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经济学范式演变逻辑、工业化文明形态、经济全球化演进等视角可以大致理解域观经济学的缘起过程。应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中，引入域观范式承诺，形成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域观经济学三大体系构架。其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范式主要以经济理性为支柱，而域观经济学范式则以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维框架为支柱，并且充分吸纳经济学的史观范式因素，使经济学更具人类发展的实践性现实关切。域观经济学的形成不仅源于理性认识的演进，而且基于对文化多元性和文明形态多样化的范式承诺。由此，经济学既有坚实的理性基干，也有深刻的文化基因，并由以工具理性和****主导的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向具有文明形态内涵的新范式承诺转变。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向，而人类所要回答的是：如何实现可行的经济全球化?这深刻体现了市场经济自发性与建构性共存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制度演进特质。域观经济学的缘起，则顺应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可行趋势。
关键词：域观经济学；范式承诺；文明形态；规则建构；经济全球化
作者简介：金碚，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郑州大学终身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等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营报》社长,为China Economist创办人。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理论经济、区域经济等领域的研究,首创“域观经济学”。出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国外经济增长比较研究》等学术著作40多部,在《管理世界》《经济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获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著作奖、中国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20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经济学萌芽和形成于对人类物质生产生活活动及相关现象(例如交易、分配、赏罚等)的行为观察和概念刻画及关系规律描述，进而延展到同物质生产生活关系机理相似的非物质生产生活领域，并逐步加深对其性质和运行规律的系统性认识，从而形成完整的学理建构和叙事体系，19世纪末正式称为“经济学”。可见，作为认知积累和叙事体系，经济学具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鲜明性质：“客观”是“主观”所把握的(而非自在的客体),“主观”是“客观”所映射的(而非无据的臆想)。主观与客观既有性质区别，又有密切关联，主观抽象与客观具象在一定的学术范式构架中成为“科学”门类。特别是，科学的进步表现为学术范式的变化演进，并以科学叙事的范式变革作为学科发展阶段的标志。经济学发展表现为鲜明的范式变革轨迹，新生的范式可以更贴切地反映和研究现实世界的新现象、新关系、新趋势。据此观察，域观经济学的形成，是现代经济学发展轨迹的必然趋向。从经济学范式演变逻辑、工业化文明形态、经济全球化演进等视角可以大致理解域观经济学的缘起过程。
一、经济学范式演进：史观—微观—宏观—域观
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表现为学术范式的不断演进和重大变革。而每一个新的范式承诺中都含有以往范式的合理因素，同时以往范式承诺中都含有新范式的基因萌芽。经济学范式承诺的形成和变革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演化生成过程。以往范式是新生范式的“母体”,滋养了新生范式，同时，又因时过境迁而成为文化遗产1。
现代经济学萌芽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准确地说那还不是作为独立学科的经济学即economics, 因而称为political economy, 属哲学、法学、史学、伦理学的范畴，主要以历史观察和归纳逻辑，构成其叙事体系结构，可以说是基于历史观察的经济现象“史观”范式描述。
在学术体系的严格意义上称为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2,即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萌芽于18世纪的英国。一般认为，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是经济学开始走向独立学科的标志性学术文献，它尽管仍然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具史观范式承诺的性质，但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础，发出现代经济学范式变革的先声。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时代，近现代自然科学几乎同时诞生。就其思想渊源和学术启示而言，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深受以牛顿力学和机械论为代表的近现代自然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可以说，在学术范式上，现代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牛顿力学或机械论体系为隐喻而建构起来的。粒子实体、相互作用(引力场)、均衡、极大化等概念，成为现代经济学范式承诺的建构借鉴。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对经济学范式变革的贡献和深远影响。马克思主张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其经济思想以史观范式为实质，将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历史过程，基于极为丰富的经验事实和复杂关系。另一方面，深受黑格尔哲学逻辑的影响，马克思力图以演绎逻辑的严谨结构，将丰富的历史现象纳入逻辑自洽的演绎逻辑叙事建构体系。这就是学术巨著《资本论》的宏大体系，尽管未能完成，但对政治经济学史观范式变革和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具有极大启示和激励。按此范式承诺的构想：对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的观察认识和叙事表达，可以建构起独立的学科体系，即可以运用与自然科学相类似的演绎逻辑方式，建立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这在所有的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中，独树一帜。马克思称之为“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的表述方式，即实质是史观的，而形式可以是“先验”的，即由演绎逻辑所建构的。
直到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一书出版，标志着经济学范式变革的完成，即摆脱政治经济学的史观范式承诺和叙事建构，形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微观范式承诺。实际上就是抽象掉所有的历史和经验因素，以纯粹的先验方法(形式逻辑推演),建构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可称为“微观经济学”。这样，经济学就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从历史学、法学、伦理学的体系中完全脱离出来，微观范式承诺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基础。从此大学中也才开始有了经济学院或经济学系的建制。
众所周知，20世纪的所谓“凯恩斯革命”,在经济学体系中引入总量分析方法，即宏观范式。这样，尽管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范式承诺机理逻辑仍然存在明显不够严谨和难以充分自洽之处，但现代经济学仍然据此建构起了“微观—宏观”范式承诺的主流体系。可见，经济学是一门很年轻的社会科学，仍然走在不断探索的学术发展道路上。
微观—宏观的经济学主流范式尽管(形式)拥有强大的逻辑力量，有较强的学术解释力，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因此不可忽视经济学者们在其他方向所进行的持续探索及非常有价值的成果。例如，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关于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理论也对经济学发展有重要启示和影响，因而也有“演化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等学术探索和有益成就。
不过，100多年来，其他方向的经济学研究成就，远没有以牛顿力学理论的方法论隐喻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后者以“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为主导，建构起了以演绎逻辑为自洽性底基和具有因果关系链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那是一个没有历史过程、文化差异和经验因素的，完全由理性主导世界的逻辑推理架构，并且将人的理性思维抽象假定为工具理性主导，即以追求“收入”“利润”“GDP”等经济目标作为“经济人”的行为取向，而将其他因素均作为“干扰因素”排除掉，一切皆归因于工具主义理性。实际上就是完全诉诸作为间接福利的经济利益，而无视作为直接福利的真实需要。这是一个形式逻辑力量强大但远离具象世界的范式承诺构架和抽象思维方式。可以使人满足并以为，它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形式真理性，就如同数学逻辑般毋庸置疑而无须经验实证，仿佛是只要承认它的公理性假设前提，就必然无可争辩地承认其基于严谨推理的结论。也即公理性假设与推论结果完全等价。
按此范式承诺构架，现代经济学的主流体系就建构在两个“不言自明”的公理性逻辑基础之上：第一，假定市场经济的空间性质，如同牛顿式“绝对空间”,就像是一个匀质性的空盒子；第二，假定人性天然具有自利的个人主义行为目标和利益计算能力(因而具有“交换”的本能)。尽管各人可能有不同心理偏好，但利益最大化行为的根本性质人人皆相同，就像是牛顿物理世界中的“物质粒子”。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基本组织——企业，也是行为目标同质的“原子”式“经济人”。据此，构建起了由经济理性所支配的现代经济学世界。以此为基础，推导出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的市场经济体系。这既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特质和逻辑力量，同时也是其局限性所在。
经济学如果只是满足于形式逻辑的满美和推导的纯粹自洽性，那么，这样的叙事方式尽管可以满足“合理”的形式完美，但可能仅仅是使人“赏心悦目”的美感，而非世界的真实。经济学归根结底是致用之学，不仅要发现和抽象地表述客观规律，而且要用之于解决现实问题。由假定完全相同的行为人(经济人)所组成的经济学“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可同日而语。这既制约了经济学的科学发现能力，也限制了经济学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
在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并不是抽象的同质“经济人”,而是异质化的具象人群。人不仅个体差异极大，而且在不同国家、地区、领域中发生的行为和相互关系，构成一定社会关系环境中的群体。人不是粒子般的孤立行为个体，而总是在各种“域境”中展开各种复杂的行为关系。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人性，人性即“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3。现实的社会经济空间，是由无数“经济域”即“商域”所形成的复杂多维空间。经济学的进步须向着可以理解域观世界的方向，实现范式变革。这样的范式可以称之为域观经济学。
域观经济学的范式变革，并不否定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学理价值，而是将一维性叙事逻辑，即以经济理性(工具理性)为唯一维度，变革为承认和理解多维的社会经济空间。从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一维叙事空间，扩展为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的三维叙事空间，以此视角来观察和刻画经济世界，包括经济主体行为特质、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空间，以及不同域观行为和域观空间之间的相互畅通关系，这就形成了经济学的域观范式承诺的建构体系。
简言之，应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承诺中，引入域观范式承诺，形成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域观经济学三大体系构架。其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范式主要以经济理性为支柱；而域观经济学范式则以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维框架为支柱，并且充分吸纳经济学的史观范式因素，使经济学更具人类发展的实践性现实关切。
因此，域观经济学的缘起，即“微观—宏观”范式向域观范式的演进，同时也是被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抽象舍弃的史观范式承诺因素，再度回归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进而形成更为丰满的史观—微观—宏观—域观范式承诺建构。以此范式承诺为基础，可以扩展到对各领域的经济现象和商业活动的观察研究，据此建立新的商学学科。分科研究具有显著域观特质的各领域及其相互关系的专门经济问题，使经济科学更接“地气”,体现其实践科学性质。
以域观经济学范式承诺和视角进行观察，任何经济体都有其“特色”,不存在无个性及域观特色的市场经济过程。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具有域观特色的文化环境和制度体系中发生的，而这些文化观念和制度规则秩序在不同经济体中不会完全相同。因此，不能将市场经济活动看作牛顿式绝对空间中的粒子运动。换言之，不能把经济行为空间想象为无差异的匀质化“空盒子”般市场空间。
中国具有中国的独特国情，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相比，历史文化深厚的中国，国情特色是十分显著的，对经济行为、经济关系的影响也是系统性的和深刻的。这并非偏离人类发展共同文明大道的异类现象，而是现实世界的本真性体现，即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创新，并进一步使得具有域观特质的商域经济学得以建立和发展。同时，一个具有独特国情的国家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也对经济学范式创新提出了紧迫性需要。
二、包容多样文明形态的经济学叙事体系
经过长期的学术建构和优化完善，现代经济学的范式结构具有了相当强的内在逻辑自洽性，如果要引入新的范式承诺因素，对其进行突破和范式创新，必须作艰难的努力。不过，尽管现代经济学是一个演绎逻辑构架，但经济学学术范式的变革，不只是依赖于理论逻辑精深推演，更需要对经济学得以形成和发展的现实世界有进一步的深刻认识，特别是要有对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学观察和基于底层逻辑的深刻理解。因为，经济学的演绎逻辑范式结构，必须基于一定的历史、社会和伦理背景，纯粹基于抽象人性假定的演绎逻辑(即先验)体系是没有现实价值的。甚至可以说，那是没有经济意义的，因为经济是最现实的社会现象。
因此，域观经济学的形成不仅源于理性认识的演进，而且基于对文化多元性和文明形态多样化的范式承诺。这样，经济学既有坚实的理性基干，也有深刻的文化基因。
现代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相对年轻的学理学科，形成于工业化时代。在人类发展数千年历史中，工业化时代仅有两三百年的新近历史。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关键是理解工业化，那是经济学得以形成的历史、社会和伦理价值基础。工业化率先发生于少数西方国家，且在两三百年的近现代史中，工业化的行为方式及成功事件仅存在于西方及其殖民地(移民)国家。因而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工业化就是西方化，现代化唯有西方工业化模式具有可行性。即相信以工业化为实质的国家现代化必然具有同质性和相同道路。
但是，经济学域观范式承诺的根本取向改变了那样的视野狭隘性，承认多元性和异质性在现代经济发展进程，包括工业化进程中的实质性意义。按域观经济学范式承诺的理解，后进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传统工业化阶段，即使对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多的模仿借鉴，但达到工业化进程的一定时期，必将进入更具价值文化特色和制度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阶段。因此，经济学范式从微观—宏观范式向域观范式的演变，与中国进入新型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新时期，具有直接相关性。观察和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和工业化，具有经济学范式逻辑体系建构的普遍性学术借鉴价值。
传统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都是系统性的经济社会过程，涉及各种复杂现象和问题，可以从各个视角进行观察和判断，获得关于传统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的认识理解和经济学叙事体系。以此为考察对象的现代经济学发展出具有严密逻辑性的叙事建构取向，逻辑自洽是其突出学术优势。
进入工业化时代，社会经济活动及经济财富创造与日俱增，表现为快速经济增长。这是前工业时代从未有过的现象。在前工业社会，即使在世界历史先进国家的经济繁荣时期，也不具快速经济增长的表现。据现代经济学家的估算，前工业社会，世界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不足0.01%。即使是当时经济发展最繁荣的中国宋朝，年均经济增长率估计也只有0.5%。也就是说，按现代经济学的方式进行估算，前工业社会罕有经济高增长表现。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任何国家一旦进入工业化进程，就必然呈现较高经济增长状态。人类历史从来是劳动创造财富，追求经济社会繁荣的过程。不过，只有进入工业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劳动创造和财富增加才必然表现为经济增长。这不仅是由于客观事物的质变，而且因为社会观念取向发生了变革，因而决定了观察和判断事物的“范式”框架和基本构念。
那么，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如何看待和构念经济增长现象呢?如前所述，现代经济学范式承诺的基本特点是以工具理性为主导。主流经济学所有概念，例如成本、收入、经济成就(利润)、效率判断(效益)等，都是以工具理性为考量准则。其所定义的经济学概念都抽象掉了事物的本真性因素(使用价值、真实福利),而仅以工具性指标量值为表达方式，特别是以“钱”为核心。这样，经济学实际上就是以颠倒的镜像看待和构念真实世界。这往往表现为其学术概念同常识概念的含义非常不同，以满足经济学逻辑取向的工具性表达，即将丰富真实的现象装进抽象逻辑的模型框架中。
例如，常识所理解的衣食住行等“消费”行为，并不是经济学所定义的“消费”。前者是指真实的消费行为，而后者则是指消费品的“购买”行为，至于消费品被购买之后是否用于衣食住行的真实消费过程，则与经济学概念无关。同样，经济学中的“投资”概念，也不是指常识所理解的建设或实际生产活动，而只是购买物品或雇佣劳动所发生的货币支出行为。简单地说，经济学中的“消费”“投资”都是指购买关系中的货币支出量，而不是实际行为的活动量。
再如，按常识理解，计量生产成果的概念表示真实物质财富的增加。但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以货币为媒介所发生的“交换”量，即经济活动的所谓“流量”。除非有特别的经济分析需要，经济生活里的“存量”是不受特别关注的。而且，实际存量的计量比较困难，需要有专业的评估方式才能进行估值。所以，以研究财富为目的的经济学研究，真正关注的反倒可能不是实际财富，而主要是以货币交换量所体现的统计流量。所以，只有发生经济交易行为，经济学才能计量其“消费”“投资”“收入”等可分析量值，并以所构建的经济模型进行经济分析。可见，尽管在大概率上，经济增长可以反映财富增加和生活水平提升状况，但对经济增长的观察和计量，本身并不是财富本身和实际生活状况，而是经济活动所发生的工具性“交易”量。可以说，所谓“经济利益”或“经济福利”,表达的是间接利益或间接福利(福利经济学研究中，经济福利就被明确定义为间接福利)。
这一方法论的实质倾向是，完全抽象掉经济活动的多元性，使其彻底地形式化、抽象化，只见数量，无视质态。在现实世界的真实空间中，人类发展的文明演化路径是多元多重的进步过程。人类原本生存于各类主体和群体相容互利的文明生态系统之中，但被****地塞进同质化的“纯粹”世界模型中，即被装进了具有严格形式规定性的学术范式承诺体系中，迁就了计量方法的要求，而抽象掉了实质性的文明形态因素。
以上分析表明，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和长足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形式化、精准化、模型化的高度逻辑抽象成就。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无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而经济学从微观—宏观范式向域观范式的变革，则是使被抽象掉的多样性工业化文明形态因素，重回经济学的范式承诺体系，使经济学视野可以实现真实空间与形式空间的相容性。即以工具理性和****主导的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向可以容纳文明形态内涵的新的范式承诺转变。
在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
今天，中国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但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可以适用于(模仿或移植于)所有民族国家的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而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实事求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是实实在在的中国道路和中国叙事，具有鲜明的“中国式”和“中国特色”的域观特征。进一步认识，其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在于，它不仅是新的历史性创造，而且确立了一个新的文明观念和新的叙事范式：人类文明并不是基于“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抽象社会建构，而是在复杂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多形态域类现象。之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百年努力和实践创新的结果；而且是因为它深刻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和必然会有多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各民族国家都有责任而且能够为其繁荣昌盛进行各自的创造性贡献，使人类发展的文明进程更加丰富多彩。
可以预见，僵化的教条终究强不过鲜活的现实，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教条信仰者终将开眼看世界，主动或被动地“解放思想”,尊重人类社会文明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生活在任何文明形态中的人们都不可幻想，其文明形态具有唯一的完美性和正当性。人类发展的现实是，各文明形态的不断进步永远在路上，永远无终期，时间流逝、日新月异才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最终本质；在时间流逝过程中，各种文明形态之间不是不共戴天，而是相互交融共存，求同存异才是人类文明的更高追求和理想境界。因而，各类文明形态间只有在关于这一认识观念上取得共识或达成谅解(实质上就是承认文明具有时间流逝的本质，必须与时俱进),全人类才可能真正有持久的世界安全和人民安宁，“文明冲突”将可能不再困扰人类。
三、可行全球化格局与域观经济学思维
域观经济学范式承认各国和各文明形态的差异性，但域观经济学并非国别经济学，而是全球经济视野，具有普遍意义。域观经济学范式认为，价值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本身就是世界经济的共同表现，因此经济学的普适性体现为范式承诺的文化和制度包容性。从经济学的底层逻辑上，需要关切人类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和真实福利，而不仅仅是工具性的间接福利。
那么，在包容多元文化形态的经济学叙事体系中，如何看待开放的全球经济?传统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全球化构念，即“微观—宏观”范式思维观念中，开放的全球经济的基本构想是：从以国家为单位的“宏观经济体”扩展为全球范围的“超宏观经济体”。其演化路径和方向是：卷入世界经济的各宏观经济体，不断打破国家边界限制，扩大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以同质化形式融入大区域范围直至全球的“超宏观经济体”。在传统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在这样的基本构想中，全球经济应遵循自由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规则，国际经济关系是无边界的，即所谓“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种场景就像是以国家(国民经济)为单位的“宏观经济体”的超级(超国家)扩大版，并进一步延展为整个世界一体化的超级宏观经济体。这体现了方法论的先验倾向，即尽可能抽象掉复杂的历史、文化和各类经验因素，凸显抽象的逻辑自洽性。
既然是按照微观—宏观范式思维来构想世界经济格局，那就可能需要存在一个特殊国家来发挥世界范围的超宏观经济体的所谓“世界政府”功能，即发挥类似“宏观当局”的作用，在全球范围“维持自由竞争秩序”的权力和职能，相当于“宏观调节”或“宏观管理”,包括投资贸易自由、国际资金流动、纠纷处理等，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格局的理论构想。
与此相应，只要承认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就相信这是科学的经济学范式。按这样的经济学范式构念所理解的经济全球化格局，才是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所能够容纳的“正常”状态。正因如此，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逐渐成为“特殊国家”的美国国内，一些人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执念。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所说：“虽然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但在很多美国人的眼里，美国就是世界。”
但是，真实的世界与这些美国人意识形态执念存在巨大的差距。特别是进入21世纪20年代，经济全球化格局发生极大变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指出：“某一天(也许很快)我们也将看到按当前这样模式管理的全球化既不能提升全球效率，也不能促进平等；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的民主制度陷入危险境地。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还有其他对我们经济和民主都能进行更好的管理全球化的方式，并且它们不会造成不受约束的全球化。”6而且，正如斯蒂格利茨所预言的，在新时代，中国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格局变革的关键性角色之一。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经济并不是向着全球范围的同质化“超宏观经济体”方向演进，而是越来越具有域观经济特征。挪威学者乔根·兰德斯教授对全球经济发展态势的判断是：“到2052年，中国会向世界展示，在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的问题时，一个强大的政府更为有效。”他预言，“中国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驱动力”。而关于中美关系，乔根·兰德斯教授似乎在几年前就预见到了今天所发生的事态：“我相信，中美两国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将通过友好的方式得到解决，因为美国国内也有足够的资源，为人民提供自给自足的生活。”7从学术进步的角度来看就是，“微观—宏观”范式的危机，显示主流经济学范式变革的现实迫切性，使得域观经济学范式应运而生。
在现今世界中，尽管美国可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力量，但越来越难以担负起全球经济“宏观调控者”之责。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是超国家经济体的世界，也就是并不存在“微观—宏观”范式框架中驾驭市场运行的“世界政府”角色。世界经济的这种性质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秩序规则只能由各国特别是大国间的对话谈判来形成，并在各国特别是大国的监督下共同遵守。
所以，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必须与时俱进，经济学也必须进行范式变革。这种超越微观—宏观范式的范式变革，实际上就是要使主流经济学所抛弃的史观范式因素重新回归。当我们以新的范式思维观察世界，经济全球化就会呈现出另一种图景。其中，世界的真实特质和多样性特色，可以得到更为贴切的理解和符合实际的学术刻画8。
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越来越多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国家，纷纷进入经济全球化大潮。在这一进程中，各国以何种思维方式理解全球化，如何避免因理念、文化的不同引致重大冲突，能否和如何以和平方式协调关系、解决矛盾，实现互利共赢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对全人类的一个严峻拷问。
以“微观—宏观”范式思维来理解经济全球化，其前提是微观经济主体的同质化。在这一范式中，有许多问题是难以回答的。譬如，如果微观经济主体的性质(类型)不同，如何进行公平竞争?经济如何实现局部均衡和总体均衡?进一步地，在该范式中，各国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形成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也要以同质化为前提。因此，各国经济的融合要建立在消除国家间经济文化多样性和制度特色的基础上，这可能意味着国家间的某些冲突甚至局部战争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与此相反，域观范式思维强调探索可行的方式实现不同特色的各国经济间的合作交流和融通，在不追求各国经济体同质化前提下形成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所言，在人类和社会科学中，唯一可能正确的观念是多元论观点9。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社会是或应该是完全和纯粹竞争的。国家、法律和道德约束的作用永远是重要的。而且其他形式的组织，比如自愿合作，也是如此。最严格意义上的商业生活也不会符合理论上的经济人行为。历史的发展随着观点、态度和制度的进步而变化，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在不断改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的最高峰到来之前，向其他形式的、主导类型的组织的进化就已经开始。这一社会进化大大超出了经济理论家的领域”10。换句话说，即使是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各国的具体国情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各国经济的同质化并非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前提。由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经济一体化，并不必然要求消除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和多样性。即使是基本政治制度相同的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也不存在某种压倒性的力量将迫使它们完全趋同，差异的空间依然存在，并且必须得到保护”11。只有以这样的思维观念来推动经济全球化，才能维护世界和平，避免国际冲突和战争。
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不断增长和扩展的必然现象，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工业化的长足推进，世界各国将或早或迟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中。从经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发展中的积极现象，可以让更多的人从中获益。但事物总有其另一面，即使经济全球化是个好东西，但任何所得必有所失。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可能成为各国间以及各国国内居民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国际移民也可能导致社会关系复杂化和社会治理困难，等等。正因为如此，经济全球化一直受到不少人批评。现实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是必须付出一定代价的，即必须面对一系列矛盾和压力。因此，经济全球化必须形成更加包容、更加安全的全球化格局，这才是人类世界的发展方向。
当今全球治理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马丁·沃尔夫在十多年前指出的：“如果美国继续保持支配地位，而不是和其他国家共同维护世界秩序，它和新兴的中国之间就不可避免要产生利害冲突。此外，中国的崛起还会迫使其他国家进行不愉快的经济调整。这已经引发了某些地区的保守主义势力的反弹，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种相互敌视的恶性循环逐渐壮大，最终将破坏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并非完全不能想象。”12
从关于全球化的经济学范式逻辑来看，这实际上就是在曾经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意识深处，将自己视为全球经济的“宏观”调控者，要求各国尽可能减少对经济全球化的干预，在同质一体经济全球化世界中开展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格局才是最能体现“微观—宏观”范式的理想世界。现实却是，这只是一种主观想象，而且随着各国经济尤其是后发国家的不断赶超，经济全球化格局正在并将越来越远离这个臆想世界。
域观范式下的理论构建存在一个突出的理论难点，即如何认识和处理各国间的域观性差异问题。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各国遵守共同认可的秩序规则，“微观—宏观”范式思维强调相关各方的政策安排待遇“对等”。域观范式思维承认并强调由各国的域观特性特色所决定的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不强求所有政策安排在各国间完全“对等”。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域场”特征及其相应的制度规则，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既要尊重他国的域场规则，又要有能够将各具特色的“域场”规则进行接轨的协调性规则安排。这才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形态，即它是由各类域场所形成的一体化格局，而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绝对自由市场。
换言之，经济全球化需要建立和维护的世界市场秩序是“安全畅通、规则平等、承认差异”。在一些方面，各国间的规则“对等”是合理的、可行的，也是必须的；而在另一些方面，要求完全“对等”是无法做到的，因为这忽视或有意否认了经济全球化的域观性质，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如果强求经济全球化要以各国经济性质的同质化为前提，则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和代价将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数据、金融、传媒等高流动性且关乎国家安全的敏感领域，应该承认各国的域观特色，尊重各国对本国的治理**。
在经济全球化中，当具有不同域观特性的国家在同其他国家进行规则接轨或“移植”时，必须考虑各国国情特色所具有的域观条件，对规则安排进行效果评估与风险预判，尽可能实现各国民经济体之间接轨制度设计的亲和性，避免某些规则对相关重要域观特质的较大排异性，从而尽可能避免风险和损失。这也体现了当代经济全球化必须在**国家的制度框架内得以推进的客观现实。
可以预期，在未来的国际规则谈判中，关于“对等”与否以及如何“对等”的讨论，将成为中心议题。既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域观性决定了世界各国不可能完全同质化，那么经济全球化的秩序规则的“对等”性，就应认可和包容不同国家的特质特色。这样，各国才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求同存异的原则与时俱进，才能逐渐磨合形成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有效秩序规则体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命运有各种判断：“全球化已死”、全球化成为“半球化”“全球化的区域化”等，实际上反映了当前全世界所面临和特别关切的经济全球化规则建构的重大挑战。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向，而人类所要回答的是：如何实现可行的经济全球化?这深刻体现了市场经济自发性与建构性共存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制度演进特质。域观经济学的缘起，则顺应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可行趋势。
注释
1金碚:《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管理世界》2019年第2期。
2在语义的内涵表达上,政治经济学是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而不是独立学科economics(经济学)。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60页。
5[美]罗伯特·希勒:《叙事经济学》,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105页。
6[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页 。
7[挪]乔根·兰德斯:《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200、234页。
8金碚:《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管理世界》2019年第2期。
9[美]弗兰克·H.奈特:《经济学的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页。
10[美]弗兰克·H.奈特:《经济学的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页。
11[英]马丁·沃尔夫:《全球化为什么可行》,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12[英]马丁·沃尔夫:《全球化为什么可行》,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2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