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十年至今，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最为引人瞩目和影响深远的事件莫过于欧洲一体化的强势推进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一个愈发强大的欧盟和一个迅速崛起中的中国将如何改写当代世界格局，成为国内外讨论的热门话题。
“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1]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核心在于树立“中国自信”，关键是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自信”从哪里来？一方面要从对中国建设成就的深刻认识中来，另一方面要从对世界发展绩效的全面了解中来。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欧盟并不是一个**国家，但作为一个整体，长期以来，其成员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等一直被视为中国学习与追赶的对象。
因此，本文选择欧盟作为比较的对象。通过全面对比中国与欧盟2000年～2010年十年间的发展状况，对于欧盟决策者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地区差距等方面的成果进行准确的了解与掌握，并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绩效进行客观的评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知彼”不是非专业、感性、定性的认识，而应是专业、理性、定量的认识，特别是对中欧政策实施绩效的定量研究、比较研究、动态研究。
欧盟与中国发展基础比较
中国与欧盟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较强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决定了对于双方政策实施情况的对比是有价值的、可行的。
其一，从地理资源来看，二者人口与土地面积比相近。[2]其二，从经济总量来看，二者都是当前世界的超级经济体，对于世界经济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3]其三，从地区发展水平来看，双方都面临着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4]欧盟成员国之间在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就业率、劳动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率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各成员国内部也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5]同样地，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6]其四，从政策制定的方面来看，双方都试图通过提出针对本国／本地区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促进国家／地区的全面发展。2000年3月，欧盟提出进入21世纪后的十年发展规划——里斯本战略（2000年～2010年），旨在改善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促进研发投资以及创新的改革，达到潜在的结构增长水平。与之同期，2001年，中国出台了“十五”计划（2001年～2005年），提出了全面、协调、以人为本的五条发展方针；2006年，“十一五”规划（2006年～2010年）又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要着力点提出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长期发展规划是中国与欧盟在政策制定中的一大共同特色。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都没有类似的社会经济全方位发展规划。也正是在这样相似的政策背景之下，产生了本文要关注的问题：在同期的十年中，欧盟与中国都制定了针对本地区／本国所制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目标，不同的发展规划的实施情况如何？欧盟与中国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二者相比，谁发展得更好？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发展结果？
本文分从三个方面回答了上述问题：第一，对2000年～2010年间欧盟长期发展规划“里斯本战略”的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与中国“十五”、“十一五”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对比；第二，从经济总量、国民收入、政府债务、国际贸易、就业与失业、教育与医疗、科技创新和地区差距等方面，对2000年～2010年间欧盟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比较；第三，从制度层面讨论了中欧不同发展绩效产生的原因，为树立“中国自信”提供现实依据。
“ 里斯本战略” 与“ 十五” 、“十一五”规划绩效比较
如前所述，从2000年到2010年，欧盟与中国分别为自身制定了长期发展规划。其中，欧盟长期发展规划主要指“2000年3月23日～24日欧洲议会里斯本会议决议”（Lisbon European Council 23 and 24March Presidency Conclusion，后文简称里斯本战略），[7]中国长期发展规划则是指“十五计划”与“十一五规划”。
为了能够更有效、客观地评价中国与欧盟长期发展规划的完成情况，本文采用目标一致法，[8]通过完成百分数、完成百分数的均值、完成率三个指标进行评价，完成百分数系该指标的实际值与计划值之比。完成百分数的均值，是各个指标完成百分数的算术平均值。完成率，指完成计划（即完成百分数在100%及以上）的指标数与指标总数的比值。
里斯本战略的总体目标是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在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社会凝聚的同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9]为了推动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欧盟配套制定了更具操作性的一系列特定目标，包括[10][11] ：
其一，实现年均经济增长3%；
其二，将欧盟各国研发投入资金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1.9%提高到3%；
其三，2010年之前将平均就业率的总体目标从目前的61%尽可能地提高到70%，将妇女就业率从51%提高到60%以上，老年人口就业率达到50%。
纵观欧洲的发展，可以看出：首先，就GDP增长率而言，欧盟并没有实现3%的预期增长目标。在里斯本战略十年中，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64%，与3%的政策目标相比，目标完成百分数仅为54.7%。在这十年间，只有2006和2007年两年GDP增长率达到了3%的目标，而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和2009年分别迅速下降至0.28%和-4.33%，2009年几乎所有成员国都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
从成员国层面衡量，欧盟27国中只有十个国家在2010年时完成了GDP平均增长率超过3%的目标，这意味着只有37%的成员国达到了预期目标。而且这些国家都属于欧盟内较小的经济体，而欧盟内的主要经济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平均GDP增长率均低于3%（其中德国、法国、意大利甚至不足1.5%，欧盟经济整体发展态势低迷不振）。
其次，就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而言，欧盟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2010年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目标完成百分数约为66.7%。不仅如此，政府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十年以来始终维持在0.25%左右，这说明在里斯本战略实施以后，政府并没有投入足够力量支持科研创新，也就无法带动社会资金投入科技研发领域之中。
就成员国政策目标实现情况而言，2010年只有瑞士、芬兰、丹麦三国在2010年时完成了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达到3%的目标，仅有11.1%的成员国实现预期目标。不仅如此，甚至有19个国家2010年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低于2%的欧盟平均水平。事实上，欧洲的研发密度（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其主要的竞争国如美国、日本、中国等都加大了这方面的前进步伐。[12]欧盟距离成为世界最具知识竞争力的经济体愈发遥远。
第三，里斯本战略的第三个目标同样没有实现。就总体而言，15岁～64岁人口的平均就业率没有达到预期目标70%，为63.7%，完成度百分数为90%；女性平均就业率为56.3%，目标完成度百分数为94%；老年人口平均就业率为42%，完成度百分数为84%。[13]总体而言，与就业相关的三大目标欧盟均未能实现，平均完成度百分数为89.3%。
从国家层面来看，2010年只有英国、瑞典、奥地利、波兰、丹麦五国平均就业率达到70%的目标，亦即只有18.5%的成员国完成了就业率预期目标。
综上，可以得出里斯本三大战略的实施情况：GDP增长率目标完成百分数为54.7%；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目标完成百分数约为66.7%；15岁～64岁劳动人口平均就业率、女性就业率、老年人口就业率三项目标的完成度百分数分别为：90%、94%、84%。各指标完成百分数的均值为77.88%。由于三大目标中没有任何一项圆满完成，因此完成率最终为0%。
相比之下，中国“十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的完成情况要明显不同于里斯本战略。2002 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用20 年的时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14] “十五”规划和“十一五”规划正是承接了这一历史性的重任。在“十五”计划的27 个主要指标中，完成计划指标的有19 个，未完成的有8 个。最终，“十五”计划实施情况总体良好：完成率为64.3%，基本完成率为73.2%，完成百分数均值为104%。[15]当然，“十五”规划的实施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预见性不足，最终实施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偏离了原定目标，就业结构调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能源和环保等目标也无法实现。[16]
因此，在“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制定中，中国政府有意识地作出了调整，将量化目标划分为预期性和约束性两类。而从目标构成来看，42个指标中，人民生活、人口资源环境类指标更为凸显（分别占了38.1%和31%），全部社会类指标合计达到78.6%，经济类指标则降至21.4%，充分显示出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以及政府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政治决心。最终，“十一五”规划完成情况离目标更进一步：到2010年底，在22个主要发展指标中完成19个，未能完成的指标只有3个（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R&D投入占GDP比重），完成率达到86.4%，成为完成情况最好的五年规划（计划）之一。[17]
毫无疑问，与里斯本战略相比，中国无论是“十五”规划还是“十一五”规划的完成情况都大大优于欧盟。而且里斯本战略仅制定了3个主要发展目标，中国“十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都提出了数十个发展目标，这意味着中国实现目标的难度与复杂度都要高于欧盟。因此，中国是在相对弱的发展基础上、相对短的实施时间里、相对高的实施难度下，最终产生了与欧盟截然不同的目标实现情况。这是中国政府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的极大成功，彰显出中国政策制定的可行性、科学性以及政策实施的规范性、高效性！
欧盟与中国发展绩效比较
长期发展规划的实施只是呈现了欧盟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冰山一角”。由于里斯本战略只提出了三个量化目标，并不足以衡量欧盟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情况。为了更客观有效地对中欧发展绩效进行对比，接下来，主要从五个维度：宏观经济与贸易、人力资源、科研创新、资源环境、地区差距，选取17个具体可量化指标（见表1），对欧盟与中国从2000年至今的发展绩效进行全方位对比。
宏观经济与贸易。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绩效远优于欧盟。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在2000年～2011年期间，欧盟GDP增长了20.9%，年平均增长率为1.74%；在2000年～2012年期间，中国GDP增长了219%，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22%，相当于欧盟的5倍多，这加速缩小了欧盟与中国在GDP总量和人均GDP个量两个方面的相对差距，即经济总量与经济个量的加速趋同。
对于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可根据三种方法进行计算：一是按照现价汇率法计算，2000年欧盟GDP是中国的7.08倍，到2011年已经下降到2.40倍，年平均趋同速度为9.4%；二是按照不变价汇率法计算，2000年欧盟也是中国的7.08倍，到2011年下降到2.79倍；三是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00年欧盟是中国的3.55倍，到2011年已经下降到1.42倍，年平均趋同速度为7.8%。二者趋于相等。无论采用哪种方法，欧盟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都在不断下降，中国则始终稳步上升，中国与欧盟的GDP相对差距在迅速缩小（见表2）。
从两者的人均国民收入角度看，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对欧盟的追赶系数，从2000年的10.75%提高至2011年的25.77%，提高了15.02个百分点；欧盟与中国人均总国民收入相对差距，从2000年的9.3倍缩小到2011年3.88倍，年平均趋同速度为7.6%（见表3）。
其次，中国政府的财政平衡能力远高于欧盟各国政府。从一般性政府债务负担看，欧盟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始终远高于中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在过去十余年间，欧盟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60%左右，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这一数据大幅度上升，政府债务负担日益沉重，在2000年～2011年期间这一比重提高了20.3个百分点，并于2012年上升至87%的历史高点。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债务水平长期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尽管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国债占GDP比重于2010年间陡增至近35%（这主要是因为扩大内需四万亿元计划产生的一些后续影响），但随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这一数值很快在2011年回落至26%左右，接近2002年以来20%左右的平均水平。在2000年～2011年期间，这一比重提高了9.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中国的比重明显低于欧盟，2000年低出45.8个百分点，2011年低出56.7个百分点（见表4）。
对欧盟几个主要国家一般性政府债务的GDP占比进行分析，得出结果更为严重：希腊、意大利、葡萄牙三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00%，甚至大大高于100%。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也都在80%以上。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在金融危机开始之后出现政府债务水平的急剧上升。而如今金融危机已经发生五年，它们依然无法扭转颓势，债务水平持续上升。随着政府对人口老龄化相关方面支出的预期增长，欧盟政府中长期财政负担也越来越大，上述国家债务状况更加令人堪忧。
欧盟的债务危机，本质上是国家制度危机。这也反映了欧盟各国政府是透支型政府（不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而是为后来者留下越来越大的债务包袱；历届政府几乎都是“机会主义者”，并抱持着“不花白不花”的心态。
再次，中国在利用国际资源、促进国际贸易方面的表现优于欧盟。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贸易，欧盟一直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体。2000年，世界贸易总额中，欧盟占了38%左右，中国仅占了3%左右，居世界第八位。2011年，中国出口贸易占世界比重已超过1／10，与欧盟的差距从10.9倍缩小至3.33倍。中国进口贸易占世界比重达到9.17%，与欧盟的差距从12.08倍缩小至3.73倍（见表5）。
人力资源。首先，从促进就业与降低失业率来看，中国的绩效明显优于欧盟各国。从1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来看，2000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在70%以上，而欧盟则始终保持在50%以上，比中国低了20个百分点左右（见表6）。从15岁以上女性人口就业率看，中国保持在2∕3左右，而欧盟则在45%左右，也比中国低20个百分点左右（见表7）。这反映了欧盟在劳动力资源利用方面的状况远不及中国，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工作的比例相对低，“吃闲饭”的比例相对高，形成了创造财富者比例相对低，消耗财富者比例相对高的现状。这是欧盟劳动力市场严重扭曲的重要表现，也是欧盟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的经济社会原因。
从失业率看，欧盟失业率多年来始终保持在8%左右，虽然2006年～2007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连续发生，失业率很快升高，2010年、2011年失业率均为9.6%（见表8），达到十年间最高水平。
这种情况在欧盟主要国家内部表现得更为明显。以西班牙、希腊为例，2007年西班牙、希腊失业率均为7.3%，到2010年已经分别上升至20.1%、12.6%，尽管政府不断救市并出台一系列增加就业的政策，这一数据在2011年仍然继续上升到了21.1%、17.7%，使得两国成为欧盟地区失业率最高的两个国家。中国登记失业率长期低于欧盟，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外部冲击的影响，除了2009年上升到4.3%之外，其他年份始终保持在4.1%左右的低水平上。即使考虑到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未能包括外来人口，实际的失业率也会低于欧盟高失业率。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看，尽管欧盟对东欧成员国已经逐步放开了劳动力市场，但是老成员国的内部市场极不灵活，同时还排斥或歧视来自内部其他国家的劳动力，以致于老成员国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居高不下（特别是青年失业率高得出奇）。
其次，中国在教育方面所呈现的对欧盟的追赶势头十分强劲。从人力资本存量角度看，用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2000年欧盟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5年，中国为9.0年，相差0.5年。2012年欧盟人均受教育年限增长至10.7年，中国为10.3年，相差0.4年（见表9）。
从人力资本增量角度看，用人口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来衡量，2000年中国仅为10.7年，但到2012年已经达到13.1年，提高了2.4年（见表10）。而欧盟各国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在十年间仅提高了0.8年。欧盟与中国的相对差距从2000年的4.6年减少为2012年3.0年。这表明欧盟的教育水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停滞。这一方面是由于欧盟各国本身的教育基础在下降，另一方面也是欧盟各国政府对于基础教育的重视与投入相对不足所致。相比之下，随着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与欧盟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
再次，在医疗卫生方面，中国与欧盟仍存在一定的发展差距，但中国的政策已经逐渐向这一领域倾斜。以人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衡量，中国与欧洲相比仍有一定距离。2000年欧盟人均预期寿命为77.2岁，中国为71.4岁，欧盟是中国的1.08倍。2012年欧盟为79.9岁，中国为75.4岁，欧盟仍是中国的1.06倍，二者差距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见表11）。
但中国政府正不断提升对于医疗卫生领域的重视程度。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都在削减医疗卫生服务支出，中国政府却在不断增加医疗卫生事业投入。2000年欧盟各国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占政府支出比例为12.27，到2010年也仅为13.72，增长幅度很小。而中国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则从2001年的9.34%上升至2010年的12.07%。考虑到医疗卫生投入产出的滞后性，中国医疗卫生水平和人均预期寿命在今后都将得到更大的提升。
科研创新。从推动科研试验、促进技术与研发创新方面来看，中国政府表现出强劲的追赶势头，成为这十年间中国发展绩效的一大亮点。以下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是在研发（R&D）投入增长方面，中国已经实现对欧盟的追赶。在过去十年间，中国研发投入在世界研发总投入中所占比重从2.95%上升至10.88%；欧盟则从2000年的21.76%下降至17.10%，双方差距由2000年的18.81%急剧缩小至6.23%（见表12）。
二是在科研产出方面，以专利授予量占世界比重为例，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了由追赶到超越的巨大转变。从2000年至2011年，欧盟专利授予量占世界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从11.73%降至5.02%。与欧盟相反的，则是中国专利授予量的迅猛增长，占世界比例从2.54%增加至17.27%（见表13），最终达到并超过欧盟历史最高水平。
资源环境。从资源环境角度来看，中国与欧盟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首先，就单位GDP能耗而言，尽管从2000年到2011年间中国每1000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量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但仍是欧盟的两倍左右，十年间中国与欧盟的相对差距并未缩小（见表14）。一个国家单位GDP能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及其所使用的能源品种有很大关系。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能源消费又以煤炭为主，GDP能耗高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能耗下降速度要高于欧盟，而且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能耗水平已经比美国低。[18]
其次，就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而言，2000年时欧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还超过中国，是中国的1.15倍（见表15）；经过十年时间，中国目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远超欧盟，是欧盟的两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高能耗、高排放基础之上的，缩减中国与欧洲发达国家在能源使用效率上的差距并通过清洁技术、清洁能源的使用推进中国的绿色发展，将成为中国下一步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地区差距。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的取得成果要明显好于欧盟。如前文所述，欧盟与中国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似点，即地区差异。无论是欧盟27国之间，还是中国各省市之间，都存在着广泛的自然资源差距、区位差异、文化背景差异等。这种差异也体现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上。为了更好地衡量欧盟与中国地区差异的大小，本文计算了2000年至2012年中国31个省市与欧盟27国的地区差异系数（见表16）。
首先，以人均GDP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指标计算发现，中国人均GDP地区差异系数已由2000年的0.71%下降至2012年的0.46%，欧盟则从2000年的0.50%下降至2012年的0.45%，下降幅度远小于中国。中国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实现了对欧洲的成功追赶。
其次，从社会发展水平角度来看，中国对于欧洲的追赶效果同样显著。以HDI作为计算地区差异系数的指标：2000年，中国各省市HDI地区差异系数为13.41%，欧盟为6.22%，是中国的0.46倍。2012年，中国各省市HDI地区差异系数已经下降至7.54%，欧盟则为4.61%，是中国的0.61倍（见表17）。这表明中国在缩小地区间社会发展差异方面已经开始追赶欧盟，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到：21世纪的前十年，是中国全面追赶、局部超越欧盟的十年。
在宏观经济与贸易方面，无论是在正常年份还是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的时期，中国都保持了平稳快速的经济增长水平和适当的政府债务水平，进口与出口额占世界总额比重飞速上升，迅速实现了对欧盟的追赶。
在人力资源方面，中国劳动力市场情况明显优于欧盟，总就业率与女性人口就业率均显著高于欧盟，失业率长期维持在低于欧盟的水平上；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与健康程度随着教育与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改善也得到了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在科研创新方面，中国更是呈现出惊人的发展态势：研发投入占世界研发总投入比重由2000年欧盟水平的1／7，迅速增长至与欧盟几乎持平；专利授予量占世界比重更是实现了由追赶到超越的巨大转变，是欧盟的三倍有余，体现出中国的科技发展已开始由跟踪、模仿的渐进式发展向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转变。
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尽管欧盟将其作为政策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无论是在缩小地区经济水平差距还是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中的表现也均优于欧盟。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与欧盟基本等同，地区HDI差异系数也在迅速追赶进程之中。
当然，我们也应认识到，由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在资源环境方面与欧盟还存在相当差距，无论是单位GDP能耗还是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欧盟的差距都处在不降反升状态。为此，我们应充分认识中国过去发展模式所存在的弊端与不可持续性，将绿色发展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点目标。
未来十年仍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中国由“全面追赶、局部超越”欧盟，进而转变为“全面超越、局部领先”于欧盟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和体制改革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即经济制度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制度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制度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制度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生态体制改革，这标志着中国的国家制度现代化不仅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还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文化传承规律、自然规律；不仅要有市场创新、产权创新，还要有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社会创新；不仅要解放经济生产力，还要解放科技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绿色生产力；不仅要破除经济体制机制的弊端，还要破除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体制机制的弊端；不仅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生态文明；不仅要创造经济财富、物质财富，还要创造文化财富、精神财富、生态财富。这不仅大大突破了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且还扩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相互协调、相互弥补。这对于打破长期以来西方主导全球的政治经济贸易格局态势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体现出中国“不唯书、不唯洋、只唯实”的理论自信和“与时俱进、善于突破、全面创新”的道路自信，对于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具有十分积极的国际意义。
对中国能够全面追赶、局部超越欧盟十年的原因探究
欧盟与中国发展绩效的差异之大令人震惊。而事实上，这种发展差异恰恰是建立在欧盟相较于中国的优势条件之上的。这些优势条件既包括经过两次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所积累的大量先进技术，也包括在国际经济秩序规则上的领先地位，还包括欧盟作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制的代表，与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天然的亲近感”，更易获得它们的认同与帮助。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欧盟社会经济发展基础都要远远优于中国。
在上述优势基础上，欧盟与中国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绩效。我们认为，中欧治理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历史差异与制度差异。在欧盟与中国不同的发展状况背后，是二者政治体制与机制的根本不同以及文化基础与发展思路的根本差异。
首先，双方政体性质不同。现在的欧盟是在共同信念和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建立的全方位的政治经济联盟，它远远超出国际组织的范畴，但又不完全符合对于**国家的界定；而中国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家。因而，从政策制定主体来看，中国是由多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掌握国家权力，同时代表党和国家不同领导机构进行分工合作、协调合力的“集体领导体制”。欧盟的体制则是四权分立，互相制约，缺乏统一领导与协调。
以中国“十一五”规划的制定为例：党中央、国务院是领导者；国家发改委是组织者；“十一五”规划的工作班子是执笔者，其人员包括各个专业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规划官员和专家学者；各部委、地方各级政府、第三方决策咨询机构是政策制定的协助者；大众传媒、社会团体、人民群众是参与者。可以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党中央、国务院主导，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决策结构。
与中国不同的是，欧盟受西方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影响，进一步实行四权分立：决策、行政、立法、司法权互相分离。在里斯本战略的制定过程中，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欧洲委员会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决策，并通过一定程序实现互动。但在互动过程之中，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协调角色，可能出现沟通不畅等问题。成员国内部的政府机构、议会等也会就里斯本战略的制定提出不同意见，在缺乏统一组织协调角色的前提下，各机构为了自身利益而相互掣肘，最终影响政策制定效率与实施结果。不仅如此，由于里斯本战略在最初制定过程中，并没有启动有组织的公众意见征询流程，官方对于里斯本战略信息的披露也非常少，这无疑成为里斯本战略“不接地气”、无法顺利在成员国落地的重要原因之一。[19]
其次，正是由于政体性质的不同，导致欧盟目前“货币统一，财政不统一”，造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制度性矛盾的逐步累积。欧元区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管理，而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交由各国政府分散管理。但由于各国经济结构不同，统一的货币政策根本无法适应各成员国的需要，财政政策成为区内各国可控的政策手段，这就造成欧盟财政能力的薄弱。
不仅如此，由于欧盟没有强大的财政能力和统一的预算，成员国在欧盟层面还存在财政利益协调问题。当成员国的部分财政收入转移到欧盟的超国家机构，成为欧盟共同财政之后，欧盟层次的预算资金不再按照各成员国缴纳的比例分摊，而是按照各国经济的具体发展状况进行分配，原则上不考虑各国在欧盟财政预算中的受益程度。这也就导致了德、英、法等经济强国成为欧盟财政的纯贡献国，而西班牙、葡萄牙等经济弱国却能从共同财政中受益。富国和穷国之间常常为这种利益不均而争吵，穷国“不负责任”的财政行为还会进一步拉低“富国”的财政稳定水平。而针对这一矛盾，欧盟却只能通过各成员国的谈判和相互妥协来解决，目前还缺乏固定的协调机制。
再次，政策实施效果好坏的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处理“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欧盟而言，主要指欧盟政府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则主要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为了保证中央规划中一些必要指标的顺利执行，又能够符合各地方的基本利益，五年规划的指标从“十一五”开始，分为预期性和约束性两种指标。预期性指标是国家期望的发展目标，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政府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努力争取实现。约束性指标是在预期性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政府责任的指标，地方政府需要和中央政府签订协议，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目标的实现。在“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22个国家目标指标中，有14个是预期性指标，占63.6%；8个是约束性指标，占36.4%，这些目标设计都考虑到了发展阶段、可行性、财力等不同的限制性问题。预期性和约束性指标的划分，不仅提高了地方和中央规划指标的一致性，也保障了一旦地方政府可能无法完成某些约束性目标，中央有能力对其作出监督、调整与改善。“六五”时期，地方与中央规划指标的一致性比例为64.7%，“八五”时期为77.9%，“九五”时期下降为43.2%，“十一五”时期上升为83.2%。[20]
相比之下，欧盟在里斯本战略实施过程中，主要依赖“软治理”的方式处理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2000年3月里斯本特别会议上为实现战略目标曾专门引入“开放式协调法”，[21] 由于里斯本战略中所涉及的政策领域几乎完全属于成员国的专属管辖权范围，欧盟委员会意图通过“开放式协调法”协调各国政策，以便达到最终政策目标的实现。但不难看出，“开放式协调法”并没有提出任何具有“强制性”或“惩罚性”的机制，其主要构成要素是共享政策经验和实践，其主要保障机制则是监督及同行评议。因此，“开放式协调法”并没有实现其预期效果。在里斯本战略中期评估报告中，评估者毫不避讳地指出：政策目标实施不理想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各成员国缺乏坚定的政治行动，而其中的原因除了议程超载和优先目标相互矛盾以外，也在于政策的‘协调差’”。[22]
最后，就制度演进的视角而言，代议政体、自由市场、法治、公民社会曾是西方社会的四大支柱，而这些制度却由于民众的贪婪本性在民主制度下被不断放大，使得西方制度出现了固化、老化甚至腐化变质，不再适应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之下，以和合思想为根源的中国制度得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仅吸收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内涵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完美融合，指导并适应着中国道路的选择、中国规划的制定、中国战略的实施和中国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应对。
而从文化根源上来说，中国自秦以来实现的国家民族统一决定了中国的制度是“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聚，力往一处使”，是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核心的促进民主、集众思决策；而欧洲以竞争和分裂为主线的历史，决定了其虽然实现“经济一体化”，却没有实现“政治一体化”、“社会一体化”、“观念一体化”，欧盟的制度始终是“以己为先、以利为先”，最终无论是政策制定或实施，都只是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代言而已。
小结
从2000年至今，中国与欧盟在不同的长期发展战略指导之下，产生了迥然不同的发展效果。中国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主题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以及对欧盟的追赶与超越，而欧盟不仅无法实现里斯本战略的预期目标，至今仍深陷国际金融危机泥沼之中无法脱身自救。
如果说，2008年以前中国对于欧盟的追赶和超越还是缓慢渐进的，2008年以后的追赶则是迅猛的、颠覆的！在这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挑战前所未有，机遇也前所未有。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中国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通过辩证地对待“危”与“机”，学会“危中求机”、“转危为机”，[23]最终化危机为机遇，变机遇为动力，牢牢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也掌握了追赶欧盟的最佳时机。
而从更宽广的历史视角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沿着自身的改革发展逻辑不断发展、变迁、演进，从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如今的“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国改革已经产生了众多积累性的、革命性的成果。而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改革国家”，改革已经持续了35年的时间，还要持续更长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唯一的“改革执政党”，不断进行自我改革、自我创新、自我完善；中国社会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改革社会”，十几亿人民不仅成为改革的主体、创新的主体，又成为改革红利的受益者、创新红利的分享者。这是“中国道路”科学性的最好证明，是“中国自信”的最坚实基础，是中国向全世界人民展现出的强大的“中国力量”！
注释：
[1]习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知道”，2013年3月23日，新华网。
[2]欧盟土地面积约为432.5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5.09亿人，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约有人口118人。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现有人口13.51亿人，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约有141人。
[3]2012年欧盟GDP总额约为16.63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则以8.227万亿美元的GDP总额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4] 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中通过详细计算数据证明。
[5] 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0年东扩之前，欧盟15国中最富裕的10%人口地区人均GDP为欧盟平均水平的158%，而最贫困地区这一水平仅为61%，两者差距2.6倍。
[6]胡鞍钢：“地区差距成中国发展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51031/11302080991.shtml。
[7][9][10][21]European Union Parliament Website, "Lisbon European Council 23 and 24March Presidency Conclusion",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c/00100-r1.en0.htm.
[8]主要是评价目标的实现情况，对于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并不进行评价。
[11]Sapir, André&al. An Agenda for a Growing Europe Making the EU Economic System Deliver . 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High-Level Study Group established on the initiativ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July 2003; A New Start for the Lisbon Strategy,MEMO /05 /34, Brussels, February 2, 2005.
[12]European Commission Website.Science, "Technology and Competitiveness key figures report 2007 ", http://ec.europa.eu/invest-in-research/monitoring/statistical01_en.htm.
[13]数据来源： 欧盟委员会数据库EUSTAT。
[14]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14 页。
[15][17]鄢一龙、胡鞍钢：“中国十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情况回顾”，《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4期。
[16]胡鞍钢、王亚华、鄢一龙：“‘十五’计划实施评估报告”，《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2期。
[18]胡鞍钢、鄢一龙、魏星：《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
[19]这一情况在EU2020战略的制定中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20]鄢一龙：《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6页。
[22]European Commission, "Facing the Challenge. The Lisbon Startegy for Growth and Employment. Report from the High Level Group chaired by Wim Kok". November2004.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3]胡锦涛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2009年7月28日，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9-07/28/content_1822310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