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外开放一方面可以促进改革，另一方面本身即是改革，故可将对外开放作为“三大发动机”之一的“制度变革”的一部分。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走出去”；不仅要遵循现有国际秩序，而且要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不仅要开展国际双边、多边合作，而且要开展大区域系统合作；不仅要推进实物层面的对外开放，而且要推进货币金融层面的对外开放；不仅要有进有出，而且要“优进优出”。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决定行为，思想引领行为，思想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几乎都是先有思想革新，后有重大的变革行动和经济社会发展。思想解放有利于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动力，思想即观念、文化等，也属于广义制度中的无形制度，故也可将思想解放作为“三大发动机”之一的“制度变革”的一部分。
地方政府竞争确实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尽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等方针下，各级政府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由于政府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因此各地政府之间的“增长竞赛”就成为各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因。
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九大促进作用
对外开放一方面可以促进改革，另一方面本身即是改革，故可将对外开放作为“三大发动机”之一的“制度变革”的一部分。“一带一路”、亚投行、人民币国际化、自贸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都是最近的热词。所有这些热词都反映出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走出去”；不仅要遵循现有国际秩序，而且要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不仅要开展国际双边、多边合作，而且要开展大区域系统合作；不仅要推进实物层面的对外开放，而且要推进货币金融层面的对外开放；不仅要有进有出，而且要“优进优出”。
在新阶段，有必要对对外开放的作用做更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由于本文重点讨论发展动力，故侧重从动力角度分析对外开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促进作用。
对外开放是一个双向系统，不仅包括打开国门“引进来”，而目包括面向世界“走出去”。对外开放的具体形式很多，包括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对外金融合作、对外产能合作(或对外产业合作，含对外工程合作)、对外技术合作、对外人才交流、对外交化交流、对外环保合作、对外军事合作等。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能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如下九个方面作用。
作用一：扩大产品市场
在闭关锁国条件下，企业产品的市场限于国内市场。而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企业产品市场则扩大到全球市场。只要企业产品有国际竞争力，则就不愁没有销路。市场的扩大，即意味着效益的增加，不仅包括成本不变下销量增加带来的效益增加，而且包括因规模经济出现、成本下降而带来的效益增加。其实，斯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一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之间开展相互贸易，可实现互利共赢。
作用二：增加消费者选择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的消费者只能选择本国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可以选择世界各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选择范围大大拓宽，可以获取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不仅消费者可选择的花色品种增加，而且消费的档次可多样化，即增加了消费者选择不同档次消费品的空间。而且，消费者不仅可以在本国购买商品或服务，而且还可以出国购买喜欢的商品或服务。
作用三：扩大经营舞台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的企业只能在本土进行投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舞台有限。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则可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国进行投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舞台大大拓宽。最近，中国正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其实质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业链和生产经营环节，分享全球分工协作的好处。
国际产能合作的形式可包括产能“一揽子”合作(将装备、技术、管理、标准和资本“打包”)、全产业链战略联盟合作、就地建设产业园区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采取BOT、PPP等方式)、“工程承包+融资”合作、融资服务合作等。这些都为本国企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
作用四：弥补资金缺口
吸引外资是对外开放初期最富有吸引力的形式。“双缺口”模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会遇到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的挑战，对外出口和吸引外资可以弥补储蓄和外汇的“双缺口”。吸引外资包括吸引私人来源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商业银行贷款和出口信贷，以及官方来源的按市场条件提供的贷款和投资等。同时，本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也可以通过获得利润回报而在国内进行投资。还有，国外的援助也可以部分弥补国内的资金缺口。
作用五：缓解资源压力
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仅是数量有限，更主要的是品种有限，而发展经济、满足国民生活需求则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对外开放则可以通过引进国外资源来满足国内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在不对外开放的情况下。一些国家为了满足国内的需要，很可能会对资源进行过度的、高成本的开发和利用，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而对外开放则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优选资源，缓解国内的资源压力。
作用六：促进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往往来自两个基本动力：一是市场需求的拉动：二是竞争的推动。而对外开放，一方面可通过扩大产品的市场、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来扩大市场需求，进而拉动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可通过扩大国内企业的竞争范围、增加竞争强度，来推进技术进步。不难看出，人类许多重大的技术进步都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如蒸汽机技术、铁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等。而且，开放条件下的“知识外溢”效应和信息流通也非常有利于技术进步。
作用七：提升人力资本
一国的知识、管理经验和文化都有某种局限性，而全世界的知识、管理经验和文化则丰富得多。在开放条件下，提升人力资本可跳出本国的局限，在全球范围吸纳知识、管理经验和文化。故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最好同时引进管理经验，加强国家之间的人才交流、文化交流可以共同提升交流双方的人力资本。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通过输送大批人才留学、开展海外交流等，就显著地提升了整体的人力资源水平。
作用八：促进制度变革
对外开放的一个隐蔽而神奇的作用是促进国内的改革。改革是对现有权益格局的调整，常常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在封闭条件下，人们往往不知道外面精彩的世界，而陷于安于现状、故步自封、自我陶醉之中。一旦打开国门，有了比较，就会发现自身的差距，就有了变革的动力和压力。事实上，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有很大部分是因开放引发和推动的，如设立对外开放特区、吸引外资等都推动了国内改革。
作用九：保障多种安全
一个国家的安全有很多种，如国防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等。许多安全越是在封闭下越难维持，越是在开放下越好维护。如在开放条件下，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高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侵犯他国也会损害自身的利益，维护国际规则和秩序可以实现共同安全。在此情况下，维护国防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等成为各国共同的诉求，只要各国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就可以共同提高各国的安全系数。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面临着艰巨的改革、转型和创新任务。国际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正在重组，世界经济正处于艰难的再平衡之中。在此形势下，我们一定要有全球视野，抓住栅遇，迎接挑战，深刻认识对外开放的多重作用，突出“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国际产能合作等重点，进—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
解放思想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
思想解放有利于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动力，思想即观念、文化等，也属于广义制度中的无形制度，故也可将思想解放作为“三大发动机”之一的“制度变革”的一部分。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代，同时经济开始逐步步入新常态。新时期我们面临异常艰巨的改革、转型、创新和发展任务，粗放发展的模式已走到尽头，长期依赖的“三驾马车”动力逐渐式微，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发展动力。改革、转型、创新都是新的发展动力，但所有这些动力都依赖于解放思想这一更深层次的动力。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决定行为，思想引领行为，思想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几乎都是先有思想革新，后有重大的变革行动和经济社会发展。
如先有荷兰的宗教宽容和解思想，后有荷兰的“商业革命”和率先崛起；先有英国的“新教革命”(或“宗教改革”或“清教革命”)，后有英国的“光荣革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先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后有意大利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先有法国的“思想启蒙”，后有法国的多次“革命”和经济发展；先有美国的“宗教改革”和《独立宣言》，后有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强大：先有日本的“文明开化”思想，后有日本的“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先有“戊戌维新”思想，后有“戊戌变革”行动：先有“五四运动”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传播，后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先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后有伟大的改革开放和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
如前所述，影响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需求边动力，如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二是供给边要素投入动力，如劳动力、资金、土地等投入；三是供给边生产率提高动力，如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其中，中国的制度变革又包括中国特色的制度动力(“五驾制度马车”)——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组织制度等，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四是两个相对独立而又属于制度变革范畴的动力——对外开放和思想解放。本文已讨论了前面所有的动力，这里要分析的是思想解放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
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人，影响人行为的核心因素是制度和思想，决定制度变革的因素也是思想，故思想是影响经济发展最根源的因素，抓住思想就抓住了影响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在特定的时空下，思想既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思想，也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摆脱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转向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
思想是与特定主体如民众、企业家、学者、领导人等相连的，民众的观念和意识、企业家的精神、学者的理论和观点、领导人的理念和意志等都受思想的影响和左右。而这些主体的思想状态和取向都从不同方面影响经济发展。
首先，民众的观念和意识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动力。经济发展依赖于企业发展和民众创业。企业发展依赖于企业家精神和企业中每个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而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一方面依赖于激励制度的设计，另一方面依赖于员工的观念和意识。不同的宗教和思想教育对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影响不同，如基督教较佛教更引导人采取入世的行为。民众创业的行为更是受观念和意识的引导，在大众中培育创业意识就有利于经济发展。
其次，企业家的精神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主体，企业家是企业的主帅和灵魂，企业家精神是支撑企业家创新和应对风险的基础力量。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创新和冒险，而这首先需要企业家来承担和推动。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思想品质，包括创新、冒险、敬业、合作、诚信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只要有了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就会产生和成长起一批优秀的企业，经济发展就水到渠成了。
再次，学者的理论和观点是引领经济发展的无形力量。尽管很多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诚如凯恩斯所言：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思想家的思想，无论是对还是错，实际上都要比—般人想像得更为有力。这个世界确实是有少数精英统的。那些自认为能够免于受经济学家思想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那些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当权狂妄人信奉的其实也不过是若千年前某些末流文人狂妄思想的零碎而已。”从^类历史的长河来看，学者的地位和作用巨大而无形。尽管在当今中国经济学家常常挨骂，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许多经济学家为破除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普及市场经济知识、提供经济决策咨询服务、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第四，领导人或领导人团队的理念和意志对经济发展影响重大。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领导人或领导人团队对经济发展影响重大，有时可以说“领导是第一生产力”，在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下，仅仅因为换了一个领导人，结果几年之后面貌焕然一新。领导人的主要职责是确定方向、战略和路线，而其思想和理念是否科学合理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效果。若领导思想僵化、观念陈旧，就可能导致国家或地区走很长的弯路，反之则会顺利、较快走向现代化。
上面主要分析了思想通过各个主体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更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解放各个主体的思想，摆脱僵化思想、陈旧观念的束缚，培育与时俱进的新思想，更能促进经济发展。
对当前的中国来说，经济持续下行，面临前所未有的稳增长压力。在此形势下，有必要开展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以寻找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启了伟大的改革开放。1992年小平南巡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想，掀起了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高潮。十八大后，我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代，有必要开启“第三次思想解放”。
“第三次思想解放”可重点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推进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没有彻底完成的关于人权的思想启蒙，理清公权与民权的关系，清理特权思想，为全面改革扫清思想障碍；另一方面，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形成的“过渡性改革思想”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更加强调全面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公平发展等思想和理念。
通过“第三次思想解放”，消除思想迷雾，进一步明确前进的方向，凝聚共识，减少内耗，形成合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地方政府竞争何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地方竞争为一些学者所重视，故予以讨论。地方竞争其实是一种制度安排，故也可作为经济发展“三大发动机”之一的“制度变革”的一部分。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动因的分析一直国内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被学者们提得较多的动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改革开放或制度变革(含渐进改革、边缘改革等)、中国模式(政府主导、投资推动、赶超发展等)、地方政府竞争、比较优势发挥、人口红利释放等。其中。张五常等人提出的“地方政府竞争说”更是在近年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中国近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由各地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区一级的政府)的高度竞争带来的，各地地方政府通过出售土地、给予税收优惠等手段，竞相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经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县区政府为了使自身收益最大化，展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等。
毋庸讳言，地方政府竞争确实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尽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等方针下，各级政府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由于政企分开改革推进滞后，各级地方政府可以“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经营国有资产”，于是逐步演变成“经济发展总公司”或“政府企业”，书记相当于董事长，市长相当于总经理，其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工业发展、开发区建设等经济工作上。由于政府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因此各地政府之间的“增长竞赛”就成为各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因。
政府本乃公共服务组织，何以会出现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制度原因：
一是从“财税包干制”到分税制，使地方政府有了竞争的内在动力。分税制实施前的“财税包干制”使地方政府有完成了规定上缴任务后追求自身税收收入最大化的内在激励，于是出现了围绕降低上缴基数、扩大本地留成的激烈竞争。分税制实施后，围绕如何增加地税在各地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由于地税主要来自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资源税、土地使用税等，因此建开发区、发展工业、开发资源、发展房地产等就成为各地共同的竞争手段。
二是以GDP、工业增加值等为主要内容的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有了竞争的外部压力。各级地方政府要接受上级政府的考核，考核的主要指标是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于是为了获得上级的肯定，为了在各种排行榜上赢得靠前的名次，在各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
三是对土地和资源的控制使地方政府有了竞争的手段。与西方国家地方政府之间难以形成经济竞争不同，中国地方政府拥有对土地和资源的所有权、控制权和监管权，可以通过竞相出让土地和资源、竞相开展“制度补贴竞赛”等而进行竞争。
必须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也存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如在“大跃进”时期，各地也存在围绕超英赶美、大炼钢铁、亩产“放卫星”等竞争。
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手段有：一是竞相以各种优惠手段(如减免税收或利税返还、低价供地、低价提供配套服务、给予补贴、减少行政审批程序、给予某些垄断经营权等)开展多种形式的招商引资；二是竞相设立各种形式的开发区或产业园区，将其作为经济竞争的主要平台；三是竞相快速发展对C4：)P和财政税收贡献较大的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四是竞相大范围征用农村土地，发展房地产，开展“造城运动”：五是竞相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大搞“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六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竞相透支开发利用本地资源：七是竞相争取各种帽子和名号，如特区、试验区、示范区、自贸区、城市新区、国家级开发区等。
地方政府竞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对过去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如：地方政府同时作为。裁判员”和“运动员”，不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设租”、“寻租”提供了空间，滋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许多地方为此搞“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延缓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许多地方在招商引资中进行恶性竞争，给予外来投资者过多的税收优惠、经营特权等，同时压低本地劳动力价格，损害了当地民众的权益：有的地方为了“亲商”、“富商”等，放纵企业大规模消耗资源、污染环境，损害了当地的长远利益：在“以GDP论英雄”引导下，什么来政绩快就发展什么，造成了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为了尽可能增加GDP，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工业和房地产上，扭曲了产业结构：在“软预算约束”下，过度负债，增加了金融风险等。
地方政府竞争与企业竞争有明显的不同：一是竞争目的不同，地方政府主要为GDP政绩和财政收入而竞争，企业主要为效益和可持续竞争力而竞争：二是竞争手段不同，地方政府可运用政府管理权和控制重要资源的特权开展竞争，企业则主要通过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开展竞争；三是竞争平台不同，地方政府主要利用本地空间进行竞争，企业则利用全球市场舞台进行竞争。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公平的企业竞争是应该鼓励的，但地方政府竞争则应受到一定的约束：首先，地方政府竞争应主要围绕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而竞争，对围绕增加政府自身权益的竞争应予以限制：其次，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应像企业竞争一样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对依托行政特权而开展的竞争应予以禁止；再次，地方政府竞争应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要遵循全国统一的竞赛规则。
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地方政府竞争仍然是必须依靠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能因为其有缺点而一竿子打死。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引导地方政府竞争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如何引导?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强调：一是加快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坚持政府主要作为公共服务组织的基本方向，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明确其主要职责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等，将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职责逐步交给企业和市场。二是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和考核方式，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提高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安全生产、民生福利等方面的考核权重，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考核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增加民众考核干部的机会。三是尽快制定规范地方政府竞争的相关法律法规，使地方政府竞争有统一的规则可以遵循。
来源：新经济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