放大。相对于1.0版本，这一时期东部地区获得了更快的增长，总体的地区差距出现了先下降（1978—1990年），后明显上升（1991年之后）的趋势。
2.3中国经济地理3.0版本：1999—2014年
从1990年之后，尽管全国各地区仍然保持着高增长，但是地区发展差距迅速拉大［6］。各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从1990年最低点的66.3%上升至2000年的72.5%。造成这一时期地区发展差距的原因众多。例如，中央政府的地区倾斜政策或地理因素，即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的优先投资是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根源，同时中西部不利的地理条件也限制了这些地区的发展［7］；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在这一时期的扩大是前期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的结果［8］；地区间的所有制结构的差异，即初始的国有比重越高，则后续年份的平均增长率越低［9］；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较低，并且滞后于对外的一体化水平，这使得制造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无法向中部地区转移，推动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10］。
基于地区差距逐渐扩大的现实，党中央考虑在继续支持沿海地区加快发展的同时，逐步调整区域发展战略。1995年制定的“九五”计划首次提出“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11］。江泽民同志专门提出正确处理东部地区和东西部地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一是要看到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二是要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正确解决地区差距问题；三是解决地区差距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应该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12］。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区域战略3.0版本的萌芽期。1999年6月，江泽民正式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了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3.0版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区域发展战略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继承，即通过带动和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各地区共同繁荣、共同富裕。
3.0版的区域发展战略分别体现在国家的“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纲要之中。首先，“十五”计划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其次，“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包括四大板块：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13］。再有，“十二五”规划对区域发展布局进行了升级：再次强调了四大板块［14］；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立足我国国土空间的自然状况，首次制定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15］。上述规划就构成了第三次覆盖全国各地的重塑经济地理战略。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提出已经超越了世界银行所提出的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框架，它在三维（密度、距离、分割）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极为重要的一维，即自然环境约束（或承载力）。特别是根据中国基本国情，充分考虑了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等因素，这是中国的一个创新。主体功能区战略把国土空间的开发分为四大功能区，把人口和经济对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纳入到国土空间开发之中，更具有包容性和共享性（特别是强调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总体而言，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断走向成熟，在重塑经济地理的过程中，在充分利用“市场之手”，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的同时，加强了“规划之手”的宏观导向功能，形成了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四大经济板块，其主导思想是区域经济平衡发展，致力于缩小地区差距。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人口和经济密度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显著提升。从人口密度来看，它主要受劳动力迁移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迁移，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内移民④。与此同时，经济密度随着城镇化率的大幅攀升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实现了显著提升。
这一期间，交通（铁路、公路、港口）、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获得了大发展，在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了距离因素的制约。随着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乡统筹发展的深入落实，分割的问题也随之进一步得到解决。从地区差距来讲，到2004年达到最高峰，之后开始明显下降，到2014年已经低于1990年水平，达到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图1）。这一成就的取得快于预期。例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中国地区差距扩大趋势将得到逐步扭转。而事实上，地区差距在2004年达到1992年以来的高点之后，出现了稳步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区域发展战略3.0版本取得预期的成果，即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地区间的平衡发展。与此同时，实现了密度、距离和分割三者的同时改善和提高。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国家规划的“有形之手”的引导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无形之手”并不必然地导致地区差距拉大。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把形成合理的经济地理格局作为发展目标，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功能必不可少，它可以充分利用国家发展规划的导向性功能，通过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配置经济要素，进而实现各个地区的共赢发展。
从建国以来三个版本的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来看，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取得了预期的成果，这也证明了区域发展战略的有效性。此外，区域发展战略也是国家发展的必要制度安排，可以充分发挥中国作为大国的规模优势，这些优势体现为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应对外部冲击能力强、公共产品提供的平均成本低以及再分配机制的有效实施［16］。这种规模优势将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在中国区域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城市化的发展进一步推进城市聚集区的形成，不仅使得原有处于发育阶段的城市集聚区进一步形成，也使得原有城市密集区之间通过空间拓展出现空间衔接，并形成地域范围更大的城市连绵带［17］。特别是，国家主导的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促进了省际间的贸易，进而促进地区间的经济分工［18］。
3重塑经济地理：4.0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了区域发展的三大战略，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成为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三大支撑带”，这也将成为“十三五”时期拓展中国经济发展新空间的重点⑤。这三大战略融合了3.0版本的四大经济板块，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的“4+3”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了中国经济地理的4.0版本，成为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大战略。此外，2014年国家首次制定了城镇化发展的专项规划，即《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三大支撑带”战略和新型城镇化规划，必然成为“十三五”规划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宏观指引，有利于加速国内各区域一体化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提升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质量，从而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此外，4.0版本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是“一带一路”战略）把国内区域发展延伸至周边国家，通过加强中国与周边和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以及逐步展开的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深度合作，成为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重要驱动力量。总体而言，4.0版本的区域发展战略不仅涵盖了3.0版本所体现的平衡发展战略，更重要的是它强调经济板块间的相互协调发展。
3.1重塑中国经济地理
首先，中国经济地理4.0版本是基于原有四大经济板块的区域发展战略的扩展和升级，形成基于四大经济板块的区域开发模式向推动四大经济板块区域贯通、联动和融合的区域发展模式，成为未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宏观大战略，促进中国区域发展的一体化建设。总体来看，我国的所有省份都邻近或被覆盖于“三大支撑带”，形成了总体区域经济发展的交叉模式（表2）。从“三大支撑带”的地理分布来看，由北向南依次为京津冀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各支撑带均呈现出跨经济板块（指的是四大经济板块）的特征，形成了“东西跨越，南北贯通”的大格局。例如，京津冀经济带覆盖京津冀三地，并辐射邻近的辽宁、山东、河南、山西和内蒙古；长江经济带覆盖东部、中部和西部11个省；“一带一路”覆盖西北、东北、西南、沿海和内陆地区，涉及所有四大经济板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大支撑带与已出台的基于“两横三纵”格局的中国城市化战略相容（图2）。全国省区的空间经济联系与全国主要城市群具有高度的空间拟合，反映了城市群形成发展的内在机理是其空间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与深化［19］。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大支撑带的提出也是以往中国区域发展布局的继承和升级。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应了陇海亚欧大陆桥沿线（北横），从西向东分别覆盖天山北坡地区、兰州—西宁地区、宁夏沿黄经济区、关中—天水地区，并延伸辐射至中原经济区和东陇海地区。长江经济带对应了长江沿线地区（南横），覆盖成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皖江城市带和长江三角洲，涉及4大国家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1个国家二级城市群（江淮城市群），2个地区性新兴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整体经济联系网络密度还处于较低水平，经济联系网络密度呈自下游向上游逐渐减弱的梯度发展态势［20］。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则覆盖长江三角洲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北部湾地区、黔中地区和滇中地区（东纵）。而“中纵”贯通三大支撑带，“西纵”贯通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地理最新的布局，也是最大的布局，还是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空间分布。
因此，三大支撑带的提出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国家的城镇化战略既相互融合，也互为补充、互相支持。特别是，“两横三纵”的城镇化战略实际上还涉及一系列跨区域的大型基础设施规划，而且随着跨区域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备和日益现代化（特别是铁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内河航运以及海运、油气管道、航空、超高压特高压输电、光缆等立体化、网络化的基础设施），三大支撑带的相继提出进一步丰富“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的内涵，形成国内区域一体化的大格局。特别是，随着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建设的日益完备，各个地区之间不仅形成了“互联互通”的格局，也形成了“互联快通”的发展态势。例如，新疆至北京的高铁将在2017年全线贯通，乌鲁木齐至北京的时间将由现在的33个小时缩短为16个小时。
进一步地讲，三大支撑带之间也是相互连通的。例如，长三角地区是长江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地区；成渝地区是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汇地区；广西作为与东盟国家相邻，是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是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三大支撑带是通过增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提升经济增长潜力的有效手段。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覆盖北京、天津和河北三省区。三地的地区面积21.6万km2（占全国2.3%），人口1.1亿人（占全国8%）。尽管京津冀三地在地理上相邻，但是京津冀之间发展的不协调性长期存在，区域间的联动发展水平仍比较低。此外，京津冀三地的发展均面临亟待解决的突出性的问题：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亟需疏解，交通和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北京发展面临的突出性问题，河北和天津均面临产业升级的突出矛盾。总体来看，三地的产业结构差异甚大，其中，北京已经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津冀两地的第二产业占本地GDP均达到50%左右，三地经济尚未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毫无疑问，三地所面临的问题不能单靠自身力量解决，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有助于实现该地区的多目标发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的区域协调。此外，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11个省市，面积约205万km2，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对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中央已经明确要推进黄金水道治理、沿江码头口岸等重大项目建设，从而构筑综合立体大通道，建设产业转移示范区，引导产业由东向西梯度转移。此外，长江经济带建设也必须要重视自然生态地理，把长江带建设成绿色生态走廊。总体而言，无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还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都要立足于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思路，做到“走新路”、“开新局”。
3.2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4.0版本不仅仅旨在重塑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同时也旨在打造中国与周边和沿线国家乃至世界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不仅重塑周边或沿线国家经济地理，也将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体现了1988年邓小平提出的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形成了中国国内区域发展格局以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经济地理格局的东西贯通，构建了沿海一线与欧亚大陆桥的“大T字形”，成为“统筹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支撑。
这里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其一，“一带一路”战略是否有可能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确定的，这是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决定的。从世界经济地理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涉及亚洲、欧洲和非洲诸多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加强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将进一步增强西北和西南地区与邻近国家的互联互通，并重塑欧亚大陆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沿线国家的欧亚非大市场，从而对当前世界经济版图产生重要影响，促进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
从经济影响来看，随着“一带一路”相关基础设施的展开，必将带来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进而带来产业投资和区域间贸易规模的扩大，逐步改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和贸易结构，对世界的能源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进而传导到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人口约44亿，占全球人口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9%。可以预期，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相关政策沟通和协调的展开（例如，金融合作深化、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等），“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是全球的。
其二，中国是否有能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肯定的。首先，中国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2014年成为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超过欧盟28国（17.61万亿美元）和美国（17.46万亿美元）［6］。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世界工厂，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具增长潜力的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根据IMF2015年4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进口1.96万亿美元，进口规模超过俄罗斯的GDP规模（1.86万亿美元），略低于印度的GDP规模（2.05万亿美元），进口规模相当于世界第八大经济体。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随着中国进口的持续增长，这将为贸易伙伴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其次，中国有能力为“一带一路”融资做出重要或者是主要贡献。目前，中国有大约3.7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中国完全有能力拿出一部分外汇储备用于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并带动国际资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⑥。再次，2014年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将根据“互联互通”需要，投资于铁路、公路、港口等重大项目，并在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和产业优势互补的项目上发挥作用，并且有望作为种子基金带动中国企业投资于“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
第三，中国已经有一批世界级企业可以承担“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根据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中国共有65家中国内地企业上榜，上榜数量居各国第一位⑦。这些企业都是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实力的世界级企业，它们在全球招标都是靠实力竞争，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靠政府。
第四，中国已经与周边和沿线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基于战略互信和经济合作的框架协议，成为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制度基础。例如，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巴基斯坦建立了“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与中亚国家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等等。此外，中国还通过各种论坛与周边和沿线国家或地区建立了各种对话和沟通机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最大特点是开放性和包容性，倡导共赢主义，这也必将得到沿线国家和其它国家的支持。这从我国倡导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实践就可以得到印证。
从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不仅仅涉及到“十三五”规划，而且也是中国未来几十年区域战略的重点。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也将拓展中国投资世界，不仅向周边国家、沿线国家投资，也会促进中国向世界其它地区投资，这也反映了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因此，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发展的需要，也是周边和沿线国家以及国际投资者的需要。总体而言，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会达到三个重塑：第一，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实现全国经济一体化和发展大趋同；第二，进一步推动和重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地理，互联互通，促进欧亚非大陆一体化和共同发展；第三，进一步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推动全球基础设施现代化，提高全球经济增长，实现全球一体化，促进南北国家发展大趋同。
由此可知，上述“四大板块”与“三大支撑带”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就构成了第四次覆盖全国各地的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首次覆盖沿线国家，成为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大战略。
4总结与讨论
建国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三个版本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塑造了不同发展时期的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科学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布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总体上得到了比较成功的实施，并初步实现了区域协调发展。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三大支撑带的提出，形成了以四大经济板块与三大支撑带的有机结合为特征的4.0版本区域发展战略，它不仅是对前3个版本区域发展战略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4.0版本不仅把基于“两横三纵”为特征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所涵盖20多个经济区（可以定义为“小格局”）进一步通过区域战略整合起来，形成国内区域发展的“大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拓展发展新空间，而且，与以往三个版本的区域经济战略不同，它把国内区域发展与周边和沿线国家的合作统一起来，这不仅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而且推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版本的区域战略不是一蹴而就的。例如，2.0版本历时20年、3.0版本历时15年才完成了从提出到成熟、直至下一个版本的升级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区域发展政策不断调整的过程，体现了“干中学”的特征。同样的，4.0版本也必将经历一个从“战略提出”到“政策实践”、“政策调整”和“政策成熟”的过程，以便应对国内外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了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模式迥异的60多个国家，它的战略的实施也必然要以“开放包容”、“平等主义”和“共赢主义”为出发点，通过构建和运用多种沟通和协调机制，逐步消除分歧、控制风险、达成共识，创新国际发展模式，构建面向未来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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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预测2015版（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5Revision），http://esa.un.org/unpd/wpp/
②例如，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充分利用了先发优势，迅速成为世界大港口，到2014年有6个港口进入世界前10大港口（宁波北仑港居第一位，上海港居第二位，天津港居第4位，广州港居第6为，青岛港居第8位，大连港居第10位）。
③例如，广东省总人口从1978年的5064万人，上升至2014年的10724万人，增加了5660万人，人口密度提高了112%，相当于世界总人口排第13位的菲律宾（10767万人），经济总量超过了1万亿美元（汇率法），按购买力平价方法，已经达到1.88万亿美元，高于在世界排位第17位的韩国（1.78万亿美元），经济密度则提高了几十倍。相关数据来源为：CIA,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001rank.html。
④从2000年到2014年期间，全国城镇人口从4.59亿人增长至7.49亿人，净增加了2.90亿人，若扣除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话，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人口达到2.7～2.8亿人，平均每年1900～2000万人。
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拓展发展新空间，用发展新空间培育发展新动力，用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并对“三大支撑带”提出了明确的发展定位，即“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
⑥目前，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了除美日和加拿大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
⑦其中，中交建在海外走出去差不多有40年的经历，在全球国际承包商250家中排名第5位，中电建是第11位，中建是世界第17位，中铁排名第23位，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第27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