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社会科学文摘
如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严谨学术体系以至学科体系来研究，那么，首先要讨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基于怎样的范式承诺，即以怎样的思维框架来“框定”它的研究对象、学术逻辑和体系结构？我们的讨论可以从对经济学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开始，勾勒演化至今的主流经济学体系结构特征，进而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承诺的基本性质和底层逻辑。
经济学的范式演化及主流范式的框架
经济学的学术历史划分为两大阶段，在第一阶段，称为“政治经济（学）”，其学术范式归于“史观”承诺。亚当·斯密开启了从史观范式向微观范式转换的先声。在经济学范式转换中，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个重要里程碑。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致力于构建具有高度逻辑抽象性和现象涵盖面的叙述体系，使经济学体系呈现为“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马克思，1975），并能够合乎逻辑地展现出丰富的现实。遗憾的是马克思未能完成《资本论》写作计划。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转为由英美主导，在中国被称为“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形成以经济学范式转换为标志，一般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放弃了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史观范式承诺，而转向以抽象“经济人”微观主体为逻辑基点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
1890年，美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新古典经济学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此，西方的现代主流经济学走向了以假设-推论为范式承诺的发展道路。按照这样的范式承诺，假定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只要让其自主决策、自由交易，就必然会倾向于达到局部均衡，以至全局性的均衡状态。即使发生不合意的偏离均衡现象，也可以通过以宏观经济学范式承诺为基础的宏观政策的总需求调控来达到平衡，且能实现“充分就业”目标。也就是使微观范式承诺与宏观范式承诺相衔接，形成所谓“新古典综合”的微观-宏观范式体系结构。当这样的范式体系结构成为如美国著名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后，经济学研究就变得总是致力于“似乎是强把自然塞进一个由范式提供的已经制成且相当坚实的盒子里”。经济学的“高深”研究成果就变得越来越力图从基于假设的“建模”，通过“推演”而获得“结论”，似乎还可以“验证”。而当真的需要观察和研究现实经济和解决实际问题时，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却显得既缺乏可应用性，也缺乏预测力，连重大经济危机也往往无法预见。但是，不可否认，迄今为止，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是经济学的学术高地，人们看到了它的许多局限，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但至今尚没有可以被广泛接受的替代范式承诺体系，尽管一些非主流经济学派进行了很大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难以根本性地动摇和颠覆主流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基于经济学的基本范式承诺，进行多方位的拓展延伸，产生了庞大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以及与之高度相关的管理学学科门类体系。众多衍生性学科，尽管各有其各自的主要研究对象和专门方法，但其学术范式的底层逻辑特性仍然服从于经济学主流体系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基本上是“万变不离其宗”。
从人类科学史的角度看，经济学的这一范式承诺构架实际上借鉴了牛顿力学的空间隐喻，并相信整个世界是可以由“单一规律”来解释和描绘的。所以，世界上只可能有唯一一种“科学”的经济学。现实世界是高度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所以，经济学的主流学术范式承诺表现得越来越不适应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研究。这表明，经济学已经走到了范式变革的临界关头。人们不能满足于经济学体系的抽象完美和描绘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优化”世界，而是希望经济学能更好承担起解释真实世界和提供可行解决方案的使命。
探索当代中国经济学的范式变革方向
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其范式变革，同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密切相关，经济学归根到底是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反映。历经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
放40多年来的艰苦奋斗，今天的中国不仅进入了经济发展新时代，而且，中国经济学也将迈入新时代。创新学术进步路线，探索范式变革方向，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形成中国学派，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界引入了经济学两大理论范式：即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构建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按照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逻辑构建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除此之外，为反映经济现状和满足实务需要，还产生了被称为“部门（或专业）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学学科体系也随之改变。中国经济学40多年来最大的变化是：通过学习、吸收、消化和体系化（中国化），全面引进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形成了今天中国经济学的庞大学科体系。如前所述，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历经20。多年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成为现代经济学学科体系大厦的学术范式和逻辑构架的“主心骨”。而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建也大体接受了这样的范式承诺和思维框架。当中国经济学的引进和吸纳取得了耀眼成就后，它的局限性也凸显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从西方经济学界吸收学术和专业知识，并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但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水平离西方经济学界还有很大距离；二是，中国经济学界缺乏重大的为学术界所公认的原创性学术成就，不仅因其学术底蕴不够厚实而缺乏理论想象力和范式构建能力，而且对于崭新现象的观察、刻画和解释的学术穿透力不强。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发展处在能否实现进一步升华的路口上：一边是高山，一边是大海。“高山”是现代经济学的高耸山巅；“大海”是现实经济鲜活运动的浩瀚空间。据此，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可以有两个主要的突破方向，或者说，中国年轻经济学者获取高水平经济学成就的学术路线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进一步努力逼近现有经济学学术范式下的“世界水平”，即向现代经济学的尖顶和极地攀登；第二，另辟蹊径，进行范式变革，创造新的学术进步路线，就如同是开拓经济学发展的广阔“蓝海”。总之，攀登经济学的高地山巅和开拓经济学范式变革的创新蓝海，都是中国经济学界需要努力的方向。而后一个努力方向恐怕更具现实紧迫性，并更可能作出重大学术贡献。在经济学范式变革方面，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已经作出过不少努力，而中国经济学界则可以承担起更重大的使命，为世界经济学发展作出更重大的贡献。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奏响“命运交响曲”的历史机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当然体现为其主要“特色”。经济学的发展和范式变革，需要复兴史观范式承诺，而一旦将史观范式与微观-宏观范式相衔接，就会形成经济学的“史观-微观-宏观-域观”范式承诺的思维框架。按照这样的思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是要研究中国经济的根本性域观特征。按照史观范式承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发展历史过程中超越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时期，仍然实行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相类似的市场经济制度，因此，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微观-宏观经济学范式框架仍然有其重要学术价值，值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吸收、借鉴。另一方面，既然是社会主义经济，那么，必然有能够代表社会总体利益的决策主体，而这样的决策主体同微观-宏观范式构架中的“政府”是有明显区别的。在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中，将人类理性简化为经济理性，即假定经济主体的行为以追求可以货币单位计量的“财富”“收入”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理论上也有社会福利，所谓“社会福利最大化”尽管也被承认为社会利益目标，但并没有其决策主体，最多是设想有一个“公共选择”机制、一个反市场垄断机制和一个宏观经济调控“当局”（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非政府机构，但在经济学中称为“政府”）。甚至可以说，在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中，真实的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所有以集体、集团为名的利益其实都是虚拟的利益，因为，只有真实的个人才会因成功而喜乐，因损失而痛苦。而“集体利益主体”既不会喜乐，也不会痛苦，那么为什么要在意“成功”或“损失”呢？而通过公共选择机制只不过是一套程序，所做出的选择决策并非集体（社会）利益，而不过是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妥协，它未必等于社会福利最大化。
而按照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集体（社会）虽然不会喜乐或痛苦，但作为集体成员的个体对集体利益会有切实感受，集体（社会）利益也是真实利益，而且高于个体利益，因为前者体现了并影响着更多后者的利益，或者是后者利益的集中体现或权衡得失之最大“净利益”。如果这样，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承诺中，显然就需要有一个代表集体（社会）利益的感知主体和决策主体。而在中国的现实中，恰好存在这样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以党领政（共产党领导政府）和以党导经（共产党指导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大域观特征。在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存在、重要地位和极具穿透性的作用是不可否认和忽略的重要客观事实。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承诺时，进行理论抽象，如果去除掉党的角色和作用，以迁就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承诺，那么，实际上就是要求客观现实月艮从理论范式承诺，而不是理论范式承诺符合客观现实，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但是，如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承诺中承认党的角色存在，那么，就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曲折前行的70年多历史中，存在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可以更具现实性和合乎逻辑地刻画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及其所体现的机制和体制演化进程。按这样的范式承诺来看中国经济发展：70多年的历史分期大多是由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和决策（通常是党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决定）来划定的；各发展时期的秩序规则特征、战略决策倾向以至社会行为心理状态，都受到党的意志和行为的重大影响；甚至判断行为“正确”与否，以及安排政策目标优先顺序的准则，也受制于党的意志和决定。中国政府的行为，包括经济计划、重大决策、制度安排等，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做出的；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方向总是在党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中确定的。总之，只要实事求是地正视中国经济的这一重大域观特征，就会看到，影响以至决定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走势的关键因素，是党的角色和行为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作为社会利益和全体人民利益代表的党，有其自身的决策逻辑和规程，取向是明确一贯的，但路径难以笔直。经济体系任何层面的决策都有“试错”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域观特征可能就是其自我纠错领导机制，而非如前述的那种公共选择机制。历来的经济学家主要用“微观-宏观”即“市场—政府”的范式来刻画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的逻辑，形成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神话观念”。而对于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以及它的历史过程，显然难以用这一学术范式来刻画。而如果将党的角色和作用纳入经济学思维的逻辑框架，则可以对中国经济有更深刻的理论认识和学术刻画。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承诺的一个根本性域观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学术体系的逻辑起点
自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成为主流以来，经济学几乎是无可置疑地建立于个人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具有抽象经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是其学术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基石。主流经济学貌似具有严密的逻辑一致性，即只要承认它的“假设”前提，就可以运用演绎逻辑方法十分严谨地推论出整个学术体系。其实，即使不计较它的“假设”是否符合现实，也会发现其底层逻辑存在“阿喀琉斯之踵”，即它的逻辑断点之致命弱点。经济学并不能仅仅靠抽象概念的推理而建构起逻辑严密的体系，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理性依赖于行为，行为依赖于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的经济实践，中国经济的实践不仅受工具理性的调节，更受本真理性所主导，而本真理性的体现不仅有微观主体的自觉，而且有集体理性的主导。经济学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就理应能够承担发现和解释世界现象的规律的使命，由于经济学研究社会现象，因而必须坚持史观范式承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学术体系的逻辑起点就不能是某个抽象概念或假设“原子”，而只能是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的“中国事实”。“中国事实”不仅体现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且具有中国经济现实的强烈域观特征，是非常“有特色”的。“中国事实”的基本特色是：具有自我利益和自主决策能力的个人和各种类型企业是其微观经济主体；市场机制发挥调节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和经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规管市场竞争秩序，并采取货币和财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而“党”则作为集体理性的代表和决策力量中心，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实施方向引导，并在必要时作出体现集体（社会）理性和维护全社会共同利益的全局性重大决策。
由于“中国事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学术体系的逻辑起点，所以，对基本中国事实的把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概念抽象（定义和理论描述）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键之一。在研究过程中，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所进行的概念抽象可以借鉴和有选择地吸取，而通过对中国现实经济关系和现象的深入观察和理论剖析，形成对“中国事实”的经典性学术刻画，则是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更重要的工作。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既是以往经济学研究历史遗产的继承，也是基于新的范式承诺的重大学术创新。
“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形成气候，实际上最多不过三四十年的历史，在中国各高校所设立的经济学课程体系和学术内容，依靠的是大量从西方国家引入，具有明显的模仿性。迄今为止，在中国的经济学体系中，不仅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所辖各分支学科大多以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为基础，而且另一个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中的一些学科也默认微观-宏观范式承诺，甚至在党和政府的官方语境中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也占有很强的话语地位。其实，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西方国家都已经受到多方面质疑和批评，在中国更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性。所以，变革范式是中国经济学界进行学术创新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