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经济体制改革
新冠疫情冲击，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各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受到严重挑战，经济全球化遭遇很大障碍，世界经济甚至地缘政治关系都充满严重风险，前景难以确定。特别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中美关系趋向紧张，引起世界各国都有世事难料的担忧。有一种舆论认为，当前世界出现了反经济全球化和反自由贸易逆流，突出表现为美国出于利己动机和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采取一系列激烈的保护主义措施，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方向，维护多边协定所体现的自由贸易原则，反倒成为经济全球化及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并认为主要原因是，面对中国快速崛起，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霜主地位，不再愿意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以避免加速自身的相对衰落。这种认识符合一些现象性事实，但却没有抓住其实质。简单地将坚持全球化与反对全球化的对立、维护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对立作为判断国际经济形势的两分法，未免有失偏颇。那么，逆全球化和反自由贸易的保护主义逆流真会成气候吗？应怎样正确看待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确定中国改革开放大方向的关键性问题。
一、逆全球化是表象，修塑全球化秩序是实质
美国真的会走向反经济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道路吗？或者说，世界经济的逆全球化真的已经因美国政府的政策发生颠覆性转向而可能成为主流趋势吗？即使是最为浅显的经济学认识也应该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只要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开放就是必然趋势。开放意味着更大的市场空间，哪里会有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又要封闭自限而放弃拓展更大领域和利益机会的道理呢?所以，十分简单的道理是:只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全球化就是不可逆转的方向。当然，在任何国家内部或国际社会中，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的差异性，由于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开放中自身局部利益可能有损或承受压力，而总是会有人持反对经济全球化立场，这并不奇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任何一种政策可以得到所有人的赞同。但是，世界上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力量，远比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力量更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经济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客观规律使然，非人力所能逆转，也没有任何执政者有能力改变这一当代世界经济的本质。
当然，经济全球化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当今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3.0时代。从资本主义兴起至今数百年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越来越盛，从未有过大逆转。即使发生世界大战也没有逆转经济全球化大势，而且战争本身就是实现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最粗野的方式，即试图以领土占领和迫使被占领地（国）经济与占领国（宗主国）经济完全同质的方式来实现经济一体化。这就是经济全球化1.0的逻辑。经济全球化2.0的逻辑是，不再采取侵占领土的方式，而是在承认各国领土**和民族自治的前提下，通过各国经济开放和加入自由贸易体系，来实现经济全球化，即形成统一的全球市场，而其暗含的前提是:各国经济制度达到同质化。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之下，经济全球化的形态正在发生一系列新情况，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但其趋势仍然强劲有力，这标示看经济全球化进入3.0时代。经济全球化3.0并不颠覆经济全球化的基本逻辑，所不同的是，以国家同质为前提的经济全球化想像转变为国家异质共存的经济全球化现实。也就是说，融入经济全球化经济体（国家）并非只有西方化（美国式）一种（想像中的）单一模式，而会是更加丰富异彩的多元化形态。进入这一新时代，由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中国这一巨大经济体全方位融入经济全球化，各类国家出于国情特质和自身利益的考虑，都会有修塑经济全球化秩序规则的愿望，即对现行的经济全球化秩序规则进行改革或调整，对体现秩序规则的某些国际协议进行修改甚至重新安排。一般国家做此不易，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则自信有能力（也有霸权）来达成此目的。其所采取的种种貌似逆全球化的举措，其实质是希望修塑或重塑经济全球化的秩序规则，以有利于维护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优先格局和既有的霸主地位。具体而言，有些举措含“反悔”因素，有些是因担心“吃亏”而干脆“退群”，而更多、更具深远考虑的则是想要强推更加“彻底”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规则，或者试图为应对挑战另立新规而埋下伏笔。
总之，当今世界，逆全球化现象似乎屡屡发生，特别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尤为突出蛮横，但那多为表象。这个世界，只要市场经济是主流和居支配地位，“逆全球化”就不会真成气候，而只会是全球化规则博弈中的小伎俩。其实质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形势下，试图修塑经济全球化秩序规则。这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问题。可见，中美贸易冲突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的秩序规则之争，不是要不要经济全球化，而是以怎样的国际规则安排来规范经济全球化。
二、保护主义要挟是手段，秩序规则“要价”是目的
在各种逆全球化行为表象中，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大幅度提高关税税率，成为较常见手段。连声称崇尚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也公然违反自由贸易组织的规定，动辄实行高税率的关税。对此人们往往感到困惑:美国为什么这样做？美国真的是要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方向了吗？但问题是，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特别是征收高额关税，总是会导致双方（或多方）受损，“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换句话说，现实情况总是表现为，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实际上并不能保护自身经济，反而有损本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细算起来得不偿失。那么，实施这样的贸易威胁政策有何意义呢?其实，美国实行高关税的真实意义并非真正的自我“保护”，美国经济绝没有虚弱到必须靠贸易保护措施才能拥有国际竞争力的地步，而是一种显示“老大”强权的手段:宁可付出自损代价也要对对象国（如中国）实施“制裁”措施。实施制裁的目的也并非是要自我封闭，而是要迫使对方更加开放、更少保护和更加自由化。总之，是为了在自由贸易化的规则安排上"漫天要价”，以双损手段对对象国进行要挟压制（所谓“极限施压”），以争取更有利的地位，还往往美其名日“维护公平”，或谋求“对等”。
回顾20年前，中国在申请加入世贸组织（GATT及WTO）时，确实是正在完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或“转型中国家”）。当年，中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很大承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国力承受度，愿意为加入世贸组织付出相当高的代价，国内经济经受较大的压力。美国等世界贸易组织主要成员国看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诚意，也表现得比较“大度”，在一些问题上有所宛容。同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适用一定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接受中国加入必须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才能加入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说到底，那毕竟是中国接受和加入由美国等主要国家所制定的自由贸易规则体系，既然欢迎中国加入，而且那时的中国经济确实较弱，做些变通也“无碍大局”，所以许多事情大家都“好商量”，都认为中国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皆大欢喜的好事。所以，尽管是好事多磨，谈了10多年，但最终还是排除了各种障碍和严重分歧。
原本以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后（即到2016年），就可以自动被认定市场经济地位，享有与其他国家完全相同的自由贸易待遇了。但是，未曾料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10几年，经济强劲崛起。在世界主要国家眼里，当年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转眼间已经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面对这个庞然大物，世界主要大国开始变得更小气，更斤斤计较，不再“大度”，甚至有些不自信了。所以，对于中国是不是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他们必须要进行严格审查，睁大眼睛仔细观察，不放过中国经济表现的任何异象。结果是，几乎一致表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当然是其中的“主心骨”，根本不能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采取单边行动，试图以贸易威胁方式迫使中国就范，向着其所认为的市场经济标准转变。以高压下协议的方式寻求平衡，即挽回国际竞争力对比中的不利态势，如弥补其贸易逆差;而且还威胁要另起炉灶，“脱钩”“退群”，实际上是试图对国际贸易规则中的有些内容进行重新安排，以形成对中国必须接受的市场经济规则的更高要求和门槛。可见，美国实施制裁性、威胁性的保护主义政策，本意并不是反对自由贸易，而是试图在自由贸易规则的安排中持强要价，力争牟取更有利的地位。其理据也非保护主义，而是要求各方完全“对等”，即不再承认中国可以享有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并要求实行“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完全自由化。那些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都被认为是在市场经济中应被断定为不公平的因素。如果要向看这个方向进行贸易规则谈判，显然就难有结果了。在2020年1月达成的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中，还能做到尽可能求同存异，暂且回避一些敏感尖锐问题，主要集中于经济贸易不平衡以及中国承诺开放更多领域（例如金融）等，但在今后的较量中，所涉及的问题将更为深刻，更具本质性，因而中美达成进一步协议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
可见，美国实施的各种貌似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手段，并非真的是要进行孤立主义的自我保护，相反，那是极具进攻性的强行“要价”策略和要挟手段（所谓“极限施压其战略方向并非"保护”性的经济自卫，而是攻击性的规则围堵，即认为中国经济不仅不够开放，而且国家走向可疑，因而必须迫使其更加开放和更加自由。否则就要以“制裁”“脱钩”相威胁。所以，其战略目的显然不是放弃和脱离中国市场，让中国“站一边去"，而是要能够更“自由”地进入和占据中国市场中的更多领域。可以看到，在中美贸易谈判的第一阶段协议中，中国已经同意开放一些过去没有开放的领域。毫无悬念，在进一步的贸易谈判中，美国必然会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中国开放的“要价”。只要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战略方向就不会根本改变。而且，只要美国仍然认为自己还有持强凌弱的实力，在实施贸易政策上的攻击性特征也不会改变。
三、坚持市场经济方向，以深化改革推进更大开放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秩序规则的“要价”博弈中，核心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自由贸易，要不要经济全球化，而是怎样认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规则安排，特别是承不承认中国所实行制度的市场经济性质。如前所述，目前，大多数主要国家都还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正是试图抓住这一点，不仅不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而且给中国抹上“极权专制国家”的污名，对中国造成更大的制度改变压力，企图按照美国的标准和意愿迫使中国就范。问题在于，虽然关于何为“市场经济国家”主要国家各有判断标准，但迄今为止都认为中国还没有符合他们的判断标准中的大多数准则条款。而且，从策略上说，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他们就可以在解决同中国的贸易争端（反补贴、反倾销）的法律程序中居于有利地位，这相当于给具有价格竞争力优势的中国企业套上一个羁绊。而以中国自己的标准来判断，我们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尽管还不够完善，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是十分真诚的，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不可动摇的方向。但其他主要国家出于种种原因就是不予认可，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还远远不够自由，不够开放，政府干预过多，存在许多不透明和有歧视的领域。尽管这实际上是依据它们的所谓普世价值和普适原则所进行的评判，中国难以接受，但又必须尊重。因为这就是现行的国际规则，对大多数主要国家的态度，中国不可忽视，对他们所做出的判断也无力否决。这样，中国是否已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就成为国际悬案。可以说，这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秩序的“规则之战”中所面临的最大压力。
压力可能成为破坏力、抑制力，也可以成为推动力、崛起力。可以理解的是，各国观念不同、立场不同，判断就会有差异以至相对立。那么，在世界主要国家视我为另类的形势下，中国该怎么办?能怎么办?是无视他国意志，仅仅将其作为“敌对势力”的恶意图谋而完全抵触，不予理睬，我行我素?还是审时度势，尽力沟通，求同存异，适应世界？这是中国必须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和策略安排。实际上，中国自己也并不否认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在进行中。世界主要国家一方面试图以过去关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想象来框定今天的新现实，因而断定像中国这样的“不自由"国家与市场经济体系格格不入或貌似神离;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看到经济全球化中不断发生的各种新问题和新矛盾。尤其是，这次新冠疫情所产生的破环性冲击，极大地挑战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使得世界经济中的许多问题都在疫情中更为尖锐地凸显出来，对各国社会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而且还将“常态化”地持续下去。而在所有国家中，中国抗击疫情的表现相对更好，社会控制力明显更强，应对疫情的效果明显较好。因此没有理由再用老眼光看待新形势和判断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劣。应该说，对于优越感极强的西方国家，面对这样的事实是很痛苦的，因为在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市场经济”“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只可能有一种形态和模式，实质上就是“西方化”。面对现实，尽管大多数主要国家尚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他们也都不能否认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和所取得的成就，不能不对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刮目相看。特别是，尽管他们将中国视为另类，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不可能把中国改造得与西方国家一样，但也没有哪个（西方）国家会自愿放弃中国市场，拒绝同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关系。这样，在对待中国是否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主要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实际上越来越处于矛盾心态。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问题也凸显出来，而且可能变得相当尖锐。在中国的制度现实中，确有不少顽症尚未克服，该市场化而没有市场化的现象还大量存在。所以，如何更好地构建市场经济秩序规则，更顺畅地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所要解决的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性的问题。总之，中国完全知道在达到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上，还有明显的差距和不足。因此，在与其他国家讨论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并进行秩序规则安排的“讨价还价”时，中国要拿出自己真实的体制改革想法和让大多数国家可以接受的表达方式，并在现实中切实做到，这样才能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也才能真正走向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体系，融入经济全球化。当然，中国对自己的国家性质有更深刻的认识，也知道必须坚持哪些关系国本的根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在具体制度和政策安排上，有些方面可以尽可能向世界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秩序规则靠拢、接轨，也有些方面是不可能达到西方主要国家所认定的市场经济标准的。那么，中国加入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体系，是会让世界经济变得更分裂还是更精彩呢？
进入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尽管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原有的均势受到冲击，似乎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失衡想象，各种矛盾难以避免，但世界各类经济体的现实利益却越来越相互渗透、交织和融合，因而谁也不主张全面颠覆原有秩序。同时，各国又都希望或者认为不得不在许多方面进行规则修塑，为此而进行讨价还价，反复博弈，期间难免发生各种紧张现象。
但是，无论情况怎么复杂，无论矛盾看起来多么严重和尖锐，凡具理性思维和现实主义精神的人和国家都懂得更具包容性和均势性的世界经济秩序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对于各大国，维护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均势，同各自的国家利益高度相关。也就是说，深度的结构性变化和格局重构，使得世界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利益相互关联、交叉、重合，在客观上向看“利益共同体”或“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演变。人们甚至用“地球村”这个概念来表达世界各国共处一个地球所形成的紧密利益关系和空间联系。既然如此，当发生矛盾时各国理应相向而行，以市场经济及自由贸易这个最大的观念共识为基础，进行秩序规则的调整安排，解决存在的分歧。对中国而言，则是要坚定不移地向着市场经济的方向，以深化改革推进更大开放，走世界各国共同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负责任的大国。
按照这样的思路，进一步深化改革，全方位扩大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深刻认识市场经济精髓，在体制机制上全面形成市场经济秩序规则体系，使国内经济运行顺畅，与全球经济高度畅通，已成为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根本性方向问题。
四、国家性质各不相同，世界当可畅通一体
当今世界正迈入经济全球化3.0时代，这一时代与过去时代的经济全球化最大的不同在于:承认不同性质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不同性质国家不再以战争和掠夺相处，而是以和平与发展相伴。也就是说，各国性质不同，但仍可畅通一体，经济全球化将更加丰富多彩。而且，和平与发展是这个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根本性国际形势背景。
笔者认为，以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观察现实世界，往往是不得要领的;试图将现实世界塞进微观-宏观的经济学范式构架中，则是无法实现逻辑自洽和使理论符合现实的。因为现实世界是“域观”性的空间，即经济空间并不具有同质主体的匀质性，而是存在系统性差异的不同“场域”并存的复杂市场。换句话说，各个国家（经济体）总是有其自身特性和特色的。如果按照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前提必须是:各经济主体均为同质;所谓“宏观经济”则是无差异经济主体完全自由运行的绝对空间。而按照域观经济学范式的理解，各经济体并非同质，但又是可以沟通、交融而形成运行畅通的一体化经济空间。这样的经济体运行场景才是现实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才是可以逻辑自洽的。
所以，要正确看待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就必须要以新思维来观察和分析经济现实。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是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实，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各自的特性特色，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市场经济的域观特征更为显著。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有企业的强大、经济决策方式的集中性、对社会利益目标的更大关切等，都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不多见的。在国际上，有些人、有些国家以此为由而否定中国的市场经济性质，其实是很狭隘的。正如美国学者劳尔•雷加诺所深入论证的:制度不是“同质现象”，而是“多型现象”。换句话说，如果一种制度能够适应某种特定的情境，那么它就应该展现出与从其他情境下演变出的另一制度的差别（可能这种差别是微妙的）。[1]
纵观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具体形态千姿百态，但只要是以市场交换为基本的经济运行方式，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以明晰的产权制度为基础，那么就具有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共性。而各类特性特色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在一定的秩序规则下，实现经济活动的流转畅通和自由贸易，就可以形成趋于一体化的经济体系和大势格局，进而实现更为畅通的经济全球化和利益更为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的全球力量是它的软实力思想的力量、一种培养全世界领袖的教育制度以及供其他人效
仿的模式。然而美国模式正在丧失一些辉煌。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未能提供可持续增长，更重要的是，其他国家正开始意识到美国大多数公民并没有从那种增长中获益，并且这样一种模式在政治上也不是特别有吸引力，……。某一天（也许很快）我们也将看到，按当前这样模式管理的全球化既不能提升全球效率也不能促进平等;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的民主制度陷入危险境地。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还有其他对我们经济和民主都能进行更好的管理全球化的方式，并且它们不会造成不受约束的全球化。[2]
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实际上就是认同了“国家性质各不相同，世界当可畅通一体”这一经济全球化新格局的形成和前景。
五、中国改革开放唤起世界因应变局
按照以上的分析思路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前各国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主要是两个:第一，各国如何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完善各具特性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应对新形势，解决新矛盾;第二，不同特性特色的国家（经济体）之间如何进行畅通交往，如何共处、共荣，并共同合作应对全球性新问题。
关于上述第一个问题，首先要认识到，世界各国不可能像微观-宏观范式承诺所认定的那样，将会变得完全“都一样”;而必然会像笔者所主张的域观范式承诺所认定的那样，世界是由“不一样”的国家所构成。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性特色，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解决自己国家内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各国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但无法模仿。就像抗御新冠疫情一样，各国有各国的国情，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各具特色，所采取的抗疫防疫方式也不同。在这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历和成就是一个极好经验。
在经受新冠疫情的冲击中，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实世界意义以人们始料未及的态势显现出来。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虽然还没有达到所认定的现代化水平，但其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出同中国国情的高度适应性。从“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这个要求来说，中国无疑是“达标”的。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生产体系和经济调控能力，也展现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应急应变能力。正如前面引述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在抗疫中，以及在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中，“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改变，那么其他国家面临世界之变，面临可能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否也应有所改变呢?总之，在“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办好”这个问题上，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其领导者都无法回避自己的责任。谁都无法替代。
关于上述第二个问题。既然各国国情不同，国家治理方式不同，那么各具特性特色的国家经济体能够充分地全方位地沟通和交融，成为一体化的命运共同体，而不是相互“脱钩”，甚至导致全球经济关系的断裂崩溃和紧张冲突。这就如世界上存在看无数种不同语言，人类不可能为统一语言而消灭所有其他语言，但完全有可能实现多种语言共存下的相互充分沟通体系。[3]因此，经济全球化3.0表现为各种类型市场经济体的共存、交流、融合，达成经济秩序一体化、自由贸易规范化、国际往来畅通化。当前，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正在为修塑这样的经济秩序规则而对话博弈，难免会有矛盾甚至冲突，但有理由相信，人类一定会有智慧解决这个关系共同命运的世纪难题。
当然必须看到，在这一问题上，人类面临看艰巨的制度改革和规则修塑任务。在未来的国际经济往来中，由于各国的秩序规则存在差别，企业的跨国经莒和竞争实际上是在不同的规则域场中进行经济活动，必然会遇到不同规则如何协调的复杂跨域场问题。如，在以往的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框架中，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经济人”是被想象或假定为完全独立自主、自负盈亏，在市场竞争中适者生存，形象地说就是每一个微观经济主体（通常称为“企业”）都如同是自由的“原子”。[4,5]在市场竞争规则中，这些原子既不可以有垄断行为，也不可以进行“合谋”（如价格卡特尔）。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其最大的域观特征。对此，必然引起西方国家的担忧，既然中国共产党可以统一领导，那么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而且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就不仅可以合谋，而且可以在党的领导下统一行动。这是传统的经济学范式思维所难以认同的。所以，在同中国的谈判中，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国有企业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是绝不令人意外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将“党、政、企”关系、国有企业独立法人化、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等作为经济改革的重要原则和内容，力图按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虽然成果显著，但客观地说，许多理论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清楚，在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上还没有充分体现。如果是仅在国内，许多问题还可以暂时回避，留待后议，慢慢解决。而当中国经济进一步扩大开放，全方位进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域观特征，如何同国际接轨、被国际社会所认同接受，就成为必须尽快进行各方谈判协商，以形成各国认同的行为规则的紧迫问题。如果没有共同的行为规则，就难以形成经济全球化的有效秩序，国际矛盾和冲突就会频繁发生。特别是当经济活动涉及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等方面的很大国别差异时，如何协调不同国家间的市场秩序规则，实现不同域场间的规则接轨，将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突出的问题。[6-8]
可见，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在市场经济规则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方面所进行的国情背景下的探索，可以说在许多方面已走在了其他国家前面。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仍然任重道远，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和各国不同特色市场经济的相互接轨、融合，以形成经济全球化的秩序规则体系，世界各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也许新一轮艰难的制度规则修塑过程才刚刚开始，但无论如何，中国再次对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世界变得更加精彩。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将使精彩的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和畅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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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张子源译.不平等的代价[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27,129.
[3][美]肯尼斯·W·克拉克森，罗杰勒·鲁瓦·米勒著,华东化工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译.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10.
[4][美]威廉G·谢泼德，弄安娜M·谢泼德著，张志奇等译.产业组织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
[5][美]保罗米尔格罗姆，约翰罗伯斯著，费方域主译.经济学、组织学与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9.
[6][美]杰里米里夫金著，蒋宗强译.同理心文明: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中建立全球意识[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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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印]阿马蓄亚森著，李风华译.理性与自由[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