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对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重要判断,不仅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指出这个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崭新使命,而且提出了重要和紧迫的理论需求———为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提供新的思想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发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关切日益超越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关切｡在新形势下,经济学需要为观察､研究和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工具｡笔者曾研究了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3]本文进一步讨论,应以怎样的经济学新思维,应对新形势新问题,以更好地把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一､关于经济行为和发展动能的新思维
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这似乎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其实不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如何认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本质差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加以区分｡人类经济活动最初的动因是以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获取有助于自身生存和种群繁衍的生活必需物品｡从采集､狩猎､捕捞到种植､饲养,以至进行各种形式的手工制造劳动,把原先“无用”之自然转化(加工)为可供消费使用之产出品,通过物质生活的生产,首先解决人类生存最必需的吃穿住问题｡这样的经济活动尽管符合人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本真目的,即获取供生活消费的有用之物,但其经济动能却是十分有限的,生产效率也很低下｡在生产活动能力范围十分狭隘的自然经济历史条件下,个人无法脱离共同体而独立生存,人类自主活动的发展尚处于马克思所说三大形态最初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4]
随着生产力发展的一定进步,人类发现,相互进行有用物品之间的交换(W—W),可以提高有用物品的可得性和劳动成效,因为这使劳动分工成为可能｡在劳动分工和交换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行为(W—G—W),成为被广泛采用的市场交换关系｡[5]这里用马克思采用的符号表达,W代表商品(有用品),G代表货币｡此时,经济活动的动因仍然具有朴素理性主导的特征,即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生产者之间各自剩余产品的交换仍以换取有用品进行生活消费为动机,以便直接满足物质生活生产自身的需要｡但如马克思所论述的,W—G—W简单商品流通的普遍发展,会导致社会经济关系的质变,转向G—W—G′资本流通方式的动力机制,原先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行为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转变为以获取更多的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货币(G′)为目的的行为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以这样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6]同时又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7]“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8]这样,经济活动的朴素理性机制,就转变为以工具理性[9]为主导的动力机制,经济活动的直接行为目标不再是其本真目的,而是无休止地追求工具目标G′,即资本价值的不断增殖,表现为对货币资本增殖积累孜孜不懈的追求｡于是,经济活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反转了｡同时,劳动“表现为手段”,“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10]
显然,与以前的朴素理性相比,以工具理性主导的经济机制具有强大得多的动力｡因为前者的行为目标量(满足对有用物的需要)是有限的,使用价值也不宜长期储存,而后者的目标值(货币量)则可以无限积累｡这就导致了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社会历史后果:经济活动行为目标的转变,使得“贪婪”之心登上了人类发展舞台,并成为其核心“动能”的心理原由(亚当·斯密称之为“人类本性的欺骗”)｡这样的行为目标机制尽管动力非常强劲,但也正因为如此而可能“令人痴迷”,并产生人类发展中的“认知俘获”[11]现象,导致对经济发展本性的认识扭曲｡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的“异化”现象,或“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性质｡这样的“认知俘获”致使人们倾向于极为亢奋甚至疯狂地追求交换价值量(货币额),即使它只不过是信用货币体系中的符号“数字”(账户记录)｡在无止境地追求货币财富积累的贪婪动机驱使下,不生产任何真实使用价值的“虚拟资本”急剧膨胀,以至产生奇特的“理性的非理性”和“非理性繁荣”现象｡如果用符号表达就是:G—G′—G″—…｡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经济学思维严重倾向于工具理性主导,不仅畸形偏重追求交换价值(货币)的经济行为,而且尽力舍象所有难以用货币计量的物质生产生活因素｡经济学的这种思维特征并非完全是人类认识的“误解”或“无知”,而是上述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不是心里不明白,而是身不由己｡作为商品货币拜物教的意识,这样的经济学思维把所有被市场“原子化”的个人,都视为“理性”的“经济人”,以这样假设的经济学基本理论为依据,反过来进一步塑造现实经济状况,发挥经济思维的“教化”作用｡精于算计的自利行为(精致的个人利己主义),追求货币财富的最大化,被认为是“正常人”的行为,是“天经地义”的人类本性｡被“俘获”的认知以及由其主导的普遍性经济行为倾向,同现实经济运行过程高度“纠缠”,相互推动,双向强化,使得作为人类经济发展目的的本真性,与作为目的之手段的工具性的关系完全反转颠倒｡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世界历史时代演变的高度,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本真性与工具理性关系颠倒而导致的社会形态结果｡他将这种历史性的颠倒界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资产阶级社会”时代｡这实际上就是上述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二阶段｡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人被物所统治,人为货币财富的积累所役使,原本作为W—G—W简单商品流通转瞬即逝中介的货币,成了整个商品世界至高无上的上帝｡由于人类尚未进入马克思预见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的人类发展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关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演进的进一步展开,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把走向未来新社会实际发展状况的研究留给了后人｡马克思只是科学地预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终将让位于以时间节约为首要规律的人的自主活动,沿着本真理性主导的人类社会发展,未来新社会将是“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
今天,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和世界经济的高度现代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创造一定的条件,逐渐拨开迷雾,启蒙明智,使经济学摆脱导致经济发展本真性扭曲的“认知俘获”成为可能｡我们致力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就体现了关于人类经济发展新动能之理性思维的进步趋向｡在新时代中国,人们和社会将更理智地认识和对待市场经济发展中社会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12]在各种体现了社会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发展目标中,进行适当的权衡,以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和满足的充分性｡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认识和思维方式将发生重大改变,在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以更为科学理性的精神,反思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中,马克思揭示的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拨正人类发展走向升华的方向,明智选择能使目的得以实现的更好手段｡
从理论上说,这实际上就是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高度,告别“落后的生产力”状态之后,社会开始进入本真复兴的新时代,表现为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同人类本真理性逐渐形成“平权”的均衡态,而且本真理性将不断取得更大优势｡这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自觉性对自发性日益增强的驾驭能力,踏上如马克思所说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征程｡从经济发展动能机制的基本特征来观察,可以看到,以工具理性为主导,虽然动力强劲,且仍具有历史必然性,但却可能迷失方向,人类曾竭尽全力追求“黄金时代”,却未料落入了“镀金”陷阱｡坚持本真理性就是要力求体现经济发展对人类活动自主发展的真实社会意义,由此引领的新动能将从根本动机和激励机理上把握经济发展的正确航向,在新时代真正走向“自由”之路｡我们会真正懂得,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只有方向正确,努力才有价值和意义,否则越是努力,危险就越大｡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新思维,实质上就是要坚持以本真理性驾驭工具理性的科学精神,努力形成和有效发挥具有方向自觉性和激励有效性的经济发展动能机理｡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论新思维｡
二､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的新思维
以上讨论涉及马克思人类发展在“物的依赖性”第二阶段为“个人全面发展”第三阶段创造历史条件的问题｡从发展动能来看,这也就是人类从盲目的动能,向具有方向自觉性的动能转变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工具理性仍将是实现本真理性的重要动力,但不应再是天马行空式独来独往的盲目力量｡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且能够获得新动能,更能体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本真性目的｡[13]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如何处理好以交换价值主导的工具理性与以质量关切为主导的本真理性之间的关系｡[14]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传统经济理念的局限,加之经济学对“精确”､“严密”､“逻辑自洽”的追求,西方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具有高度形式化､数学化的特征｡工具理性主义因而成为西方经济学最值得“骄傲”的特征,经济学也因此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诚然,工具理性对于经济学的方法论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经济学研究的形式化(数学化)并非没有价值和学术意义,它的确可以增强经济学表达和分析推断的逻辑严密性｡但是,如果以工具理性替代､掩盖甚至排斥人类经济活动的本真价值,或者因追求形式化(数学化)而使经济学远离现实,在“象牙塔”的黑板上自娱自乐､自我欣赏,就会使经济学失去科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甚至误入歧途,迷失方向｡如果以这样的经济学思维方式作为现实经济发展的指导理念,就会走向盲目追求工具性目标(如人均收入､GDP等)的方向,而忽视难以直接用货币数量指标来显示的本真价值目标(如生态环境､人民幸福､社会公平等)｡可见,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新思维应体现为:工具理性不失本真价值,形式化(数学化)方法不失实质性内涵｡
借用马克思所采用的符号,这样的新思维可以用公式简洁地表示为:W—(G—W—G′)—W′｡其中,(G—W—G′)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过程,即追求经济价值和高效率仍是内在的动因机理,但这种工具理性机理必须服务于并最终体现为更高质量的社会使用价值质态W′的创造,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遵循这一新思维逻辑,经济发展如何形成新理念,形成新的指导思想及其实现方式,使具有工具理性的经济机制不失其本真价值的主导方向,使形式化(数学化)的指标追求不失其实质性内涵,让增长指标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使用价值质量和结构的提升,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便是一个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完成的重要理论课题｡
我们可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思维方式,相当于独眼看世界,即闭上观察社会使用价值对人类自主发展具有直接有用性(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本真性目的和要求)的一只眼,而睁大观察交换价值(以货币计量的“最大化”目标)的另一只眼(因为在现实中商品的“价值”是无法看见的)｡新时代中国的思维方式需要转变为越来越关切社会使用价值(质量要求)的重要性｡工具理性与本真价值理性进入“平权”状态,相当于睁开双眼看世界,既要关切社会使用价值也要关切交换价值,而且力求二者实现平衡性和充分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必须特别关注的新时代中国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独眼看世界有时可能感觉很“准确”､“精道”,其实往往忽视了真实世界复杂的立体性､多维性和丰富性｡只有双眼看世界,才能观察得更真切,既发挥工具理性注重效率､速度､效益等优势,又能把握经济行为之人民主体性的本真目标,不迷失生产满足人民真实需要的正确目的｡
例如,“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果为了金山银山而要破坏绿水青山,那么,“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不要大开发,而要大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原则观念,都体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思维,是双眼看世界新思维方式的真切体现｡如果说在政治思维上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么,在经济思维上则要提倡“不忘本真,关切质量”｡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论新思维｡
三､关于经济主体及主体需要的新思维
当我们讨论到以社会使用价值质态所体现的经济质量,以及“满足人民需要”为经济发展的本真目标和现实动因时,就触及了传统经济学一个极大的软肋｡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地吸取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作为其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并贯彻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之始终｡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回避对交换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研究,将体现交换价值涵义的货币财富积累作为核心概念(他们根本不懂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说:“‘财富'一词用来表示为人类所有的有形物件(或实物)｡根据这一定义,某一物件若要成为财富,只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有形的(material)；第二,它必定是有主的(owned)｡也有人加入了第三个条件———它必须是有用的(useful)｡不过,尽管有用性的确是财富的一个本质属性,但远谈不上有什么特别之处,有用性隐含于占有特征之中,放在定义中略显多余,故而可以删去不表｡”他认为,“拥有财富就是有使用权｡”[15]所以,经济学不必关注使用价值,只要将使用价值视为财富所提供的“服务”即“效用”就可以｡这样的简化或抽象即使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也许可以接受,但毕竟具有极大的局限性｡第一,认定拥有财富就是拥有使用权,拥有使用权就等同于实际对它们的使用或真实享用,这与实际情况不符｡许多情况下,拥有使用权,未必就实际使用或真实享用,有用物(产品)的“过剩”､“冗余”､“闲置”､“浪费”､“损坏”等现象常常发生｡马克思说:“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使用就没有用,就是废铁和废木｡不仅如此,它还会遭受自然力的破坏性的作用､也就是发生一般的物质变换,铁会生锈,木会腐朽｡”[16]第二,反之也普遍存在以下现象｡许多人在对有用之物并未拥有产权的情况下,却可以实际使用,对有用物的实际享用未必以私有财产权为条件,如许多公共场所､基础设施等都是如此｡又如,许多产品(物质财富)在一定的集体成员中是可以或总是共享的,一些产品(物质财富)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人人可以享用,而自然生态环境则更是大众共享的自然财富｡所以,用财产权替代使用权,将占有等同于享用,是传统经济学脱离现实的独断性假定｡按照这样的思维定势,将所有的享用都认定为权属性消费(拥有所有权或支付货币才能消费),极可能产生或诱致严重忽视非财产权属性的社会使用价值(如生态环境),以及扭曲各种非权属性供需关系(如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的行为倾向,更使得经济活动内在的､且为人类发展追求的福利“共享”性失去基础｡而马克思的逻辑截然不同,人类发展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的条件表现为社会化的高度发展,它们“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7]沿着马克思人类自主活动全面发展的思维逻辑,社会财富观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与上述财富观直接相关并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假定只存在个人主体,不存在“人民”这一行为主体,主张财产权只能以个人定义(私人拥有)｡因为产权必然意味着,一些人排斥另一些人的权利,如果主张所有人都拥有的产权,就相当于没有产权定义的边界｡他们认为,在经济学中,“人民”是无法定义其主体产权的,即使将“人民”算作经济主体,最多也只属于“没有感觉”的主体,而没有感觉的经济主体均不是真实的利益主体,最多只能算是“虚构的主体”｡据此推断,“企业”也是虚构的利益主体,即没有感觉的“法人”｡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真正有实质意义的仅限于关于个人(私人)效用(福利)的判断,不存在关于“人民”享有的使用价值和效用(福利)的判断｡他们认为,所谓人民利益的决断不过是以一定议决程序做出的“公共选择”,公共选择的结果并不代表人民的真实福利(集体利益),不过是达成了不同个人各不相同利益诉求的妥协,并非真实存在的集体利益,服从一定程序而勉强达成的公共认可,若采取另一套公共选择程序,就会得到公共妥协认可的另一种结果｡
以上述思维来认识和引领经济发展,显然是十分狭隘和非常不恰当的｡在现实中,财产权与使用价值的关系有着各种复杂情况｡舍象了使用价值因素(将使用价值完全归为或消失于个人占有权),实际上也就舍象了人类经济活动真实主体的本真性,绝非明智之举｡特别是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方面个人所需要的有用产品(包括服务产品)越来越丰富多样；另一方面,众多个人并非必须通过获得私人财产权来获得相关社会使用价值权益(使用或享用权)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如优良的生态环境､各种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各种各样产品的社会使用价值形态和质量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消费及供求关系,将表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多样化趋势,亟待以新的思维和理念来引领新时代经济发展,尤其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优化产品供给机制,提供更多具有高质量社会使用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更大的理论挑战性是,以怎样的新思维和理论严谨性,界定作为真实经济主体的“人民”,以及如何使由此确定的人民主体的需要及向往得到满足｡不同的个人需要及其满足,与人民需要及其满足之间又有何等关系或关联｡在现实中,“所有人都拥有的产权或享有的权利”并非悖论,“人民”完全可以成为真实的集体利益主体｡当人民利益的整体或局部受损益时,其中的群体或个体的感受不仅是真切的,而且可以且必然迅速传递给作为人民成员的众多群体个体｡例如,气候条件及其变化影响着所有人(人民)的整体和个体利益｡当人民作为利益主体时,一些成员的严重受损,就会被感受为人民的整体受损｡即“人民”主体的损益感受,往往会表现为“一个不能少”的局部—整体关联性特征｡这一特征显著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以原子型个人主体或黑箱型“企业”主体为假设前提的理论逻辑,也不同于传统福利经济学所假定的微观经济主体间绝对个人主义的福利评价原则｡[18]所以,以人民主体的新思维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个社会所提供的各类产品的社会使用价值质量状态及结构特征,经济主体的福利评价,以及相关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安排等,都是经济学必须着力研究的重大问题｡这就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有的主体论新思维｡
四､关于结构性和精准性的方法论新思维
从上述关于人民作为经济主体的思维逻辑中,必然推导出关于经济发展目标函数的新思维｡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具有更加体现质量特征的复杂性质,特别是质量感受主体不仅有众多个体,还存在“局部—整体”结构性关系上的“全体人民”｡因此,着力形成“结构性”和“精准性”的新思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重要的方法论要求｡这意味着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将体现为,经济活动必须摆脱经济发展过程物支配人的拜物教性质,物的创造不应是为物而物(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人民需要的满意和生活幸福｡经济发展的指向(目的)不再是物质财富本身,而是物质财富满足人民需要程度的本真价值,必须洞察经济结构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意义,而不仅仅以堆砌甚至闲置的物质财富量论英雄,更不应以炒作倒卖金融财富为荣｡
众所周知,传统经济学主要着力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观察和研究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两个层面的现象及其关系｡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微观主体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以个量及个别价格的局部均衡为主要变量和工具,设置函数关系｡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总量均衡,以总量(宏观)指标为分析工具及数量目标｡这两类经济学的主体框架都假设市场能够出清,因而尽可能地回避结构性问题｡但是,当我们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特别是考虑到具有“局部—整体”结构性关系的“全体人民”主体时,经济体及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现象和问题恰恰成为关注焦点｡在现实中,弥补结构性缺陷､消除结构性失衡现象,往往成为解决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的主攻方向｡中央政府尤其把实施阶段性的“补短板”战略,作为整体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举措,通常称为“木桶原理”｡由于木桶的总体质量(盛水量)是由它最短的一块木板决定的,所以集中全力专注于改善(加长)木桶的最短板,就成为提高木桶质量(盛水量)的战略重点｡当前,中国确定的化解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就是采取“补短板”的非一般均衡常规战略,体现了经济发展新思维的重大实践举措｡这三大攻坚战,针对的就是当前影响发展质量的最短板或最严重隐患,聚焦于人民主体的重大利益关切｡
在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中,对结构性和精准性问题的关注是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一方面,其倾向于断定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可以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样,有效地使经济运行保持均衡,因而无需特别关注经济结构中的短板现象和矛盾,也就难以想象(或不必)应当采取精准性的非常规应对举措,解决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如果要采取什么结构性的政策举措,又往往落入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使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损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机制,因而难以找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效方式｡而无论是市场调节还是政府干预,传统经济学因迷信无处不在的虚假一般均衡论,完全舍象了经济主体存在的内部结构关系,使之成为不知所以然的“黑箱”,或者认为那不是人的理性及信息处理能力所能解决的问题,只能留给“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来盲目地碰对｡这种漠视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跨越必然不断遭遇的结构性障碍尤为致命｡
因此,关注“结构性失衡”,达到经济对策的“精准性”要求,是推进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新思维方式,也是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发展需要突破的一个重要难题｡从更大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复杂性研究不啻为当代经济学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变革意义的思维更新要求｡
以往的微观经济学,只是假定市场稳定器能够自动实现“精准性”的供求均衡；宏观经济学,也假定即使市场没有达到完全“出清”,所影响的总量失衡也是暂时的“赤字”,回归均衡只是时间问题,不必考虑或担忧市场机制能否“精准性”地调节基于使用价值的具体产品或要素的供求平衡关系问题｡尽管经济学运用了高深复杂的数学方法和模型,以局部均衡或一般均衡的函数关系为主要方法,但这样的“黑板经济学”对于解决实际经济发展中动态的“结构性”和“精准性”问题,总是力所不及,实为以“精准性”的学术形式和数理表达,掩盖精准性应对真实问题的无能为力｡因此,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为精准解决现实经济发展中迫切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学亟待以新思维引领的更大努力,取得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新突破｡
困难在于,过去当经济发展处于高速度增长阶段,经济行为的目标比较单纯,甚至可以由唯一的重要指标如GDP增长率进行较简单的观察和评价；而当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质量的多维性及其一些方面的非量化性,使得“精准性”思维可能遭遇同实际现象具有模糊性特征的矛盾｡例如,个人或地区的“贫困”特别是贫困的感受程度,就是一个具有模糊性的概念,但实施有效的扶贫行动,却必须具有精准性,否则脱贫成效就难以落地,甚至可能南辕北辙｡再如,防范化解风险,也是一个具有模糊性的概念,“风险”就是不确定性,而消除所有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无法企及的,也没有必要｡因此,防范化解风险的举措必须要有复杂性思维下的精准性,体现结构性的多样态,否则就可能无的放矢,盲目治理,难见成效｡兼备结构性和精准性的复杂性思维,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和实践性问题｡
在实践中,结构性和精准性思维往往表现为“底线思维”方法,把守住底线､在底线环节上着力,以此作为解决全局性问题的关键｡习近平强调的“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19]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底线思维的战略重点｡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的胜利,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就将全盘皆活,可以在稳中求进的基础上,显著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质量水平,并拓展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这是体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论新思维｡
五､基于新发展理念的策略法则新思维
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是关于人类经济行为中进行选择决策的学问,更确切地说,是关于选择经济决策所基于的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学说｡在这一意义上,经济发展理念归根到底是关于选择决策的基本思路原则｡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主要有两类选择决策问题｡一是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二是关于集体决策的“公共选择”｡这两类选择决策都基于个体利益,超越个体利益之上的集体利益选择决策,归根结底只是基于个人对自己福利(私利)的感受和判断｡对于经济主体设定的这种思维定势,阻碍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入认识｡这种以绝对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经济选择思维,更难以应对诸多政策目标的选择和排序优先问题｡
如前所述,经济高速度增长阶段追求的目标相对单一,战略和政策目标的确定和决策相对简单,尽管宏观经济调控也有多个政策目标,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权衡取舍｡当然,即使在经济较落后的发展阶段,也往往会更倾向于实行结构性的产业政策,但从其政策目标的性质上看,所追求的实际上仍然主要是“高速度增长”这一相对单一的主导性目标,压倒性地以高速赶超作为最基本的政策取向｡工具性目标终归是主要关切点,经济增长率总被视作可以“一俊遮百丑”的指标｡
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情况显著不同｡高质量发展涵义的多维性体现为政策目标的多元化,多元化是高质量的本质特征｡其中不仅有工具性目标,而且有更重要的本真性价值目标｡因此,新时代中国不仅在国民经济总体发展上,而且在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和领域,都会要求进行提升发展质量的策略权衡,在各项多元政策目标间进行选择,尤其是进行复杂的协调性优化｡传统的个体自由选择和公共选择思维和方法,不能适应这样的新形势,需要一种以人民为**性主体(集体)进行“协调选择”的新思维和新方法论,以实现集体性的“共享”为根本目标｡共享的主体是“全体人民”,人民利益整体与局部的受损或获益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权衡,在协调中做出战略性选择决策｡人民主体的共享抉择,同个体自由选择及公共选择具有显著差别｡无论在时间跨度还是在空间尺度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对人民主体的利益目标和选择行为的确定与协调,都根本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思维的判断原则和优化准则｡人民主体可以有“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目标眼界,而其他利益主体和公共选择不会有这样的理性｡人民主体可以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包容性,其他利益主体和公共选择也不会有这样的理性｡
正是从人民利益出发,才能奠定经济发展新理念的逻辑基础,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0]这一新发展理念强调的创新引领,统筹协调,绿色环保,扩大开放,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共享的实质如前所述,就是关于人民主体整体和局部利益的权衡和多元政策目标的协调优化选择｡这样的政策选择决策,必须遵循基于新思维方式而确立的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理念｡中国新时代发展战略理念,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成功实践形成的正确理念,特别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纠正偏差,与时俱进地提出未来发展所要遵循的战略原则和基本行为法则,不再以追求增长速度为唯一压倒性目标,更加注重体现本真价值的重要策略目标,使经济发展更具有方向､路径､方式和模式的科学合理性｡这一新的发展战略理念和策略原则,系统和深刻地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思维,表现在动力论､价值论､主体论及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或积极创新意向｡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研究,基于新发展理念确定的战略原则,如何具体化为期望实现的现实(或实践性)目标,以及因此遵循的行为法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21]这实际上就是指出了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新时代经济发展战略的着力方向和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法则｡
———“更高质量”体现价值理性原则｡这是由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所决定的｡如果背离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基本法则,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根本意义｡
———“更有效率”体现工具理性原则｡在新时代中国,工具理性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应更具有科学性｡在工具理性的各个行为目标中,速度､规模､营利等目标集中体现为效率目标,其中的效率目标最接近于实现本真价值理性目标的要求｡
———“更加公平”体现人民主体原则｡“人民”作为**性经济主体,其利益获得感集中体现为公平性｡实现人民主体全体成员的普遍公平获益,才能最终达到人民总体福利目标｡
———“更可持续”体现和谐永续原则｡全面协调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经济发展的长久性根本价值,据此可以实现经济发展进程中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及人民主体真实获益永续繁衍在新时代中国的历史统一｡
可见,基于新发展理念的新思维,奠定了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选择的决策原则,也是关于发展路径和模式创新的抉择原则｡进一步说,这是构建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和确定基本行为法则的主导原则｡总之,战略､路径､模式､政策､体制､行为法则等,都是新理念新思维的显性化和具象化｡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和实现,取决于高质量发展经济学新思维的突破和传播,更取决于新思维在实践中的贯彻落实､全方位展现和不断的经验总结｡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2]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39页)
[3]如可参见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
[4]马克思论述了人类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形式),即“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和“个人全面发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
[5]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简单商品交换关系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但不居主导地位｡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9页｡
[8]《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7页｡
[9]工具理性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概念,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概念｡韦伯将目的和手段的合理性称为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后者指行为由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只追求手段效果的最大化,无视目的的合理性｡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9页｡
[11]即指对事物性质认识的根本性扭曲,认识严重地背离事物本性｡
[12]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资本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象形态时,往往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对应使用｡“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51页)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第一章第一小节的标题就是:“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或价值本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1页)在自然经济中,产品的使用价值是生产者自己的消费对象,不具有社会性；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其使用价值只是买方的消费对象,故马克思把作为交换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称为社会使用价值,这一变化在资本流通中成为普遍现象｡
[13]参见金碚:《论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城市与环境研究》2017年第3期｡
[14]参见金碚:《本真价值理性时代的区域经济学使命》,《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1期｡
[15]欧文·费雪:《资本和收入的性质》,谷宏伟､卢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2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9页｡
[18]其实,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一书中曾论述了人类具有“同情心”的这一重要心理特征———人对其他人境遇的感同身受｡
[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27—28页｡
[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21页
[2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