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来的40年，是中国加速工业化的时代，这一时代最突出的社会经济质态和标志性特征就是“改革开放”创造“巨变”。在这40年中，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罕见的超大型经济体高速工业化的奇迹。在此之前，从17—18世纪开始的世界工业化进程，表现为在各个最多数千万人口的经济体中，所发生的工业革命和经济高速增长现象，即使是英、法、美等工业大国，在其工业化初期，也都是4000万～8000万人口的经济体。在那样规模的经济体中，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由市场供求机制推进工业化进程，表现出无可否认的有效性，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难以容忍的问题，付出了很大的社会代价。美国学者杜赞奇在《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在一个社会形态的内部，现代化的到来伴随着对一个在社会上更公正、在物质上更丰裕的未来的启蒙主义的许诺。但它也曾伴随着一系列物质和实践方面的恶行，以及对自然无限制的开采”(杜赞奇，2017)［1］。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不同的是，新中国建立时，就已是一个6亿左右人口的经济体，如何实现工业化有其很大的特殊性和艰难性。基于对西方国家工业化道路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信，新中国基于非常“革命”的理论信念，试图在一个数亿人口的巨大型国家，走出一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道路，尽快赶超发达工业国，创造一个“人间奇迹”。但是，事与愿违，非常“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理想奇迹，却是事倍功半的不良后果。实践的严酷教训是: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就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即使不得不接受工业化先行国家所制定的规则(往往对后发国家不利)，也绝不可完全背离世界各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共同路径，另辟计划经济蹊径，即必须走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而没有其他可行道路。这就是中国毅然决然实行“改革开放”的根本缘由和历史背景。依此逻辑，中国走过改革开放40年，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轨迹，既创造了巨大的成就，也认识到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诉求，并在2012年进行了迈向新时代的新部署，调整战略，转战五年，首战告捷，奠定了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历史中，40年如弹指一挥间，历史画卷翻过一页，今天中国的工业化进入新时代，须有新的理念引领新的征程。
一、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对计划经济体制绩效的反思
1.“传统体制”并不传统
现在，我们通常将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制度称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把坚持实行那种体制的主张称为“保守观念”。其实，从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历史看，那样的体制既不“传统”也不“保守”，而恰恰是非常“革命”的，是一种“彻底颠覆”“重起炉灶”式的制度设想或安排。它不仅否定资本主义，也否定市场经济;不仅否定经济全球化，也否定经济开放;不仅否定金融自由，而且抑制甚至拒绝各种金融经济关系和金融活动，例如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视为经济健康的理想标志。
同今天许多人所想象的不同，那不仅不是保守的体制设想，也不是保守的发展观，恰恰相反，完全是一个激进主义的和超越客观条件的赶超型发展观，例如，声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即试图采取一种特别“优越”的方式(称为“先进生产关系”)和极大的主观努力，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瞄准的目标则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即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思维依据是:既然在军事战场上可以战胜美国，至少是打个平手，那么，为什么在经济战场上就不能尽快赶超英美(以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而且，那时还有苏联作为榜样和提供后援，更增强了赶超先进工业国的自信。总之，现在我们通常将那样的理论和实践称为“传统体制”，而在当时，人们却视之为可以体现非常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崭新制度，据此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实现工业化的赶超目标。人们相信:“天下无难事，只要敢登攀”。
2．计划经济体制表现出悖理的后果
历史有其自身的逻辑，赶超工业发达国家的强烈愿望和激进的“崭新制度”反而可能成为束缚手脚的羁绊。那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即为什么先进的思想会“事与愿违”?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收获的却仍然是“贫穷”和“落后”。人们可能想当然地认为，那是由于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人们普遍“懒惰”，不思进取，躺着吃大锅饭。其实，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曾感受过，事实并非如此。计划经济中劳动者的勤劳勇敢、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者，恐怕并不比今天少。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当时所设想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没有其理论的“逻辑自洽性”。众所周知，它有三大基本特征，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优越性”:公有制、计划经济(指令性计划)和按劳分配。而且在理论逻辑上，它们之间是三位一体的关系，相互依存，一存俱存，一损俱损。但是，这种理论上具有“优越性”和“逻辑自洽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现实中却表现出诸多“悖理”的现象和后果。
按照计划经济的理论设想，可以克服市场经济的盲目自发性，确保国民经济按照事前所科学确定的计划安排进行生产和消费，这就可以自觉利用客观规律，并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更快速度的经济增长，推进工业化，达到赶超目标。例如，可以发挥国家力量，集中调配资源，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以满足加速工业化的要求，即使发生一定程度的不平衡现象，也是体现客观规律的本质要求和必然趋势。但是，这种出于“有计划、按比例”地推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愿望和行为，却反而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和经济困难。理论的“正确”性在实践中碰壁，主观上要“大跃进”，结果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3．反思曾导致错误归因
当计划执行结果不如人意时，人们认为那是由于计划经济的纪律不够严格，或者是由于计划控制之外的因素和力量干扰了计划的严肃性和严格性，特别是由于公有制水平不高，使计划执行的所有制基础不够坚实牢固。因此，为了确保指令性计划的落实，就必须实行更高水平的公有制以确保执行更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制度。当时的公有制形式主要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大类，前者又分为国营和地方国营两类，后者则分为“大集体”和“小集体”两类①。因此，按当年的认识，公有制经济的等级从高到低分别为:国营、地方国营、大集体、小集体四种形式。等级越高的公有制形式，社会化程度越高，就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以指令性指标方式实行按计划生产。因此，人们相信，作为计划经济的产权制度基础，公有制形式的等级越高，计划纪律越严格，实行计划经济就越顺畅。反过来也可以说，计划经济之所以执行不理想，主要是因为公有制形式不够发达(层级不够高)。人们相信，只要所有的经济活动主体都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即国有国营，全国所有的工厂就像一家大企业，执行严格的计划管理，计划经济就能够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可见，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具有相互强化的关系。而且，按照当时的理论逻辑，实行公有制，可以解放私有制的约束，劳动者不再是为别人干，而是为自己干，消除了“剥削”关系，当然就能够极大地解放劳动生产力，激发生产积极性。所以，公有制是最能适应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先进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不过，这样的理论设想在现实中却表现出相当悖理的结果，反而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而且劳动者并未切身感觉到是在“为自己干”。即使通过思想灌输(按照当时的理论，人民的正确思想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从外部灌输的)，劳动者明白了是在“为自己的国家”或“为完成自己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而工作，也难以持续保持日常劳动和工作的利益关切性，以动员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所激发的热情毕竟难以持续和常态化。
与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互为前提条件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实行按劳分配制度。理论上说，劳动者可以获得自己劳动(做了必要扣除之后)的创造物，称为“消费基金”或“消费资料”，除此之外的部分全部归公，其经济性质为“必要扣除”部分，称为“积累基金”或“生产资料”。这样，劳动者就完全是为自己工作，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消费资料)，确保不会形成私人财产积累(生产资料)，而导致败坏公有制基础的后果。不过，其中有一个显然的矛盾:实行按劳分配或按劳取酬，劳动者是否可以在做了“必要扣除”之后就能够获得与个人贡献完全相等的报酬了呢?如果是，那么即使实行严格的按劳分配，劳动贡献大的人也必然报酬会更多，而且，每个劳动者的家庭人口不同，所以，只要不是实行实物供给制，而实行工资薪金制，就必然会产生个人或家庭拥有的私有财产(产生于更多的劳动报酬);而如果为了防止发生这样的情况，就得实行实物供给制，那么又显然违背了按劳分配原则。所以，当时的理论界借用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不得不承认按劳分配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说，即使实行严格的按劳分配制度，在理论逻辑上也会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形成私人财产积累，进而可能侵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所以，在那个时代，计件工资、等级工资、奖金制度等，也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因素”，总是想去之而后快。因为那是关系到能否确保计划经济有效运行性的原则问题。
可见，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三位一体”原则，尽管是一个美妙的理论构想，可以论证其“优越性”，似乎是理论领域中的一片朗朗晴空，运用于实践就可以成为美好现实。但在天边却似有隐约存在而难以抹去的乌云，人们总是担心天边的“乌云”可能不断扩展张扬，终而演变形成大气候，彻底改变整个晴朗天空，损害了美好世界。因此，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纯而又纯，否则就会潜伏着可能爆发的矛盾，因而使想象的“优越性”难以实现，或者得而复失。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这样的忧虑一直困扰着中国理论界和政治领导人。特别是由于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实际上很难实行苏联式的严格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要符合计划经济的理论原则，就必须不断地清除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割资本主义尾巴”。这就必须“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竭尽所能地消除社会主义天空中可能出现的任何一块资本主义“乌云”，时时保持高度警惕(当年叫做“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绝不能让其蔓延而成了气候，这似乎成为计划经济的宿命。在这样的逻辑下，计划经济对经济活动的管束必然越来越严格(称为“计划就是法律”)。
4．对制度绩效的再反思
如果承认“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劳动者的吃苦耐劳从来不是问题，因此，加速工业化也不应成为问题。共产党人即使主张“阶级斗争”，其本意也从来就是为了激发社会底层的积极性，即让劳动者充满“当家做主”的主人翁自豪感和责任心而加倍努力工作，并且拥护共产党为实现国家发展而做出的政治决策和政策安排，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解放生产力，实现物质繁荣。但事实为什么会是竭尽极大努力，而且从来未曾懈怠，却仍然是事倍功半，难尽人意呢?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后全力发动，强力推进工业化，却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起色?当时以“总路线”的战略高度确立和宣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但人口占世界22%的中国占世界的经济份额(以GDP估算)仍然一直徘徊于不足5%，同新中国建立时相比基本没有进步，甚至使中国经济陷于有可能被“开除球籍”的境地。这无论如何是没法向历史交代的。在理论上更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4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正是从反思计划经济为何事与愿违和在实践中事倍功半出发的。
二、改革路径:从局部突破到全方位制度变革
1.理论上承认市场经济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中国推进工业化的愿望从来是非常急切的，自建国始就试图以革命的思维，依靠政治力量，采取动员方式，实行“大推进”战略。问题是，革命可以打破旧制度建立新国家，但“另起炉灶”式的“革命”思维，如果表现为凭借热情的运动方式和自上而下的命令体制，往往会违背客观规律，难以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提供一个可以事半功倍地加速其增长的“阿基米德支点”，无论是“全心全意抓生产”还是“抓革命，促生产”，都不能有效推动工业化进程。换句话说，以计划经济为支点，即使采取渐进的“革命性”手段，“抓”字当头，动员起人民的生产热情，也难以撬动中国经济庞大的躯体，将其引入加速工业化的道路，而只能导致事倍功半甚至得不偿失的后果。
其实，人类发展史表明，原本存在一个现成的选择: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可以“事半功倍”地推进经济增长的经济体制，所以，绝大多数国家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都是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实现的。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数千年历史中，以人均收入来衡量，整个世界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据学者估算，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0.02%)。而工业革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两个巨轮:制造和贸易，即大机器工业和大范围市场的形成。同时表现为市场经济制度的普世化，当然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
计划经济理论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悖理现象表明:推进工业化不可能不依靠市场经济制度。因此，改革的关键就是必须接受: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三位一体”逻辑链条上打开缺口，即承认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同时又能保持同社会主义的契合。从1978年开始，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争论，到1992年，中国才正式肯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改革历程来看，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突破。因为，如前所述，只要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三位一体”的构架中任意抽取或改变一处，整个理论构架就将发生颠覆性改变。但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承认市场经济毕竟不是“彻底颠覆”和“另起炉灶”式的激进革命思维，而是渐进的和撞击突破式的改革思维。而且承认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和计划手段，实际上在世界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有数十个国家也是声称要实行“社会主义”或承认其社会制度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60多个这样的国家)。中国改革过程中，虽然主张“大胆闯，大胆试，大胆破”，但也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试错式践行，“走一步看一步”，形象地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总之，从“革命”转向“改革”，体现了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和道路选择的可行。
2．实践中选择结构冲突较小的渐进式改革路径
不过，一旦承认市场经济的正当性，指令性计划就必然会逐步缩小其范围，直至基本上完全退出，这样，以指令性计划指标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就必然彻底改变。尽管中国改革的过程其实是高度受控的，以免发生难以承受的混乱，但指令性计划的体系一旦被打开缺口，即使只是从“边缘”处尝试“变通”，以“**制”过渡，但一旦尝到“甜头”，就将一发而不可收拾，所有的界限都有可能被突破。起先人们还在为从哪里开始松绑和从何处解扣而争议、犹豫和徘徊，甚至一次次设置制度变革的“底线”和“禁区”。但“渐进式改革”具有难以抗拒的“潜移默化效应”，其向各领域推进的渗透性甚至比休克式改革更强，因为渐进式改革走的是一条利益诱导性很强而结构冲突性较小的道路。所以，“三位一体”原则的链条无论在哪里解开锁扣，都会导致其整体解构，如同多米诺骨牌，推倒一块，连锁反应，局部突破必然演变为全方位变革。只要承认了市场经济具有优于计划经济的可行性，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也必然发生根本性变化，甚至其核心———国有企业体制也将进入根本性改革进程。改革的突破，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迎来了全新的局面。
在国内经济体制上为市场经济正名，对公有制和收入分配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同时也必然会导致对当代世界经济认识的根本性改变，即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以及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主导制定的国际经济秩序，有新的认识。这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重新认识。因此，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同对外经济的开放相契合。可以说，改革与开放如同一块硬币的两面，实际上是同一个理论逻辑在现实政策上的两方面表现。如果说1992年是在改革方向上终于“想明白，下决心了”，那么，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开放上也终于彻底想明白和下决心了。这是一场真正的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放手发展市场经济的伟大启蒙运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面貌焕然一新，整个世界的工业化版图和经济全球化格局也将发生根本性改观(金碚，2017)［2］。
3．关键节点的重大举措逐步推动改革“由点到面”铺开
纵观40年来中国经济的巨变，改革开放如同一个“阿基米德支点”，支撑着步步深入的各项重大举措，产生强有力的“杠杆”作用，有效地撬动了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推动其走上加速工业化进程:
第一次撬动:1978年，解放思想，突破禁锢。这一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为思想武器，开始了向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直面传统经济体制的矛盾痼疾，深刻反思，勇于首创。特别是勇敢地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想，彻底摆脱“宁左勿右”的思维，这就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大幕。这一年可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
第二次撬动:1992年，市场正名，方向明确。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提倡解放思想，但传统思想的桎梏仍然严重约束着理论突破，特别是对于“市场经济”认识，纠结难解。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争论，在这一年，邓小平表现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在南方视察期间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确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此为引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此具有了市场开放、管制松绑、效益导向的明确方向。这一年可称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元年”。
第三次撬动:2001年，参加世贸，融入全球。这一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中国决意摆脱自我封闭，实行开放政策，开门拆墙，引进放活，不仅同国际“接轨”，而且要全方位融入经济全球化。这不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而且世界经济格局也从此发生巨变。这一年可称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元年”。
第四次撬动:2008年，逆势勇进，助力擎天。在应对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中国有力地发挥了遏制世界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势头的重要作用，第一次成为对稳定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承担起大国责任。也正是在做出了这一世界性贡献的过程中，中国自己发展成为GDP总量世界第二(201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世界第一(2014年)的国家，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显著提高。这一年可称为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大中国元年”。
第五次撬动:2012年，“清洁风暴”，除障稳进。改革开放创造了巨大成就，但也叠加起诸多矛盾，特别是，整体环境的恶化成为突出问题。以中共十八大为起点，发起强有力的反腐倡廉斗争、党风政纪整肃、生态环境治理等行动，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营商等各领域的“大扫除”，驱邪守正，整治纲纪。这是历史转折中跨入新时代的“第一战役”，自此中国经济进入稳中求进的“新常态”，走上中国崛起和实现“中国梦”的新征程。这一年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元年”。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经历伟大巨变的崭新中国，站在了民族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
三、方式与效果:以渐进式制度变革终结中国“落后”历史
1.渐进式变革推动工业化加速
如前所述，中国改革开放尽管具有彻底的创新性，但并非“休克”式的另起炉灶和断然颠覆，它的“革命性”和“颠覆性”蕴涵于连续性过程之中，具有渐进式推进的显著特点: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维护稳定始终是三个不可偏废或忽视的“命脉”。改革开放以不破坏稳定为底线，发展成就为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志。同时，稳定的要求也不可阻碍改革与发展，因为深刻认识到没有改革发展，最终无法保持长治久安的稳定。可以说，这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道路与工业化进程的最突出特点，也是其战略推进的高度技巧性所在。全世界能够成功把握好这一关系的国家尤其是大国实属罕有。
渐进式改革开放必须冲破一个个障碍，松解一道道桎梏，拆除一扇扇藩篱，各种障碍、桎梏、藩篱，有利益性的，也有意识性的，当然更有制度和惯例性的，常常是盘根错节，难以下手。因此，改革开放进程往往是从呼吁“松绑”开始，经由“变通”，逐步“放开手脚”，最终才能实现“市场决定”。其实，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有效制度，其奥秘就在于，只要“放开”“搞活”，就会有动力、活力和效率。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几乎是“松绑”“放手”“开放”到哪里，经济繁荣就展现在那里。
如前所述，计划经济下推进经济发展总是倾向于“抓”字当头，而市场经济下促进经济发展更倾向于“放”字当先。直到今天，深化改革，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仍然是“放”字当先(简称“放、管、服”)。
40年来的改革开放，在所有领域中，松绑、放手和开放最彻底的产业是工业部门。正是由于对工业的松绑和放手，并且率先对外开放和迎接全球化挑战，就给中国工业化的“制造”和“贸易”两个巨轮以强大能量:释放出巨大的加工制造能力和高渗透性的贸易活力。其结果是:在工业统计的所有门类中，中国工业均有不凡表现，这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工业化呈现加速态势，就成为必然:工业品生产和货物贸易推动两大巨轮迅速转动，“中国制造”的工业品(尽管主要是处于中低端领域的产品)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几乎呈所向披靡之势，在各国市场“攻城略地”，占据越来越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令世界惊叹。
2．渐进式变革推动中国综合国力提升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数量第一，国土面积据世界第四位的巨大型国家，在40年前的1978年，国内总产值(GDP)居世界第12位，仅占世界GDP总额不足2%②(当年中国人口占世界22%)。而且，当时的中国经济处于高度封闭状态，国际贸易非常不发达，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列世界第29位，外商直接投资列世界第128位。
经过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现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位③，约占世界GDP的15%。而且毫无悬念，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中国的GDP总额就将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高度开放，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居世界前列。经历短短三四十年，中国就从一个十分贫穷，外汇极度缺乏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到201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如表1、表2所示)。
3．40年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生活和社会心态的巨变
正是在4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2018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并且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和战略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彪炳史册的伟大宣告。此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长期一直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现在，这一表述从此改变。那么，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旧两个表述的涵义有何根本性区别呢?最引人瞩目，也是最让中国人振奋的是，在新的表述中没有了“落后”两字，实际上是向世界宣告:中国从此不再落后。
一个在民族心理上非常注重脸面的国家，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落后”，是很痛苦和很“没有面子”的。其实，从西欧国家发生工业革命的18世纪以来，中国就落后了。开始时尚不自知，或者“死要面子”，不想承认。直到19世纪中叶，拥有强大工业生产能力的西方列强，以“工业化”的武器打开中国大门，才迫使中国睁开眼睛面对世界。那时，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自己这个居于“世界中心”，曾经将外国视为不开化“蛮夷”的“泱泱大国”，实际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了，反而被称为“东亚病夫”和“泥足巨人”。此后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留下迄今难以磨灭的落后挨打的痛苦记忆。“落后”两字，就像是深入中国人肌肤的“纹身”和屈辱黥面的印记，无法遮掩，难以抹去，成为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几代人的“痛点”。因此，“留洋”“出国”甚至“崇洋媚外”，成为千万中国人寻求摆脱落后境地的群体性行为倾向和心态惯性。难以否认，相对于落后的中国，在当时中国人眼中，“外国”几乎就是“发达”的代名词，“洋人”成为富人的代名词。因此，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留洋”就是“人往高处走”，连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更圆。经济落后导致了社会精神和文化心态上的深切落后感、屈辱感和自卑感。
正是由于渴望消灭这“落后”，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扬眉吐气，亿万中华儿女艰难苦斗，不惜血汗，前赴后继。新中国的建立就是这种长期苦斗未果而爆发人民革命的结果:中国人民从落后挨打的屈辱境地中站起来了，而站起来的中国更不甘于“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立下誓言，要带领中国人民“把贫穷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今天，这一数百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40年的改革开放回报的是中华民族苦苦追寻的梦想成真。对于经历了漫长苦难岁月的亿万中国人民，以至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不由得感慨万千:过去数百年，我的前辈们长期生活在经济落后的年代，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不再“落后”的新时代，真的可以扬眉吐气了。数百年变迁，历史的伟大转折就展现在眼前，我们就是这个伟大转变时刻幸运的亲历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最危险的时候”悲壮呼号，已经成为历史警语。今后的中华子孙后代，如果不是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恐怕再也难以理解这一国运警语的意义了。因为，他们再不会有“落后中国”的切身感受了。在以往中国人眼中因物质富足而生活状况令人羡慕的外国，在下一代中国孩子们眼中很可能会成为“生活没有中国方便”的国度。过去，中国人大多是“怕苦才出国”，而到了下一代，很可能反而变为“不怕苦才出国”了。到国外不是去享受物质富足，反而是去“吃苦”，去经受“磨炼”。总之，中国人从此不会再像穷国羡慕富国那样仰视外国，即使是对于发达国家，中国人也绝不会再因自己国家的落后而羞惭。40年改革开放真正是一个伟大历史，使中国“换了人间”:不仅是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状况的巨变，而且是民族精神和社会心态的巨变。
四、新时代新要求:治理新思维开启改革新征程
1．经济发展新时代需要治理新思维
40年甩掉“落后”的帽子，显然直接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连续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化加速推进，规模庞大的中国工业能力，包括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铸造了“大国筋骨”。同历史上中国经济也曾有过的巨大规模不同，今天中国经济规模之大是“硬实力”之大，硬产业之巨，基础设施建设之强。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尚未完成，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差距仍然非常大，至少还要经过30～50年的持续努力，才能进入发达工业国的先进行列。
不过，中国毕竟是进入了工业化的新时代，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必然会有不同思维和方略。在生产力落后的过去时代，中国曾经有句非常著名的口号，体现着那个时代的工业精神，至今令人难忘，那就是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的豪言壮语，叫“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主义，激励着千万人的忘我奋斗:面对“落后”这个当时的最大敌人和使人民最大不满的状况，为了实现工业发展，必须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即使损害一些环境和健康也在所不惜。那也许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当年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惜一切代价把工业搞上去”，否则中国就会有被“开除球籍”危险。这样的大无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改革开放的40年所继承，即义无反顾向着目标前进!今天，我们必须历史地评价那个时代，尽管为了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而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也应感恩那个“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献身时代，实现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誓言，迎来了不再落后的新时代，创造了今天能够有底气走进全面小康社会的物质条件。
新时代今非昔比，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一切为了人民福祉，是经济发展新理念。这是新时代的“正确”:时代不同了，不再落后了，“不惜一切代价”的思维方式已经成为过去，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治理已经成为体现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今天，我们绝不能再容忍为了“金山银山”而破坏绿水青山，也不允许为了追求财富而牺牲民生健康。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习近平，2017)［4］。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巨变，也体现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根本模式的深刻变革。当我们充分肯定40年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更要冷静地看到留存和潜伏的问题。正如本文开头所引述的美国学者的告诫: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确“曾伴随着一系列物质和实践方面的恶行，以及对自然无限制地开采”。究其根源，是因为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模式是以征服自然这一概念为基础，并以扩大生产力为动力的。这一模式已不可持续”(杜赞奇，2017)［1］。
基于40年的发展成就，新时代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也绝不能坐享其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没有舒舒服服就可以轻松达到目标的捷径，而且，要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梦”，还必须跨越诸多难关，实现人类发展及工业化过程中的根本性历史转折。当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其突出表现是，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现象凸显出来，经济社会中“短板”现象往往成为发展障碍和影响稳定的隐患。而且，经济和社会关系中可能发生各种“恶行”，如果不能遏制和消除，不仅将严重阻碍发展进程，而且会导致经济发展失去正确方向。因此，新时代并不是处处阳光明媚，发展进程更不是一路坦途。相反，面临和可能遭遇的问题会更复杂，矛盾会很突出，而且，各种矛盾和问题有可能叠加出现。更重要的是，人民的需要“日益增长”，人民向往的满足永无止境，因此，要使人民满意可能更加不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实现“满足”就必须不断发展，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过去是这样，未来仍然会是这样。当前的现实是，中国至今还不是一个发达工业化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属发展中国家，要充分满足人民需要，还有许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难，更有许多艰巨目标要实现。因此，如中共十九大所提出的，不仅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且，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因此，未来的发展模式要有更严的标准，更高的水平，需要更多的智慧，付出更大的努力。
这种智慧和努力必须体现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使市场更有效地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果说，40年改革开放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加速进程，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伟大巨变;那么，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仍然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开放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更高水平上的巨变。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时代将迎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又一次伟大巨变:40年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时代改革的总目标是将在40年改革巨变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改革总目标的确立，正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新时代的质态巨变。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和路径转变，而且也是一个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过程。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必须基于新发展理念进行新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高质量发展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形成新的机制才能得以实现。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改革开放新思维，更精心地安排新制度、新战略与新政策。
2．新的全球化时代需要治理新思维
新时代的改革是在新的更加开放的形势中进行的，而且，世界各国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和治理竞争。因此，一方面，世界各国竞争是关于各国如何“善治”的竞争，即看哪个国家能把自己国家治理和发展得更好，人民更加满意，社会更加安全。在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做得更好的国家，将成为国际竞争中的赢家;另一方面，在开放条件下，各国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是相互影响的，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变动，往往会对其他国家形成压力或影响，甚至导致相关国家不得不进行制度和政策调整。当然，各国之间也可以就制度和政策的调整进行协调。总之，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各国的改革是在开放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改革的新思维必须体现在更加开放的心态上。各国间所进行的非接触性竞争(如上述第一方面)和接触性竞争(如上述第二方面)，都会成为各国发展进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巨大动因。
当今世界，尽管也有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的现象，但总体上还是正处于各国经济更加开放和向着自由贸易方向发展的大势之下，无论是经济的、社会的，还是科学技术的力量，都强烈地推动着经济全球化潮流。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奋力发展，连发达国家也绝不敢怠慢，为此甚至“奇招”“怪招”“损招”频出。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是良药也是苦饮，机会更多，竞争也更激烈。在此形势下，无论是低收入、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阶段，都可能会有风云莫测的“陷阱”，世界各国不乏落入各种“陷阱”而难以自拔的先例，以及因经济不振而遗憾地“失去”年代。今天的中国尽管国运昌盛，社会安全网相当稳固，日益健全，有力量抵御较大风险，但也绝不是无险避风港和观潮俱乐部。参与全球化竞争，与更强者过招，接受优胜劣汰的洗礼，在风险中前行，仍然是不变的人类发展主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谁都逃脱不了这一铁律。
与上述新时代改革思维的开放性同样重要的是，改革新思维的全面性和协调性，即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历经40年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做大经济规模”的目标在高速增长阶段已基本达成，而“提升发展质量”已成为新时代工业化进程的主导方向。从理论上说，高增长的速度目标可以表现为一元性，即以工具性指标GDP(或人均GDP)及其增长率为代表性核心指标，但发展质量目标则是多元化的，没有任何单一指标或少数几个指标就能刻画发展质量水平。发展质量的内容所表现出的多维性和丰富性，要求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的高度创新性和系统性，要求以新的指标体系来更全面地反映高质量发展要求及其实现程度，并以此作为国家治理有效性的显示性标尺。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性地创造发展优势，协调好各方面关系，走符合实际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性特征，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新思维体现。这就决定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需要以新的系统性思维方式推进各领域的改革，形成新的发展方式、动力机制和治理秩序，使整个国家从传统发展模式转向新的发展模式，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发展的历史性转折，也是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金碚，2018)［5］。
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上述改革新思维所引领的工业化新征程，在实现过程中将突出地表现为:工业化进程将转向更具高清洁化特征的道路和模式，这样的道路和模式体现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理念，也体现了更高文明程度(即文明质量)的治理体制要求。如前所述，在40年改革开放的最后五年，中国进行了“清洁风暴”行动。众所周知，清洁是文明程度的标志，就像高质量的生活体现为高水平的清洁卫生状况一样，高质量发展，必将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领域中表现为更高的清洁化程度:生产清洁、环境清洁、政纪清洁、营商清洁、社会风气清洁。如果说以往40年工业化进程的巨变主要体现在“高歌猛进”规模迅速扩张上，从而使越来越多中国人从低收入生活状态改变为中高收入生活状态，那么，未来的工业化新征程所带来的新巨变，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中国人民将生活在各领域都具有更高清洁度的状态中，体现为以文明合规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要求。纵观全世界，没有哪个充满“污泥浊水”和“肮脏恶行”的国家可以称得上实现了高质量发展。清洁性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和具有标志性的特征，也是社会正义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一角度看，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环境、政法、党纪等诸多领域所进行的“清洁风暴”行动，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体现。这也是中国改革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转变为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刻画中国40年改革开放所推进的工业化进程及其成就，那么，没有比“巨变”更贴切了。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型经济体，在短短40年中所发生的巨变，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改革开放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国运，而且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工业化版图和人类发展全球态势。这40年的巨变，不仅使中国彻底摆脱落后，而且将开启一个新时代。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须有新理念、新体制、新战略、新举措。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勇于创新，奋进包容，是中国40年加速工业化的历史留给新时代的最珍贵精神遗产。在继承40年改革开放精神基础上，善治为民、全面协调、清洁高质，将成为新时代改革新思维的突出体现。
注释：
①按当时的理论解释，大集体是指一个地区，例如全市、全县的全行业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小集体是指一个企业内的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
②按汇率计算为1.7%，而有的学者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大约不足5%。
③据一些国际组织计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参考文献：
［1］［美］杜赞奇．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M］．黄彦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2］金碚．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奋进与包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1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4］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北京:人民日报，2017－10－28．
［5］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8，(4):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