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尽管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仍是主题，但其内涵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一个曾经十分贫穷、生产力低下的国家，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以其巨大的生产能力，在地球上踏上自己的巨大“足迹”，让整个世界因此而面貌大变。与此同时，中国这一体量庞大的经济巨人，也将面临人类发展的终极问题：要让自己唯一的国土家园变得怎样？以至要让“地球村”变成怎样？我们可以称之为“巨人之惑”：当人类发展成具有超级能力的种群之后，自己的生存和延续却反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强大的人类是否正在破坏自己的生存之地？
长江经济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至今已成为中国发展最先进、经济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正如一条经济巨龙，首当其冲地面临“巨人之惑”的严峻挑战。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不仅体现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所达到的水平，而且也凸显了所导致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当前，各地区都在从以“脱贫”为主要目标的发展阶段走向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的发展阶段。较发达地区正在率先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当前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必须做出的十分紧迫的战略抉择，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具有先行性，即其他地区也都将走上这一共同的道路，面临相同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绿色发展，其重点则是如何处理好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一、绿色发展理念触及人类发展的价值核心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实现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是人类发展最伟大的业绩，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其他历史事件可与之相提并论。但是，也正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巨大经济体，往往忘乎所以，陷入难以自拔的“巨人之惑”，甚至失去了人类理智，即被极端的工具主义所湮没，忘记了人类发展的原本价值和目的，发生了“手段”与“目的”颠倒的现象。
人们欢呼工业革命和各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将工业化迅速推进的时期称为人类发展的“黄金时代”。连对资本主义持最彻底批判态度的马克思都高度肯定资本主义曾经发挥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肯定其创造财富的巨大历史贡献。但是，对于工业化的批评和诅咒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认为那不是“黄金时代”，而不过是“镀金年代”，表面亮丽辉煌，其实内藏苦难和龌龊。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在问：工业化是值得的吗？年轻的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一书中写道：“工业革命找出新方法来进行能量转换和商品生产，于是人类对于周遭生态系统的依赖大减。结果就是人类开始砍伐森林、抽干沼泽、筑坝挡河、水漫平原，再铺上总长数万公里的铁路，并兴建摩天大都会。世界越来越被塑造成适合智人需求的样子，但其他物种的栖息地就遭到破坏，这让它们迅速灭绝。地球曾经是一片蓝天绿地，但现在已经成了混凝土和塑料构成的商场。”①那么，经历了工业化，并且还将继续在全世界更大范围推进工业化，人类是否真的更幸福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工业化是否能使大多数人更幸福了？这是一个人类发展的难解之问：人类所做过的所有创举中最伟大的一个事业即工业革命或工业化，是真正有价值的吗，或者根本就是得不偿失的？经济发展就是人类发展吗？②
正是面临这个人类发展之问，人们希望以绿色发展作为其求解之答案。绿色发展或绿色增长作为一种观念或思潮，最初是对导致了资源及生态环境严重问题的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逆反，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世界进入了所谓“石油时代”的那个时期。当时主要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主张，一是主张经济“零增长”，即以停止经济增长来维护人类生存所不可缺少的资源和环境条件。二是主张以“中间技术”（既区别于传统技术，也区别于现代大工业大机器技术的适用技术）代替以化石能源消耗为特征的大工业大机器生产方式，也包括主张大力推行“绿色农业”技术，力求不使用化石能源、化肥，以及化学农药等工业品作为农业生产的手段，以避免环境污染。这些主张有其合理性，但半个世纪以来并未被普遍采纳，以大工业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大规模工业化，仍然是大多数国家为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强盛所选择的道路和模式。其实，与其说是各国“选择”的结果，不如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尽管许多有识之士预见到，如果忽视生产污染和放任无节制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导致的严重后果，并大声疾呼，但人类仍然不得不吞下苦果，因为，在那个年代，贫穷是最大的敌人，为了战胜贫穷，即使是苦果，也不得不食以果腹。
以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为特征的工业化强有力地推动了技术进步和经济现代化，但其强烈的工具主义倾向也导致了同人类发展的本原性价值目标相背离的不合意现象，所以，当进入21世纪，绿色发展（或绿色增长）理念又再次受到世界关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是这次绿色发展新理念、新模式和新道路的积极提倡者和实践者。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③。2016年9月颁布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设立了两大战略目标：到2020年，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创新驱动取得重大进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规模，培育形成一批世界级的企业和产业集群;到2030年，水脉畅通、功能完备的长江全流域黄金水道全面建成，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全面建立，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示范引领和战略支撑作用。
在一个地区性的发展规划中，将生态环境作为第一位的目标，摆在“压倒性位置”，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正越来越切身感受到人类活动“生态足迹”的破坏性后果。人类在自己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和巨大财富中似乎变得比自然界更强大，甚至以为已经成为可以“胜天”的巨人，可以实现“人定胜天”的愿望。其实，自然对人类肆意妄为的“胜天”行为的报复，绝非人类可以承受，人类在自己的辉煌成就面前很快就遭受“巨人之惑”的挑战：自以为富足强大，其实面临险境，更为脆弱。这就像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人类如果回答错误，就将死在怪兽脚下。因而发展行为的政策目标优先顺序必须进行重大调整。而且，这也是对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一个深刻反思和自省评价：认识到了经济发展并非无条件的，就是人类发展之福。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人类的生产活动总是首先体现而且永远不能脱离人与自然的互动，即人类生产活动不仅依赖自然环境，而且必然对自然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有些重大影响是不可逆的，破坏之后难以修复或还原。其实，作为生命体的演化，人类发展本身从根本上说也是自然演化的组成部分。人类依赖自然而生存和繁衍。而人类活动也对自然环境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大范围、纵深性地改变着自然界的面貌。如果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根本性破坏，实际上就是对人类发展釜底抽薪的伤害。所以，人类发展产业切不可忽视其对环境的影响。产业活动与环境保护（或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相斥、相容、相促。“相斥”是指，生产活动会严重破坏环境，如果要保护生态环境，就不得进行这样的生产活动，而如果要进行这样的生产活动，就必须付出很大的环境代价，即两者相互排斥，只能取此舍彼。“相容”是指，生产活动能够在一定的环境容量中进行，可以不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破坏，处于自然界可自我净化的范围之内，或者可以进行环境还原或修复，反之，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构成对生产活动的完全禁止，两者可以共存。“相促”是指，产业活动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环境改善，两者间是互利共赢关系。
导致这三种不同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物源性、技术性的，也可能是社会性的。物源因素是指，生产的物质性质，例如，用人力、畜力等作为动力，或采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作为能源，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影响。技术因素是指，生产流程和工艺及其先进程度，例如，煤发电是否采用脱硫等环保技术，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影响。社会因素是指，经济体制、管理水平、政策行为等，导致产业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同影响。
在现实中，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总是同时存在相斥、相容、相促的各种复杂关系，期间，物源、技术和社会因素都会发生作用。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以上三种关系及三种因素的关系，也会发生某种此消彼长的变化。一般来说，相斥性逐渐减少，相容性尤其是相促性逐步增强；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比物源性因素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长江经济带，正在发生这样的历史性变化。
二、成本竞争与环境友好的产业技术选择
生产活动原本是人类发展中的工具性行为，即通过生产活动，使更多原本（对人类）无用之物转变（加工制造）为有用之物，使原本人类难以居住和到达的地方变为（建设为）可以方便到达和宜于居住之地。目的与手段之间关系原来是朴素和明了的。但在人类获取巨大经济成就的时候，一些地方怎么反而会变得环境恶劣了呢？人们为什么要做同自己的初衷目标背道而驰的事情呢？
在经济发展中，产业进步的基本路径是沿着寻求和获得资源与实现物质转换（即加工制造）的低成本方向演化的。即尽可能用自然储量多、获取和加工比较容易的物质，以较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成本竞争；一项新技术能否被采用于大规模生产，也必须解决降低成本的问题，以达到其经济性要求，否则就无法被广泛使用。当工业化水平不高时，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往往更注重其成本竞争要求，而难以更多地注重其环境友好性，往往不得不以牺牲环境来获得成本竞争优势。此时，生产与环保之间的相斥性非常突出，将生产控制在同环境相容的范围内都得进行很大的努力和做出困难的抉择。权衡中往往“紧迫性超过了重要性”，其后果是产业的大规模发展导致地区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实际上是以很高的环境成本求得较低的企业生产内部成本，而环境成本的外部性却被在技术选择中降低了其重要性。也就是说，虽然从人类发展的价值准则看，环境保护是更重要的，具有根本性价值，但从市场竞争来看，产业增长所需要的企业生产低内部成本要求却更具紧迫性和工具理性意义。因此，人们以牺牲目的为代价，追求手段的更强大。后果是，手段更强大有力了，但离目标却更远了。目前，长江流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类活动已超过了生态环境的可承载度，必须进行生态修复，才能保护好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重要性”最终成为更大的“紧迫性”“目的”最终显示了高于“手段”的重要性。
就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而言，进行生态修复和提高环境保护标准实际上归结为两个经济学含义：一是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即生产企业必须承担全部的环保责任，因环境成本内部化要求而完全失去竞争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即企业无力承担环保责任）将被淘汰和禁止，因为那意味着得不偿失，事与愿违；二是采取环境友好的技术路线，或者发展本身具有促进环境改善的产业。前者主要表现为让具有较强成本竞争优势的产业，承担更多的环境成本，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成本竞争优势。企业（及产业）可以通过自我消化（降低利润率）和（或）转移成本（提高产品价格）来应对因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而导致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压力。后者主要表现为提高技术水平或改变技术路线，从而提高技术对环境的有利影响，降低以至消除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实现产业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对于像长江经济带这样的经济发达、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在进行成本竞争导向还是环境友好导向的产业技术路线选择中，有可能（实际上是更有能力）更倾向于致力后者，这意味着要以更大程度的原创性技术创新来提高整个长江经济带产业群的环境友好性，使产业与环境的相互促进成为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主要方向。因此，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发展不仅应率先实现向创新驱动增长模式的转变，而且应在技术路线选择上更注重环境友好性上发挥引领作用，为全国作表率。
值得注意的是，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结构具有较高的重化工业比重，也有不少环境污染性较强的产业，因此，无论是将环境成本内部化，还是转变为环境友好主导的技术路线或产业类型，都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解决“巨人之惑”不仅要靠巨人之力，更需要有巨人的智慧。
更注重环境友好性，也不是无视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而是要使产业竞争力更多地体现在其环境友好性上，使环境友好性成为产业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对技术先进性的更高要求，一般来说，只有在经济较发达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这样的高技术要求。长江经济带是中国最有条件率先转向这样的产业技术路线的经济较发达地区之一，最有条件以基于经济实力的“巨人之智”，解答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人之惑”。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的激励相容
人类经济发展的目的是，通过与自然的互动，使自己能够生活在更安全、更适宜、更富足、更愉快的环境和状态中。这是产业发展的价值目标，即本原意义。但是在现实中，特别是在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方式、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制度机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直接作用的主要是体现工具理性的行为和方式，也可以称之为工具主义的增长机理和发展模式。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具有强烈的工具主义理性倾向。所谓工具理性或工具主义的增长机理和发展模式，是指人类生产活动的直接目的和动力，并非其真正的或本原的价值目标，而是工具目标，例如收入、财富、利润、GDP及其增长率，以至企业做大做强、产业规模扩张等。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目标，只能以追求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财富最大化的动力（欲望和偏好）来实现。也就是说，市场经济行为主体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所追求的经济目标大多是工具性目标④。
从理论上说，工具理性是有利于最终实现价值目标的，而且，如果没有工具理性，不经历工具主义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实际上无法实现人类发展的价值目标，这就是市场经济为什么是人类发展无可替代的道路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完全沉迷于工具主义中，而忘却本原的价值目标，就会走向发展的迷途，失去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例如，在产业发展中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危害健康和安全，就是典型的迷失价值目标而盲目地受工具主义理性驱使的现象。是“目的”与“手段”的颠倒，将“工具”作为无度追求的“目标”。此时，所谓“业绩”或“政绩”已经成为虚幻之物，以致于从根本上背离了真正值得追求的人类发展目标。这就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矛盾、冲突、丑恶现象，而且将越来越难以容忍。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人类没有建立起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激励相容的有效体制机制。当人类终于认识到由工具理性驱动的产业发展必须具有明确而坚持的价值理性（目标）方向时，必然将绿色发展作为可行的道路和模式选择。如前所述，绿色发展的核心含义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是以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友好主导的产业技术路线。为此，居民、企业和政府都必须回答“工具理性如何导向价值目标”的问题。对于政府来说，这主要涉及三个问题，需要有以下新思维：
第一，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及权衡。任何地区的政府都会有多项政策目标，尽管各个目标均很重要，但在政策清单中总有优先顺序的排列，也需要在各目标间做出权衡，有的重点执行，有的必须兼顾，也有的则不得不暂时缓行。一般来说，当经济处于十分落后的境地时，发展经济就是第一优先政策目标，尽管也应注重生态环境，但它毕竟难以作为第一优先目标，不得不居于“兼顾”类次序。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时，修复生态、保护环境就会上升为第一优先政策目标。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历程就体现了不同时期政策目标优先顺序的调整。过去30多年，长江经济带是将经济发展作为压倒一切的第一政策目标，而在这次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中，生态环境提升为第一优先政策目标，就反映了新时期须有新思维和新的优先目标这一政策抉择的客观规律。当然，确定政策目标的优先顺序，绝不意味着可以顾此失彼，而是必须对各政策目标进行合理权衡和安排。特别是，发展经济仍是重要目标，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经济功能，提升长江流域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等，也是不可忽视的政策目标。实际上，制定《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规划发展目标和进程，选择更科学可行的发展路径，也使在实现各政策目标时，不仅要知之所为，而且要具有明确的法规性依据。
第二，价值目标与工具理性的激励相容体制。任何地区的发展，在安排政策目标及其优先顺序时，都必然涉及价值目标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即有些政策目标更倾向于体现价值目标，例如，宜居、健康、安全、公益、就业与闲暇等；而有些政策目标更倾向于工具理性，例如，收入（GDP）、财富、竞争力等。价值目标具有终极重要性，但价值目标的实现需要有工具理性的动力，工具理性通常要求有体现其意义的工具性政策目标。工具主义行为尽管是间接手段，但却是直接经济动力，尽管不可颠倒为最终目的，却也是不可或缺的操作目标。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否定工具主义理性，就会破坏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实际上也难以达到最终的价值目标。
所以，当进行制度和政策安排时，使价值目标与工具理性之间形成激励相容性，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当进行由工具理性（追求工具理性目标）所驱使的经济活动更有助于实现价值目标时，地区发展的道路和结果都会更具合意性。形象地说就是要力求做到：通过发展经济创造金山银山，使居民有条件能够在青山绿水蓝天中享受富足的生活。
第三，更自觉、有效地处理发挥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关系。地区产业发展的战略抉择现实地体现为，如何处理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之间的关系。战略抉择总是需要有其决策主体，即谁来进行抉择？中国的现实国情是，在区域发展上，政府在许多领域和方面都发挥着主导性或引导性作用，特别是在制定规划、确定重点、划分区位、提供优惠、项目审批等方面，政府具有强大的力量，对地区产业发展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影响。而且，政府在有些方面的决策所产生的作用或后果是不可逆的。所以，各地政府总是处于必须审时度势，慎用巧用政策手段，应对复杂具体问题的处境。
一般来说，市场机制更倾向于工具主义理性，而政府作用所代表的主要是人类发展（社会和人民）的价值目标。所以，一方面，政府要持积极无为态度，即尊重市场的工具主义机理，不要破坏市场机制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要相信，只要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工具理性行为是实现价值目标的可行有效方式之一，而且无可替代。政府应在完善市场体制、监管市场运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在具体经济决策上，则应尽可能“无为而治”，避免自作聪明式的越位干预。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有积极有为的行动，即更注重维护价值目标准则，实现区域发展的根本性民生目标和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例如，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所提及的修复和保护生态环境、建立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建成全流域黄金水道等，就是政府必须积极有为实现的目标。
总之，中国各地区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需要深刻思考、认真权衡、周密规划、慎重抉择的新时期。因为，30多年来，各地发展取得了很大经济成就，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现在，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的关系，通过深化改革，形成经济发展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的相容机制，地区发展就会迷失方向，走上歧途。即使是经济相对滞后并面临大发展机遇的地区（例如雄安新区），也同样是这样。今天，中国真正走在了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智慧的道路上。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1世纪，对于各地区发展，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耐心比速度更重要，明智比辉煌更重要。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所肩负的使命和面临的挑战，正是一个有力佐证。
注释：
①[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343页。
②金碚：《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奋进与包容》绪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页。
③习近平：《习近平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www.gov.cn/xinwen/2016-01/07/content 5031289.htm.中央人民政府网，2016 年1月7日。
④金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纲》，广东经济出版社，2016年，第62页。
作者简介：金碚，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北京100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