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从增长、总量和发展水平看，区域增长速度格局再次变为“远西部、大中部、新东部”的排序，东西部增长速度差继续扩大；区域经济总量格局继续呈“东部大、中西部小”态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格局继续呈“新东部和远西部高、大中部低”态势。今后几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速可能继续趋缓，区域差距将继续保持“相对差距略有缩小、绝对差距扩速放缓”态势。为保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良好势头，本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制定和出台一些急需的空间规划、出台有利于中小城镇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利用结构性减税的机会建立我国地区差异化税收体制等若干对策建议。
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普遍有所回落，多数地区经济增长均由加速转为减速。2011年各省区市经济增长速度合计为11.8%（按GRP加权平均），低于上年1.3个百分点（高出全国统计2.5个百分点）；各省区市GRP合计为51.8194万亿元（比全国统计高出4.5321万亿元）；各省区市人均GRP合计为38777元（比全国统计高出3680元）。现就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变动原因以及演变趋势分析如下：
区域经济增长的格局演变及特点
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态势为：中西部经济增长继续快于东部，区域增长和总量重心继续向北向西移，地区相对差距继续缩小，区域经济总量和水平格局继续有所改善。天津经济增速和人均水平均为全国第一，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龙头。广东经济总量依然保持全国首位。
——区域经济增长格局继续呈“中西部快、东部慢”态势，远西部、长江中上游和天津增长速度最快
从三大地带看，2011年我国中西部连续5年超过东部且超幅继续扩大，前者比后者快2.59个百分点；远西部快于大中部，再次形成远西部、大中部和新东部的排序，而且东西部增长速度差继续呈现出扩大态势。这些反映了欧债危机对东部的影响较大，以及国家对新疆投资力度加大正在起作用。从“7＋1”综合经济区看，快于各省区平均的地区变为，长江中上游、远西部、珠江中上游、东北地区和黄河中上游；慢于各省区平均的地区变为华东沿海、东南沿海和华北沿海。表明欧洲债务危机导致出口下降，再次给我国沿海地区带来巨大冲击。这次受冲击最大的是华东沿海（2008年是东南沿海）。
从各省区看，2011年在各省区合计经济增长平均速度为11.82%，比上年低1.33个百分点的总体情况下，除贵州、云南、西藏、甘肃和新疆5省区外，其余省份增速均慢于上年（其中海南降速最大，为4.0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天津和重庆并列第一，达16.4%（低于上年天津1.0个百分点）。最慢是北京，为8.1%（低于上年并列最后一位的上海和北京为2.2个百分点），幅度整体下移1.0个百分点，幅度范围扩大1.2个百分点。快于和慢于平均速度的省份之比为23：8，说明各地区合计增速主要由低于平均水平的少数关键省份决定。各地区增速排序变化较大，其中：升位地区12个，升幅最大的贵州和云南达14位；降位省份11个，降幅最大的海南为18位；位次未变省份6个。
经济增长快于14.0%的有天津、重庆、四川、贵州和内蒙古5省区。天津增速放缓，但仍保持了全国第一；重庆也略低于上年，与居首位的天津同速；四川由降转升前移2位；贵州由降转升前移14位（与云南同为前移最大省份），是增速超上年的少数几个省份之一且超幅最大，实现了“弯道超车”；内蒙古由降转升前移1位，仍然处于第一增长方阵中。这些都表明，我国区域增长重心继续向北向西移动。
经济增长介于14.0%～10.0%之间的有陕西、湖北、云南、吉林、青海、安徽、山西、湖南、西藏、江西、甘肃、广西、黑龙江、福建、辽宁、新疆、宁夏、海南、河南、河北、江苏、山东和广东23省区。云南、甘肃和西藏都由降转升，分别前移14、12和10位，增速也都超过去年，这是得益于西部大开发的深化；吉林由连续下降转为上升前移8位，是得益于长吉图区域规划的实施；新疆继续上升前移6位，是得益于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陕西由连续下降转为上升前移2位，缘于陕北矿产资源开发；河北继续上升前移1位，得益于曹妃甸仍处在大规模建设时期；湖北和安徽由升转保，维持了相对较快的速度；海南和青海都经历了大起大落由升变降分别后移18位（后移最多）和7位，前者明显受欧债危机和国际局势动荡影响，国外游客剧减，后者则因为玉树灾后重建接近尾声；辽宁继续大幅后移9位；江苏大幅后移7位；广东继续大幅后移6位；广西继续大幅下降5位；宁夏由升转降也后移5位；湖南继续下降后移4位；福建也后移4位；河南由升转降后移3位；江西继续下降后移2位。
经济增长慢于各省区平均又慢于10.0%的有浙江、上海和北京3省市。浙江连续数年下降又后移2位，成为外需萎缩最大受损者之一。北京和上海继续处于最后两位，其中北京依然垫底。
——区域经济总量格局继续呈“东部大、中西部小”态势，变化依然是东部比重略降，中西部略升
从三大地带看，2011年新东部经济总量达314319亿元，占全国比重为60.7%，比上年降1.0个百分点；中西部经济总量达167518亿元，比重为39.3%，比上年增1.0个百分点。在中西部中，大中部经济总量达148551亿元，比重为34.9%，比上年增0.9个百分点；远西部22961亿元，比重为4.4%，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东部与中西部总量相对差继续缩小，缩小幅度比上年略大。
从“7＋1”综合经济区看，华东沿海、华北沿海、长江中上游和东南沿海四大区总量比重高于12.5%，其中三个沿海地区比重分别降为19.3%、18.7%和14.0%，降幅分别为0.4、0.3和0.4个百分点；长江中上游比重升为18.7%，升幅为0.6个百分点。黄河中上游、东北地区、珠江中上游和远西部四大区总量比重小于12.5%，均继续比上年有所提高，分别提高到11.0%、8.7%、5.0%和4.4%，提高幅度分别为0.2、0.1、0.1和0.1个百分点。
从各省区市看，在各省区市经济总量平均为16716亿元，比上年名义增加2618亿元的背景下，2011年各省区市总量都比上年有所增加，其中增加最多的是江苏，增加7179亿元。各省区市总量幅度为52674亿元（广东，比上年增加6661亿元）到606亿元（西藏，比上年增加98亿元），整体上移98亿元，幅度则增加6563亿元。大于和小于总量平均的省区市之比为12：19，排序变化很小，仅有湖南和湖北同时前移1位，上海继续后移2位。
经济总量大于各省区市平均、又大于30000亿元的仍然是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4省，排序未变。
经济总量在平均水平周围、介于30000亿～10000亿元之间的有河南、河北、辽宁、上海、四川、湖南、湖北、福建、北京、安徽、内蒙古、黑龙江、陕西、广西、江西、天津、山西、吉林和重庆19省区市，比上年减少1个。只有湖南和湖北同时前移1位，上海继续后移2位，其余排序未变。
经济总量小于各省区市平均水平、又小于10000亿元的有云南、新疆、贵州、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8省区，比上年多1个，但排序无变化。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格局继续呈“东西部高、大中部低”的V字形态势，新东部与中西部继续呈现相对差缩小、绝对差扩大状态
从三大地带看，2011年新东部和远西部人均GRP均高于各省区市平均，分别达50866元和41424元，分别是平均值的1.31倍和1.07倍，前者比上年继续下降0.03倍，后者则比上年继续提升0.03倍。大中部人均GRP依然低于各省区平均，仅为27271元，为平均值的0.70，但比上年略提高0.02倍。总之，新东部与中西部继续呈现相对差缩小、绝对差扩大状态。
从“7＋1”大综合经济区看，人均GRP高于各省区市平均的有华东沿海、华北沿海、华南沿海、远西部和东北地区5大区。前三者与平均之比继续有所下降，后两者则略有提高。远西部继续提高0.03倍，东北由持平变升0.02倍。人均GRP低于各省区市平均的有黄河中上游、长江中上游和珠江中上游三大区，均属大中部。前两者分别继续提升0.01倍和0.03倍，后者由持平转为上升0.03倍。
从各省区市看，在各省区市人均GRP平均达38777元，比上年名义增加5751元的背景下，2011年各省区市人均GRP均有所提高，其中增加最多的是天津，达11343元。各省区市人均GRP变化幅度为84337元（天津，比上年名义增加8263元）到16413元（贵州，比上年名义增加3294元），整体上移3294元，幅度扩大4969元；低平平差和最低平差分别为0.73和0.43（最低平差指人均GRP最低值与各省区平均值比较，贵州为人均GRP最低值），分别比上年缩小0.02和0.03.也就是说，各省区市间相对差继续有所缩小，绝对差则继续扩大。各省区市人均GRP高于和低于各省区市平均的省区市比为10:21，说明各省区市人均GRP平均水平，主要由大于平均的少数省份决定。各省区市人均GRP排序发生重大变化，最突出的是天津取代上海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这是本世纪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重心不断北移西移的自然表现。
人均GRP高于各省区平均、又高于80000元的有天津、上海、北京。天津前移2位成为新的龙头，上海和北京向后顺移1位。这是排序的重大变化。
人均GRP在各省区平均周围、介于80000～30000元的是江苏、浙江、内蒙古、广东、辽宁、山东和福建、吉林、重庆、湖北、河北、陕西、黑龙江、宁夏和山西15省区。位次变化为，辽宁和广东位次互换，辽宁继续前移1位，继去年超山东后再超广东；重庆继续前移2位，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广东继续后退1位；河北由持平变为后移2位，其余未变。
人均GRP低于各省区平均、又低于30000元的有湖南、新疆、河南、青海、海南、四川、江西、安徽、广西、西藏、甘肃、云南和贵州13省区。湖南继续前进1位；四川由退变进，前移1位。新疆继续后移1位，江西由进变退，后移1位。
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演变的原因分析
总体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仍然是由投资和第二产业驱动，少数相对发达省区（上海、北京等）开始出现向消费和第三产业拉动转型的态势。
——从区域总需求看，区域投资格局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起着主要作用，但低速增长地区主要由最终消费拉动
从区域资本形成看，GDP增速越高，资本形成拉动作用也越大。经济增长最快的几个省区市，如天津、重庆、四川、贵州和内蒙古等投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几个资本形成拉动峰值地区，如天津、内蒙古、云南、青海、广西和河南，都是增速排序升位较多的地区。也有一些地区经济增长主要由最终消费拉动，如广东、浙江、上海和北京等。这些都是经济增速最低的几个地区，显示了这些地区发展方式开始转变。
再从最终消费和净流出看，两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太密切。前者几乎不随经济增长变化，也就是说，各省区市最终消费拉动基本相同，均在5个百分点左右；后者则波动较大，大体上，经济高增长地区多位于中西部，经济低增长地区多位于东部。
——从区域总供给看，区域第二产业增长格局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起主要作用，但低速增长地区主要由第三产业带动
从第二产业看，其带动作用明显高于其它产业，而且经济增速越高，第二产业带动作用越大。重庆和天津等增速最快地区第二产业带动作用也最大最明显。一些峰值省区，如内蒙古、贵州、青海、山西、甘肃、黑龙江和宁夏等都是经济增长排序前移较多的地区。
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看，前者波动较小，后者变动较大。前者除海南、新疆和云南等少数地区外，其余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十分有限，主要是起粮食安全和农业稳定基础的作用。后者则是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抓手，表现为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不高，主要由第三产业带动，如上海、北京等；一些第三产业峰值地区，如四川、西藏和海南等，也显示出第三产业的主要带动作用。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若干问题与对策
一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仍然面临分工协作关系比较混乱的局面，要制定和出台一些急需的空间规划。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扩大内需，从2008年起，国家先后出台了几十个国家级重点发展地区的规划。据统计，2009年国家出台了12个有关区域规划和指导意见。2010年出台了两江新区、西部新10年规划、山西资源枯竭转型规划等近10项规划。2011年又出台了山东蓝色海洋经济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成渝经济区规划、海峡西岸先行先试规划等。有人认为，我国区域规划大凌乱，区域政策也存在所谓“碎片化”问题。其实，这些不同类型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是需要的，是针对不同区域的不同问题制定和实施的，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区域规划和政策体系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的过程。事实上，区域规划大体上可能包括板块区、类型区、政策区和改革开放试点区等类型。未来还需制定和出台一些急需的空间规划，应以四大板块区和主体功能区划为龙头，规范和调整区划和规划体系。完整的区域规划体系，由全国区域规划总体方案和若干重点规划组成。尽快制定和出台全国区域规划总体方案尤为重要。全国统一的、综合的、多层次的总体空间区划和发展规划方案内容包括：提出完整的全国空间区划体系（由多层次板块区和多方面类型区组成）；综合考虑自然、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行政区划等多方面因素，对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的区域面临的不同问题，提出不同的规划解决方案，包括指导思想、原则、重点和措施；区划和政策方案要做到动态性与稳定性有机结合等。
二是我国城镇化仍然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使其成为扩大内需最行之有效的途径，要出台一系列有利于中小城镇发展和大城市郊区化的经济社会政策。目前，我国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突出地表现为城镇“大的太大、小的太小、缺乏中间环节”。中国不乏500万人乃至上千万人口的超大规模城市，但这些大城市都已经面临比较严重的“城市病”困扰；而众多的建制镇和集镇规模太小，显示出破败的态势；中间规模的城镇数量严重缺乏；人口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和流动缺乏必要的选择和过渡环节。尽快出台一系列有利于中小城镇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应该成为推进城镇化，改善城镇体系结构，促进内需扩大的首选对策之一。同时，为有效解决“城市病”问题，还必须高度重视和及时实施超大规模城市郊区化战略。一方面，这是解决“城市病”问题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城镇化已经到了郊区化发展阶段。通过实施郊区化战略，采取一切有利于疏散中心城区人口，有效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环境和条件，从“以空间换时间”（集约式城镇化）过渡到“以时间换空间”（分散式城镇化）的城镇化模式上来。目前，阻碍大城市郊区化的因素还很多：首先是认识问题，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郊区化对大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其次是还存在大量的不利郊区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需要加以改革和克服。如大城市周边地区高速公路收费、郊区化缺乏控制出现“摊大饼”现象、卫星城必要的生活设施不配套等。
三是我国区域发展条件不平衡问题尚缺乏有效的干预对策，要充分利用结构性减税机会，建立我国地区差异化税收体制框架。各地区由于客观存在的发展条件不同，会影响区域间的公平竞争，从而出现地区发展差距。通过实施差异化税收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由于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等客观形成的不公平竞争现象，从而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为稳增长，国家将出台结构性减税政策，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在统一税制的前提下，根据地方资源环境条件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制定累计性差别化税率体系，以更加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