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与企业及企业文化创新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国竞争正日益深入民族文化的深层之处，文化观念的创新需要进行文化反思。
中国产业发展的三个决定性--因素：资源、技术和文化
认识“十三五”企业面临的形势及文化观念创新，先要分析产业发展的三个决定性因素，即资源、技术、文化。为什么中国产业发展的三个决定性因素是资源、技术、文化？世界工业化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全世界实现了工业化的60多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大体上都是沿着这样一条路。初期的决定性因素大多都是资源，所以经济学主要是讲配置，因为经济学主要是在工业化的初期形成的，18世纪那个时候资源的配置在工业化中是很重要的。
到了一定阶段后，技术越来越重要。技术就是把地球上原来没有用的东西、废物变成资源。既然资源很重要，那么什么是资源？地球上的物质是不是资源取决于你的技术，技术水平低，地球上大多数的物质都不是资源，而是废物，技术越发达资源越多，技术高度发达的时候，地球上所有的物质都是资源，没有废物。比如：人们丢弃的垃圾，特别是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只要你技术发达，这些都可以作为充分的资源来利用。因此，我们把城市垃圾叫作“第二矿山”。
再往下发展，文化的因素会越来越重要，其影响越来越深刻。现代经济发展和产业的国际竞争，正越来越触及民族文化的深层之处。民族文化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当下的产业。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进入了工业社会。这个发展的过程大同小异，都是轻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由第二产业发展向第三产业发展，经济学家叫作标准形式。但是到了工业化的后期，世界上几乎没有两个国家是一样的。德国和韩国不一样，法国和英国不一样，德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和日本也不一样，他们和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更不一样，每个国家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其中很深刻的原因就是文化。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不同的，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国家长期积累下来的个人观念和行为特征，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国家的人都不一样，所以最后不一样。
“十三五”会面临怎样的形势呢？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里讲这五年要实现的目标，是要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么用什么样的理念来实现小康社会呢？“十三五”里面讲的内容很多，但是从理念的角度来讲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5个概念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我们在“十二五”“十一五”期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也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但是现在更明确了。现在中国处于一个艰难的转型期，要进入一个关键时期，要从原来那一种发展的路径或者是发展的理念，转到一个新的理念，这个新理念就体现在这5个概念中。
一个国家的企业文化不仅和历史的积淀有关系，也跟发展阶段有关系。中国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呢？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实际上是处于世界中位。按照购买力评价算，我们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一，到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超过美国了，但中国官方不采用这个统计。就是按照汇率来算，我们GDP也是世界第一了。但是发展的水平不能够仅仅看总量。中国人很喜欢看总量，这跟国外的概念不一样。国外讲发展的水平不是以总量来算，而是以人均GDP来算。我们的人均GDP水平大约占世界平均水平的70%～80%，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的时候，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总值要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中国跨越世界人均GDP平均水平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也就是经过“十三五”以后，我们可以说中国站到了世界人均水平之上，现在还在世界人均水平之下，在世界上要排名的话，大概在80名左右，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2000多年来，中国1800年都是世界老大，这个世界老大只是总量老大，其实大多数的年份中国人均GDP都不是世界最前列。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数字，这是英国经济史学家提出来的，他推算用购买力算，说在182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就占世界的32.9%.但是那个时候中国人口占世界的36.6%，也就是说在你认为很强大的时候，人均水平也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也没有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经过1820年之后，中国国力逐渐衰落，到1952年的时候，中国占世界的GDP只有4.6%，人均水平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3.8%，连1/4都不到。到了1978年的时候，因中国错过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世界战后的高速发展时期，尽管那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蓬勃发展，从GDP的增长来看也还可以，但是在世界上的平均水平却在下降，占世界平均水平的5%不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取得了很大成就，到2003年的时候，中国占世界GDP的15.1%，但是人均水平也只占世界平均GDP的3/4.从2003年到现在水平在继续增加，我估计现在也就占80%左右。
那我们现在的文化、观念到底处于一个什么状态？1912-1949年，是中国工业化萌芽时期，那个时候的价值取向就是向物质主义过渡。价值取向是文化的核心。在工业化之前是一个前物质主义时代，不以追求物质为最重要的价值，到工业社会以后以财富为最重要的价值。那个时候行为目标要追求的是基本的生计，就是吃饱饭，别饿死人，最基本的是人要活下去，那是最重要的。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进入工业化初期，就进入了一个朴素的物质主义时代，所追求的是实物产品。那时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口号，是那个时代的精髓，叫“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物质是那个时候追求的目标。集体主义、自我牺牲，先生产后生活，那个时候因为物质太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实物，是油田、是粮食、是钢铁。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化进入加速时期，我定义一个概念叫“亢奋的物质主义”，行为的目标是收入、财富、GDP，不是个别的物质。这个行为特征大家都经过了，血拼式的竞争，贪大、求快，那时国家的口号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很难兼顾，实际上走的是效率优先、扶快促大、扶优扶强。
到2012年和2013年的时候中国开始走向转型，走向一个工业化的深化阶段，加速以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个时候是要先富起来，谁能创造财富、谁能创造GDP就先富。改革也是这样，谁改革谁得利，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是摸着利益过河。那个时候成就很大，但也有很多问题，所以现在的精神就变成渴望分享，你不能光有财富、光有收入、光有GDP.这个GDP怎么分呢？所以十个字里面有共享、有绿色、有协调，我给它一个概念叫“权衡的物质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发展仍然是重要的，仍然是第一要务，GDP还是重要的，没有GDP也就什么都没有，但我们不要遍地GDP，它不是唯一重要的，环境也很重要，绿色也很重要，共享也很重要，可持续也很重要，目标已经开始多元化，那就叫平衡，要权衡了，要主张公平。现在仍然要讲效率，但是需要以公平来促进效率，不是不择手段，效率高也不是宁可少活二十年，而要活得健康一点，也要拿下“大油田”。
现在国际都在研究物质主义时代。物质主义时代要解决财富的积累、社会福利的提高，这是这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之后世界会进入后物质主义，那个时候很多国家会走向福利主义时代。中国还没到那个阶段。国外的学者和我们一起研究过，后物质主义时代，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像希腊早就是福利主义时代了，人家不干活，然后还有好生活、有保障，GDP大小不重要。这是另外一个时代，中国还没到那个时代。中国目前仍然处于物质主义的时代，在物质主义的后期，等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会有更明显的后物质主义特征。现在后物质主义的特征已经表现出来了，在企业可以感觉到“80后”“90后”和“50后”“60后”“70后”是不一样的，“80后”“90后”更加具有后物质主义的特征，不像“50后”“60后”物质主义倾向很明显，只要给奖金加班就没问题，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这样的想法。
所以讲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决定性作用的改变要从资源、技术、文化三个因素来看。
首先看中国的资源。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主要是利用了低价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资源等，用低价格的资源去参与国际竞争，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我们受到资源的约束。所谓资源约束是初级资源的约束。我讲过，资源是用不完的，只要技术发展，地球上有的是资源，就看你有没有本事用它。现在要把初级资源转化为高级资源，把原来不能够利用的物质变成有用的物质，要循环利用、废物利用，把不能用的东西、废弃的东西作为原材料再利用。人才也是一种资源，人力资源要从用低级人力资源转化到用高级人力资源。技术当然会越来越重要，前30年我们的技术主要从国外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内。现在越来越接近国际技术高水平的时候，获得技术的方式要发生变化，过去我们主要靠西方国家资源的扩散去学习模仿，然后就获得技术，这个过程和中国的商业文化很契合，我们做得很漂亮。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从技术和资源的角度来讲，工业强国就要有能力做到三点：一是使一切物质都可以“资源化”，没有什么东西注定就是废物，全部的物质都可以资源化，关键是你技术水平要高。二是使所有资源无害化，即使这个物质你暂时用不了，暂时没有技术能力可以利用，但是要做到无害。三是使资源利用高效化，高效化就是能够低成本地利用，比如：太阳能、风能能不能发展，就看你技术上有没有竞争力。
企业文化观念创新需要进行文化反思
再往下发展，到了中后期的时候，就要思考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地区、甚至这个企业，对于“十三五”以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使命，跟你所构建的那个文化是契合的还是不契合的。国外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创新要学美国硅谷，工业4.0去学德国。学习很重要。但是对不起，我认为你跟他一样是做不到的，因为文化跟他不一样。美国也只有一个硅谷，再造一个硅谷也造不了。美国波士顿周围有50多所高校，它要像硅谷一样，也做不到。为什么？文化不一样。德国工业4.0，可以学习、可以借鉴，你要跟它做成一样，我个人认为是很难的。为什么？就是每个国家要反思你的社会文化特质将如何影响你未来的工业化前途。
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特质的国家、地区，它的资源开发利用的路径和技术开发的状况是不同的。一个讲究卫生文化特征的国家，往往是更倾向于制造业的精准性，比如德国、日本很讲究卫生，制造也很精准。同样是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的表现和在德国的表现，或在美国的表现都不一样。在德国，它把互联网技术渗透到制造环节当中去，个性化定制，满足消费者最极致的需要，这是德国的特点，这个特点美国也做不到。美国的文化是创新文化，他是要自由，海阔天空，反正就是原创。美国的互联网技术就是创新，这是它的文化所决定的。中国当然也要模仿、也要学，但是你完全跟他一样很难做到，德国人做不到，日本人也做不到。
互联网在中国变成什么呢？就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做成这样，其他国家也做不到。“双十一”卖这么多，一打折就是50%的砍价，这个在外国不可思议，怎么一个价格可以砍一半呢？没有道理。这在北欧的文化根本无法接受，什么叫砍价，什么叫薄利多销，没有。中国就是你买得多就便宜，就是打折，这个文化是不同的。文化很难说哪个国家好、哪个国家不好，文化是多元的，每一种文化里都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不适应，不要鄙视自己的文化，也不要鄙视别人的文化，世界就是丰富多彩的。
“十三五”以后是好还是坏，对企业来说就是要适应、要创新。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民族？中华文化为什么能延续？原因有很多。中国文化是世俗性最强的文化，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务实，务实强于信仰。不像有的国家信仰很重要，传教更重要，哪怕就是伊斯兰教，里面各派也打得不可开交。中国人信仰的事可以不说，咱们一块儿做生意，大家都追求世俗、务实，就是大家都好好活，别打得头破血流的。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商业文明里就会形成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叫作价廉物美，最好免费，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消费者也是这么认为的，你东西若真好，干吗不能再便宜一点？
企业家的行为也是这样，中国叫低成本替代，国外有的东西我也有，但是我比你便宜，包括我们比较好的企业华为的路径也是低成本替代，你做的东西我也做，但是我比你便宜，然后消费者能够得到价廉物美的产品。这在商业竞争时是所向披靡的。这就是中国的竞争力。所以在跟国外进行产品性价比的竞争上，我们常常占有优势。这个东西好不好再说，反正是我们的竞争力。
什么叫价廉物美呢？中国人一般认为眼见为实，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最踏实，愿意出价。如果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为什么要这么贵呢？中国人一般看重物，认为技术不值这个钱，看不见的凭什么要给这么多钱？但是以后的竞争规则，从WTO再到美国的TPP，它要回归西方的一个理念，不是讲价廉物美，而是叫公平价格。要用公平价格的概念来替代WTO的自由贸易。
价廉物美的商业文化必然要以大为强。判断这个企业是好企业还是坏企业的时候，规模大就是好，就是优秀。这也适应了中国大市场，这个13亿人口的市场商业环境，也符合工业化经过的一个阶段--大众消费阶段的特征。工业的特点就是效率高、产量大、价格低、消费者广，这是中国商业文化适应的，就是以大做好，这个文化在其他国家很多是没有的。美国人也不这样认为，尽管他做了很大的企业，大企业控制了他的经济命脉，但他在文化上是讨厌这个大企业的。所以美国人说他们国家是一个中小企业的国家，它的活力创新力来源于中小企业的草根创新。虽然大企业也是小企业做大的，但做大以后所有人都盯着你，想方设法把你拆分了，不让你做大。这是美国的一个文化特点。日本也是这样。在日本参观时，日本人就跟我说，我们日本跟你们中国人真不一样，他说到北京来吃饭，今年来看50个座位，第二年如果办得好可能会有100个座位，再过几年可能连锁经营了，再干得好可能上市了。他说日本很少有这样的企业，干了几十年仍然是小企业，他不认为大就是好。奥巴马上次到日本去吃饭的一个寿司店，在超市的地下室，人家为什么不做大？他们的文化不一样，中国是以大为傲，大就是强。
中华民族是一个很世俗的民族，比较容易急于求成。你干这个事情得有好处，烧香拜佛也得拜个好事，说升官发财、多子多孙，我求你如果应验，我就信，我还还愿，如果不灵我不拜你就行了，任何事情都是急于求成的，而且要立竿见影，这是中国的文化。办企业也是如此，成王败寇，做成了就是好，做败了那就是不好，这个跟很多国家不一样。比如说硅谷最根本的文化是什么？硅谷就是允许失败，有句话叫“你的失败或者破产是对社会的最后一次贡献”，你的失败也是对社会的贡献，我们是成王败寇，败了谁来理你？他去不断地尝试，失败也是好的。他们有时找企业家合作的时候，不一定要成功的，他说失败过的企业家可能比成功的企业家更好，因为有惨痛的失败教训，会想着如何承担，这种文化在中国基本没有。急于求成，然后成王败寇，这种思维与中国的世俗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好还是不好，不能说中国的不好，只能说各有各的特点。
“十三五”讲要创新驱动，创新放在第一。创新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是唯一的，文化要适合于你的创新。
中国还有一种文化，我把它叫作“居上者更英明”，这是一种决策思维或者文化。我们总认为上面的人比较聪明，官越大越聪明，最大的官肯定最聪明、最正确。很多企业家遇到学者的时候经常会说，你讲课不要讲很多理论的东西，你告诉我们干什么好就行了。我说干什么好是你们的强项，学者不知道哪个项目好，如果学者知道哪个项目能挣钱，自己投资就可以了。问到政府就说政府的规划里有没有这个东西、政府规划里哪个东西是好的，好像政府规划就很聪明。事实不是这样的，政府对具体的决策他是看不清的，他凭什么能看清楚？企业家在企业摸爬滚打，直接接触竞争的市场，搞规划的人高高在上，大学刚毕业拿个学位就做一个文件，写个调研，他能有你们清楚？不行的。但是中国有这个思维，政府也觉得自己聪明，大家都觉得地位越高越聪明，所以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政府办好事办过头。为什么产能过剩？本来开始的时候是个好东西，政府说这是好东西就支持，等你支持一把就过剩，你不支持本来没那么严重。比如一个政府官员跟我讲他们办了一件很自作聪明的事，说这里原来白果能卖30元钱一斤，农民致富种白果，结果多种出来以后今年卖6毛钱一斤没人要。自作聪明，政府认为好的东西还有优惠，有资金帮助投资，本来帮扶的是好产业，但弄成一个产能过剩。自作聪明，你觉得看准了，但是你看不准。政府的最大本事在方向上可以看准，但是在量上、在可能性上是看不准的，政府要看准就不要市场经济了，回到计划经济算了。包括在理解中国制造2025的时候也有这个思维。2025传递了中央对工业发展的一个理念、一个意志，非常好，说明中国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到2025、2035之后，中国才可能跻身世界制造业第一方队的前列，别以为中国了不起了，不搞工业了，还有很多没搞，还有搞头，这是提一个理念，是方向。千万不要以为2025把企业该干什么都讲明白了，这不行，不然又产能过剩。因为每个单位、每个企业是不一样的。
中国商人有一种“不合作”博弈的商业竞争思维方式。就是喜欢模仿，但又不是分工合作，你干我也干，以更便宜的方式做和你同样的东西。中国人的商业一般喜欢扎堆，一搞就是什么家具城，一搞就是一条街，这个好处就是低成本的竞争，然后让产业很快成熟。这个跟很多国家、创新思维很强的企业是不一样的。德国人、以色列人，你只要干了我就不干，我干别的。中国人说你干我也干，你干餐饮，餐饮不是挣钱吗，那我也搞餐饮，你搞光伏挣钱，那我也搞。这样很容易把规模做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如非常贫困、在国际上竞争力很弱的时候，这种方式无可厚非。但现在这种方式已经做到让全世界都害怕了，中国人一窝蜂地上，以很低的价格去模仿。这种企业经营的思维、方式应不应该改、要不要改，要改的话怎么改，企业界应去思考这个问题。打个比方，一棵大树低垂的果实很好摘，大家把低垂的果实摘完了，上面的果实不想摘了，其实上面的果实很多，应该是有人摘下面的果子，有人摘中间的果子，有人摘上面的果子。为什么会过剩？就是因为大家都在一个领域里竞争，是高度的模仿。模仿好不好？模仿也是创新的一种方式，不能说模仿就不好，但是它有弱点，模仿是低成本竞争，竞争的主要倾向是价格竞争，是成本竞争。我模仿你一般要做到成本比你低，一般模仿者比创新者成本低，所以创新者变成牺牲的先烈，后面的就把低垂的果子摘了。外国人觉得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行，中国很多企业家也觉得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
在“十三五”这种理念指导下是必须要创新的。原来那套办法，即使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完成了那个时代的任务，到了新的时代跟不上，低成本替代的策略一定会走向差异化竞争。学过波特竞争理论的都知道，竞争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低成本竞争；另一种是差异化竞争。低成本竞争主要靠资源，到了差异化竞争的时候，文化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因为文化是不一样的，技术和资源都可以拿钱买来。什么叫核心竞争力？是那个买不来也模仿不了的因素才是核心竞争力。什么东西是买不来也模仿不了的呢？文化是买不来、模仿不了的。当然最高的技术你也买不来，现在技术变得越来越难以购买、难以模仿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不需要走上一条创新的道路？这个我们要思考。创新有各种方法，有人说民营企业可以创新，国有企业就可以不创新，不一定，国有企业有国有企业的优势。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不适合创新，但在有些领域是适合创新的。什么领域适合国有企业创新？我认为这个产品创新的技术路线比较明确，你只要有技术、资源投下去，方向不会有问题，这样的技术大体上是国有企业的优势，在国外是大企业的优势，因为方向很明确，我有钱、有技术、有能力、有人才，投入进去只要力量够就有可能成功。
还有一种新型的原创性创新，那种创新确实是国有企业不太适应的，不仅是国有企业不太适应，国外大的民营企业也不太适应。为什么原创企业大多都产生于美国，因为他都是中小企业，比尔盖茨说100个企业里能活10个就不错了，国有企业不能适应这种竞争。那种原创性的、草根性的创新，正如中央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到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原始的创新。这种情况要靠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可能就适应这样一类创新。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文化，日本人的文化有很多和中国人接近的，比如服从，中国人也比较服从、顺从，比较容易形成一个纪律团队，大家步调一致，这样的企业可能适合于某种类型的创新。
还有一种创新是硅谷的创新。有人在论坛上说硅谷里最大的文化特点是叛逆。现在所有的半导体公司都是从当时的仙桃公司分裂后出现的。在1993-1994年的时候，加州政府还控告硅谷最大的几家企业--苹果、英特尔、微软，说他们互相不挖墙脚，说不挖墙脚就是不创新。法院就判罚3亿美元，说他们就应该创新。所以那个地方就能产生特别原创性的创新。但不是说大家都搞那个东西。中关村也要创新，但你可以是另外一种创新路径。所以在“十三五”时期，在中国发展水平已经接近、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创新驱动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以前的创新驱动主要是低成本竞争，现在则需要在原创性的技术领域进行独创性的发展，这个时候每个企业都要进行文化反思、文化创新、文化的提升与升华。据说当年韩国的三星集团，为了打造三星的企业文化，从西方请来了CEO，他就是要在三星内部创造背叛式、个体式的文化，后来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这是否完全适合中国的某一家企业，这个不是我们能够给大家谋划的。文化是多元的，各自发挥各自的强项，你的企业才能走向差异化竞争的道路，而差异化的竞争在未来的社会里、未来的竞争环境下，一定会比低成本竞争获得更大的成就。
中国有很多地区，每一个地区的商业文化都不一样，有的地方的商业文明，比如说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商业文明和山西、内蒙古肯定是不一样的，跟东北的商业文明肯定也不一样，每个地方必须找到适合于这个地区文化特征的一些产业路径，如果你觉得企业的文化有不适应之处，那你就要进行文化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