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为一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系统性风险骤然爆发，表现出几乎是势不可挡的破坏性，海外许多人称之为“金融海啸”。从2008年开始，这一震动世界的危机以汹汹来势冲击中国经济，使得开放度很高的中国经济也经受了巨大的考验。其中，中国工业所受的冲击以及在这一冲击下的反应和表现，更是令人关注。因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工业是中国经济的根基和产业主体。2007—2008年初，中国还因为对“经济过热”的高度担忧而正在出台多项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所谓“双控”），给经济降温。未曾料到猛然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经济走势急剧冷却，不得不采取以“保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宏观刺激政策，从“踩刹车”紧急转变为“踩油门”，同其他国家一样进入了一个政府“救市”的非常时期。从2008年下半年，经过2009年，直到2010年上半年，被称为“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而此后（2010年年中之后）人们开始谨慎地称为“后金融危机时期”。观察国际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工业走势和产生的种种现象，并深刻思考其对中国工业化的长久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首当其冲的工业成为保增长的中流砥柱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加速工业化时期，工业是增长最快、改革力度最大、开放度最高的部门，所以，当国际金融危机的风暴袭来，工业也必然首当其冲。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工业增速显著下滑，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企业利润的增速均跌至近10年来的最低。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金融危机造成的国际市场需求快速大幅下降。当时，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均因需求锐减而显著放缓，而且，出口依赖程度越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和工业生产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的程度就越严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基本如此。由于工业是中国经济中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利用外部资源最集中的领域，所以，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初期，工业，特别是外向性程度较高的产业和地区受到的损害首先表现出来。2008年第4季度开始，反映内需的国内投资和消费增速相对稳健，其中，私人部门的内需比较正常，但出口形势急剧恶化。自2008年11月以后，连续3个月出口负增长。2008年全年出口同比增长17.2%，增幅回落8.5个百分点，明显超过工业增速下滑的幅度。这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并加速向实体经济传导的重要表现之一。
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的宏观政策方向不得不进行重大转变，即从紧缩性的“双控”（控制经济过快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急速转向扩张性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宽松财政政策。特别是，中央政府紧急做出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性投资计划决定（其中，中央财政支出1.8万亿元），并要求各地方追加配套投资。这4万亿元国家投资计划及其带动的地方和民间投资，除了一部分进入民生项目和促进技术进步的项目等领域外，相当一部分进入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10大产业振兴规划，不仅以此提振信心，而且对一些工业部门（例如汽车、家用电器等）的“保增长，扩内需”以及阻止外销的急剧下降（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产生了直接的刺激效果。
经受了30年改革开放锻炼的中国工业企业，在宏观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不仅是直接受惠于国家政策的大型国有企业，而且包括未直接受惠的中小型企业，都表现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较强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力，顽强地从困境逆境中奋起，使工业增长在2009年触底后企稳，并实现了强劲反弹。这样，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的中国工业经济，在应对危机和实现2009年国民经济增长“保八”目标（GDP年增长率达到8%）上，继而在2010年经济增长率的强劲回升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统计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增速由2008年6月的16.0％一路下滑到2009年1—2月的3.8％，之后止跌回升，3月增速达到8.3％，11月、12月分别达到19.2％和18.5％，2010年1—2月增速达到20.7%，呈现明显的“V”字形运行轨迹（见图1）。2009年，全部工业增加值达到1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其中轻、重工业分别增长9.7%和11.5%，2010年1—2月分别增长14.5%和23.7%。
在工业生产增长实现“V”型轨迹时，工业品出口形势也逐步好转，但因国际经济形势恢复的滞后，工业出口增长的恢复也明显相对滞后于工业增长。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同比增长9.4%；其中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10.1%，降幅比前三季度缩小4.6个百分点。出口交货值占全部销售产值比重由上年的16.7%下降到13.7%。2010年1—2月，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同比增长37.5%；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22.5%，占全部销售产值比重的12.9%。出口大体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水平。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大致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政府实施宏观经济刺激政策，稳定宏观经济供求，遏止经济下滑；第二阶段，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经受危机冲击后，完成调整过程，适应变化的环境，恢复和提升竞争力，逐步进入良性经营状态；第三阶段，部分产业出现增长回升并趋于稳定，相关经济部门逐步恢复常态，以至有些产业进入强劲增长态势，经济景气周期出现上升势头；第四阶段，国际市场景气回升，经济增长回到正常轨道。到2010年第一季度，工业运行数据显示，我国正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世界之所以对我国抱有很高期望，主要就是因为，不仅在第一阶段而且在第二阶段，特别是第三阶段，中国经济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很显然，其中工业和工业企业包括中小企业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可以说，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就是我国工业进一步增强和发挥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从根本上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归根到底依赖于工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二、从金融危机的实体经济根源中认识中国工业的现实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金融制度缺陷和金融行为非理性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爆发，而实体经济只是被殃及的池鱼。其实，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是“百年一遇”，就是因为其根源在于实体经济之中，而不仅仅是金融体制上的缺陷和金融业者的贪婪无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我国，都应从整个经济机体的内在联系中认识危机的性质，寻找战胜危机的途径。
当今世界产业发展的时代特征是：以石油等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传统产业发展达到巅峰时期；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处于高平台期；以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进入扩张期。体现时代特征的三类产业———传统产业（主要是工业）、高技术产业（包括工业和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彼此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这三大产业均面临深刻的矛盾：传统产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发达国家传统产业面对成本上升压力却越来越缺乏机制弹性，层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技术产业尽管具有技术优越性，但技术创新的巨大“创造性破坏”缺乏有效的新商业模式支撑，导致投资人长期信心不足而倾向于风险性短线投资；金融服务业具有极强的自我增殖能力，其迅速扩张导致虚拟经济膨胀，系统性风险剧增。
由此，世界产业发展的三大机制出现了明显障碍：一是创新机制出现创新不足与创新过度并存现象。其基本原因是创新外溢和创新风险导致产业创新动力不足，例如能源节约和能源替代主要受益者为社会，而创新者的投资风险大，因而研发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因创新者可以转嫁失败风险，又导致一些领域创新过度，例如金融创新的个人受益巨大而一旦失败损失将由其他人和社会承担，因而导致发生金融创新过度现象。创新机制的障碍使得世界产业核心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前景不明，同时，虚拟经济吸纳大量投资资源，并积累起越来越大的风险。二是由于体制机制趋向于缺乏弹性，企业特别是巨型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衰减，盈利能力高度依赖于金融虚拟经济及其支撑的“资本运作”（兼并、收购、剥离、重组、证券化等），而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整个经济机体就可能发生严重的系统性风险（Too Big to Fail）。三是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市场渗透能力都呈现缺乏适应性和扩张力的疲态，难以应对市场需求结构和社会（居民）财富结构巨大变化的现实，表现为销售乏力，因而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信贷扩张。
国际金融危机反映出发达国家的产业根基存在深刻矛盾，它们只有解决了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技术路线方向、升级路径和机制模式等问题，经济增长才会有长期的乐观前景。那么，我国现阶段的产业发展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30多年来，工业是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最深刻的领域，也是我国目前国际竞争力最强的产业。但是，我国工业化的过程还没有完成。尽管从经济产出的构成看，工业已经占有很高比重，似乎已达到工业国的标准（其实，我国工业的比重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曾经达到的比重），但从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看，农业仍然占很高的比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主要是工业转移的过程远未完成。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解决正在面临和将要面临的几乎一切重大和长远的经济社会问题，都高度依赖于重化工业的长足发展。只有形成发达的重化工业，才能解决我国城镇化、交通运输、资源开发、水利工程、环境保护和国土治理以至国家安全、民生福利等问题。所以，建设更为强大的工业，仍然是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内容。而且，从工业本身的技术特征看，我国工业总体上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时期。在相当长时期内，增加工业投资和扩大工业规模仍然具有客观必然性和效益合理性。这是各地具有发展工业的强烈愿望的经济学根源。
当然，工业增长和发展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对此应有科学的认识。但是，必须提出，工业对我国改革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所面临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本质上是由于工业率先改革开放而其他大多数领域相对滞后所产生的，不应都归结为工业发展本身的问题。例如，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环境保护制度、资源开发利用制度等的变革落后于工业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不应归结为工业发展的恶果。人们常常指责工业消耗了资源。其实，从根本上说，恰恰是工业创造了“资源”：地球上以及太空中的物质是“资源”还是“废物”，完全取决于工业技术能力和需求。如果没有工业，地球上的大多数物质都不是“资源”。有了发达的工业，才能节约或高效率使用地球物质，包括土地、水、矿物等。人们还常常指责工业破坏了环境。其实，工业是保护和改善人类居住环境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工业，人口密集的我国不可能保持青山绿水，荒凉贫瘠的土地难以成为适合人群居住生活的地方。有了发达的工业，保护和改善环境才能成为现实和可行的目标。
工业增长还是解决最大的民生问题———就业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在现阶段，工业发展的民生意义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工业化，使数亿中国人能够越来越多地享受工业文明的成果；但13亿中国人中的大多数（主要是农民）仍在期待着工业文明到来，期盼着工业文明带来的福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不仅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而且是最大的民生事业。
可见，从我国工业化的性质和进程可以看出，工业化仍然具有广阔空间，这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乐观前景。当然，中国工业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结构失衡、民生欠账，都是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挑战。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中国工业发展的问题更显著地表现出来，而有些问题（例如结构调整）的解决则因应对金融危机而产生了一系列新情况。总之，中国工业发展的复杂性和新异性更为突出了。
三、逆境中再启强国富民之路的新征程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业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其一度处于非常困难的逆境之中。但也正是在极度逆境中，中国经济表现出很强的抗风险能力，中国工业不仅实现了“V”字型反弹，而且使遭遇国际金融危机极大冲击的2009年成为中国再启强国富民之路新征程的又一个标志性年份。
尽管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幸免，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美国金融危机的产生反映的是其产业发展空间和动力的不足（或迷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罗伯特·布伦纳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美国经济从哪里找到自身前进的动力”，“危机的严重性因而内在于经济扩张本身之中，即历史性的经济衰弱与对房价上涨的依赖，而后者本身是由历史性的信贷泡沫所拉动的”。“家庭本来是经济扩张的主要力量，依靠个人消费支出的上涨，依靠历史性的借贷所推动的住宅投资，家庭以需求来拉动经济扩张。但是，房价跌落使家庭财富损失殆尽，房地产泡沫时期的债务又使其积重难返，更不用说劳动力市场的萎缩了，家庭只能停止借贷消费而自愿或被迫地进行储蓄”。“美国占世界制造业市场的份额在1987—2000年间基本保持在11%—12%，而2000—2005年突然惊人地下降了25%，从12.1%下降到9%，达到战后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市场份额增加的3%绝非巧合。美国制造业无疑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罗伯特·布伦纳，2010）。而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中国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中国工业增长的空间仍然非常广阔，动力仍然极为强劲。因此，经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不仅应对有效，而且成为一个公认的“赢家”。《今日美国》报的署名文章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看到了美国的焦虑、欧洲的动荡、日本的瘫痪和中国的增长和稳定”。
第一，经历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以GDP或者国际贸易总额计算）显著提高。世界贸易组织（WTO）于2010年3月29日公布2009年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商品贸易排名，中国大陆以1102亿美元的出口量，占全球近10%，超过2008年的冠军德国，夺得第一。而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透露，来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统计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所占比例已达15.6%，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①
第二，经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由于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和产业竞争力状况的变化，中国对自由贸易的认同能力显著提高，因此，从自由贸易的被动接受国成为积极捍卫国。过去举着“自由贸易”大旗并动辄指责我国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的国家，将不得不承认我国以极大的努力执行和维护了自由贸易原则。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将进行重大战略调整，国际竞争规则和贸易规则也将发生重大改变。有学者认为，世界政策取向将从“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变（高柏，2010）。面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应对能力和回旋空间有了显著的提高。
第三，我国基础设施实力大大增强。在应对危机中，我国超常规地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国的铁路、机场、高速公路、桥梁、城市地铁等的建设大大加快。高速公路建设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以强大的工业生产和建设能力为后盾，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爆发式成长，令世界震惊。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基础设施最雄厚、投资和发展条件最优越的国家之一，在有些领域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可以预期，由于投资条件和市场条件的极大改善，世界资本、技术和人才将更大规模地流向我国，进一步增强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整体实力。
第四，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工业发展获得了一次难得的突进机会。资源环境压力在短期内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一些在资源严重供不应求、资源价格高涨时期办不成的事，现在也许正是解决问题的难得良机。同时，国际资产价格大幅度调整，为已经积累了一定实力的我国经济特别是给一些具有相当优势的我国企业提供了国际战略选择的机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显著加快。中国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所进行的投资显著增加。
第五，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显著增强。经历国际金融危机的“精洗”，我国产业将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具有世界影响的我国企业数量将大量增加。在有些领域，例如金融、通信和工业领域，都有一些实力和规模都达到世界水平的中国企业出现。有些企业，例如华为、比亚迪等，在高技术创新上成为世界注目的企业。
第六，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特别是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所表现出的有效应对系统性危机的能力，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不得不承认中国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甚至常常不得不有求于中国，希望中国在解决国际重大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因此，中国在决定国际事务包括决定国际经济规则上的话语权显著提高。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实施和利益维护，另一方面，也将承受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大国责任的压力。
当然，在中国工业乐观前景下，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工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工业创新方面，中国工业还面临着一些重大问题。无论是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还是实现经济长期发展，我国工业都有大有作为的空间。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我国工业必须在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中实现关键性的创新突破。一是形成节能和节约资源的技术创新机制。其中特别要形成高度外溢性（公益性）的技术创新机制，解决工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现代产业体系的特点是：大规模创造和高效率地利用资源，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以发达的工业技术为基础，使地球上更广大的空间成为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二是建立产业升级的创新机制。在现阶段，我国没有“夕阳产业”，应实行全方位的产业发展战略。产业升级的意义不仅仅是产业间升级，更重要、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产业内升级，即工艺升级、价值链升级、产品质量升级，品牌升级，以形成“精致制造”的工业素质。因此，明确产业升级的方向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正确选择产业升级的可行路径。我国产业升级不是简单的“低级—高级”替代过程，而是沿着竞争力优选路径（不断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推进。特别是，无论是在“低级”产业还是在“高级”产业，中国企业都有一个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推进的任务。三是实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有效结合。应形成有助于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有效结合的制度环境。例如，光伏产业、新能源汽车、环保产业等的发展都需要有效的制度安排。因为，工业创新只有以商业投资信心为基础，才能成为可持续和高效率的活动，成为推动工业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动因。
总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具有深刻的产业经济根源。我国坚实的产业根基和广阔的工业化空间，是我们可以率先摆脱危机的可靠基础和有利条件；而进一步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特别是进一步发展壮大工业，是我国经济摆脱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并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我国工业经历过市场竞争的风浪，不仅可以成为抵御危机的中流砥柱，而且能够发展成为更强大、更高效、更清洁的现代工业体系。
四、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趋势与挑战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深刻反映了实体经济特别是产业经济中所存在的深刻机制缺陷，世界经济似乎发生了不知向何处去的困惑，所以，尽管所有的人都在呼吁“创新”，但却因创新机制缺陷而看不明创新的方向。危机爆发后，各国在采取超强度的刺激政策和救市措施以遏制经济大幅度下滑势头并取得了一定效果的前提下，进一步考虑实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大战略调整，竭力寻找新的产业核心技术路线创新突破方向和新的产业增长空间，希望形成带动经济强劲增长的新的产业增长引擎，并使本国产业能够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条件下保持相对竞争优势，以缓解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和经济失衡的内在矛盾。为了实现经济战略调整，各国尤其是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影响较大的发达国家，将进一步反思现行竞争规则及国际贸易规则的有效性和有利性。发展中国家会更倾向于传统意义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规则；发达国家则会更倾向于在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规则中加入各种非传统因素（例如低碳），以抵消日益削弱其传统竞争优势的传统规制对其的不利影响。因此，国际竞争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将发生显著的变化。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工业一方面表现出历经30年改革开放而显著增强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因而能够在世界经济严重衰退的2009年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即使外向型产业受到很大冲击，中国工业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仍然保持持续提高的势头）；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发展长期存在的深层问题也在危机冲击下更突出地显露出来。因此，经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中国也将实行重大的发展战略调整，中国工业发展将呈现显著的新态势，要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工业化推进中实现“清洁技术”和“节能减排”
中国工业化的路程还远未走完，中国不可能以不发展工业的方式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中国现阶段一切重大问题包括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依赖于更发达工业生产能力和更先进的工业技术水平。因此，资源密集型产业仍然具有很大发展空间。而在资源环境约束日趋显著的条件下，中国工业包括资源密集型产业将以显著快于世界平均的速度向更有效利用资源（即更节约资源）和更清洁生产的方向升级。同时，能源替代（新能源）也将以显著高于世界平均的速度发展。实际上，中国工业近些年来正在走向更节能、更清洁的道路，中国对世界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所做出的贡献为许多国际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所证明。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趋势将更趋明显。中国工业中越来越多的行业和企业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可以选用更节能、更环保的技术并保持竞争力的水平。近年来，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和生产能力迅猛提高，甚至导致出现“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的现象，表明中国新能源产业增长和节能技术应用的微观动力机制正在形成。
2.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比较优势的现实依托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将长期存在，各产业竞争优势的增强仍将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前提，而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的不断升级将成为中国产业新的比较优势。这将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将保持基于比较优势的竞争力，同时，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向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即高新技术产业链上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升级。无论是从发挥比较优势还是从实现就业目标的要求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具有发展的必然性。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达到新水平，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众多人口作为“负担”的状况将越来越弱化，而人多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优势，包括形成更大市场空间的优势，将越来越显示出来。
以个人计算机产业为例，可以明显反映中国如何依靠劳动资源的比较优势逐步实现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从低端产业链向高端产业链的逐步推进。美国科学院科学技术与经济政策委员会发布的2008年《全球产业创新》报告中的研究结论是：从1990年以来，全球产业分工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世纪以来，中国从生产和维护工程环节大规模进入该产业。现在，“该产业创新活动的全球分工有如下特点：元器件层面的研发（概念设计和产品规划）在美国和日本进行；新平台（尤其是笔记本电脑）的应用研发在中国台湾进行；成熟产品（主要是台式计算机）的产品开发以及大部分生产和维护工程在中国进行”。将来，中国的个人计算机产业也必然会逐步向产业链的高端（包括应用研发和产品规划及概念设计）升级。经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这一产业升级的趋势正在加强。
3.雄厚基础设施和高储蓄率将成为工业长期增长的重要物质支撑
经过数十年特别是近30年来的投资建设，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正在实现历史性的转变，即从以往的瓶颈约束状态变为超前发展状态；同时，中国持续的高储蓄率和巨额资本积累及巨大投资能力，成为支撑中国工业发展的强有力的独特优势。2008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超常规地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提前了许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度，中国正在经历基础设施建设的又一次投资高潮，这将大大增强中国基础设施的实力，各地区（包括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瓶颈现象将得到根本缓解；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正在大幅度加速，从而明显改善中国整体的投资环境和生活条件。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更大改善，中国正在成为基础设施条件最优越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甚至可以同一些发达国家媲美（美国等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的陈旧已成为其产业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因而对国际资金、技术和研发能力的吸引力将明显增强，经济发展的区位条件和区域优势极大改观，例如根据中央最近制定的新的发展规划，新疆自治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大大加快，为开发利用新疆的资源创造有利条件。这一切都将进一步夯实提升中国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4.制造业精致化和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优势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特征
在资源条件改变和全球化竞争中贸易伙伴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化的双重压力下，中国产业发展必须告别“粗放制造”、“低价竞争”、“快速扩张”的时代，形成“精致制造”、“清洁生产”的战略机制、工业素质和企业文化，才能进一步夯实制造业竞争力的微观基础，真正形成现代工业文明的精髓。金融危机使得从未经历过严重经济危机冲击的中国企业普遍接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和“精洗”，也给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提供一次特殊的战略调整机遇，促使中国制造业将向精致化方向转型和发展。同时，制造业产业链的不断分解，并在信息化过程中形成新的产业业态，包括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逐步形成中国产业竞争力新的专业化分工优势。
5.有效竞争规则和新的成本优势机制是中国工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产业组织结构的不断演变和形成新的成本控制机制，是中国产业保持和增强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一。经历这次金融危机，中国将形成一批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由于国有企业具有在非常时期发挥功能和优势的特殊性质，所以，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主要是央企）的全球性战略举动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全球竞争新格局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这次金融危机是对中国企业的巨大冲击，但也是一个生动的“课堂”，特别是对高度开放和竞争性的企业，对于发展历史还不长的民营企业，更是一次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成长经历。在这一时期，一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将越来越成熟和强大起来。“竞争力来源于竞争”这一铁律，将以新的方式向中国提出挑战。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更大提升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形成各类企业公平竞争和有效竞争的格局，使各类企业在平等竞争中依靠自身努力提升内在的和长期的核心竞争力。二是形成新的成本优势机制，即从主要依赖“血拼”方式维持产品低价格优势，转变为更有效发挥综合优势，特别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来获取较高水平的投入—产出关系和产品性能—价格比基础上的市场竞争优势。
6.中国工业的国际化和信息化将面临新机遇、新挑战和新风险
金融危机和资产价格的极大变化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会，但中国产业向制造业以外的海外领域拓展，可能付出较大“学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真正实行了较彻底的改革开放的领域主要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因此，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是目前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而其他产业大多改革开放滞后，缺乏市场竞争经验，国际竞争力不强，所以，当这些产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时，难免不敌强大对手的竞争，屡遭挫折和失利。这些行业只有在不断历练中才能逐步培育起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当然，即使是工业企业的海外拓展也将面临着许多不熟悉的情况，当涉及各种法律、政府管制、当地文化等复杂关系时，中国企业因缺乏经验而经受的风险性会明显增加。
在国际化过程中，科技进步和新兴产业的形成，特别是信息化、网络化和网络经济的加速发展，将会深刻影响世界的竞争规则。希望在电子信息和网络经济方面有新的实质性突破，是欧美发达国家的重要战略动向之一。我们可以看到，现行的竞争规则、贸易规则、政府监管规则（包括税收制度）等，都越来越难以适应高度信息化和网络化的经济活动。世界经济活动的实体形态正在从“原子型企业”越来越演变为“网络型企业（或企业群）”，而且，网络化的产品和服务形态越来越普遍。对原子型企业行为的监管与对网络型企业甚至网络型企业群行为（以及网络化产品和服务）的监管，显然具有不同的性质。这样，被监管的企业与实施监管的政府机构，都会面临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各种法律的和行政的规则体系受到极大的挑战。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又要求实现世界各国规则体系的一体化或者可相互“接轨”。因此，各国新规则的制定或现行规则的改变将受到其他国家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前些时候，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推出的过滤软件“绿坝”，之所以会遭到那么大的国际压力而不得不缓行，最后不得不由原先的强制安装改为自愿安装，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因为，旧规则的改变和新规则的制定都将对各国、各企业的竞争力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在产业的信息化方向发展中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总之，应对产业发展的进一步深度国际化和信息化所产生的风险，将是中国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大新课题。
7.财富创造与民生普惠的协调将成为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的重要政策取向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发达国家的一个深刻而难以解决的问题，即过度的社会福利支出成为沉重的负担，超越经济承受能力的社会福利损害了勤劳工作的产业文化，导致国家债务膨胀，产业国际竞争力减弱，例如，最近希腊所爆发的金融危机以至可能产生的“欧元危机”，反映了勤劳工作—福利保障关系的失衡，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推进，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中国似乎是另一种情况，即在财富创造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中，民生福利的改善却明显滞后。因此，不断增加民生支出将成为今后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此过程中，工业发展也将更注重财富创造和民生普惠关系的平衡与协调。这样的政策取向将对工业的成本—价格结构、技术路线选择以及竞争战略等产生重要影响。
五、结语
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在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表现出很强的应对能力和调整能力，不仅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导致的损失减少到最小，而且从逆境中崛起，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其中，工业发挥了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工业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中流砥柱；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工业经济将加快走上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并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领域之一。当然，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工业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显著表现出来，而且，由于危机时期经济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使得有些长期性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例如结构调整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一些领域中体制改革推进的迟缓也会对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工业发展进入了更强劲、更具进取性，同时也是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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