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关于工业化的区域发展战略。在中国向工业强国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发展空间布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工业化的先发地区和经济增长极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圈。形成了若干具有较大经济实力的工业化前沿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等。内陆地区也有一些中心城市和经济区获得较快发展，但总体上滞后于沿海地区。尤其是，广大县域经济明显落后于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大都以农业生产为主，工业和服务业均不发达，农业现代化水平也不高。总体态势大体是较发达的中心城市和不发达的县域经济并存。可见，中国工业化所导致的经济“高地”和“低地”间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而且，高地和高地之间也有许多经济不发达的“洼地”。这是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突出表现之一。因此，中国未来工业化的最显著空间特征将是向三大经济腹地快速推进，这三大经济腹地是：沿海腹地、内陆腹地、县域腹地。沿海腹地是指东部沿海区域中的较不发达地区；内陆腹地是指中、西部地区；县域腹地是指广大的农村。经过3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中国不仅具有向三大经济腹地推进的必要性，而且也基本具备了可行的条件。一是具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资金和人力资源较30年前有了很大增长。二是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经济腹地相对不利的区位条件有了较大改观。三是企业家队伍已经成长起来，市场经营的经验和抗风险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四是中心城市的发展趋向成熟，开始从对资源的强“吸纳”性逐渐向强“辐射”性转变。例如，上海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效应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向长江中游地区的辐射效应都逐渐增强，资源吸纳相对减弱。中心城市经济能量的更快扩散将更有助于腹地经济的加快发展。
工业化向三大经济腹地的较快推进反映了中国工业化中期经济发展向增长的多极化、均衡化、一体化和内需化转变的趋势。首先，前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为数不多的一线沿海中心城市的强势发力，使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除了一些一线城市外，其他地区包括一般城市经济的发展均相对滞后。目前，这些一线中心城市开始出现过度拥挤和增长趋缓的态势，因此，未来15—20年必须形成更多的增长极，才能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增长。其次，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渐进式改革和级差式发展的重要特点，其后果之一就是不均衡性相当突出，引发出各种不平衡和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工业化的重心只有有序快速地向经济腹地大幅度推进，使三大腹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更快提高，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化。再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将形成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包括省域中心城市与更大范围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跨省经济合作和市场一体化，以及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只有在普遍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没有地方保护主义壁垒的经济“全国化”。以全国化的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才能实现中国这一大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后，只有从以中心城市开放为主而腹地经济相对封闭的格局，向三大经济腹地全方位开放的格局转变，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宏观结构转型目标。当前，中国经济内需（主要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腹地相对封闭而一线中心城市高度开放，使沿海中心城市同国际经济的联系比同腹地经济的联系更紧密，因此，庞大的生产能力同相对狭小的腹地市场相脱节，不平衡。所以，只有实现腹地经济的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才能真正奠定内需增长的基础。
第五，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就国际经济而言，中国工业发展不仅要遵守WTO所规定的自由贸易规则，而且要做好应对更严格的国际竞争规则的准备。问题是，我们的企业大多数并不熟悉国际规则，更缺乏国际经营的实际经验。尤其是，我们的企业组织结构更不适应于国际化经营，这导致了我国企业在国际经营中，一方面决策效率低，缺乏有效抓住商机的决断力；另一方面，又缺乏风险防范的决策安全性，往往因决策失误而招致惨重损失。因此，如果我们期望以更大规模“走出去”的方式，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必须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尤其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之更能够适应国际化的市场竞争。
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是一个意义深远但难度很大的问题。什么样的企业应该走出去？为什么要走出去？现阶段，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重要意义并不只是转移过剩生产能力，而是获取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资源，形成强大的国际产业链优势和渠道网络。也就是说，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最重要战略意图应是形成中国产业更强大的企业组织结构和全球供应链的国际竞争力。
五、结语
工业化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并且在其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各种结构不平衡现象的历史时期，本质上是一个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国工业化过程，一方面是西方工业化技术路线的延伸；另一方面也受到东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因此，中国工业化尽管在技术路线上同西方工业化没有实质性区别，但在体制机制上却有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既有中国改革开放尚未深化，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的因素，也有许多中国特色因素。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众所周知，在中国的体制下，政府行为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各地方间的竞争，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导致政府更倾向于用行政力量给市场加力，获得“辉煌成就”；同时减弱了社会对市场力量的平衡性，往往产生许多失衡现象。然后，又期望靠政府事后的逆市场政策来调整在政府事前的顺市场干预作用下形成的结构性偏差，往往是难度很大成本很高的。总之，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大多含有政府“好事做过头”的因素，结果往往过犹不及。所以，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求之不得的“好事”，例如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巨大的工业产能、很强的出口竞争力、大量的外汇储备等，在中国竟然成了“问题”！
政府管理固然重要，由政府组织“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特定条件下确实可以产生一些立竿见影的成效，但更根本、更重要的是必须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中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现象，从根本上说是体制机制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在高强度的政府干预下，中国30多年来的工业发展特别依赖于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特殊待遇”。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但不应成为长期政策原则，导致企业市场竞争异化为优惠政策竞争和“特殊待遇”攀比。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更有效的发展政策应是无歧视的公平竞争政策。因此，当中国工业化进入在30多年辉煌成就基础上继续向工业强国迈进的历史时刻，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又成为全社会最重要的关注焦点。
注释：
① 当然也有许多日本学者不同意将日本归为西方文明的意见。例如，有的日本学者将近代文明进程归结为西欧开创的单一文明时代，而将“二战”以来的世界现代文明归结为多种文明时代（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1989）。
②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低收入为人均国民总收入995 美元及以下，下中等收入为966—3945 美元，上中等收入为3946—12195 美元，高收入为12196 美元及以上（郑秉文，2011）。
③以2005 年的美国不变价格1美元=1国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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