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空前巨大和多样的国家，中国正在不可避免地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态度和条件的混合体”(李侃如，2010:6)。想认识和理解中国，需要从纷繁复杂的国情、国史、国策中把握影响国家发展变迁的核心要素，“重视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力量”。这就要求“对深层的历史、制度和文化的力量予以细致挖掘”，特别是着眼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大变迁的努力。从管理学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就是一个不断认识中国与改造中国的过程，是一个在中国国情条件下不断进行决策和再决策的过程。综观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什么时候决策成功，中国的发展就相对顺利；什么时候决策失败，中国的发展就遭遇挫折。核心的问题在于:什么导致了决策的成功与失败?
本文基于文献研究和对中国“五年计划”变迁的经验研究，认为“实事求是”是当代中国的决策哲学。当代中国决策的成功与失败，归根结底在于是否真正实现了“实事求是”。为了更好地观测和解释决策哲学的作用机理，本文从管理学的角度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个描述性模型，并在经验研究中予以初步应用。
一、研究决策哲学的意义
哲学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政治行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如何指导了当代中国的决策?这些问题既是寻求在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之间廓开思路的研究命题[1]，也是将有关中国问题的管理学研究领向深入的探索。德罗尔指出，“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政策科学，都需要有哲学思想基础”，必须“重新考虑研究政策制定现实的理论模式”(德罗尔，1996:222～223)。决策哲学的研究，是对决策过程的溯源式观察，有利于管理学在决策领域的深入发展，对于“政策科学所需突破的广度与深度，至关重要”(德罗尔，1996:225)。
在西方，决策哲学的研究很早就受到重视。波斯纳曾经从民主与法治的角度探讨了实用主义在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Richard A.Posner，2005)，威斯布鲁克则关注了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民主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影响(Robert B.Westbrook，2010)。在新近的成果中，布罗姆利(DanielW.Bromley)关于“能动的实用主义”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对实用主义哲学进行了有开创性的管理学阐释。而姚洋在其论著中对布罗姆利的研究也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姚洋，2008)。
西方学者从对计划经济时代的研究开始，已经尝试从决策哲学的视角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然而，这些研究多数仅停留在对决策特征的总结上，并套用既有概念与框架，将中国的决策哲学笼统地归纳为实用主义(Pragmatism)。这些观点得见于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沃马克(Brantley Womack)、布罗姆利等人的著作。问题在于，这种依据特征分析的概括归类，是否准确?
综观中国国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经验”(李侃如，2010:6)，研究中国的决策哲学同样不能简单适用西方的概念模式，不能脱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不能脱离中国的经济国情、政治国情与文化国情。因此，要坚持“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郑杭生，2011)，对中国的决策哲学实施独立研究，进一步区分中西方决策哲学，特别是与实用主义的异同，确立对中国决策哲学的正确认识。
当代中国已经从过去的体制效仿国逐渐成长为体制创新国，基于独特的国情，“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也显示出独特性，即中国特色。必须强调国情研究向中国理论的回归，以中国理论解释中国问题。坚持国情研究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是建设国情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题中之义[2]。
二、实用主义不能解释中国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制度变迁带有“实用主义”特征，并以此来解释中国在决策上的主要经验和教训。但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实用主义”从来都不是中国的选项，实用主义不能解释中国。
二十世纪初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既是实用主义中国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事件。在如何认识和改造中国的问题上，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者认为，应当秉持务实的态度，强调经验、实证与实验的重要性，“注重事实、注重假设、注重证实”。在实用主义者看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主义”的主张脱离了解决问题的实际，流于空谈，对解决问题既不能提供经验，又盲目照搬主义，是华而不实的。对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解决问题固然重要，但需要首先鉴别问题的因果与事理，问题“非必由于客观之事实，而全赖主观之反省”(蓝志，2007:286)，强调主义不是忽视问题，而是为了获得对于问题的深入反思，同时借此启迪民众的关注，为问题的根本解决动员全民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对于“浮夸”与“空谈”现象进行了深入反思，并发展出“在主义指导下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的主张。
从决策哲学的角度审视这场论战，实用主义者主张问题导向的决策，推崇解决问题的实践与经验。而马克思主义者主张主义导向的决策，寻求对中国问题获得规律性认识基础上的决策。
冯友兰认为，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其真理论。“它的真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不可知论。它认为，认识来源于经验，人们所能认识的，只限于经验。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经验。所谓真理，无非就是对于经验的一种解释。如果解释得通，它就是真理，是对于我们有用的。有用的就是真理。所谓客观的真理是没有的”(冯友兰，1996)。这决定了实用主义决策哲学的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特征。进一步地，实用主义的决策哲学始终对规律性认识的获得持批判性态度，强调决策没有规律可循，只有经验可循。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因而带有强烈的批判主义，对一切充满质疑，这使实用主义带有强烈的假设导向。实用主义决策哲学，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行动纳入到“假设———验证”的循环之中，使得决策始终处在“应付”之中[3]。
毛泽东反对这种“应付”的决策。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要跳出“挑战———应战”的治乱循环(汤因比，2005)，应依靠历史性认识和规律性认识，实现超越“应付”的决策。他将实用主义称为“事务主义”，指出要重视经验但反对经验主义，“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避免充分经验主义的错误”。他还指出，“庸俗的事务主义(实用主义)家，认为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片面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毛泽东，1991:291)。尽管毛泽东高度强调总结经验的重要性，并声称“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胡哲峰、孙彦，2008:174)，但始终强调获得经验和运用经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与实用主义的决策观存在本质差异。
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决策日益务实，更加重视实践，特别是政策试验，但也不等于实用主义。重视实践并不是实用主义决策哲学独有的特征，区别的关键之一在于实行怎样的实践。中国的决策哲学，是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为中心的，重视认识，但反对教条主义；重视实践，但反对经验主义，并且强调实践应当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些都是实用主义的决策哲学所不具备的。
白鲁恂指出，多数学者认识到中国的决策可能存在实用主义的特征，但中国式的实用主义不同于英国的“非理想主义”(The Opposite of Ideological)，也不同于美国的“实践的投机主义”(Practical Opportunism)，始终是以毛泽东时期的“实事求是”(Seeking Truth from the Facts)思想为核心的，是根植于中国特定政治文化之中的，是具有高度适应能力的实用主义(An Adaptable Pragmatism)(Pye，Lucian W，1978:119～136；1986:207～234；1992)。
白鲁恂的研究反思了将中国的决策哲学笼统纳入实用主义范畴的准确性，但换用“中国式实用主义”的称谓，仍然不足以概括当代中国决策哲学的独立内涵，也因此难以承担起解释中国的任务。
三、理解决策的“实事求是”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用以概括中国革命的认识论和方法论[4]。“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在与实践的结合中不断被丰富，并在从革命向改革转型的国家治理中，从指导革命的决策哲学转向了指导改革和建设的决策哲学。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经典概括，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因此，“实事求是”是有关如何科学认识中国的决策哲学，是有关如何在中国国情条件下，掌握并根据客观规律，包括经济规律、社会规律、自然规律，科学改造中国的决策哲学。
(一)对中国古代哲学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实事求是”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哲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一方面，“实事求是”借鉴并改造了古代哲学关于“道治”的决策观，倡导在发展中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积极摈除了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部分，明确“求是”的基础必须是对“实事”，即对客观事实有充分的认知和思考。这是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原则的体现，避免了“道治”的随意性和滥用。另一方面，“实事求是”也改造了古代哲学带有封建政治依附性的“解释哲学”，使决策哲学从为封建治理提供解释、维护权威的角色中脱离出来，成为中国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哲学”和“实践哲学”。
(二)对外来哲学既有借鉴又有超越
“实事求是”借鉴并超越了外来哲学，是一个科学的概念。
“实事求是”借鉴了进化论思想，是决策的进化论。毛泽东认为，决策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过程，决策随着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演进。进化论给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的启蒙。在中国国民接触唯物辩证法有关“联系”和“发展”的理论之前，社会进化论已经为当时中国的决策哲学输入了“决策进化”的基因。社会进化是社会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实现自我调整、适应和改进的过程，决策进化也是同理。在“实事求是”的决策哲学中，决策进化的依据主要是变化中的客观国情以及循环递进的政策试验(实践)。
“实事求是”的核心理论渊源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但又高度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重视决策中主客观的辩证统一。史华慈认为，毛泽东思想受到列宁思想的很大影响，都高度强调“人”的因素，这超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许纪霖、宋宏，2006:190)。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进行革命和改革的实践，“能动”成为决策哲学重要的特质。毛泽东(1991:292)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是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邓小平将此总结为“解放思想”，主张做到“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
“实事求是”批判地学习了实用主义的经验与教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的主流，但实用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为“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启示。实用主义哲学务实的决策态度，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实践和经验的重视，以及善用“假设———论证”的行动逻辑，都为“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但实用主义哲学在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真理观上的先天缺陷，使得它所倡导的决策欠缺系统性、远见，以及进取心，而问题导向的决策主张往往又会因为问题的多样性和解决方案的多样性，造成方向的离散性，给国家治理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因而难以为大国决策提供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哈耶克(2003)曾就此指出:“在过去的30年间一直占据支配地位的实用主义观点，实际上根本没有增强我们控制发展情势的能力，反而把我们推到了一个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境地之中”。
（三)面向实践的决策哲学
再次，“实事求是”是面向实践的行动纲领，是发展的哲学。
决策哲学应当是一种“综合的政策制定的哲学”，为决策确立价值观、认识论，以及行动纲领(德罗尔，1996:140～144)。在“实事求是”的决策哲学中，“实事”是指决策应以对客观国情和政策预案实现准确、系统、全面的把握为基础，这要求为决策系统输入充分必要的知识和经验；“求是”是指决策应当善于学习与实践，善用知识和经验，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客观国情和政策预案做出准确、系统、全面的评估和判断。因而，“实事求是”不能仅仅存在于抽象的哲学思想，而应具备体制机制，为决策实践提供有效的行动指南和原则规范。
“实事求是”的行动纲领主要包括调查研究和民主集中制。调查研究体现了决策科学化的价值观，而民主集中制则体现了决策民主化的价值观。这是党长期以来在决策中形成的优秀传统，也是决策过程的基本路径和核心机制。与“实事求是”的决策哲学一样，它们也是中国具有原创性的决策思想，是对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
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体现了科学决策的价值观。“先作调查研究，然后才有发言权。开会也好，作决议也好，搞文件也好，都要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总结经验，制定方针政策，这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1978)。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调查研究作为一切决策的先决条件。毛泽东(1930)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毛泽东，1961)。陈云(1957)指出:“决策最难的是要优先弄清楚情况，做工作要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用在研究情况，用百分之十的时间用来决策，这样的决策才有基础。”
调查研究，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重视与群众路线的结合。“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周恩来，1962)。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实事求是”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决策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决策哲学。“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调查研究不能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邓小平，1956)。群众路线是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有效措施，深入下层，倾听下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工作方法。其次，强调发展的决策观。“实事”是永恒变化、发展、进步的，“求是”也因而需要永恒地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以变迁的国情为对象的决策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决策哲学。“我们的调查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毛泽东，1941)。
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体现了民主决策的价值观，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决策的根本组织原则。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集中决策，为中国建构了一个以民主决策来驱动科学决策的模式。一方面，要求走群众路线，为群众意见广开言路，“将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集中，再坚持，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1943)。这是重要的决策信息采集机制，是掌握“实事”的听声筒。另一方面，要求实行有民主监督的集体决策，建设既有核心又有集体的领导班子，防范个人迷信和家长作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决策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委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5]。这是重要的决策风险防控机制，是确保“求是”的安全阀。同样，民主集中制也是一个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的反复循环过程，既有利于集思广益，也有利于形成政治共识，既有利于高效做出正确决策，也有利于及时纠正错误决策。
(四)从决策哲学到决策模型
模型化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为了更加清晰地描述决策哲学的作用机理，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基于“实事求是”思想的描述性模型。
布罗姆利就“能动的实用主义”(Volitional Pragmatism)与制度变迁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将实用主义决策哲学的作用机理描述为一个确立信念、获得决策的“充分理由”(Sufficient Reason)的过程。借助一组概念的提出与应用，布罗姆利将实用主义指导下的决策解释为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并形成决策者内心确信的过程，认为决策者应当展示决策信念背后的所有目的和理由，以最大可能地避免错误的决策确信———“确信真理比确信谬误更加危险”(尼采)。“信念是我们准备据此行动的东西。确定信念，是决策中思考的目的。而充分理由，则给予我们确定信念的思想，确定的信念又为行动提供理由”(布罗姆利，2006:246)。
“实事求是”决策哲学的作用机理，可视为由“实事求是”思想指导决策者寻找决策的充分理由的过程(德罗尔，1996:142)。充分理由首先来自于“实事”，即决策者是否获得了充分反映“实事”的信息；其次来自于“求是”，即决策者必须确保对“实事”作了充分的研究和论证，获得了规律性的认识，并在规律指导下进行了必要的决策评估；再次是决策者在“实事”和“求是”方面的合力必须超越既有决策在路径依赖上的阻力[6]；最后，决策者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合理预见决策的成本、收益和风险，并最终确认是否已经具备决策的充分理由。在“实事求是”指导下进行决策的过程，也可以视为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即决策者在“实事求是”的决策努力下，由旧决策向新决策的“思想解放”。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构建了描述性的决策模型，即:
其中，C代表决策信念(Decision Conviction)，是“实事求是”的决策努力所实现的“思想解放”效果；τ(τ≥0)代表决策的能动性系数；P代表“实事求是”决策努力的函数，是一个以k(知识)和e(经验)为变量的函数，函数P也可理解为通过学习(产生k)和实践(产生e)实现信息集成的过程；d代表由路径依赖产生的决策阻力。模型描述了决策从“实事求是”到最终“思想解放”，确立决策信念的过程[7]。当(τ×P(k，e))跨越了d的阻力门槛，即C≥1时，我们称之为决策获得了充分理由，决策得以实现。
通常，决策结果会有三种情形:(A)当决策的能动性系数τ=1时，决策完全由函数P驱动，学习与实践的努力得以客观评估，“实事求是”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B)当τ＜1时，决策者低估了函数P所提供的知识和经验的真实价值，从而低估了学习与实践的努力，进而使得跨越阻力d的难度增大，在极端情况下易于陷入保守决策；(C)当τ＞1时，决策者高估了函数P所提供的知识和经验的真实价值，从而高估了学习与实践的努力，进而使得跨越阻力d的难度降低，在极端情况下易于陷入激进(冒进)决策。
(A)情形为理想状态，但决策的实际情况往往处于(B)与(C)情形。对决策者而言，在决策过程中评估自身处在哪种情形是较为困难的。决策者一方面应当不断调整自己的决策能动性系数，这有赖于引入决策系统的外部观察，如政党参政、公众参与、专家参与等；另一方面应当不断强化学习与实践的努力，最大程度地为决策者供给知识和经验，通过函数P来保障决策质量是最为有效的方案，对于(B)与(C)情形都是适用的。新中国历次重大决策失误往往发生在(B)与(C)情形，且学习与实践的努力存在瑕疵的情况下。
四、决策视角下的“五年计划”变迁
今年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二十一周年。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完成了一次过山车似的新陈代谢。如果大致按前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作为世界范围内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繁荣时代的终结，那么，新中国经历了其中60%的历程。尽管新中国早期的“五年计划”建立在对苏联模式的学习和引进基础上，但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始终区别于别国，保留着鲜明的独特性:它是少数没有奉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国家之一，也没有按照经典计划模式制定事无巨细的计划；它没有像其他转型国家一样，彻底抛弃计划体制，而是将计划体制进行着日益深入的市场化改造；计划在中国没有出现如绝大多数西方学者所预言的大崩溃，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上取得了初步成功，既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创新，又对传统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创新，从一个“五年计划”的效仿国，成长为一个“五年计划”的创新国[8]。
当前，“五年计划”已经从针对经济发展的指令性杠杆，演变成为针对全局性发展的政策杠杆和战略杠杆；已经从形式上强调量化约束，而实质上流于软约束的硬计划(Hard Plan)，演变成为以宏观信号释放为主，重在预测和指导的科学计划(Smart Plan)。
从本质上看，中国“五年计划”的上述变化，是一个不断放权的过程，即将计划的决策权从政府向市场放权、从中央向地方放权、从当前向未来放权———这符合“实事求是”所倡导的科学决策的基本构想，即充分保障学习与实践在决策中的主体地位，最大程度地实现知识与经验的集成，因为从政府向市场、从中央向地方、从当前向未来的三个维度，符合知识和经验的分散性和发散性规律。放权的计划决策有利于向一切有助于科学决策的知识和经验延伸触角。计划决策放权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知识和经验的富集，使学习与实践得以充分开展，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计划的科学决策。
中国“五年计划”的上述变化也是一个不断强调决策参与的过程。目前，计划决策已初步形成集体决策、社会决策、专家决策三位一体的模式。决策参与本质上是为知识和经验输入决策系统建立渠道。一个集成能力更强的决策系统，有利于更广泛地调动全社会的知识和经验，更广泛地应用全民学习与实践的成果。
中国“五年计划”的变迁，可以看作是围绕函数P进行的，日益重视学习与实践，为集成知识和经验，对决策系统和决策过程不断进行精细化设计与建设的过程。
以政策实践为例，本文通过统计“一五”计划以来与“试验”、“试点”、“草案”、“试行”、“暂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考察各个计划期间政策实践的强度，可以清楚地发现新计划时期(改革以来)与旧计划时期(改革之前)存在明显差异:从“六五”计划开始，政策实践开始迅速得到重视，并在“八五”以来逐渐维持高位的稳定水平(见图1)。政策实践，是决策系统不断进行新决策的重要经验来源。强调实践，也是“实事求是”决策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
以决策参与为例，本文通过统计“一五”计划以来与计划工作相关的政治会议、民主座谈会、群众座谈会等会议的数量，来考察各个计划期间决策参与的强度，可以清楚地发现“一五”计划至“六五”计划期间，决策参与的强度经历了一个显著的U型曲线，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迅速提高(见图2)。大量的知识和经验，通过这些会议源源不断输入了计划决策系统，为决策系统与外界搭建了桥梁，为持续推进决策实践提供了驱动力。
除上述因素外，影响计划决策的另一个重要参数是决策的能动性系数。通过对历次五年计划中经济增长指标的观察，以指标制定的冒进率来表征决策的能动性系数，可以发现:该系数在旧计划时期出现了剧烈波动，而从新计划时期开始维持相对稳定。旧计划时期，该系数主要处在情形(C)，即以冒进决策为主；新计划时期，该系数全部处在情形(B)，即以保守决策为主。值得注意的是，“一五”计划被普遍认为是新中国计划史上最为成功的计划之一，这一时期的决策能动性系数为1.0，是唯一处在情形(A)的五年计划；“二五”计划被普遍认为是最为失败的计划，这一时期的决策能动性系数高达4.6，是偏离情形(A)最大的一次，为极端冒进(见表1)。
(一)经验:以“一五”计划为例
“一五”计划时期，“实事求是”的决策哲学第一次从指导全国性革命的哲学转入到指导全国性建设的哲学。按“实事求是”办事，是“一五”计划的主要经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5)。
毛泽东在“一五”计划编制前夕，为统一思想，重新编写了《实践论》与《矛盾论》并发表于《人民日报》，其核心是要在经济工作中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其指导下以及苏联的帮助下，“一五”计划的决策取得了基本成功。
《中共中央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明确指出:“必须坚持计划工作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使得计划正确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工作要建立在科学的根据上，要正确地估计我们主观力量增长的可能性，要坚持对实际状况的具体分析；要具体了解情况，做周密的调查统计，以便熟知国民经济的状况、国家建设和人民需要的状况、政策和指标的可行性与可能性；计划编制要吸收群众，特别是各部门中先进人物参加讨论计划的编制，这是必须的原则问题；群众是国家计划的直接执行者，经过群众讨论，可以考验计划的正确程度；要树立依靠群众、实事求是地，科学制定计划的态度”[9]。
“一五”计划决策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在一个落后、涣散、发展极不均衡的大国，如何迅速集成有关中国国情以及计划工作的知识和经验。或完全依赖学习，照搬苏联的经验；或完全依赖实践，摸索中国的道路———这是摆在当时计划决策者面前的两个方案。在“实事求是”决策哲学的指导下，“一五”计划选择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既重视苏联的经验，又反对本本主义，坚持对中国计划工作的独立探索。“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1952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毛泽东，1955)。
一方面，“一五”计划高度强调学习。“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是我们在工作中应该有的科学的态度”(毛泽东，1954)。李富春(1953)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应注意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经验是非常不足的。要进行经济建设，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学习苏联的科学计划，同时也要向其他国家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我们应当这样办。”1952年8月至1953年5月，新中国派遣赴苏联进行援建项目谈判的代表团，在苏联花了大量时间用于学习资料的收集整理。这些资料根据周恩来的要求，分发到了各部门、各地区的计划职能部门进行学习和参考(袁宝华，1996)。“计划要留有余地”、平衡计划法等对新中国计划决策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都在此期间被引进。代表团驻苏的10个月，是新中国计划工作史上第一次集中地、大规模地向苏联引进计划工作经验的学习期。同一时期，新中国还加大了对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日本和印度等国的学习(毛泽东，1954)。
另一方面，“一五”计划也高度重视对中国问题的独立认识和独立实践。“学习苏联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总结我们自己在建设中的实际经验，从今年起，我们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相关的资源、厂址的勘查也在加紧进行。在建设过程中，要及时地经常地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对于指导今后的建设有极大的意义。我们还有必要特别注意苏联援建的企业，仔细地进行总结，和我们自己的经验比较，使得国外的先进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李富春，1953)。这一时期，为计划工作服务的会议制度[10]、统计制度[11]等相继建立，一大批具有经济工作经验的党外民主人士被邀请担任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12]，全国各地纷纷抽调精干力量进入到计划部门，经济工作领域第一轮的人力资本投资在“一五”计划期间启动并初步完成[13]。
由于上述学习与实践的努力，加上“一张白纸，正好写字”的后发优势，使得决策面临路径依赖的阻力很容易被跨越，为“充分理由”的迅速实现铺平了道路。反映在计划决策中，“一五”计划先后经历了五次集中编制:前三次由中财委编制，第四次由国家计委编制，第五次由陈云领导的八人小组编制。每次编制都集中了当时中央政府中经济工作经验最丰富的领导人，并充分征求了中央(候补)委员、党政各部门负责人、各地区负责人、社会各阶层代表、党外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的意见和建议，使得“一五”计划的决策不仅高效，而且高质。每一次编制都是一次知识和经验的再集中、再综合和再运用，计划决策实现层层递进，并最终形成了一份基本反映实际、适应国情的“一五”计划文本。
(二)教训:以“二五”计划为例
尽管“一五”时期为计划决策确立了基本的原则、规则与传统，但是在决策的主观能动性上已暴露出问题，这成为从“二五”计划开始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如前所述，“实事求是”的决策哲学，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最大革新，在于对主观能动性的解放，及对主客观辩证关系的强调。但也使主观能动性成为计划决策最大的变动因素，既有可能促成决策的巨大成功，也有可能造成决策的重大失误。
“咱们急于求成的思想从建国就开始了。毛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讲‘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后来这句话变成了‘十五年完成工业化’。‘一五’计划原来设想的速度很快，指标订得很高，后来是苏联提出了意见，要‘留有余地’。斯大林和米高扬都提出了这一点。在‘一五’计划的速度上，人家拉了我们一下子，不然很可能提前犯‘二五’计划的错误”[14]。《人民日报》1953年4月28日的社论《必须量力而行》指出:“某些部门在制定计划时缺乏实事求是精神，无视困难或低估困难，犯了冒进的错误。冒进是一种经济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思想作风，要真正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加强计划工作的调查研究。”
尽管已经发现问题，但是有效的解决方案未能及时形成。而“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以及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苏联提出用15年时间赶超美国的口号成为直接诱因，激发了毛泽东个人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在未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毛泽东直接提出了15年后中国在钢铁产量上赶超英国的目标。这是一次严重的由主观能动性驱动，而非函数P驱动的决策，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决策哲学。
此后，毛泽东又在未经中央政治局沟通的情况下，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临时发言，推翻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结论，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是“二五”计划的主要矛盾。之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总路线取代了1954年宪法确立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成为“二五”计划新的决策指南。毛泽东进行这些决策时，并没有参考和采纳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同期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所反映的实际情况，反而将这些调查研究的结论认定为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实际上完全不顾陈云等人对经济工作所做的具体分析，仅仅从抽象的哲学角度批判综合平衡，完全无视经济运行自身的规律与是非”(刘国光，2006:141)，这使得毛泽东的判断严重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
这类错误在“二五”计划时期不断出现，并由于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而被逐渐传递和放大，最终借由“跟风机制”(武力，2010:324)，破坏了决策的民主集中制，造成毛泽东的个人决策代替了中央的集体决策，毛泽东个人的决策能动性波动带来了中央集体的决策能动性波动。由于陷入了能动性陷阱，决策发生了严重的主观主义错误，背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二五”计划决策从“一五”时期的情形(A)迅速发展为情形(C)中的极端冒进，决策失误由此发生。
沃马克在对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研究中关注了决策的能动性陷阱，认为毛泽东对于决策过程有巨大影响力，但他未能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形成决策，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决策系统中欠缺对他的支持与合作，而在于他自身陷入到一种对决策的“误判”之中，而这种误判产生于深层次的决策意识形态。毛泽东始终主张在决策中坚决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但由于原则本身过于抽象，也由于毛泽东个人特质的不确定性，常常成为“实事求是”的教条主义者(沃马克，2006:218～225)。毛泽东在“实事求是”的标准上误入了歧途，从而导致了甚至他自己都不满意的政策后果(沃马克，2006:265)。
尽管在“二五”计划期间，毛泽东多次进行反思和纠错，但是一方面，由于这些反思和纠错没有触及主观能动性系数严重偏大这一根本问题，从而难以实现对错误的根本修正；另一方面，决策信号的传播往往遵循逐级传递和放大，然后形成自然衰退的倒“U”型曲线，要在多层级的、庞大的决策系统中回收错误的决策信号并不容易；再一方面，作为决策安全阀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使得“二五”计划的决策失误，处于近乎失控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