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历明显的转变
如何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这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认识。总的评价是，我国经济形势正处在建国以来相对稳定、持续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效益开始改善的良好时期[1]。
“九五”期间比“八五”期间年平均GDP增长率下降了3.7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好于“八五”期间。突出表现:经济波动系数处在建国以来最低水平；实际财政收入增长率明显超过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6.2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3.5个百分点；从高通胀率降至低通胀率，但仍处在通货紧缩状态；国内市场销售额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进出口贸易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能源消费量首次负增长，单位GDP能源消耗强度明显下降(见表1)，煤炭生产量减少了3亿吨，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首次下降，减少了7.7个百分点[2]；CO2和SO2首次出现下降，1995～2000年期间累计分别约减少了14%和15.8%，粉尘减少了33.2%，工业粉尘减少了36.9%，工业废水减少了1/3，木材生产量首次下降，减少了24.6%[3]，累计退耕还林3502万亩[4]，“生态赤字”开始减小。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去6年的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在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改善型转变，不仅经济效益改善，而且环境生态效益开始改善，功在当代，利在未来。
如何看待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过去6年我国各类库存明显下降，是经济增长率放缓的重要原因，使实际GDP增长率减少了一个百分点。其中在GDP支出法中的资本存货占GDP比重由1996年的5.17%下降为2001年的-0.35%，资本存货减少了3847.1亿元。这反映了国内各类投资者(包括政府、企业、外资和私人投资者)更注意调整投资结构，更注重提高投资效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资交付率由1996年的71.6%提高到2001年的77.7%，大大减少了无效投资或低效投资；商品库存占GDP(生产法)的比重由1996年的10.6%减少为2001年的4.3%(见表2)，商品库存减少了3070.4亿元，反映了各类企业对供大于求的国内市场作出积极的响应，通过降低库存、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市场竞争力。根据我们估计，由于这两种库存量下降，分别使GDP增长率下降了1.06%和0.88%，或者说在库存量不变的条件下，GDP增长率分别为9.16%和8.98%(见表3)。
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率不会有明显提高，可能在7～8%之间。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值均7.0%；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值均7.4～7.4%。尽管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为7～8%，低于长期增长潜力(1979～1997年期间为9.5%)，还是一个比较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我们不能盲目追求高经济增长率，如果库存大量增加，就等于无效生产或低效生产，我们希望经济增长率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有经济效益的、低库存比率的经济增长率[5]。
从国际横向比较看，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但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国家之一，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与经济稳定的“稳定器”。由于受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与贸易衰退的影响，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的W型增长轨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的V型增长轨迹，只有中国和印度避免了这两种情形，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要高于印度。据世界银行预测，东亚地区国家将由2000年的7.5%下降为2001年的4.6%，如果扣除中国的数据，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率为2.3%，即下降了一半[6]。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中，“不进则退”。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实际购买力(PPP)计算，1995年中国GNP超过了日本，1999年中国GNP比日本高出40%[7]。正如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说，“四年来，中国两次成功克服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逆流而上，无论在亚洲还是全球都是一枝独秀”。
过去几年实践证明，1998年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积极实行扩大国内需求重大决策，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从国际比较角度客观公正的打分的话，中国政府是世界上表现成绩最好的国家之一，为世界所瞩目，为国际所公认，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也贡献于世界发展和东亚经济发展。
二、我国持续5年通货紧缩，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
通常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通货紧缩:一种是“温和型通货紧缩”，主要是由于加快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产品价格下降，但是产出仍呈上升趋势；另一种是“危害型通货紧缩”，它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低迷引起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表现为价格总水平和总产出同时下降。
中国是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不仅价格总水平下降，GDP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除少数服务价格外，各类商品市场供大于求，实际产出低于生产能力，这也迫使厂商大幅度减少库存。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1999年3月)的定义，如果通货膨胀率(即价格指数上涨率)低于1%作为判断出现通货紧缩的标准。根据这一定义，按商品零售指数上涨率来看，1997年我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按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率看，我国1998年进入通货紧缩，一直低于1%；到2002年4月这两个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2.1%和-0.3%。这表明，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或者说通货紧缩卷土重来。
1997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负增长(见表4)。以1996年价格水平为基数，到2000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下降了25.6个百分点；到2001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了5.3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等购进价格减少了1.6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了6.9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指数仅提高了1.7个百分点(见表4)。
由于中国通货紧缩具有结构性特征，在农业部门’表现尤为突出，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幅度最大，农业附加值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97年和1998年以后各类粮食总产量不同程度下降。估计，1997～2000年期间全国农民因价格下跌出售农产品的损失达3000亿元。
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全球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各类产品价格(除石油产品外)都不同程度下降。农产品价格水平在1995年后大幅度下降，累计下降了23个百分点，原材料、金属、矿产和钢铁等不同程度的大幅度下降(见表5)。
在世界性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我国国内生产也出现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一方面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寻找出路，会通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从进口和投资加剧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放大了国内供过于求的局面，出现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趋同趋势，促使工农业产品价格下跌，我们称为“输入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品生产大国，国内生产能力过剩，需要向国际市场寻找出路，通过出口方式加剧国际生产过剩，我们称为“出口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也会加剧全球性通货紧缩。这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国际市场背景和国内市场背景。加入WTO之后，上述两种趋势会更加明显。从中长期看，供给大于需求是我国国内市场(除少数垄断性服务业市场外)的基本格局，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头号顽敌[8]。
三、我国面临大规模、突发性的“下岗洪水”、“失业洪水”
我国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失业洪水”，成为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
根据国家经贸委资料(2002年3月)，从1998～2001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有2550万职工下岗，有1700多万人实现再就业，占2/3，还有300多万人企业内部退养，有500多万人待岗。
如果计入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不在岗职工数，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2年5月)，2001年全国不在岗职工2100万人，相当于全国在岗职工总数的19.5%；其中内部退养职工477万人，占不在岗职工的22.7%。
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2)最新统计，2001年全国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数比1995年减少了3621万人，下降了32.2%，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1856万人，下降了59.0%；两者合计减少5477万人，下降了38%[9]。若扣除正常的退休职工人数(1995～2000年期间，累计782万人，其中企业为612万人)，下岗职工实际累计也在4500万人左右。我们估计，约有3000～3500万人实行了再就业或灵活就业，占下岗职工累计数的2/3～3/4之间，目前可能还有1000万左右下岗失业人员。当下岗失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解决，又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新问题。据教育部提供的资料，2001年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2002年预计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2004年为69万人；2005年为79万人。2001年大专、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40%，待业率为60%，2002年预计43万人待业[10]。2002年共计约有80万人待业。
目前我国城镇已进入建国以来失业最高峰。若按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失业定义(即没有工作但可获得工作并正在寻找工作的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失去工作的人，愿意离开工作的人)，以及长期失业比率定义(指持续失业时间在1年及其以上的失业人口占全部失业人口的百分比)[11]。我们估计，2001年我国城镇实际失业人数达1900万人，其中680万登记失业人员，1000万左右下岗失业职工，120～150万城镇农民工失业人员，70万大专、大本科毕业生待业人员，大部分失业人员属于长期失业者；1993年以来，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呈迅速上升趋势，由3.5%上升至2001年的8.5%(见表6)。
目前我国城镇大规模失业属于结构性失业，一是传统产业如制造业、采掘业等就业机器从1995年以后大量排斥劳动力；二是国有、集体正规部门就业人数大规模持续减少，这些部门下岗职工再就业已经成为“老大难”问题。
近年来在职职工平均劳动报酬增长过快是失业率上升、就业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个正常的、公平竞争的、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关系只能是“一高一低”并存，即高劳动报酬增长率与低失业率并存，或者低劳动报酬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但是我国却出现相反的情形，“七五”期间我国职工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为2.4%，职工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为2.6%，失业率为2.1%；“八五”期间分别为5.8%，1.2%和3.3%；“九五”期间分别为9.0%，-5.5%和6.1%(见表7)。
这表明“九五”期间出现两大不同利益人群，在岗者为赢家，下岗者为输家，除非能够再就业，而且赢家再赢，输家再输。正如有的学者讲，失业对于失业者来说是一种打击，对他们所处的社会来说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12]。从微观经济角度看下岗位分流，减人裁人可以提高企业效益，但从宏观经济角度看，是大量劳动力资源的严重闲置[13]。作者根据奥肯模型计算，当我国城镇真实失业率超过自然失业率(为5%左右)，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比重约为6～8%之间。
面对大规模结构调整和失业，国家大量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支付结构改革成本，购买社会稳定。据财政部提供的数据，“九五”期间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性支出累计达4458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的7.82%，其中，从1996年的3.3%提高到2000年的10.9%。若按此计算“九五”期间社会保障性支出占GDP比重达到1.14%，由1996年的0.39%上升为2000年的1.94%。据财政部项部长介绍，2001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性支出982亿元，是1998年的5.18倍，共有4700多万社保对象得到国家预算资金补助[14]。这相当于年人均补助2089元，月人均补助174元。中央财政用于社保性支出占GDP比重由1998年的0.24%提高到2001年的1.02%。2000年使约8400万人普遍受益，2001年又使4600万人普遍受益，这是本届政府为广大人民作的最为实惠的“善事”。中国政府正在着手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子孙”的积德积善的伟大事业。
四、关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三者的关系
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观察一国或地区宏观经济运行“晴雨表”的三个最重要经济指标，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第二次大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被称为“摸索对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历史”。
通常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奥肯模型来描述，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是由奥肯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推导而得。
由于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无法反映真实失业情况，则无法比较准确的研究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应用和局限性。根据我们对我国实际城镇失业率的估计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三个变量的模型计算(见表8和表10)，有如下初步研究结论:
第一、在短期内(指1993～2001年之间)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菲利普斯曲线特征，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即通货膨胀率变化量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则反。通货膨胀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失业率则上升0.2个百分点；(见表10方程3)。但是，当样本扩大之后则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特征关系。
第二、产出缺口(指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与通货膨胀率变化量(指t年与t-1年之间的变化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见表8方程2)。
第三、我国产出缺口与失业率变化量(指t年与t-1年之间的变化量)呈负相关关系。(见表8方程1)。
上述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三者相互关系的短期经济政策含义是:要继续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减少产出缺口；由零通货膨胀或负通货膨胀率转向适度低通货膨胀率(如3%左右；亚洲开发银行认为适宜的区域在1～1.5%)，即利用通货紧缩的时期一方面“大扫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供给面；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积极扩大就业，逐步缓解失业，通过建立灵活性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产业、地区、部门转移以及就业或岗位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