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和路径转变，而且也是一个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过程。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必须基于新发展理念进行新的制度安排，特别是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说，高质量发展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形成新的机制才能得以实现。
第一，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市场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其基础性的体制机制要求是，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所以，整个经济系统的价格体系的合理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这里所说的价格，不仅包括产品价格、服务价格，而且包括要素价格，即工资、利率、汇率等。而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取决于市场微观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之间竞争的公平性。在现实中，市场体系中存在各种类型的微观经济主体：私有和国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大型和中小型、本国和外国、单元性和网络性、实体性和金融性、自然人和法人、特许经营和自由经营，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微观经济主体具有不同的市场势力，相互间往往是很不对等的。如果不能达成各类主体“势均力敌”或权责相当的市场格局，那么，价格调节的实际后果是难以实现有效性和合意性的，这样也就无法保证实现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资源配置格局。因此，合理的价格体系和有效的价格机制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因素之一。
第二，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和价格体系的合理性，取决于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只有当产权边界明确、产权安全可靠、产权权能有效、产权交易便利，价格机制才能有效发挥调节经济的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说，健全的产权保护制度，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保障。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产权关系同生产及消费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生产活动和消费享用及其影响，往往是会超出产权边界的，即产生“外部性”和“共享”性。此时，能否发挥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和合意性，以及如何在特殊产权关系条件下构建能够使价格机制发挥调节作用的制度，就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必须完成的创新工程。所以，促进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尽可能“放开价格”，而且需要构建各领域特别是特殊领域的有效交易制度。
在经济学理论上，产权和交易是高度相关的，其相互间的关系及实际的制度安排决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而交易成本对经济发展的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尽管实践中难以做到交易成本为零的制度安排，但最大限度减少交易成本，因而使产权关系更有效发挥作用，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方向。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运行较高的交易成本是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也是导致经济发展质量难以提高的重要障碍。
以上两点表明，进入新时代，不仅没有否定市场经济关系，而且是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形成并更加依赖于更高质量即更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交换性所要求的权属性生产和消费将更为有效；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享用性将提升到更高水平，享用的范围从个体权属，扩大到群体共享性（公共服务）、环境质量（生态环境保护），以至体现享用的包容性和平等性的更广泛领域。这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个体（私人）权属性与公共权属性的结合和协调。总之，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更加有效的市场体制机制，更好体现市场经济的交换性和享用性的高度协调。
第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市场调节机理的基础是工具理性的主导，尽管在完善的市场制度下市场调节是很有效的，但并非在所有领域都能确保“市场最了解”，因而表现为“市场最正确”。也就是说，在一些方面和领域，特别是当经济发展涉及深刻而广泛的质量方面时，市场可能“难以了解”，具有盲目性，因而可能发生调节失灵的现象。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说，新时代生产和消费质量水平的提高，对公共权属性机制以及非权属性享用的保障（例如良好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政府必须在对市场的治理规制、进行重大规划特别是区域规划、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调节收入分配、构建社会安全网和援助弱势群体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上述这些方面也都直接体现了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和治理手段。
当然，一个事物总会有其两面。如上所述，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政府的不当或过度干预又可能导致市场运行交易成本提高，因而成为损害发展质量的一个不利因素。所以，政府简政放权，增强居民的生活便利性和企业商事活动便利性，一直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努力方向，至今仍然任重道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国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还不是一个低交易成本的高质量的市场经济体，所以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和任务要完成。总之，政府发挥作用要体现为降低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而不是增加交易成本。
第四，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因，只有创新驱动的经济才能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学上说，创新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而且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其中，技术创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往往受到更大的关注。产业或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首先要有新技术的来源，这可以是外源性的（例如引进、模仿），也可以是内源性的（例如自主研发、边干边学）。如果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在现实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是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结合。当然，由于分析研究的需要，可以将创新的技术类型划分为外源主导和内源主导两种典型类别。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以往的发展特别是40年的高速增长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源主导的技术，表现为技术引进、招商引资、吸收模仿等经济行为。那么，当进入新时代，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国的产业技术创新将走怎样的路呢？过去二百多年，中国处于“落后的生产力”时代，今天，中国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尽管仍然是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但毕竟已经不再是落后国家，而且具有了许多其他国家所缺乏的特殊优势，“中国特色”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优势，至少是可以转变为中国优势。在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上，中国特色显然也是可以表现或转变为中国优势。
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到研发和产业化这一完整链条中最终进入技术产品的市场实现过程的关键环节。因此，人们常说，“企业是创新主体”。在上述分工链上，对于企业来说，大多数的高新技术都是外源性的，即企业必须从从事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部门（例如高校和科研院所），获得科技资源或成果。而从国家和国际角度看，企业可以获取的科技资源和成果可以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国外的，当然也可能是国际合作的。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对科技资源和成果的要求越来越强，能够多方面多渠道获得高新技术资源，使之成为本企业进行研发创新的活水源头，就成为一个关系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体制机制问题。因此，在新发展观中，以及在体制和政策安排上，“开放”的含义绝不仅仅是指国际贸易和投资，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开放性，实际上就是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同产业技术创新及企业研发和新产品产业化，各环节相互联通，形成合作机制的问题，即要以有效的体制机制来保障和促进科研成果的产生和产业化。总之，高质量的发展必须更好解决企业的高新技术“源头活水”问题。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性体制机制改革要务。
五、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特征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自然地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而一国或地区的高速增长的表现是可以统计方式（采用收入、产出或GDP等指标）量化比较的，那么，高质量发展的表现是否也能够以统计方式进行量化比较呢？对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核算统计时，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以交换价值数值即货币单位量替代使用价值量进行核算加总，从而获得以货币单位表示的产出总量及其增长数字，以此判定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这一方法尽管也存在一些技术性的困难，但其获得的核算统计结果基本上是可信的，可用于进行比较和判断。总之，以核算数据判定高增长、低增长还是中速增长，可以比较明确且通常是基本无疑议的。
但对“高质量”发展的核算统计和量化比较，情况就要复杂得多。本文以上提及的经济学通常所假定的“量—质对称”和“质—价对称”，在现实中往往是不存在或难以确保的。更重要的是，所谓发展质量，本质上就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有其客观性，也有主观性，即关于质量的某些判定取决于其同相关人的关系以及相关人对其的关切程度。而所谓“相关人”又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个体关切性（基于个体理性或感受）和群体关切性（基于集体理性或评估选择）又可能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就像很难精确判定不同人或者一群人的“素质”谁高谁低一样，也难以精确判定发展质量的高低。从理论上说，这至少涉及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关于发展质量，有些因素是可计量的，有些因素是不可计量的。对于本质上不可计量的因素要进行量化核算，只能采用替代性指标，而替代性指标只可能是粗略地反映实际，往往是数字越“精确”所反映现实的可信度反而可能降低。二是要将各种反映或替代性反映发展质量的主要数据进行加总使其成为可比较的单一指数，需要选择计量单位，还需要确定各数据值在加总数中的权重，这难以避免主观性的影响。三是对于质量的高低，不同人的感受往往是很不相同的，譬如对于温度这一环境质量因素，有些人认为20℃的温度质量高，有些人认为23℃的温度质量高，甚至有些人可能认为15℃最好。那么，如何判定什么是“高质量的环境”温度呢？而当涉及经济社会问题时，不同人对于“质量”的主观判断标准就更可能大相径庭了，例如，什么是“富足”、“自由”、“自主”、“幸福”、“公平”、“平等”？不同的人很难取得一致意见。
但是，对发展质量的统计核算和量化比较的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发展质量的水平高低是完全无法认定和比较的，只是思维方式须有所改变。如本文第一节中所提及的，迄今为止的主流经济学思维，主要基于物理学（机械）的隐喻，把经济体设想为一个因果关系确定的机器系统，机器中的每一个“原子”的行为目标都是理性确定的（最简单的假定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因此，这个经济系统的运行必有一个“最优”或“最大”目标值，现实经济越接近这个值就越好。虽然现代主流经济学也不否认这个经济系统会变化，甚至演化、进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生物学等引入经济学体系，并取得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形成新经济学派别或分支（例如，行为经济学或实验经济学）；甚至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思维的物理学（机械）隐喻已经不适应了，应改变为生物学的隐喻，即认为经济体不是机器而是生命体，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新生物时代”，“遗传”、“变异”、“进化”、“涌现”、“分布式系统”、“神经系统”等生物学概念所反映的现象，在现代和未来经济发展中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样的经济学研究尚非常不充分，完全不足以抗衡或取代主流经济学的主导地位。
可见，当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是一个社会行为方向的巨大转变，而且要有思维方式的适应性改变和引领性革新。尽管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方向，是一个具有相当模糊性的概念表达，其根本性质决定了其量值的不精确特征，但是，模糊性量值并非不可比较，在实际行动上也是完全可以基于对模糊量值的估量而确定努力方向的（即可以判断什么是更高质量的发展方向），而努力的结果也是可以进行量化评估的，尽管这种量化评估是难以高度精确的。这就像，尽管对人的“素质”进行量化核算很难以精确，但并不妨碍判定对提高人的素质所进行的努力方向。例如，卫生、健康、教育、研究、经历、文化、法纪等领域的工作对于提高全民素质的积极意义毋容置疑，而所有这些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可以进行量化评价的。因此，当进入新时代，转向高质量发展方向，也可以研发一套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核算指标，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及效率、质量、结构、安全、可持续等因素进行科学量化和指标化，作为高质量发展状况和成就的显示性指标。也就是说，尽管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非常丰富的因素，多维性是其基本特征，而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质量的含义也必将不断变化，因为作为发展质量根本性质的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和变化的，但在理论上还是可以对现阶段的发展质量评价因素进行量化归纳和指标体系构建，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评价工具。
当然，即使高质量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量化指标评估，但其实质同高速增长的显示性指标是不同的，人们对其的关切性也是有区别的。后者是以关注总量为主，前者主要是关注结构即各个分量及其相互关系。从经济学基本理论看，后者是假定交换价值（货币单位）核算量替代使用价值实际量，并假定两者高度正相关。而前者却是一个多重因素复合的指数化数值，其中含有本质上难以量化的因素，因而任何量化表达都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相当程度的偏差。这一差别恰恰反映了高速度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性差异，也反映了高速增长阶段与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同的时代特征和经济发展质态。由于高速增长阶段方向主要是经济总量扩张，更强调的是工具性价值；高质量发展阶段方向主要是结构升级和系统优化，更强调的是本真性价值，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前者往往表现为“锦标赛”似的竞争状态，你追我赶，快者胜；而后者却更需要“细工慢活”似的久久为功，稳中求进，恒优者强。人们对前者成就的感受更具有可直接计量性，例如，产出增加、收入提高、利润丰厚等；而对于后者成就的感受更具有权衡评估性，例如，生活质量、环境质量、主观幸福等。
高质量发展要求区域发展方式和路径的多样性。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突飞猛进”，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稳中求进”；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鼓励先富”，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人民共享”；高速增长阶段的关切主要表现为“GDP居首”，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关切“绿色环保”。基于这样的变化，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态势也将发生深刻变化。发展质量评价的一定模糊性，反映了发展价值的多维性和丰富性，并且其关切重点从物质成就表象层面逐渐深入到内在实质及体验感受上（外国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之“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这决定了各个地区的发展可以有多种路径选择，致力于发挥比较优势，创造各具特色的高质量表现。发展价值的多维性和丰富性以及各地区的地理差异性还决定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主体功能，并非GDP高速增长一条道。尽管对于高质量发展，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可持续的增长是必要的，而且是基础性的，但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优化目标则可以是“各显神通”、“各具特色”的。由于不同的区位、资源和历史条件，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规模必然会有差别，“高增长”和巨大经济规模（生产规模）并非是所有地区都可能达到的目标。但是，各地区特色可以成为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经济腹地的发展质量未必不如增长极中心地区，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经济密度较低）地区的发展质量未必不如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经济密度较高）的地区。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各具特点的多样性的区域格局和经济文化特色，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为形成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和路径，提供了各色条件和很大选择空间。高质量发展要求多样性，经济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基于发挥差异化优势，中国的巨大经济体正具有这样的特殊优越条件，各地区都有发展方向的很大战略选择空间，非常有利于支持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
可见，关于高质量发展评价比较的难点和指标体系构建的复杂性，可以形成重要启示：发展质量的内容所表现出的多维性和丰富性，要求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的高度创新性。系统性地创造发展优势，走符合实际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性特征。总之，中国经济“做大经济规模”的目标在高速增长阶段已基本达成，而“提升发展质量”已成为新时代的主导方向；高增长的速度目标可以表现为一元性，但发展质量目标则是多元性的。因此，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需要以新的系统性思维方式选择可行的发展战略，各地区可以基于自身实际追求丰富多彩的优越。
六、以全面性战略和现代化治理体系引领高质量发展
以上讨论表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就是多维性，表现在战略方向上就是政策目标多元性。因此，同高速增长阶段的战略思维不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维突出体现为全面性，许多重要举措往往要求“全覆盖”。而在政策目标多元化前提下，实现战略方向全面性，就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这一要求在现实中也往往成为难点所在。因为多个目标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即追求一个目标可能会损失另一个目标。当然，战略方向全面性，也绝不是没有主攻目标，不分轻重缓急。恰恰相反，战略方向全面性的实现，必须通过一定时期的主攻目标的按期达成来推进。
从理论上说，在现实世界中，获得任何成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经济发展更是如此。人类要争取或生产任何有效用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可能“不惜一切代价”。有时候，如果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达到某一目的，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宣示决心的姿态。西欧工业革命以来的近300年历史，无疑是人类获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历史。但“获得”也伴随着“丧失”，成就总是以代价换取。从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开始不久，其代价就开始显现。因此，关于工业化国家是进入了“黄金时代”还是“镀金时代”，在当年就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丧失了其他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这是否值得？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已经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即社会代价，他们指出：“对财富的追求产生了精致的文雅，使得生活更惬意，礼貌更完备，艺术更繁荣，但也把公民转变成自私的逐利之徒，摧毁了所有的共同体意识，引入了错误的价值观———从而埋下了道德失范的祸根，而这种道德失范既是国家衰败的标志，又是导致衰落的原因。”（彼得·盖伊，2016）。
从世界范围看，经济增长难以避免的代价至少表现为：生态环境破坏、收入财富分配分化、腐败现象蔓延、风险因素累积、社会道德败坏等。尽管这些现象并非经济发展本身所致，但却是高速增长时期难以完全避免的伴生物，世界各国很少有例外。因此，当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缓解和遏制这些反映了发展质量不高（劣质性）的现象，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紧迫性。可以说，这也是评价判断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标志。如果上述经济社会不良现象严重，而且，对其束手无策，那么，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高质量发展”的。
很受马克思赞赏的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亚当·弗格森曾经指出，快速的经济发展可能导致“共同体分崩离析”，财富的普遍增长并没有公平分配，精英集团成为既得利益者，大众的利益受到牺牲，这样一来，分工在一些人身上带来了自负和自私，给大多数人带来嫉妒和奴性。它是福音，也是诅咒，孕育着光明的发展前途，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在亚当·弗格森看来，经济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彼得·盖伊，2016）。
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强烈反腐败行动和正在进行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以及以遵守“八项规定”为重点的党政廉洁建设等，都是向着高质量发展转变所做的极大努力。就像高质量的生活体现为清洁卫生一样，高质量发展，当然必须体现为经济社会以至政治领域的“高清洁度”：生产清洁、环境清洁、政纪清洁、营商关系清洁、社会风气清洁。
很容易理解：与“清洁”同样重要的是“安全”。高质量的发展当然必须体现为更具安全性的发展，国家必须有能力将经济和社会风险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因风险失控而爆发危机。因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是权衡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没有自由就没有高质量的发展，而如果失去安全则一切发展成果都会化为乌有。所以，新时代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安排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要实现“宽松”与“管控”相协调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可见，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社会质态，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体现在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公平正义，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公平促进效率，以高效率实现包容性发展，才是真正的高质量发展。讨论公平正义超出了本文论题的范围，但指出高质量发展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却是不可遗漏的告诫。因为，如果失去公平正义，就根本谈不上发展质量，可以说，公平正义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底线，包容性是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本质特征之一。
发展质量的高低，最终是以经济发展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判断准则的，而美好生活需要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物质性要求，而将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所以，高质量的发展必须体现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满足上，而且人们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多方面的，更是“日益增长”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人的能力也越向全面化发展。高质量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满足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需要和要求。既然人及其能力的发展是趋向于全面和充分的，那么，实现高质量发展必然是一项覆盖社会全领域的伟大事业，而且是一个永远难以尽善尽美的永久持续过程。人民的一些需要满足了，又必然有新的更高的需要产生，永远不会达到完全满足的终点，因此，必须有更高质量的发展，而这也正是高质量发展永无止境的动因。
七、结语
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极大难度的重大挑战和艰巨任务。理论上如何认识，实践上如何应对，都面临一系列新问题。高速增长是由市场经济所具有的无限追求交换价值的工具理性所主导的，具有强劲的动力，可以并且确实取得了巨大物质成就，但也可能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当高速增长转向具有多维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再能够仅仅依赖于这种“单发”性动力机制，而必须实行具有全面性的战略，在各政策目标间进行权衡协调，以达到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合意目的，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和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以工具理性为动力的机制不同，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有更具本真价值理性的新动力机制，即更自觉地主攻能够更直接体现人民向往目标和经济发展本真目的的发展战略目标。这种新动力机制的供给侧是创新引领，需求侧则是人民向往。而进一步的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以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要形成和强化能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机制。从根本上说，这种新动力机制的内在要求就是市场经济工具理性与经济发展本真理性的有效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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