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稳中求进”成为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不仅从工业经济运行状况和增长态势看具有减速趋稳的特征，而且，工业发展的政策取向也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稳增长、调结构”。这深刻地显示，中国工业化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工业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因而，工业经济增长的走势、工业经济体制机制、工业经济政策的理念等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一、工业增长减速趋稳的态势基本形成
当前，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已经从过去一二十年的两位数高速下降到8%以下，这不仅已是一个趋势性事实，而且也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理论解释，即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实质性地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济增长率“下一个台阶”具有客观必然性。蔡昉（2013）认为，中国从2004-2010年已经度过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即2004年进入刘易斯拐点，2010年“人口红利消失”。相应地，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显著降低。根据估算，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将从2006-2010年的平均10.5%，下降到2011-2015年的平均7.2%，进而下降到2016-2020年的平均6.1%。据此可以判断，“从依靠人口红利取得高速增长，到因人口红利消失而潜在增长率显著降低，就表明了经济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从此以后，中国经济将在一个较低的稳态中增长。不仅如此，发展阶段的变化还预示着，驱动经济增长的源泉也要发生重大的变化。”刘世锦、张军扩等预计，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2015年前后降至6.5%-7.3%。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起逐步降低到2025-2030年的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预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2011-2015年为7.8%-8.7%，2016-2020年为5.7%-6.6%,2021-2030年为5.4%-6.3%（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总之，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均估算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显著下降的结论。
由于中国处于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增长所决定的。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工业经济增长均延续了2011年的回落态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比上年回落3.9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11.6%，二季度增长9.5%，三季度增长9.1%，四季度增速接近10%。其中，轻工业增长10.2%，重工业增长9.8%。工业生产增速放缓，超出了很多研究者在当年年初的预期。而从全年的走势来看，呈现出“先回落，再回升”的状况，即工业经济增速在8月份下降到年度最低点8.9%以后，开始逐月回升，到12月份达到了10.3%。但累计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全年基本上呈下降趋稳态势（见图1）。
与工业经济增长下行相应的是需求显著不足，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现象凸显。例如，据工信部对2012年钢铁工业运行情况分析和对2013年的展望，2012年，受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和财务成本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中国钢铁企业生产经营陷入低迷状态，钢铁工业进入转型升级的“阵痛期”。企业效益大幅下滑，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回落。2012年80家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35441亿元，同比下降4.3%；实现利润15.8亿元，同比下降98.2%，销售利润率几乎为零(只有0.04%)。2012年钢铁行业固定资产累计投资6584亿元，同比增长3%，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5055亿元，同比下降2%，增速明显回落(新华网，2013)。由于经济增速下行和产能过剩，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仅增长5.3%，增速比2011年回落20.1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下降5.1%。
不过，从总体上看，虽然2012年工业经济增速相比前几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仍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波动程度虽高于2011年，但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绝大部分年份（金碚等，2013）。可以说，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缓中趋稳，但仍处于相对较高的增长态势，并没有离开工业化阶段工业经济较快增长的基本走势和宏观轨迹。
中国之所以在工业经济增长减速中仍然能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是因为，虽然人口红利消失所导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但仍然存在许多支撑工业经济较高速增长的基本因素。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还远没有结束。因此，至少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将仍旧是第二产业；大多数地区的第二产业增长率仍将高于GDP增长率，也将高于第三产业（李钢，2013）。即使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的2013年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仍然同比增长9.5%（比上年回落2.1个百分点），高出GDP增长率1.8个百分点。其中，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2013）。总之，工业是“稳增长”的主要产业。
同样重要的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仍然存在对经济较高速增长尤其是工业经济较快增长的巨大需求和客观必然性。刘树成等许多经济学家均认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刘树成，2013）。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13）的研究表明，预计2020年中国人口规模约为14.5亿人，城镇化率将达到60%，每年将提高一个百分点，据此计算2020年增加约1.8亿城镇人口，年均增加2000万人左右。这些新增城镇人口每年将形成3800亿-5400亿元的消费需求。每年需要增加0.9-2.28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再加上需要增加其他公共服务投资。未来10年城镇化释放的投资消费需求大致能够拉动GDP增长3.5-6.8个百分点，取中间值估计为5.3个百分点。
总之，工业经济增长减速趋稳的态势基本形成，而工业化和城镇化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趋势性因素，仍然需要并支撑着中国工业将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尤其是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工业仍然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和很大的升级空间。中央政府确定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更将使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经济增长获得新的动力。
二、复原工业本性，实现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发展经历了最惊心动魄，也是最辉煌无比的时代。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中国经济走上了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空间豁然洞开，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也迎面扑来。在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中，工业是最大胆和步子最大最快的产业。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一路“领跑”，不仅领跑中国经济，而且领跑世界经济。尽管遭遇了2003年的“非典”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工业仍然强有力地牵引GDP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越一个又一个发达国家，到201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工业的出口竞争力显著增强，“中国制造”在全世界“攻城略地”，持续保持贸易顺差，获取了巨大外汇收入，使中国成为官方外汇储备最多得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空前增强。在各产业中，可以获得“头功”的无疑属于工业！
不仅如此，工业的发展还成为其他一切重大进步的条件和手段。在工业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支撑下，中国的修路、架桥、打隧道、建机场、造城市的能力，令世界惊叹。中国从一个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的国家，奇迹般地成为基础设施最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在有些方面甚至可与发达国家媲美，连美国也担心自己陈旧的基础设施与中国相形见绌。而且，工业发展也为民生事业包括环境改善奠定了物质基础。由于工业的发展，广大农村才有可能保持山林植被，蛮荒之地才可能成为人类可以到达和居住的地方。工业发展还不断孕育出现代服务业，例如，交通运输业、通信业、广播电视业、互联网等，无不基于工业产品的使用和工业技术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仅是实现科学和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而且是教化训练劳动者，形成现代产业文明的社会心理文化的主要产业。工业文明不仅是一切现代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而且是其精神基础，即工业精神支撑着各类现代经济活动的效率与品质。
当然，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巨大的成就往往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战争年代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20世纪60年代说“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中国工业以“血拼”的方式，迎接市场竞争的无情挑战，拒绝被强大的竞争对手“开除球籍”。今天，当中国用最短的时间让世界上最多得人口享受到工业化的物质成果时，也发现工业化的这一阶段正在翻过一页，传统的工业发展方式必须改变。因为，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显著，工业增长的资源成本和社会条件正在发生极大变化。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社会越来越无法容忍曾经被忽视的代价。
中国工业低水平扩张，盲目铺摊子的平推式工业增长方式遇到了极大障碍，但向各产业链的高处走，发展空间仍然极为广阔。目前中国大多数产业，包括各传统产业的“制高点”都不在中国，决定工业技术路线、控制产业核心技术、拥有最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基本上都仍保持在美欧日工业强国中。中国工业只有向着更精致、更清洁、更高端的方向攀登，以现代工业文明的科学精神，占据各个产业制高点，才能成为工业强国。
可以说，中国工业经济所经历的30多年尤其是21世纪以来，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期，度过了一个极度亢奋的时代。其实，这一时期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多遇的“黄金时代”，有专家称之为新兴市场国家“独一无二的黄金岁月”。美国学者鲁奇尔.夏尔马说，“2003年是世界前进道路上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这种好运气突然一下子传播到了几乎所有的新兴国家。”“2003-2007年，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从前两个10年的3.6%，翻番至7.2%，而且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掉队。”“这是世界所曾经历的速度最快、范围最广的井喷式发展阶段”（鲁奇尔.夏尔马，2013）。这一时代被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所中断。那么，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能再回到2007年以前的那种高增长，延续那个“黄金岁月”吗？
事实是，进入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世界和中国经济都难以继续保持那样的亢奋、“井喷”和“狂欢”。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将削弱，其经济增长放缓是必然趋势。从长期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看，以2012年15-59岁劳动人口首次出现下降为标志，中国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趋于减弱；受资源和环境承载压力不断加大的制约，长期以来过度依赖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持续，经济增长也因此趋于减缓。与此同时，正是因为劳动人口减少的趋势，保证就业稳定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趋于下降。工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也要伴随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放慢增长脚步。有研究表明，1982年-1997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3.6%，几乎是同期实际工资增长率1.3%的3倍，说明这段时期中国劳动力变得更廉价。有国外研究者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是美国的70%，而到了90年代中期，下降到只有美国的30%。但中国工资的增速自1997年以来迅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1997-2010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约为11.3%，显著低于同期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13.8%（李宏彬，2013）。
中国工业经济以极为亢奋的“短促突击”心态创造了井喷式增长的历史时期后，却令人始料未及地出现了近年来的增长率显著下行态势。并使大多数人不得不认为这不是周期性的失速，而是结构性减速，即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人们不仅从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要素比较优势的根本性变化上解释工业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而且，从世界各国经济战略调整和全球竞争格局变化的角度认识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减速的国际背景。例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行的“再工业化”和“重振制造业”政策，引起中国政府、工业企业和学者的高度重视。
尤其是，美国所提出的“再工业化”和“重振制造业”并非毫无根据的一厢情愿，而确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条件。例如，页岩气开采技术的突破和产量的迅速扩大，以及相应收获的大量页岩油，使美国能源自给率不断提高。2011年，美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下降到仅为5.6%。预计到2020年美国将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2020年，美国石油依存度将降至37%；2035年降为10~20%，基本实现能源自给。大幅度增产页岩气使美国成为世界气价最低的国家。每千瓦时电能的燃料成本低于0.17元（人民币），不到中国东南沿海燃煤电厂的一半。近3年，美国工业用电价仅为中国沿海地区电价的75%，比欧洲低50%。据预测，2025年之前，页岩气革命将使美国制造业成本下降1160亿美元，为美国新增100万个工作岗位。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极大挑战。这意味着，中国工业不仅廉价劳动力优势在减弱，而且在能源成本等方面的劣势将日益突出。
面临这样的形势，中国工业将何去何从？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工业负有为解决中国重大问题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就是说，没有强大和发达的工业，中国面临的几乎所有重大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安全问题都无法解决。所以，中国工业发展不仅“稳”是必要的，而且“进”更加重要。关键在于，工业发展必须是健康和可持续的。
那么，什么是工业的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其实，这并非是对工业的额外要求，而是工业本性的实质体现。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本性是“将原本对人无用的物质转变为有用的物质（产品）”，这就是“加工”和“制造”实质。所以，工业使得越来越多原本对人类没有价值的“废物”转变为宝贵的“资源”和有用的“产品”；将越来越多人类过去难以到达和赖以生存的地方转变为可以达到和居住的地方。因此，从人类历史看，工业社会是迄今为止最节约（资源利用效率最高）、最清洁（卫生水平最高）、最健康（人均寿命预期最长）、最安全（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最强）和生存空间最大和环境最优良的社会。自工业化以来，全世界已有12亿人口进入工业社会，中国工业化将使工业社会人口翻一番。
当然，工业发展中也会出现违背其本性的“异化”现象，例如，当工业技术水平不高、工业效率不足以支撑更清洁的生产方式的时候，盲目和无自律地发展工业，会产生严重的外部损害，尤其是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在创造有用物品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法处理并且有害于人的“废物”。从根本意义上说，最大限度地体现工业本性的发展方式就是工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所以，所谓“进”，就是要让工业复原其本性，消除或减少其异化现象，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以最小的物质、人力和环境代价，制造更多对人类有用和有益的产品和环境，为解决人类发展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安全问题提供物质技术条件，通俗讲就是“变废为宝”和“得心应手”，野蛮和掠夺式的工业生产方式将升级为文明的工业生产方式。
三、转型过程何以为“稳”？
对于“稳中求进”，可以有多层次的理解。现实的理解是，要避免经济增长的“硬着陆”，既不再追求两位数的超高速增长，也必须保持至少7-8%的年增长率，也就是要“稳住”增长率。同时，更重要的是实现“调结构”和“转方式”的目标。而更深刻的理解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客观逻辑和内在机理非常不同的阶段。形象地说，前30多年那种以亢奋的心态实现井喷式增长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已经过去，更加稳健的“中年”和“壮年”时代正在到来。在这样的时代，“稳”的含义将是：稳心态、稳政策和稳预期。
（1）所谓“稳心态”，就是必须力戒“急于求成”、“立竿见影”、“贪大求快”、“不惜代价”社会心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达国家200多年走过的工业化历史在中国被缩短为几十年的时间，可以称之为“压缩式工业化”，表现为井喷式的工业发展。我们看到，“快鱼吃慢鱼”、“做大做强”、“规模扩张”和“扶优扶强”是这个时代最有效的竞争方式和增长方式。在这种“跑马圈地”和追求“立竿见影”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急于求成、以大为傲，甚至是浮躁奢华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很快形成弥漫性社会现象和氛围。而当制造业生产能力极大增长使得市场更加趋向饱和时，再加之企业经营环境不够完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愿意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业生产和技术创新，而是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跑政府部门争取“优惠政策”，进行“资本运作”，追求“公司上市”，以至“套现创富”，力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成为亿元、十亿元、百亿元、千亿元企业，“进入全国500强”以至“世界500强”的行列。整个社会也将短期内就成为亿万富翁视为商业成功的榜样。这些企业发展的战略路径选择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综观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状况，如此注重立竿见影的业绩和迅速的规模膨胀，以及追求短期致富，必然导致削弱了扎实、专注、执著、精致的实业精神。可以说，这是30多年来中国工业发展所付出的“社会心理代价”，整个社会充满逐利现报的焦躁，缺乏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耐心。
纵观世界，决定各国工业化进程的有三个基本因素：要素禀赋条件、科学技术运用、观念文化特质。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首先发挥了工业化的第一个基本因素即要素禀赋条件，以丰富而低薪低社会保障的劳动力、广大而低价格的土地，以及较低的环境保护标准等，在改革开放的体制转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工业发展成就。而当生产规模迅速扩张，技术模仿取得普遍成效，从而成为世界制造业规模最大的经济大国后，科学技术的作用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技术模仿的空间将越来越窄，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突出。所以，当前，自主技术创新尤其是在核心技术上的突破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积累，成为推进中国工业化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除上述两个重要因素之外，更具长远和决定意义的则是，能否形成长期支撑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工业文明精神，尤其是现代制造文明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即决定工业化进程的观念文化因素具有更长久的重要作用。世界工业化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世界各国大都能完成由客观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工业化进程，进入工业社会；但是，其中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能够成为工业强国（强市），其长久的决定因素就是不同国家（地区）所具有的不同的社会观念和文化特质。也就是说，大体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各国就将不再有共同的发展方向，而是“各有各志”，“各走各路”，“各具特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发展前景的多样性，很少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工业化国家。因此，中国未来的道路和前途，将越来越取决于我们对待工业化的态度：是否有耐心？是否脚踏实地？是否专注精致？是否有持续不断的创新精神？是否具有社会责任心？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心理转变，是难以实现和保持工业经济稳中求进的发展态势的。
（2）所谓“稳政策”，就是必须力戒“仓促多动”、“过度刺激”和“无序补贴”的政府调控方式。当前，中国仍然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改革的任务尚未完成，所以，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之一。不过，如果以此作为政府政策多变、干预力度失度的理由，则无法实现稳中求进的健康发展方向。哈耶克说：“所有的经验都确证了英美经验所表明的结果：行政机构实现他们认为迫切的目的的热情，会使它们看不清它们的职能，而且还会致使它们认为宪法对它们的限制以及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在面对它们热情努力实现其所认为的最重要的政府目标时，都应当让路”（哈耶克，1997）。近20年来，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政策水平和能力的提高为世界所称道。但是，也总是难免求效过切，因而变动频繁，甚至仓促出台，力度失当，往往欲速不达、事与愿违。特别是当发生经济形势较大变动时，往往采取强烈的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增长下行时过度刺激，经济增长“过热”时过度紧缩；每当此时，往往迫不及待地实施行政性手段，即使能够达到调控的直接目标（例如制止经济下滑或冷却过热的经济），也难免留下严重的副作用和消极隐患。值得警惕的是，刺激性政策的累积性后果是货币存量的不断扩大，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到2013年4月M2余额高达103.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1%，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而2012年的GDP为51.93万亿元。也就是说，M2余额已经接近GDP的200%。尽管对货币供应是否过多有各种不同的分析意见，但以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所埋下的隐患总是一个很大的潜在风险。而且，继续以宏观经济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已经越来越趋递减。
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采用各种政策手段，强力进行招商引资，大举卖地借债，试图“一年一变，三年大变”。从表面上看，以各种“优惠政策”和“特殊待遇”，支持了来本地区投资的企业的发展，实质上是以各种政策性补贴，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必然扭曲企业行为，损害市场秩序，导致长期发展的负面效应。
（3）所谓“稳预期”，就是必须力戒“优惠竞争”、“寻租牟利”和“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由于骄躁的社会心理和不稳定的政府政策，企业和居民的预期紊乱，必然发生行为扭曲。例如，企业投资主要不考虑自身条件和竞争能力，而是以获取“优惠政策”特别是圈占土地为目标，“将计就计”式地“服从”和“响应”政府鼓励政策，实质是争取政府补贴；根本没有耐心进行扎扎实实的技术创新。这是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如居民购房，在政策多变、预期不稳的状况下，存在严重的“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的心态，或者是期望“我买之前价格低，我买之后价格涨”，而不稳定的预期往往导致非理性的行为。非理性的预期导致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极度扭曲，加之政府频繁的强力行政性干预，使房地产难以发挥有效的支柱产业作用，反而积累了很大的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特别是，对于政府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包括高技术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光伏产业，地方政府和企业在“优惠政策”和政府激励下，完全缺乏对未来的合理预期，以高增长时代的亢奋心态和乐观预期，爆发式扩大产能，忽视风险，结果往往导致恶性竞争、产能严重过剩，产品价格暴跌，企业亏损甚至破产。
纵观世界最优秀的企业，都具有稳健的心态和经营方式，特别是财务稳健和法律稳健。前者表现为避免投机和过高负债，保持健康的现金流等；后者表现为依法经营和规避法律风险，减少对政府和政策的依赖，以保持稳定的经营环境。而这样的素质正是中国大多数企业所缺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