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区域经济评论
中央确定西部大开发战略，迄今已20年。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2000年3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开始正式运作。20年来，中央和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制定和下达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做出了许多重要决定和规划部署，领导和促进西部大开发规划战略步步推进，成效卓著。从“十五”到“十三五”，历时四个五年规划。当前正在为进入“十四五”规划蓄势待发，继往开来。从世界历史看，在一个3亿多人口的地区，实行如此大规模和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开发战略，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壮举。同美国历史上的西部大开发相比:始于18世纪16末，终于20世纪初的美国西进运动是美国东部居民向西部地区迁移和开发的过程，涉及的人口规模远不及今天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而且，美国当年的西进运动基本上是由自由市场经济机制推动，历时一两百年才形成一个伟大“叙事”。而中国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则是一个更加具有国家战略意志，即“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国防”作为明确政策目标的国家战略，有计划按步骤推进，将在数十年内取得显著成效。也就是说，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是一个更具自觉性的巨大规模经济的开发过程。2000年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主要抓四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做好总体规划；二是制定政策措施；三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20年来，西部大开发沿着这一基本思路，努力作为，不断推进。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提出《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①，这一重要文件的印发实施，标志着西部大开发进入继往开来的新阶段。
一、巨大型国家经济发展的难题:区域协调
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国家”是作为经济体单位而定义的，通常称为“国民经济”或宏观经济体。世界经济就被设想为由许多“国民经济”体所构成的经济活动空间。在这样的范式框架中，“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被尽可能地抽象掉，因而每一个国家都被想象为一个宏观经济体，而所谓宏观经济，则是由无数“微观经济主体”（个人和企业）所组成的。因此，当人们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时，“国民经济”被视为一个整体性的“总体”，这个总体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了自由行动的空间，而其空间边界就是国界。假定在整个国家中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即微观经济主体之间以交换方式发生联系，进行生产分工，从而决定资源配置，那么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逻辑，就会大同小异：经济发展的机理似乎也具有基本共性，例如积累率（储蓄率）的提高、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工业化现象的发生、科技进步和创新等。
随着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国家或国民经济中，引入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区位和空间因素，形成“空间经济”理论。在空间经济的思维框架下，关于国家或国民经济的研究就“可以拓展到大区域相互联系的研究”“这样就可以构建几个大区域，每个大区域最初彼此孤立，且经历着用同样一套一般原理来解释的不同类型的发展过程”。进而设想在不同的区域中，“相对现有技术，其中一个区域可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极度缺乏农业资源；而另一个区域则可能相反。现在，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商品流动的地理阻碍充分减小，区域间的往来变得可行。这样，每个大区域的地理专业化格局将发生变化”。按照这样的理论思维，在一个国家中，不同区域的经济开发就成为历史过程，一些区域先发展起来，然后同其他区域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地理格局。不过，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由于空间经济学本身的某些特征，使得它从本质上就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掌握的那种建模技术无法处理的领域”。区域性的经济开发，在不同国家即国民经济发展历史中，表现为非常不同的过程，需要不同的理论逻辑来刻画。
中国是一个巨大型国家，国土面积广阔且地理条件极为复杂，人口总数世界第一，有56个民族，自然空间和经济空间具有高度的不均衡性和异质性，中国的国民经济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同日而语。进入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时期，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必然表现为极大的区域间不平衡。由于工业化过程即使是在中型国家也不可能表现为区域间同步发展，在巨大型国家就更加表现为各地区（区域）先后发展，甚至是一些地区（区域）较快发展，而另一些地区（区域）长期落后的现象。以工业化推动的现代经济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域观经济过程，而不是主流经济学所设想的“微观一宏观”经济过程。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巨大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谓“宏观经济”即加总总量关系的实际意义是很有限的，按原子世界设想的“微观经济”即同质个量关系的实际意义也受到很大约束，因为差异显著的“域观经济”现象普遍存在，“宏观经济体”的内部差异非常大，“微观经济主体”所处条件和行为差异也非常大，所以不仅在理论描述和分析上不能将巨大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视为抽象的“微观一宏观”结构，而且在经济发展的现实运行和制度及政策安排上也必须体现域观经济关系，特别是将区域性战略和政策安排作为重要考量和行动策略。
按照以上思维方式观察和分析，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就是在东部地区率先改革开放，并形成向西推进的客观现实态势之下，作为进入21世纪新时期的国家重大战略举措而确定的经济发展政策，是巨大型国家应对经济发展的区域协调难题的重大战略举措。被纳入西部大开发的国土面积为685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总人口3亿多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7%，GDP总量约占全国GDP总量的15%。截至2018年，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从2009年的1.58万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18.4万亿元，增长11.6倍。按行政区划来看，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包含12个省（区、市）:四川、陕西、甘肃、青海、云南、贵州、重庆、广西、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可见，中国经济的所谓“西部地区”的含义并非中国国土中的一片较小的偏远边缘地区，它尽管包含了一些边疆省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其更重要的地位特征则是广阔的内陆腹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国家“核心地带”的意义。因此，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能否协调发展，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和未来前景。从这一意义上说，西部大开发并非一般的区域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全国发展总体态势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它所要解决的区域协调问题，并非一般意义的经济发展利益分配问题，而实质上是关系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的重大核心问题之一。
二、国家强盛和民生改善的双赢:又好又快
如前所述，作为一个巨大型国家，中国必须通过西部大开发，实现国家强大和民生改善的发展目标，才能完成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万里长征”。巨大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不可能仅仅依据主流经济学的“微观一宏观”逻辑而顺畅实现，而必须实行强有力的“大开发”政策，以国家规划和政策支持方式进行强力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问题，特别是要尽力尽快消除落后地区的低收入陷阱和极度贫穷现象。
从政治上说，西部大开发是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关于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战略构想的重大举措，也是党中央对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西部地区人民的一个政治承诺。正是肩负这样的历史重托，在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可以说，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言，西部大开发是一个沉甸甸的历史使命。
2000年1月，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召开西部地区开发会议，研究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战略任务，部署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作。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18计划的建议》中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
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再次进行了具体部署。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目标是努力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稳定提高，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新突破，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的发展达到新水平，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新成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迈出扎实步伐。
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在此后的“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中都列入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部署和建设项目。2019年8月1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明确到2025年将基本建成西部陆海新通道。2020年5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西部大开发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中国人民的一项前赴后继的伟大事业。正因为这样，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政策的中心思想体现了要实现国家强盛和民生改善的双赢，其通俗的政策语言表达就是：“又好又快”。必须“好”字优先，在“好”的前提下实现“快”的计划。这充分体现了西部大开发的坚韧性和扎实性，不做表面文章，不搞突飞猛进，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注重长效，对历史有担当。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西部大开发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就的基础上开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因为东部地区先行积累了一定的实力，因而在西部大开发启动时就有条件以较大的投入，适当超前安排基础设施建设。以公路建设为重点，加强铁路、机场、天然气管道干线建设；加快电网、通信和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上，特别坚持把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放在突出位置。总之，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首先着力抓好一大批重大骨干工程，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2001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一青藏铁路全线开工。同时，“西电东送”全面启动，“西气东输”开始实施。按照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要建设“八纵八横”骨架公路。迄今为止已有一系列重点工程相继竣工，包括: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北煤南运、西油南输、西电东送、西棉东调、南菜北运等。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西部地区面积广阔、地形复杂，人口相对稀少分散，所以航空运输及建设支线机场，具有特殊重要性，建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以成都双流机场、昆明巫家坝机场、西安咸阳机场、兰州中川机场和乌鲁木齐机场为中心的支线航空网络，形成一个以主要枢纽机场为中心的轮幅式支线航空运输网络，是西部地区交通运输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
基础设施落后曾经是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20年来，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成就也集中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进展上。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突出成绩也是国家强盛的突出表现。从这一意义上说，西部大开发的确是一个国家强盛工程，可以为整个中华大地成为繁荣国度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如同夯实和构建摩天大楼的地基和构架筋骨。
西部大开发的“又好又快”也体现为它也是一个伟大的民生工程。西部地区农民人口占比较大，西部大开发的民生意义体现为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采取加快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振兴牧业经济、提高林业发展水平、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实施“六到农家”建设幸福新家园工程等因地制宜方式，显著提高了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在西部大开发中，一手抓关系西部全局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工程，一手抓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能使各族人民不断得到实惠的项目。基本实现油路到县、送电到乡、广播电视到村，积极推进县际公路、农村饮水、农村能源、生态移民等工程，完成“两基”攻坚计划、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使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20年，西部地区人民将实现全面脱贫，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20年被称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最快、发展质量最好、综合实力提高最为显著、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
三、大开发与保生态的权衡:金山银山 不枉绿水青山
西部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又十分脆弱。25度以上陡坡耕地面积占全国的70%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的80%以上，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因此，西部大开发绝不能是对生态环境的掠夺和对自然资源的滥用，而必须充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充分重视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在西部大开发中，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努力实现生态补偿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将生态工程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举措，巩固和发展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成果，编制退化草地治理等重点草原生态保护工程规划，推进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石漠化综合治理和防护林体系建设，稳步推进生态移民，开展了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针对西部地区的水资源状况，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严格实施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提高饮用水水质达标率，确保饮用水安全;建立健全工业污染防控体系，推进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及污染防治，大力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在自然资源保护利用上，切实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严格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防灾减灾方面，坚持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全面提高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和灾害风险管理水平。
进行西部大开发是由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落后，同时也是因为西部地区的地理状况和资源生态具有独特性，所以西部地区的发展既有紧迫性，又有长期性。西部大开发既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又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涉及经济、生态和文化的系统工程。总目标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面貌，努力建成一个山川秀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人民富裕的新西部。
按照西部大开发总体规划，将5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21世纪头10年是西部大开发奠定基础阶段，重点是调整结构，搞好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科技教育等基础建设，建立和完善市场体制，培育特色产业增长点，使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初步改善，生态和环境恶化得到初步遏制，经济运行步入良性循环，增长速度达到全国平均增长水平。力争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有较大发展，重点地带开发步伐明显加快，科技教育和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明显加强，改革开放出现新局面，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从2011年到2030年，是西部大开发加速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这一阶段。按照规划设想，在这一时期，要在前段基础设施改善、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制度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进入西部开发的更快发展阶段，巩固提高基础，培育特色产业，实施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生态化和专业区域布局的全面升级，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为下一阶段的大开发进程奠定坚实基础。而从2031年到2050年，则是西部大开发现代化阶段，西部大开发将迈上更高新台阶。
西部大开发的上述三个阶段设想同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分期部署直接相关，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任务更为艰巨。由于地理条件和千百年来的频繁战乱、自然灾害以及各种人为原因，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劣化、荒漠化现象加剧，并有逐步向东推移的趋势。这不仅对西部地区，而且也给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遏制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并使西部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是保持全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性重要战略任务。
正是在这一深刻意义上，在将要经历至少半个世纪的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兼顾短、中、长期目标，特别是在经济大开发与生态保护的权衡上，常常被形象地表达为“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关系。“金山银山”说的是西部地区丰富的待开发资源和经济增长潜力，“绿水青山”说的是西部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西部大开发，既要发掘金山银山，或创造金山银山，也要保护好绿水青山。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有些方面，“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相互矛盾，此时，宁要保“绿水青山”也得舍“金山银山”。
而在更多方面，“绿水青山”又是发掘和创造“金山银山”有利条件，有了“金山银山”，就能更好保护“绿水青山”，必须创造“金山银山”，才能长期保护好“绿水青山”。在这方面，“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就有高度的互补性和统一性。
大开发与保生态的密切关系，是西部大开发与一般性经济开发相比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显著特色，这既是难处所在，也是创新所期。只有发挥科技创新力和发展模式的创新思维，才能实现西部大开发的伟大事业，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幸福事业。
美国学者李侃如曾做出判断：“由于改革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的财富，它正在产生出人数不断增长的要求更舒适、更少危险的生活环境的人们。中国已经达到了这个转折点：日益增长的环境意识实际上正在带来更多的预防和减轻污染的投资。”“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技术将使它可能采取有效的方式来应对环境挑战。”从西部大开发20年的进程看，李侃如先生的判断是符合中国实际的。“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互补性和统一性，在西部大开发20年历程中得到很好体现，是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发展实现增长模式转换的标志之一。
四、以开放促开发：融入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带一路”是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大设想，在此大背景下，扩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之一。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西部地区就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大向西开放力度，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
西部地区早期的产业大都具有资源性特点，而资源性产业要在对外循环中才能实现更大的经济价值，西部产业的发展具有内在的开放要求。西部地区现已初步形成新疆、陕甘宁、川渝等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黄河上游、长江上游水电基地，陕北、蒙西、宁夏和云贵等煤电基地;甘肃和云南的铅锌、四川钒钛、内蒙古稀土开发利用基地，青海和新疆钾肥生产基地。四川、内蒙古等地的商品粮，新疆优质棉，广西、云南、新疆糖料，云南烟草，四川和贵州的名酒，陕西和新疆的瓜果，内蒙古畜牧产品等生产加工，在全国进一步发挥出独特优势。西安、成都等地的航空航天、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也渐成规模。这些产业要在更大的开放条件下，形成更大范围的分工格局，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发挥产业比较优势。
按照以往的观念，西部地区属于“内陆”，远离“海外”和“国际”市场。如前所述，尽管在产业分工上西部地区具有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内在要求，但在地理区位上，基本处于内向封闭的环境中。而“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化设想和广泛实施推进，极大改变了西部地区的地理区位特征。因为，在“一带一路”构想中，向西开放正成为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向，西部地区完全可能从“战略后方”成为开放前沿。例如，为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国家决定部分重点领域的改革举措在西部地区先行先试，面向北部湾的地区可以成为开放前沿。为了贯彻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若干意见》，促进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工作。按照依托重点经济区推进对外开放的部署，着力打造成都、西安、重庆、南宁等西部开放型经济高地，这些以往被称为“内陆”的地区或城市，就走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积极培育沿边省区中心城市连接边境口岸、通往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走廊。再如，着力支持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进一步深化东西部地区产业合作，研究建设产业合作交流平台。以举行西博会、西洽会等形式，将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融为一体，成为西部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前哨平台。
可见，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对内对外开放密切相关联，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如同西部大开发和西部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战略两翼。过去，由于地理和区位等原因，导致交通困难、经济封闭的西部地区长期处于落后处境，而西部大开发的实质就是要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使西部地区成为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的广阔经济腹地。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经济结构升级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中国经济发展从少数交通便利的沿海“增长极”向越来越广泛的地区扩散，形成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极”。西部大开发的过程就是西部地区经济全方位融入全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不断形成新经济“增长极”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西部地区越来越广泛的对内对外开放。中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其大开放和大开发将给中国经济以至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西部大开发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世界都是一个“世纪工程”，既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方面表现为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充分发挥西部地区市场潜力大、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全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在更广阔的空间展开，为东部地区发展提供市场和能源、原材料和结构调整条件，为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注入新因素、新活力。直接表现为西部大开发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获得的历史机遇和广阔空间。这一历史大趋势直接体现在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即“确保到2020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营商环境、开放环境、创新环境明显改善，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努力实现不同类型地区互补发展、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荣安全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提出了西部地区积极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强化开放大通道建设、积极实施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加快沿边地区开放发展、拓展区际互动合作等重大举措和具体要求气总之，西部大开发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从沿海开放时代，转向内陆及全方位开放的时代。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向全球化方向推进的划时代标志之一。
五、疫后西部大开发更显经济发展之战略取向
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整个世界正在发生极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新冠肺炎疫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疫情后的世界将非常不同于疫情之前的世界，各国的治理方式和政策取向可能发生重大调整。美国学者米歇尔·渥克认为“遭受灾难重创之后，人们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即避免反应过度和无动于衷。是否能够战胜挑战完全取决于领导人和机构如何看待危机和安全问题，同时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在明知自己可能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情况下，还会赌上财政资金去做正确的事情”。
在应对灾难和危机上，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国家控制能力，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一制度特色得以充分体现。尽管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被公认为非常有效，但其他国家却难以模仿。疫情之后，中国也会如米歇尔•渥克所说的，还会赌上财政资金去做正确的事情。中国经济的战略取向将更加注重“安全畅通”。即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将以打造最安全和最具畅通性的经济秩序，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要求，并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在这一时代大背景和制度特色之下，西部大开发也将更加体现出中国经济安全畅通的战略取向，这不仅是因为西部地区在国家战略和生态屏障意义上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安全地位，西部大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一个“畅通工程”；进入疫情后的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将更加负有提高中国经济的安全质量和畅通效率的重大使命，建设高质量安全和高水平畅通的大西部，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战略关键之一。
注释
①新华社北京2020年5月17日电。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第八十三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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