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认识国情，特别是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确定不同时代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1]这一基本矛盾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始终，规定着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基本性质。与基本矛盾不同，主要矛盾则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这一阶段的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对这一阶段发展过程具有全局性、决定性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这是十九大报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的突破，也是作出了新的重大政治判断。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这一主要矛盾是如何历史性地演变过来的?如何正确认识这一新矛盾?这一新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矛盾主要方面有哪些具体体现?如何破解这一新矛盾?
本文旨在分析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之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新时代、新矛盾、新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证；二是对各类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尤其是分析了新时代前后不平衡不充分的拐点性变化；三是从新的视角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从“增加供给”和“优化结构”两个方面分析，对应“不充分”和“不平衡”，不仅分析了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分析了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第二部分分析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阶段性特征；第三部分实证分析不平衡不充分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上的具体体现；第四部分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提出破解这一新矛盾的基本思路；第五部分为结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重大转化，既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二、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阶段性特征
(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
发展阶段规定着矛盾的演变，我们党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是与时俱进的，随着时代发展经历了三次重要变化:
一是社会主义建设时代(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78年)。在极端贫困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按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有7．7亿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97．5%。[3]为此，党的八大首次提出，当前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应该说，这一定位是十分符合当时国情，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曲折，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用所谓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的做法，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搞“穷过渡”。但总体而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生产力发展还是取得了较大成就，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资本和制度资本基础。
二是改革时代(1979年至2011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决策，给中国经济腾飞带来空前重大的新机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经验和教训，重新认识国情，再次提出: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正是基于对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加速发展，1979－2011年中国GDP年均增速达9．9%，[4]打破世界经济增长纪录，跨越性地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十八大后)。生产力的提升和各种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发展，使社会主要矛盾悄然发生了新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作出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共同”意味着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成为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富裕”意味着改变经济发展不充分状态仍是当前重要任务；新时代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包括人才强国、人力资源强国、文化强国、海洋强国、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贸易强国、体育强国、教育强国等，“全面”意味着各领域之间都要平衡发展，各领域内部也要平衡发展，“强”意味着各领域都要充分发展。只有各方面都发展更平衡更充分，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
“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5]因此，抓住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后，还要进一步确定矛盾的主要方面，以便更好地解决这一矛盾。
中国已经达到世界上中等收入水平、并正向高收入水平迈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是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更有对民主、公平、环境等各方面的需求；不仅是产品的需求，更有对服务的需求；不仅是数量的需求，更有对质量的需求；不仅是大众化需求，更有个性化需求；不仅是单一需求，更有多元化、多层化、多样化需求。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是社会不断进步和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属于社会主要矛盾中的次要方面。应着力解决制约这一需求得到满足的重要因素，即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是抑制这些需求，阻碍社会进步。
在新时代之前，落后的社会生产一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经过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改革时代创世界纪录的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从中美比较的视角看，按照购买力评价法计算，1991年美国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对差距高达25．5倍，到2015年快速缩小至4．7倍。[6]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已经由绝对落后水平转变为相对落后水平。社会生产能力也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余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为19．8%，居全球第一，2015年这一比重进一步提高至25%。[7]因此，落后的社会生产不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
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什么?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收入差距拉大、经济结构失衡、资源环境恶化、需求供给不匹配等一系列问题。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没能与经济增长同步，结构性调整没有跟上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先富论的发展战略让共富成为新时代的重要目标。因此，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制约新时代发展的关键因素，成为制约人民需求得到满足的最重要因素，成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总之，矛盾的次要方面是人民的需要，其需求水平在不断增长，其需求范围也已从物质文化扩展到包括物质文化政治社会生态等在内的美好生活，这一方面对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对各方面的平衡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也有两个重要内涵:一是生产力发展并没有达到极高水平，发展的不充分依旧是矛盾的重要方面；二是发展的不平衡成为新的矛盾，而且比发展不充分更为重要。
(三)新时代的阶段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半场”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基本国情的变化。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开始，历经改革时代，到十八大之后的新时代，前后将经历百年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是上半场，就是要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达到温饱进而达到小康水平。下半场就是本世纪的上半叶，第一步就是用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用十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是到2035年实现基本现代化；第三步到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目标制定和实现情况来看，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的基本国情有着清晰的认识，对中国发展阶段的判断是准确的，提出这个方案是务实的。
当前，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半场”。一方面，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人民群众形成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新需求、新期盼；另一方面，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生态基础薄弱，收入、民主、法治等方面发展不平衡，成为发展长期面临的硬约束，日益成为满足新需求、新期盼的重要阻碍。具体而言，工业生产力出现了供大于求，但科技生产力还不能满足社会与产业的巨大需求，文化生产力还不能满足人民大众化、个性化的需求，教育生产力还不能满足在校生教育质量的需求，国防生产力还不能保证满足国家安全的硬需求，生态生产力还是最大的短板。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仅仅是初级阶段中的新起点新阶段，而并非是超越初级阶段的新阶段。变化的是特征，不变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
三、矛盾主要方面的具体体现及其演变
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矛盾主要方面有哪些具体体现?其演变进程如何?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和篇幅所限，本文重点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进行实证分析。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可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进行分析。需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可从需求结构和需求供给匹配程度来研究，供给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可从创新和产业发展来分析，最关键的还是需求与供给的综合结果，即产出(收入)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一是收入不平衡不充分。从城乡收入不平衡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呈现稳步攀升态势，2009年达到顶点3．33倍，随后开始下降，但2016年该比重依旧高达2．72倍。[8]从区域收入不平衡看，1990年以来，分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变异系数一直在0．40－0．46波动，2012年之后不断下降至0．34，[9]但地区收入差距依然较大，2016年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万元，几乎为西部地区的三倍。[10]从人群收入不平衡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79上升至2008年0．491的顶点后开始下降，但2016年依旧高达0．465，远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处于收入差距较大的区间。[11]从收入不充分看，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与世界平均水平之比从1962年的15%逐步下降至1990年的8%，随后不断上升，2005年之后加速追赶，2016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8260美元，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但与美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仅为美国的15%。[12]简言之，收入的城乡、地区、人群之间的差异在2010年前后均出现了拐点，但依旧较为严峻；中国居民人均收入与世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为更好地完成到2050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着力解决收入水平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为迫切。
二是需求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从需求结构不平衡看，投资比重过高，消费比重过低。2016年，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约为53．6%，仍然是世界大国中最低的国家之一，远低于美国(超过80%)；2016年投资占GDP比重高达44．2%。中国居民储蓄率高达28．2%，难以满足经济增长对消费的需要。[13]从需求供给不匹配看，一些产业产能不足，如娱乐业、高技术服务业、中高端制造业等，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端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而另一些产业又存在严重产能过剩，如煤炭、钢铁、水泥、电解铝、光伏等行业。存量资源存在较为严重的错配，优质增量资源的供给不足，难以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三是创新不平衡不充分。从行业创新不平衡看，燃气、电力、农副食品、木材等传统行业的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不足0．01%，远低于铁路、航空、仪器仪表等行业的0．05%－0．07%。从区域创新不平衡看，2016年东部人均研发经费1363元，中部和东北约为东部的1/3，西部为东部的1/5。[14]从企业创新不平衡看，2016年规模以上国企平均每家企业的研发投入为1155万元，规模以上私营企业仅为131万元；2016年规模以上合作类企业(港澳台合作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国有联营企业)每亿元研发经费投入的有效发明专利数仅为40件左右，远低于规模以上股份有限公司的106件。从创新不充分看，中国专利申请量占世界比重已接近世界一半，但发明专利产业化比重低。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已居全球第一，但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美国。[15]2016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2．11%，比2000年的0．89有较大提高，但与美国(2015年为2．79%)的差距仍较大；[16]2016年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仅为5．14%，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限制了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17]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2017年中国创新指数排名为第22名，仍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四是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从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看，国内各区域之间的产业发展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地区比较优势，资源错配问题较为严重。[18]2016年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全国比重均超过一半，分别为51．4%和56．1%。[19]从行业结构不平衡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足10%，新业态占全国贸易总量的比重较低，处于价值链上端的行业太少，产业增加值率相对较低；[20]从企业结构不平衡看，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但仍缺少世界知名品牌，全球性大企业不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国际化程度不高。[21]
(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社会发展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就业等各方面。本文重点分析前三个方面。
一是教育不平衡不充分。从教育普及率不平衡看，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为77．4%，需要“幼有所教”，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7．5%，需要进入高度普及阶段(高于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2．7%，需要进入普及阶段(高于50%)；[22]从教育类型不平衡看，中等职业学校师生比在2010年后由降转升，但仍远低于高等教育、普通高中、初中、小学的师生比。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滞后，难以满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不利于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迈进。从教育经费投入不平衡看，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总教育经费比重过高，从1992年的84%下降到2005年的61%之后，又回升至2015年的81%，社会办学力量明显不足，不利于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从城乡区域教育不平衡看，不管是从教育的经费投入、教育质量还是就学机会看，农村都远落后于城市，中西部都远落后于东部，五年来录取重点大学的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仅有27．4万人，仍有待进一步提高。[23]分省教育经费投入的变异系数在世纪之初达到0．7的顶点后缓慢下降至2016年的0．6，但差异依旧较大。从教育不充分看，2016年，全国高校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仅占全国的9．4%和7%，进入世界前百强的高校仍寥寥无几；2015年，学龄儿童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3．5年，25岁以上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6年，低于高人类发展组的13．8年和8．1年，更低于极高人类发展组的16．4年和12．2年。[24]
二是医疗卫生不平衡不充分。从医院类型不平衡看，首先公立医院过于拥挤，2016年，公立医院平均每家医院诊疗人次和入院人数分别为22．43万人次和1．16万人，而民营医院仅为2．56万人次和0．17万人，相差近10倍，公立医院的病床使用率高达91%，民营医院的仅为62．8%；其次是三级医院人满为患，三级平均每家医院诊疗人次和入院人数分别为73．03万人次和3．44万人，二级医院仅为15．36万人次和0．95万人，一级医院为2．37万人次和0．11万人。[25]从城乡医疗卫生不平衡看，2016年城市和农村每千人口医疗卫生床位数分别为8．41和3．91个，且这一差距在近几年一直没有缩小趋势；在19种主要疾病中，有14种疾病农村人口比在城市人口的死亡率要高。从区域医疗卫生不平衡看，2015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每万人拥有的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别为24．96、20．90、21．04、23．32，注册护士数分别为26．89、22．28、22．08、22．88，可以看到，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优势，东北地区其次，中西部地区卫生技术人员最为贫乏；执业(助理)医师数和注册护士数中部地区上升速度最快，从2002到2015年分别上升56%和150%，西部次之，东部再次之，东北地区上升最慢，分别为18%和58%，各地区在2009年新医改实施之后都出现了较大幅度上升，尽管中西部地区存在一定追赶趋势，但与东部之间的差距仍旧非常大。[26]从医疗卫生不充分看，护士配备严重不足，医护比仅为1∶1；执业(助理)医师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仅为45%；注册护士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仅为10%。[27]2015年，新生儿平均预期寿命为76．0年，与极高人类发展组的79．4年仍有很大差距(UNDP，2016)。
三是社会保障不平衡不充分。从城乡社会保障不平衡看，保障对象有两个条件:申领者的身份条件和资格条件。居住地、工作单位的所有制和户口登记身份都可能影响人们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带来社会保障的不平衡，2013年被纳入城镇人口统计的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尚未与城镇居民平等享受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从区域社会保障不平衡看，2016年失业、工伤、生育、医疗、养老基金的结余在东部地区分别为560、148、83、1906、540元/人，居全国最高水平，其次是东北地区，最差的是西部和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养老保险结余最少，这与东北地区退休人员多、年轻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有密切关系。从社会保障不充分看，中国养老保险覆盖率已高达85%，[28]但养老保障水平不够充分，难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需要；中国城乡低保水平还比较低下，2016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494．6元/人·月，农村低保平均标准3744．0元/人·年。[29]
(三)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中国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还不高，文化建设的布局和结构不尽合理，制约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完全破除。面对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快速增长的新形势，中国文化产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还不能很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从区域文化不平衡看，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数在东部地区平均每万人拥有0．73个，分别是中部、西部、东北的2．4倍、5．0倍、5．5倍，其中文化服务业的区域不平衡更为严重。不管从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看，还是从文化产业的单位数量、营业收入、增加值还是就业人数看，均呈现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的梯形递减规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
从城乡文化不平衡看，农村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7．7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8．37%；农村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占农村家庭总户数比重为33．1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2．75%；不管是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建设、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还是公共数字文化，都存在较大城乡差距。
从文化发展不充分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5年的2．30%上升至2015年的3．97%，年均增速达0．167%，但仍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吸纳的从业人数约占全国从业人数比重也不足5%。
(四)生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从区域生态不平衡看，这主要体现在不同地区在资源开发和环境破坏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2016年，废水排放总量排名第一的广东为938261万吨，约为排名最后的西藏的153倍；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排名第一的山东为113万吨，约为排名最后的西藏的210倍。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排名第一的河北为33236万吨，约为排名最后的海南的101倍。总体而言，环境质量从东到西依次递增，呈现不平衡态势。
从城乡生态不平衡看，随着城市和工业污染引起广泛关注，这些污染逐渐向农村转移，严重危及农村饮水安全和农产品安全。此外还有农村原有的生活污水和垃圾以及农村厕所卫生问题，各种新旧污染叠加，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从生态发展不充分看，长期处在价值链低端的国际分工、环保意识淡薄和法治不健全使得中国资源环境恶化较为严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损失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为3．1%，远高于美国的0．8%和世界平均水平的1．4%；能源消耗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为0．4%，远高于美国的0．05%。[30]全国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78%；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然处于2000万吨左右的高位，超过或接近环境承载能力上限；78．4%的城市空气质量未达标。[31]
(五)不同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演变
前面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接下来进一步分析上述四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新时代前后的演变，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变量来构造这四种不平衡不充分指标。受数据所限，经济、社会、文化方面重点分析其发展不平衡，生态方面重点分析其发展不充分；由于长期历史数据难以获取，本文无法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演变全过程，这里仅分析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半场”以后(即2000年之后)的变化情况。
经济发展不平衡。使用最具代表性的收入不平等指标。笔者先计算基尼系数、城乡人均收入比、城镇人均收入分省变异系数、农村人均收入分省变异系数，分别反映了人群、城乡、地区收入不平等，将四个指标的初始年份值分别标准化为1，求简单平均得到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标。[32]
社会发展不平衡。笔者基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三大类指标进行计算。在教育不平衡指标计算上，使用人均教育经费投入分省变异系数，将初始年份标准化为1得到；[33]在医疗不平衡指标计算上，先计算人均床位数、人均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数、人均医疗机构单位数的分省变异系数，将初始年份标准化为1之后求简单平均得到；[34]在社会保障不平衡指标计算上，使用失业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分省变异系数，将初始年份标准化为1再求简单平均得到。[35]最后，将教育不平衡指标、医疗卫生不平衡指标、社会保障不平衡指标求简单平均得到社会发展不平衡指标。
文化发展不平衡。先计算人均博物馆、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占家庭总户数比重、人均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数的分省变异系数，[36]这三个指标分别反映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将初始年份标准化为1再求简单平均得到文化发展不平衡指标。由于有线广播电视实际用户数占家庭总户数比重只有2010－2016年数据，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数只有2013－2016年数据，为避免数据结果的跳跃性，笔者采用三期移动平均。
生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笔者使用废水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37]、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实际经济损失[38]，这三个指标分别反映了液体和气体污染情况，[39]将初始年份标准化为1再求简单平均得到生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指标。
结果显示，各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均在进入新时代前后出现一定拐点。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在2009年之前不断恶化，随后出现好转，2016年降至0．9左右；社会发展不平衡指数在2010年之前不断恶化，随后基本稳定在2．0的高位；文化发展不平衡指数在2010年达到1．2的峰值后开始改善；生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2015年达到1．4的峰值后出现缓解。[40]
2007年之前，尽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严峻，但尚有持续攀升的经济增速作为支撑。2007年后(尤其是2010年后)GDP增长率不断下滑，但各种不平衡问题却并未随之下降。[41]因此，进入新时代，解决各类不平衡问题成为重中之重。
此外，对比四类不平衡不充分可以看到，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相对最为严峻，这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根基，成为新时代最为重要也最为紧迫的发展任务。生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次之，这是影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成为全球日益重要的议题，受到世界日益密切的关注。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又次之，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纽带，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经济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缓解趋势，但仍然较为明显，这是影响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