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是彻底改变人类命运和世界面貌的三位一体历史过程，当前，全世界人类发展总体上仍然处于这一历史阶段。在《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一文中，笔者讨论了经济全球化演进史的三个时代，并论述了当前所处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即全球化3.0时代）的主要特征。①在这一世界工业化与全球化的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也将面临一系列新情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趋势。把握这些新情况、新趋势，对于各地区在“十三五”期间实现“更上一层楼”的发展和治理目标，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区域经济开放格局的深刻变化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世界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这是经济全球化从2.0时代进入3.0时代的显著表现。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融入全球化，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加速推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国际话语权显著增强。尽管迄今为止一些国家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上仍然扭扭捏捏，但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世界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市场不受中国经济冷暖的影响，这已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且，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和有意愿将中国排斥于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之外。因为，如果将中国排斥于全球市场经济的自由贸易体系之外，对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好处，甚至，对那些主观上可能还存有战略抵触意愿的（竞争对手）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中国经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在这样的世界大趋势中，中国经济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态势将发生深刻变化。其突出表现之一是，世界的工业化向欧亚大陆腹地及非洲、南亚、拉美等地区深度推进，中国顺应并且有力地推动着世界工业化的这一趋势，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加快改善经济全球化的互联互通条件，使得世界各国，也包括中国各地区经济的比较利益关系发生极大变化。首先表现为地理空间上的“远”“近”关系，以及交通运输及通信成本的“高”“低”比较，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中国经济以往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即沿海—内陆梯度发展关系将深刻变化。各地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所受空间距离的约束状况正在越来越呈现新的格局。也就是说，空间距离上的“远”未必一定就是经济成本上的“贵”，长距离交易的便利化可以为远程合作与供求连接创造有利条件。有可能形成国内及国际经济网络中新的枢纽区、经济带、增长极和交汇点。甚至在经济腹地区域（内陆地区）中“买全球、卖全球”，也将越来越具备物质技术条件和经济可行性。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新格局中，无论居于中国的哪个区位，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同全国其他地区和全球经济实现互联互通，争取更多地获益于“一带一路”战略，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发展，都不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
经济全球化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开放格局变化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长足发展将对产业业态和地区环境产生根本性的重大影响。各地区的发展除了仍然可以基于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传统优势之外，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运用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竞争力源泉。在现代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产业发展的三大基本要素——物质、能量、信息中，信息流动所受空间约束越来越小，作用日趋增强。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将显著增强地区之间的“平坦”性。交通高速化、产业智能化、城市智慧化、市场网络化和乡村互联化，将极大地拓展各地区发展的战略选择空间，更有助于实现人类“想象力的具象化”。有学者论证，实现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人们把梦想变为现实的能力”不断增强，“所谓创新力便是我们化想象的产物为实体的能力”。人类所生产的各种产品实际上就是实现信息具象化的载体。“创新力得以让我们灵活的大脑来创想，然后再把创意具象化，正是创新力使我们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②按此理论视角，由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将可以使“信息闭塞之地”不再存在，发挥想象力的思想网络不再受区域阻隔，因而各地区都可能在跨区、跨域、跨境、跨国间发挥想象力具象化的能力，实现开放式协同性创新，将区域发展推入创新驱动的轨道。
总之，当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新时代，工业化信息化向深度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基础设施条件日趋完善，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改变了经济空间的区域格局。
二、区域经济利益格局的演变
区域经济开放格局的深刻变化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市场竞争主体以及国家区域的利益关系发生极大变化。各不同经济体（国家、地区或企业）之间利益边界截然分明的状况逐渐演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我”的利益交织、相互依存格局③。例如，假设地区A的一个经济主体（政府、企业或公民）Aa在地区B投资了一个企业或项目Ba，就同Ba构成了直接的利益相关性。实际上，地区A与地区B以及Aa与Ba就形成了共同利益关系。如果地区A的经济主体Aa同地区B的经济主体Ba是同一或相关产业链的组成部分或相关项目，地区A与地区B以及Aa与Ba就构成了另一种更深入的共同利益关系。而如果Aa与Ba合作或合资，或者Ba单独，在地区C建立企业或开发项目Cab，则地区A、B、C，以及Aa、Ba、Cab之间就构成了多边共同利益关系。类似的关系还会发展到不同国家之间，形成国际利益共同体以至命运共同体。
当上述共同利益关系越来越普遍化之后，各地区及各国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疆域就变得犬牙交错、难解难分。各地区的利益边界从本地区延伸到其他地区，以至延伸到全国和全球，于是，形成域内利益、跨域利益和跨国利益相互交织的格局。一个地区的公民、企业和政府的实际利益不仅取决于本地经济，也受到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国家经济表现的影响，例如，任何经济主体如果参与了在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的投资，拥有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的公司股票、债券，或者在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的证券市场或产权交易市场进行交易活动，或者成为跨域产业链或跨国产业链的组成部分，则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状况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本地区或本国的国民利益；同样，本地区或本国的经济状况也直接间接地影响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国民利益，甚至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其身份认定都将成为非常复杂的问题。即何为本国企业，何为外国企业，或者何为本地企业，何为外地企业，都难以绝对划分，而取决于属类认定的定义，如，是按企业注册地，还是按企业股权归属，或者按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国籍（户籍）来认定。
如果再仔细观察各种产品的复杂“迂回”生产过程，就可以看到，在生产分工高度细密的全球化经济网络中，每一件产品的生产都变得极为复杂，甚至没有人知道有哪些国家和企业参与了生产。例如，“人类每年要制造几十亿支铅笔，但没有人知道自己要如何制作它。只有少数人知道如何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菜籽油与硫氯化物和硫化镉结合起来制成粉色的橡皮擦。有些人将石油转化为光滑的漆皮所需要的石蜡。还有些人知道制作系纸袋的细线，以便能将在斯里兰卡开采出的石墨顺利装船。制作铅笔需要的材料还有很多。即使是制造铅笔这样简单的物品，也需要一个巨大的网络”④。因此，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全球价值分工体系下，传统的国家制造已经转变成‘世界制造’，‘无国界生产体系’逐步形成”“全球产业链作为一种组织和治理力量，已经牢牢将各国‘虹吸’至‘世界进程’中”⑤。
在这样的区域利益格局中，以更加开放的方式参与区际和国际合作与竞争，成为各地区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意味着，过去所定义的区际或国际“可贸易产品”与“不可贸易产品”分类也越来越失去了绝对意义，出现了“不可贸易产品”（例如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贸易化现象，形成不可贸易产品的区际竞争和国际竞争格局。
由于国际和区际利益关系格局的极大变化，产生一系列新情况、新现象，产业竞争与合作的行为和方式也必然发生极大变化，这就必然导致原有的竞争规则、贸易规则和政策的不适应，需要以新的制度、规则和政策来应对新情况。
三、国际竞争规则和区域政策的变革
人类发展史上的经济高速增长现象仅仅出现在工业革命以来二三百年的工业化时期，所以，经济高速增长实质上是工业化现象。而工业化的根本逻辑是：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过程，通过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和“大众消费”，实现物质财富的大规模创造和积累。所以，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和国际贸易的增长相互促进是工业化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样，“自由贸易”就必然从国内走向国际，即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工业化的必然现象。从经济理论上说，自由贸易可以实现各参与国的比较利益，因循“帕累托改进”的路径得以发展，即在不损害其他人（国家、地区）利益的前提下，使得一些人（国家、地区）获得利益，从而向着全球福利最大化的方向发展。
但是，在现实中，这样的纯粹经济理论的推论往往并不成立。因为，自由贸易绝不可能是完全的“自由放任”，而总是在一定的贸易规则和竞争规则中运行。而在利益关系上绝对没有偏向，或者绝对利益“中立”的规则是不存在的。任何贸易规则或竞争规则（以及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等）都会对各国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有利而对另一些利益集团不利，即使对各利益集团都有利或没有人受损（严格满足“帕累托改进”的条件），也总是会对一些利益集团更有利，而使另一些利益集团获益相对较少，而获益相对少些的利益集团就会有强烈的受损感或被剥夺感，即使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受损（而间接受损则是非常难以评估认定的）。因此，国内经济政策及其国内利益平衡与国际贸易规则及其所涉及的国家间利益平衡之间处于极为复杂的状态，一国获益不等于一国内大多数人都获益。于是，当经济全球化进入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卷入世界工业化洪流，而且，各种要素和商品在地区间和国家间的大规模高速流动，使得竞争过程的利益损益和“利益纠缠”现象错综复杂。加之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一方面，确如持乐观态度的人所说的，“网络革命正在彻底地改变着我们”“互联网不仅让我们的联系更加紧密，还让我们之间的竞争环境变得更加公平”。在互联网无所不在的现代社会，“人类网络已经变得更具有深度和广度，而网络本身比所有独裁者都强大”⑥。而且，互联网将使经济关系进一步“去中心”“去等级”，分布式平等化现象将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在互联网的支持下，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本质将得到更大彰显。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复杂的贸易和竞争关系，也使得各种利益的平衡愈加困难，社会风险增大，而且，关于什么是“公平竞争”的理解也更具认识分歧。一些过去合理和有效的规则和政策，也可能由于形势的变化而变得不合时宜，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贸易规则和竞争规则的改革势在必行。特别是，被认为是竞争过程中的非平等或非“中立”现象或行为将受到国际竞争规则越来越严厉的禁止或限制。例如，一些国家正在设想制定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无论其主观动机是否正当，无论其最终能否被各签约国批准实行，都已显示了国际贸易规则面临改革的动向，即实行“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制度”。而所谓“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制度”，实际上就是更严格限制或禁止不平等或非“中立”的竞争地位，其中包括对环境保护与劳工权益标准的强调以及对知识产权的更强保护等，以体现竞争的公平，并对政府干预或参与行为（包括国有企业行为）进行限制或规范，实现竞争规则的中立性原则（竞争对手间的市场地位平等）。当然，什么才算作“公平”或“中立”，是非常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制定和实施这样的新规则绝非易事。即使制定了新规则，是否能严格执行，也是一个问号。不过，进一步深化国际贸易和国际竞争的规则的确是大势所趋，一方面要坚持国际“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以更为复杂细密和所谓“高标准”的规则来监管贸易行为和贸易主体，甚至涉及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领域。因此，国际贸易规则的进一步深化，将涉及越来越“敏感”的国家内政问题，引起许多争议，不仅是不同国家间的争议，而且在各国之内（各利益集团及各政治派别之间）也会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不过，尽管具体的意见主张不尽相同，但国际贸易规则和竞争规则的深化细密和调整变革，则是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必然现象。
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当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当区域间和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化时，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至你我难分的利益纠缠中，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一系列共同的难题。例如，如何避免过度的国家间税收制度竞争?如何进行国际税制协调？通俗地说，就是面对全球配置资源的跨国企业和可以在全球“选择和安排身份”以至安排和选择纳税地点（国家）的全球企业、“世界人”，各国政府如何征税？其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在全球化竞争格局下，可流动要素对不可流动要素的相对优势将越来越显著，其中也包括不可流动的征税主体（政府）对可流动的纳税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相对劣势。再如，各国政府如何共同合作，以应对各种难以由各国单独解决的世界性问题，就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国际贸易和竞争规则的改革，以构建更为合理有效的经济全球化秩序。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客观现实和世界趋势，2016年，在杭州举行的20国首脑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称各国首脑和政府来宾为“同事们”。
实际上，这一国际问题在国内的地区间也明显地存在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地区之间也存在税收以及各种特殊政策（优惠政策）的竞争。各地都倾向于以尽可能低价格的要素（例如土地）和政策优惠（减免税费和提供补贴），增强对可流动性要素（例如外资、央企和民企）的吸引力。在区域发展政策上，这可以称为“特区时代”或“特殊政策时代”。而进入全球化新时代，这种区域政策取向的局限性将越来越突出，区域政策和竞争政策也将进入规则深化的新时代。这可以称为“自由贸易区时代”，其基本理论逻辑是：减少特殊政策，增强政策普惠性和公平性，尤其是要实行以商事便利化为主要内容的自由贸易政策，通俗地说，就是无歧视地一视同仁。自由贸易政策的精神是公平竞争，避免非“中立”竞争，而不是依赖于特殊政策和差别化政策来牟取政策性利益。当前，各地区也正在探索更为合理有效的区域经济规则和政策安排。
特别是，当经济全球化的贸易规则进一步深化时，中国经济的整体对外开放度将进一步扩大，区域经济越来越深度地融入全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所以，国内各区域间的政策安排也必须与之适应，即所有的贸易规则、竞争规则、税收制度、监管规则等都要与时俱进地实现区际和国际接轨。这样，经济活动才能在公平环境中畅行无阻，释放活力和增强竞争力。很显然，这是各地区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的新情况。要以创新的思维、开放的理念，推进改革，形成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有效制度和政策安排，保证区域经济的公平性和可持续发展。
当必须以新的区域政策思维取代原先有效但现在正逐渐过时的区域政策思维时，人们往往产生不适应感，甚至是难解的矛盾心理。例如，为形成适应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国际和区际贸易关系，我们必须从过去的以特区特政为标志的区域政策取向，转向以自由贸易区为标志的普惠政策取向，前者的基本性质是“给特殊政策”，后者的基本性质是“无歧视政策”。过去，各地方政府的主要作为是竞相争取设立“经济特区”“高新区”“开发区”和“综合示范区”等，一言以蔽之，都是以“差别政策”构建区域优势。而现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则是要实行没有差别（非特殊、无歧视）政策的原则。不过，在特殊政策取向的区域发展路径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取向的区域发展路径的过程中，往往也需要有“试点”或“试验”，因此，国家批准了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有更多的地方也希望被批准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其基本的政策逻辑是：既要搞“试验区”，又要不给特殊政策（自贸区政策必须是可复制、可推广和普惠性的）。于是，在争取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前以为中央总会给一些特殊优惠政策的地方，当被批准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后，就感觉自贸区似乎没有什么特殊政策“含金量”。那么，没有特殊政策“含金量”的自贸区建设可以试验什么呢？这一困惑正反映了区域经济政策取向转变过程所面对的挑战。应对这一挑战，更需要改革和创新精神。也就是说，各地区必须探索如何在不依赖特殊优惠政策的前提下，提升本地区的产业竞争优势和发展水平。
四、产业吸引和区域价值的政策抉择
笔者曾在《论中国产业发展的区域态势》一文中提出过关于在各地区发展中产业竞争力与区域价值的关系问题⑦。从理论上说，各地区的产业发展与区域发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两者相辅相成。但是在现实发展中，它们又确实不是同一回事。因为，两者的主体与价值准则是不完全相同的。产业发展是企业本位，而区域发展则应是居民本位。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发展并没有区域限制，除非其所有者是地方政府并直接为地方经济服务，绝大多数企业在区域间是可移动的，哪里更有利就到哪里去，这是企业本位的“理性”。但对于一个地区，一般来说，只有在本地发展的企业才有直接的区域价值（创造就业，提供税收），企业离开了就失去了对本地区的直接价值。所以，产业发展的逻辑是“有志企业四海为家”“良禽择木而栖”，而区域发展的逻辑则是“本地价值优先”“能创造本地区域价值的企业才是值得欢迎的”。因此，每个地区都会考虑各产业发展对本地区的价值贡献，而不能仅仅考虑是否对企业竞争力有利。但是，地区的产业吸引力和支撑力恰恰又必须表现为要使落户本地的企业能够具有竞争力，即迎合“企业竞争力优先”的产业发展逻辑，否则企业不会选择留驻此地，总之，企业可以“用脚投票”。这一问题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很复杂的区域产业发展关系及政策抉择。例如，地方给企业提供低价格的土地和各种政策优惠，是否能获得预期的地方利益？如果以地方利益的付出换取产业留驻，会不会有利（或有损）地方尤其是当地居民的现实利益和长久利益？如果产业发展依赖于开发地方（矿产）资源，那么，企业利益与地方利益是否能平衡和协调？一旦所开发的（矿产）资源枯竭，地方经济的未来发展和民生改善如何持续？如果再进一步考虑环境保护及当地居民生活质量，问题就更为复杂。因为，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越的生活质量会成为吸引和支撑优质产业的重要因素，因而成为区域竞争力的基本要素之一。但另一方面，强调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往往意味着较高的工资水平和生产成本），是否会影响企业竞争力，削弱企业留驻的吸引力？总之，各地区吸引和培育具有竞争力的本地产业同提升区域价值的关系将更为复杂，这也是各地区产业发展（例如招商引资）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取舍抉择。
同这一问题直接相关的另一个社会敏感问题是：所谓区域价值是如何体现的？如果一个地区的产业吸引力强，生态环境好，公共服务到位，居民生活质量高，当然就会表现为较强的人才和人力资源吸引力。而当人口向该地区聚集，就会表现为土地价格（地租）上升，于是，房地产价格也会上升。那么，按照这一逻辑推论，高房价是否就成为区域价值的重要表现之一了？确实，一般来说，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房地产价格也较高；人口密集度较高地区的房地产价格通常高于人口密集度较低地区。土地价格高，地方政府的涉地收入就高，政府财力增强了，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就可以提升。所以，地方政府希望土地高增值，并非不可理喻的恶意或恶政。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府致力于提升区域价值的一切行为以及地区经济繁荣的后果，都可能体现为房地产价格的上升，除非以更大规模的土地供应来“对冲”（向中央要求更多建设用地指标，加大更多土地供应），但这在现实中未必能做到，地方政府也未必愿意这样做。
当然，从理论上说，也可能会有这样的逻辑：如果房地产价格过高或上涨过快，就会增加地区的产业成本，不仅租金上涨，而且会推高工资水平，从而增加企业用人的成本，降低企业的比较成本优势。所以，房地产的高价格对实体产业具有挤出效应。不过，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挤出效应是广泛性的还是筛选性的呢？前者是指，房地产高价格损害了所有产业或大多数产业的竞争力，对它们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可能导致地区经济的整体性衰退，不利于吸引企业留驻；后者是指，房地产价格上升对一些企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使之难以生存而不得不迁出，但却没有超出另一些企业的承受能力，这类企业只要能够提高技术和效率水平，就可以留驻在该地区以求转型升级发展。面对这样的筛选性挤出效应一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可见，地区（通常是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是良性还是恶性，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取决于幅度和速率。房地产价格过快上升产生广泛性挤出效应，显然是不利的，这可能会从根本上损害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吸引力）和区域价值，实际上是挤压透支了本地产业的长远发展空间。反过来，如果房地产价格持续性地显著下降，也绝非好事，这表明区域价值的下降以及产业和人口吸引力减弱。所以，产业竞争力与区域价值良性关系的理想表现是：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人才吸引力提高，房地产价格稳中趋升，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逐步改善；同时，筛选性挤出效应促使优势产业替代劣势产业，促进地区产业逐步升级，劳动生产率和产业附加价值水平不断提升。由于企业不断提高效率和技术水平，更有能力雇佣高工资的劳动力，推动当地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很显然，要实现地区产业发展和区域价值提升这样的优化路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政策水平。明智和有力的政府，是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值得重视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不仅产业竞争力的比较是国际性的，区域价值的比较也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尤其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都市，其竞争（竞赛）对手不仅是本国其他地区（城市），而且是拥有同类（可替代）产业的国外（或境外）的同类地区（城市）。如前所述，区域价值往往表现为区域房地产价格水平（这是指持续性的价格水平，而不是因非理性投机所导致的价格畸形波动），不同的产业适应于不同的区域房地产价格。区域房地产价格对于国际化产业的吸引（挤出）效应和筛选效应，与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密切关系。过高的尤其是上涨过快的房地产价格即使在短期内反映了较高的区域价值，但也可能因其挤出效应而损害长期区域价值；反之，过低的甚至是人为压低的房地产价格（以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短期内可能具有对国际产能的较强吸引力，但由于其较弱的筛选效应（饥不择食，来者不拒），很可能导致“劣者驱逐良者”，损害其长远的区域价值。
五、产业文化凸显为影响区域发展的更重要内在因素
产业竞争力与区域价值的关系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即产业发展如何同区域文化相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首先表现为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地区产业发展。笔者曾在《建设制造强国需要耐心和意志》一文中指出，现代产业发展主要取决于三个基本因素：资源、科技和文化⑧。其中，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长期发展中所积淀而成的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以及习惯倾向。文化因素对工业化前景具有基础性、长期性影响。在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各国工业发展的路径大同小异，表现出“标准型式”的增长路径；但到了后期，各国工业化表现各异，几乎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其最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即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工业化道路的多样性。产业发展“三原色”——资源、科技、文化，绘就了不同工业国家各具特色的缤纷画面。同理也可以理解区域间的产业发展差异及不同前景。
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国情以及突出特点和优势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具区域特色，而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化，已拥有门类齐全的生产体系和庞大的生产规模，不乏发展潜力。中国各有特色的区域具有产业文化的极大丰富性。当前，中国面临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任务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中国各地区的资源条件、发展阶段、文化特性等具有极大的多样性，有条件发展各种类别的产业聚集区，占领更多产业的技术制高点。同时，追踪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前沿，紧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步伐，中国也具有一些特殊的优势条件。因此，中国有条件可以争取到本世纪中叶使传统制造业和高科技制造业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制造强国和现代产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总之，区域间的产业文化多样性和深厚性是大国产业发展的特殊优势之一。
在整体上，无论从资源条件、技术可得性、市场需求空间看，还是从实利倾向（发展动机）、储蓄倾向（资本来源）等方面看，中国都不缺乏发展现代产业的有利条件，至少并无不可克服的障碍，关键的问题是：各地区在发展各类产业时是否能同本地区的产业文化相吻合，或者是否能经过不懈的努力，形成更有利于某类产业发展的区域产业文化优势。
依据竞争力经济学理论，一个企业或一个地区的产业核心竞争力最终取决于某种不可交易、难以模仿、不易培育的优势因素或特质。而在资源、科技和文化三个基本因素中，文化因素更具有明显的不可交易、难以模仿和不易培育特征。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其全部历史所经历的过程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积淀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性，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习俗和行为，进而决定产业发展的地区特色（优势或劣势）。当然，经济全球化也是一种经历过程，也会以一定的方式积淀在各（开放型）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因素中。所以，各地区的现实文化特性中大都包含着本土文化因素、植入（移民）文化因素和全球化文化因素三方面的内涵，地区产业文化是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混合体或杂交体。尽管各地区在不同程度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化文化因素会不断加强，但是，具有长久历史渊源的本土文化因素和曾经遭遇的植入（移民）文化因素仍然会如基因一样长久存在，影响深远。
深入观察中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不难发现其各具特色的产业文化特质，各地区产业发展必然会受到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的深刻影响。例如，具有采掘业发展史的地区、具有制造业发展史的地区，以及贸易发达地区、金融（借贷）经济发达地区等，其形成的优势产业类型往往可能是很不同的，而不同文化特质之间的转化往往是很艰难的，硬性的文化模仿难免会“东施效颦”。当然，文化特质也并非绝对不能改变，“文化变革”是有可能发生的，尤其是全球化文化因素具有较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改变着文化演进的方向。一个地区开放程度越高，全球化文化因素的影响越强。而且，随着植入文化因素和全球化文化因素的介入，尤其是在先进技术和更高生产力水平上，各地区的本土文化因素也必然发生演化变迁。因此，当中国进入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工业化深度推进时，各地区应正视和深入研究本地区的产业文化特质及其演化态势，确立符合自身特质的产业发展方向，这可以取得顺势而为的效果。同时，也要顺应现代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大趋势，引导和实现区域产业文化的变革与演进，例如，培育创新文化、守信观念、竞争意识、合作态度、开放心态和工匠精神等，使之更有利于增强地区产业竞争力和提高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当然，如前所述，文化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时间跨度通常远远长于资源配置和技术结构的调整过程，往往是以代际变化为特征。因此，当经济全球化进入新时代，工业化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一方面，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和技术变迁的决定作用更趋增强，即区域竞争力的可交易性因素在更大范围内广泛显现；另一方面，产业文化将凸显为影响区域发展更根本、更深刻的内在因素，即区域竞争力的非交易性因素在更广深度上发挥实质性作用。
总之，当世界工业化进入全球化新时代，各地区的对外开放格局将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区域利益关系格局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导致国际贸易和竞争规则以及区域政策的变革，在此条件下，各地方政府在发展产业和提升区域价值的关系上面临政策抉择。而在影响区域产业发展的诸因素中，文化因素将日益凸显，深刻地决定着各地区产业以至整个区域发展的长远走势。因此，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未来前景取决于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新形势、新挑战中，能否在产业文化深度上实现从资源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这将是一个累积性过程（专注性优势与连续性创新）与变革性过程（适应性转型与颠覆性创新）共同作用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不仅是一个物质技术过程，更是一个人类发展的文明演进过程。
注释：
①我们可以将自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之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称为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或经济全球化1.0时代；20世纪中叶直到当前称为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或经济全球化2.0时代。当前，世界正在兴起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经济全球化3.0时代。中国在经济全球化1.0时代国运衰落，在经济全球化2.0时代寻求复兴，必将在经济全球化3.0时代占据重要国际地位，发挥影响全球的大国作用。（金碚：《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
②［美］塞萨尔·伊达尔戈：《增长的本质：秩序的进化，从原子到经济》，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72和第208页。
③金碚：《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
④⑥［美］杰夫·斯蒂贝尔：《断点：互联网进化启示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4、197 页。
⑤ United Nations,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2013. 转自杨继军、范从来：《“中国制造”对全球经济“大稳定”的影响——基于价值链的实证检验》，《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⑦金碚：《论中国产业发展的区域态势》，《区域经济评论》2014年第4期。
⑧金碚：《建设制造强国需要耐心和意志》，《人民日报》2015年9月9日，第7 版。
作者简介：金碚，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北京100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