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与启示
科斯指出，当代中国的主要经验在于“实事求是”。回顾五年计划的变迁，特别是从决策视角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可以发现:第一，“实事求是”的决策哲学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第二，什么时候“实事求是”做得好，决策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就有可能遭受重大的挫折；第三，“实事求是”的决策哲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一组有关如何进行科学决策的思想**，是行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第四，主观能动性的波动持续影响着中国的计划决策，是决策成败的关键，要坚决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统一；第五，决策应当坚持学习与实践的驱动。
我们应当警惕决策的实用主义倾向。实用主义不是中国的决策哲学:中国过去的成功，不是实用主义的成功；中国未来的成功，也不能借由实用主义而取得。尽管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带有“实践的务实主义”特征，但不能因此忽视当代中国决策哲学的独立内涵。中国的决策，既应避免问题导向，又应避免功利主义，应当树立决策哲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尊重国情，尊重改革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动地、富有远见地、系统性地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
当前，改革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推动中国的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改革，而改革的关键仍在于坚持决策的“实事求是”。应当超越改革的快慢之争，树立科学改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坚持以学习和实践来驱动改革的稳步前进。应当认识到，随着改革深水区的到来，路径依赖的阻力d正在不可避免地增大，因此改革决策要借鉴“二五”时期冒进决策中主观能动性剧烈波动的风险，善于把握主客观的辩证关系，重视决策的主观能动性。既要防止陷入情形(C)的激进决策，也要防止陷入情形(B)的保守决策，做改革的“实事求是派”。同时，还应重视决策的机制建设，重视决策的参与平台和安全阀建设，特别是为民主集中制做好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更好地实现决策科学化与决策民主化的辩证统一。
决策哲学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国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潜力(德罗尔，1996)。“实事求是”的决策哲学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软实力，应当充分挖掘其理论内涵，借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持续推动中国决策能力的建设，增强中国应对挑战和不确定性的调整适应能力。历史证明，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决策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坚持决策的“实事求是”，是中国的持续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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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费正清(John K．Fair bank)认为，对中国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研究存在两个极端:一方面“我们了解最为具体的莫过于中国传统的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我们了解最为抽象的则是儒家道德思想的经典论述”，然而“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是相对而言尚未探索的领域”。该观点对当代中国研究有借鉴意义。参见费正清:《中国的思想与制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
[2]参见《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10月18日)。
[3]胡适在《实验主义》中认为“经验即生活，生活即应付环境”。
[4]“实事求是”从词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书》，其中记载:“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5]参见《中国共产**程》(2007年10月21日通过)第二章第十条第五款规定。
[6]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参见道格拉斯·诺斯有关制度变迁的研究。
[7]“解放思想”既是“实事求是”的前提，也是“实事求是”的结果。此处强调了作为结果的“解放思想”。
[8]我国从1953年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计划向规划转变。从“十一五”起，国家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
[9]参见《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1952年12月12日)。
[10]1950年召开首次全国计划会议，此后形成年度例会制。
[11]中财委计划局设立了统计处，由狄超白担任统计处处长。1952年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家统计局。
[12]新中国第一届政府34个下设部门的109个正副部门负责人中，党外民主人士占49名，比例为45%，其中正职15名。党外民主人士在正部级以上领导人中合计占到40．9%。这一比例在新中国历届政府中是最高的。在党外民主人士担任正职负责人的部门中，包括了轻工业部、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等与“一五”计划密切相关的部门。“一五”计划是党外民主人士决策参与度最高的五年计划之一。
[13]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与充实各级计划机构的指示》(1954年2月1日)。
[14]根据2009年6月访谈房维中先生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