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国“三农”问题愈来愈突出，直接影响2/3总人口的切身利益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的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无法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1996年以来，由于农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下降，尽管全国每个农民出售粮食等农产品实物量在上升，但是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额在减少，从1013元减少到2001年的637元(见表9)，仅此一项，我们估计，在1997～2000年期间全国农民累计现金损失达4000亿元左右。
农民农业剩余明显下降，实际已出现负盈余。全国每个农民农业盈余(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减去用于农业现金支出)1997年为655元，到2001年下降为340元(见表10)。如果计入农民自身的劳动工资，实际农业剩余是负值。农业一直处于弱质、低收益产业，不仅存在自然灾害风险，还存在市场变化波动风险。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占人均现金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43.9%下降为2001年的25.1%，减少了18.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3.8个百分点(见表11)。
农业占GDP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20.4%下降到2001年的15.2%，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照这个速度下降，到2006年农业占GDP的比重将不足10%。在此情况下，我们很难依靠这么低的农业占比来提高50%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2/3农村人口的农业收入。
我国内需不足，GDP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占GDP比重为47%，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为68%)、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7%)水平。而居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24.0%下降为2000年的21.8%(见表13)。而农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GDP水平太低且持续下降，由1996年的34.54%下降为2001年的31.37%。
农民人均出售农产品收入相对全国人均GDP水平，由1996年的18.17%下降到2001年的8.44%(见表14)。8亿多农民在全国GDP分配格局和生产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不利。此外，政府财政支出和财政转移支出严重向城市倾斜。
农民工资性收入已超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占人均现金收入比重由1996年的19.4%提高到2001年的30.4%(见表11)。目前全国农民外出务工人数最多的是四川省，2001年已达到1260万人，从省外汇入劳务收入达到243亿元，接近于全省财政收入(270亿元)[15]。1997～2001年期间，每个农民现金收入仅增加18.3元，其中工资性收入提高257.4元，而出售农产品下降了455.8元。这清楚解释了为什么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不能提高的原因。
由此可知，扩大内需主要是要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而提高居民消费主要是提高广大农民的消费需求；要提高农民的消费需求，必须要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要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则必需提高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只有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才有可能富裕农民。
过去20多年我国农业生产能力(供给能力)经历了一个先大幅度上升，出现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然后大规模调整的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1999年9种主要农产品有6种居世界第一位。1998年我国谷物产量占世界总量比重为24.8%，棉花为24.5%，油料为22.9%，肉类为23.4%，禽蛋占40.4%，水产品占28.9%[16]。
20世纪90年代粮食生产量出现了持续上升，然后大幅度下降过程。过去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下降，已明显低于现时生产能力。从中国粮食生产的历史经验来看，“上来艰难，下来容易”。在粮食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调整规模过大，调整(减产)速度过快也会出现诸如“粮食减产”、“粮食短缺”、“粮食上涨”、“粮食安全”等新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农产品生产国，但农产品出口比例极低。2000年农产品(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出口额为123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9%，占农业总产值的4.08%，占农产品成交总额的8.1%。
当中国加入WTO以后，部分农产品价格将进一步下跌；农产品加工业可能受到强烈冲击；农民农业收入继续减少；农民农业剩余所剩无己；农业剩余劳动时间或剩余劳动力将进一步增加，由40～50%上升为50～60%；农民还会进一步减少对农业的各类投入，不仅减少资金投入，而且减少劳动投入。
未来5～10年我国粮食产量还会持续下降减少5～10%，为40000～42000万吨，相当于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不排除中国粮食生产出现“大滑坡”情形，甚至出现严重的生产萎缩现象。由于中国粮食或谷物生产量占世界总量的1/5，不仅对国内粮食或谷物供给产生极大影响，而且还会对世界粮食或谷物生产与市场产生严重影响。
这表明过去几十年我国农业生产是高度自给自足、以国内消费为主的类型，忽视发展高质量高附加值出口导向农业和绿色农业。当国内农业生产能力过剩，转向国际市场时，尽管我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受到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出口障碍限制。仅有比较优势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技术优势、环保优势才能有出口优势。
六、我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我国正处在历史上经济繁荣、经济稳定的最好时期，但也是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复杂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稳定，也不会自然地解决和调节社会矛盾。我们不仅要促进GDP持续高增长，更要寻求较为公平的经济增长模式。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社会稳定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民意调查是反映社会人群心愿的“晴雨表”。“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个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的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连续6年的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
七、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TFP
过去20多年，30多个不同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有的发展快，有的发展相对慢。那么，经济增长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呢?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决定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是水平效应即短期效应，即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水平就会提高。二是速度效应即长期效应，即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前者是使产出曲线发生平行移动，后者则使产出曲线改变斜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得益于TFP(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我们研究，在1978～1995年间，资本的贡献大约是55%左右；人力资本大约是5.4%；劳动力的贡献，大约是9.5%；TFP大约是29.4%。实际上中国资本的增长率并没有高于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显增加，是由一个负值变成了一个正值，其贡献率达到近30%，几乎是三分之一。
从今后来看，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会增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1%。从资本增长率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
提高TFP必须提高政策质量和政府质量。经济增长无论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自然资本的积累还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有待于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中国加入WTO并不是无代价、无成本，这些成本应该考虑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受损者得到必要的补偿。
中国要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有三个方面工作要做，最核心的首要的问题是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也会有效地促进增长；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要改变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包括企业、社团、公民自身，甚至国际组织。政府要重塑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政府与企业和居民传统的控制关系，变成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实行“良治”，其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公共福利最大化。
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
第三个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开”，由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财政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财政，由一个缺乏责任的政府变成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由一个不受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变成一个受到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
今后中国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问题不在于能否实现高增长，而在于能否实现高质量的高增长。高质量高增长模式包括:由低效率高增长转向高效率高增长；由不公平高增长转向公平高增长；由低就业高增长转向高就业高增长；由不可持续高增长转向可持续高增长。
八、消除“一国两制”的体制性障碍，加速城镇化进程，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加速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会进一步提高TFP，从而促进经济高增长。从经济增长率看，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1997)估计，在1978～1995年期间，仅农业劳动力向非转移型产生资源配置的效应，约占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王晓鲁计算，乡镇企业的发展上，如加上住房医疗等消费会提高2.5倍以上。从投资需求看，农民进城还会带来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这些都是中国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来源之一。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大概有1.5个百分点[17]。从劳动生产率看，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可提高6.1倍，如果转移到第三产业可提高2.8倍，这将不同程度地提高总产出。从人均消费水平看，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市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可提高2倍以上，如加上住房医疗等消费会提高2.5倍以上。从投资需求看，农民进城还会带来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这些都是中国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来源之一。
中国需要一场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中国不仅城乡存在巨大发展差距，无论人均收入，还是人口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甚大，在全世界也是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体制，可称谓“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不同制度，如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例如，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是政府用于农村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10～15%，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0%[18]，但实际比率在5%，而城镇人口实际人均税率为0.58%[19]。这种长期实行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这是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束缚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中国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农村与农民政策是最大的公共政策。从历史上看有两次“解放农民”的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通过土地改革的方式，第一次“解放农民”，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7亿亩土地，免除了700亿斤粮食的地租，粮食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45%，也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8%[20]。80年代初期中国第二次“解放农民”是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1978～1985年农业附加值增长了55.4%[2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7倍[22]，其增长幅度是历史上最高的。那么现在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使农民从土地、农村永久性的解放出来，使农民尽快变为非农业人口，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乡村青年提供进城务工的机会(四川省调查有90%的初、高中农村青年希望外出进城务工)。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的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职业培训的机会；平等就业竞争的机会和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以及充分享有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与机会。
国家应在农村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根治流行病与地方病，提供清洁水源，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提供农业科技知识服务和技能培训。
国家应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农田基本建设，国土整治，植树造林，建设乡村道路、乡村自来水网、乡村电网、乡村广播电视网、乡村公共电话网、乡村公共因特网以及公用通讯设施。
九、进一步提高中央本级财力潜力，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淡出有不同的意见。余永定认为，如果一旦停止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GDP增长趋缓，国债占GDP的比重就会上升，那才是真正危险的。戴园晨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真的要淡出时，操作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从宏观调控着眼，害怕减少财政赤字规模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下不了决心；另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支出有刚性，取消任何一项无效开支都要经过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反复磋商，缩减开支很不容易[23]。
我认为，在世界经济衰退尚未复苏和世界贸易增长低迷，以及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的情况下，不要急于淡出，还需要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不是继续依靠扩大发行国债规模，而是提高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尽管过去几年中央财政收入明显增长，但是提高中央财力还有很大潜力。对此我有如下建议: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统一的、强制性的社会保障税。若将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从近期来看，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可增加2.5～3.0个百分点[24]；从中长期来看，可逐步提高4～5个百分点[25]。
第二，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对各类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对外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财政优惠政策。同时开放国内各类市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统一的市场。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减免关税或补贴政策，同时降低名义关税税率，减少人为的出口反倾销事件，每年中央财政对出口补贴高达800～1200亿元，国家财政需要重新调整对出口不适当的、或被认为直接补贴或过度补贴的中央财政支出。
第三，国家应当征收国家赋予各种特许机构的特许权收入。例如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收入特许权收入[26]；经营银行、证券、信托和保险的特许权收入；发行有价债券和邮票等特许权收入；中央电视台全国电视播放特许权收入[27]；各类电信公司使用国家无线电频道资源的特许权收入；各航空运输公司使用国家空中资源航空或其他飞行的特许权收入[28]；销售烟酒的特许权收入，进一步提高香烟消费税税率；销售石油产品和加油的特许权收入。必要时采取公开拍卖这些经营特许权，收益归中央财政。特许经营权属于国家资源，具有相当之高的“租金”。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将国家的特许权收益归国家所有，而不是归部门所有。这一是没有增加公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二是没有增加地方上交中央财政的负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十分可行的办法。
注释：
[1]引自胡鞍钢:“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2001年第53期。
[2]《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116页，第126页。
[3]《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116页。
[4]《经济日报》，2002年6月21日。
[5]胡鞍钢:“跳出8%看8%:如何看待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7月29日。
[6]World Bank，2001，GlobalEconomicProspectsandtheDevelopingCountries2002，The World Bank，October31
[7]World Bank，2001，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1，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16-17.
[8]详细分析参见胡鞍钢等:《中国挑战通货紧缩》，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年。
[9]《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39页。
[10]《人民日报》，2002年3月31日。
[11]引自World Bank，2001，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2001，pp.63。
[12]陆建华著:《中国社会问题报告》，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
[13]世界银行专家认为持久的高失业率表明在经济资源分配上严重的低效率。引自:WorldBank，2000，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2000，pp.55。
[14]新华社北京2002年3月6日电。
[15]《经济日报》，2002年5月9日。
[16]引自《经济参考报》，1999年9月21日。
[17]王晓鲁，2002。
[18]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税收比率定义为:税费支出/人均年收入，见《中国统计摘要》(2001)，第99页。
[19]城镇居民人均实际税收比率定义为:(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人均年收入)/人均年收入，见《中国统计摘要》(2001)，第92页。
[20]引自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下卷)，(1949～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88～1489页。
[21]《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第58页。
[22]《中国统计摘要》，2001年，第91页。
[23]引自《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24]实际上90年代以来全国养老金收入占GDP比重是不断上升的。1990年全国养老基金收入为178.8亿元，占GDP比重0.96%；1999年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达1965亿元，占GDP比重为2.40%。
[25]详细分析参见胡鞍钢:“利国利民、长治久安的奠基石:关于建立全国统一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建议”，《中国国情分析研究报告》，2002年，第26期，4月12日。
[26]1998～2001年货币投放量累计5511亿元(《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78页。如果按保守的10%比例征收，累计新增中央收入550亿元。
[27]如中央电视台2001年广告总收入56.5亿元，2002年第一季度为17.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以上。凤凰卫视和阳光卫视广告收入也是相当可观。
[28]如经营国际和国内航空热线和运输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