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文化研究正处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之下。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与信息全球化的覆盖、对传统文化希冀的同时又对现代文化极度渴求，这些都意味着进行文化研究需要拥有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文化，原本就是一个包容性极强、足够开放的体系，甚至可以说，文化无处不在，任何学科都可以加上“文化”二字。而在当今时代，“文化”的范围越来越大，如何在驳杂的文化范畴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将对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为什么是谱系学研究
谱系学研究的优势究竟在哪？文化的发展脉络如何依靠谱系学来梳理？这是最为关键的问题。谱系学研究是在纵横交错、四方融汇、相互关联之中，清晰地梳理着事物发展的流脉，准确地把握着事物之间的互动关系，立体地观照着事物多层面的复杂关联，深刻地揭示着事物自身的本质。谱系学研究近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其重要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根据福柯的解释，他所谓的谱系学就是要“将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都保持在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它将标识出那些偶然事件，那些微不足道的背离，或者，完全颠倒过来，标识那些错误，拙劣的评价，以及糟糕的计算，而这一切曾经导致那些继续存在并对我们有价值的事情的诞生；它要发现，真理或存在并不位于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根源，而是位于诸多偶然事件的外部”。
谱系学与文化的结合，主要是因为文化具有内容丰富、形态多样、关系复杂的特点。在这个博杂的体系中，确保文化兼具整体性与针对性，就需要从谱系学入手进行考量。正因谱系学具有从宏观视野出发审视研究对象、处理复杂事物脉络系统的优势，将其应用于驳杂广泛的文化研究，将进一步拓展文化的发展源流与脉络、整体格局和框架。
一方面，文化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与文化相连，如酒文化、茶文化、网络文化、大众文化，等等，这就使得文化成为一个极为庞大的体系。文化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有着内在共通的一致性。可以说，文化是历史的一种积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特性。但如今的研究，更多是研究单独的文化，追寻“茶文化”、“酒文化”本身是什么，很难从“文化”这一整体来看待。如此枝叶繁杂、交叉互通的内容，使得文化虽在逐渐变“大”，在扩张、在渗透，但失之清晰准确。尽管如今我们时常将“文化”加缀在某个词后面，但其内涵却模糊不清。谱系学的运用可以在宏阔的视野下，对复杂事物进行梳理，这就使得谱系学与文化有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需要运用谱系学知识对其内部结构进行总结与概述。
另一方面，文化涵盖的各个部分，其形成发展都有各自的特殊性、偶然性。比如，茶文化包括茶叶品评技法、艺术操作手段的鉴赏、品茗美好环境的领略等，其过程体现了形式和精神的相互统一，是饮茶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它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更与宗教不无关系。各国的饮茶方法各有千秋。中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汉民族的文明和礼貌。但是“茶”本身的特异性决定了茶文化的特点与酒文化、网络文化等有差异。如何清晰地梳理文化各支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谱系学在关注整体性的同时，可以把握独特各异的特征，注重探究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研究文化离不开谱系学的运用。
谱系学研究的经典范例
文化谱系学研究的经典范例不少，较为突出、较具代表性的，是文学文化中《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所构建的框架，以及阎崇年先生所提出的“大故宫”思路。
1935 年至1936 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五四新文学产生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部文学总集，鲁迅、胡适、茅盾、郁达夫、朱自清等中国新文学理论、创作的奠基者也参与到这项编纂工作中。《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从一开始体现出的历史眼光和谱系意识，全面、完整同时又充满个性的编选体例，使它如同古代一些总集、诗文选一样，通过源流的追溯和理论、作品、资料的整理，对之后的新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乃至影响到中国新文学谱系的形成和架构。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展现的是一种完整的谱系意识。如《建设理论集》和《文学论争集》，对晚清以来从理论到实践一系列文学观念和思潮都有较为全面的总结和思考，可以说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胡适主编的第一卷《建设理论集》，在导言中，对晚清直至“五四”这一段时期白话文、新文学自身产生、发展的脉络有清晰的溯源和整理。胡适认为，从晚清姚鼐、曾国藩为代表的桐城派提倡应用文、告别骈俪诗赋，到冯桂芬、王韬、郑观应、谭嗣同、梁启超的政论文，再到吴汝纶、严复、林纾、周氏兄弟等人的翻译活动，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新文学文体解放、平易畅达等因子，敲响了古文学的丧钟。但充分肯定和吸纳这些晚清以来进步的文学观念的同时，他也总结了这些文学观念及实践失败的原因。从这些思想主张发展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再从白话文运动发展到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理论，包括活的文学、人的文学、进化的文学观的提出，这其中的历史发展逻辑脉络一目了然，充分反映了以“启蒙”、“进化”、“现代”等观念为代表的新文学本质品格和特征。这种注重新文学自身思想观念、文学旨趣源流、传承的谱系意识，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其他几卷的导言中也有充分体现。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自身的编写体例，决定了它不仅仅是对文学观念、创作的简要介绍，新文学历史发生、发展脉络的梳理，大量文献、作品的编选，还可以充分展现新文学本身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仍以《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为例，两卷的主编者胡适和郑振铎不仅收入了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钱玄同、刘半农等大量新文学阵营的文章，同时也收入了林琴南、严复、胡先骕、梅光迪等人的反对文章，展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谱系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一卷的导言集中体现了新文学的整体追求和价值取向。文学谱系的形成首先注重的是源流、宗谱、相互之间传承影响的关系。虽然十卷本各自导言部分的撰写人不同，且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学风格，但在某些涉及新文学自身谱系建构的问题上，这些导言的作者保持了一致。以文学谱系最为重要的源流问题为例，几位编撰者，如茅盾、朱自清等人，都把新文学的起点指向了《新青年》杂志。二是各卷作品的选编最能体现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坚持的文学理念和主张，与新文学“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白话文创作理念相违背的旧体诗词、骈赋，被排除在外，即使是已经属于白话文创作的通俗小说，如鸳鸯蝴蝶派的创作，也没有出现在大系编选的行列。《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从理论思想的梳理，到历史脉络的叙述，再到四种文体划分和具体作品的编选，都体现了新文学自身谱系的特征，也体现了新文学的创造者和参与者对新文学的体悟和认知，以及对新文学自身脉络谱系的梳理和选择，这对之后文学史的叙述和总结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
阎崇年先生在2012 年开讲的“大故宫”也是文化谱系学研究思路很好的展现。所谓“大”，不仅是在外延方面有了新的开掘和拓展——将北京的颐和园、圆明园，以及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南京故宫、台北故宫，一并纳入视野，构成一个更为完整、深厚、开阔、细腻的故宫姻系，更重要的是，“大故宫”注重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线索，强调文化承传的潜在动因，以故宫为核心，牵连出千百年封建皇家族系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互动关系。这样的“大故宫”既构筑了“故宫大百科”，又是对北京文化乃至明清文化的谱系学研究，是一种大思维、大系统、大脉络。
谱系学在当下的应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谱系学的应用在当下也越来越广泛，已非简单地应用于学术研究，更对现实的促进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比如在历史文化、出版文化、传播文化、比较文化等方面都有所发挥。
从历史文化角度而言，当下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问题。国内目前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多集中在文化名城和街区保护等方面，而对名人故居、传统城镇、村落等关注不够。但传统的城镇、村落等往往具有草根性、民间性、自然性等诸多特质，是区域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脚步加快，新农村建设逐渐铺开，如何解决建设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将谱系学的观念引入文化古迹保护的问题中，可以与时俱进，转变和改进传统的保护思路。依循谱系学的思路，将尽可能地避免人为主观意识形态和价值趋向的干扰，实事求是，有区别地保护不同时代、内涵和风格的“见证实物”及景观风貌，以拯救散落在众多村镇地域的历史文化记忆及其多样性。
从出版文化角度而言，所谓出版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出版概念。出版文化横跨了精神和物质两个领域，涉及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种生产方式，其内涵十分丰厚。梳理出版文化的脉络，就需要谱系学的视野进行观察与研究，将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内容进行整体合观，同时也对两个部分进行分别的深入研究。
从传播文化角度而言，在传播学的发展脉络中贯穿着文化研究的谱系。传播学内容驳杂，其中具有特色的是视觉文化。用视觉文化谱系的视角来看传播学，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其中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传播学的演进中，关于摄影、电影、电视等视觉媒介的研究都有自己相应的理论位置；二是依据英国社会学家伍迪维斯的观点判断，传播学是一种具有“视觉性”的学科体系，因为“视觉”是大部分现代媒介得以有效传播的感觉基础。传播学不再空泛，而是在特定的谱系学视角下有了具体的内涵。
从比较文化角度而言，由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地域差异所导致的中西差异，使得文化的内涵更加枝叶繁杂。如果运用谱系学的视角，可以将文化作为一个主体，从宏观的角度观察中西方文化的同与异，同时也可以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谱系学的应用前景
文化谱系学因其涵盖内容之广、结构之清晰，逐渐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新课题。但文化谱系学绝不仅仅是对以往研究的概括总结，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涵及外延还在不断扩张，这就使得文化谱系学不是一个固态的事物。文化虽大多是在古代历史中萌生的，但如今当它得以面对现代的信息化和工业化，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时，那些经历了历史波折而形成的文化，其发展并非戛然而止，而是在新时代的情景下有了新的意义。谱系学的应用也不再局限于历史范围内，如何用一种谱系学的思路对文化进行保护、继承和发展，是深化研究的重要一步。
在新时代环境的竞争要求下，若能将不同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则会增强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形成更大、更持久的文化品牌。如何从谱系学的角度重新研究和审视文化，赋予文化当下的意义，对文化进行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对谱系学在文化研究中的前景进行展望。
首先，文化需要谱系学立足于追根溯源，重新界定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这有利于在社会历史价值和文化自身价值的双重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谱系学系统展现文化的发展源流与脉络、整体格局和框架，在一个相对清晰的结构之中，突显文化的当下意义。
其次，文化需要谱系学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在从整体着眼进行梳理的同时，审视并挖掘文化个体成果的内涵与价值。由于谱系学可以从宏观入手，将文化作为一个内容丰富、形态多样的整体，对当下而言，可以构建一个概念明确的文化主体，对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谱系学可以从微观入手，对文化包含下的个体进行讨论，注重个体的特性，在挖掘独异性的同时，拥有广阔的视野，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再次，文化需要谱系学凝聚目光、去粗取精的作用。在文化之中，既汇聚传统文化的精华，又难免含有糟粕，比如，酒文化中还存在“喝倒就是喝好”等习俗与说法。将谱系与文化进行关联研究，得以融汇文化的精粹，同时能立足当下，将文化和当下时代的文化发展要求有机结合起来，促进文化在当下的影响与传播。
近年来随着西方尼采、福柯的学说在中国大陆学界的深入研究，“谱系”这一概念开始广泛出现在各类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论著中，尤其是对西方“谱系学”理论的大量译介和运用，反映出人们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探索不同社会的冲突、博弈关系，重新解释历史的努力。谱系学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使一直看似为人所“熟悉”的过去陌生化，从“同一”中寻找“差异”，在“简单”之处发现“复杂”。简言之，是一种把握“异”的方法。如今的学界研究注重“同”的不在少数，因此，需要有谱系学的视野来改变现今的研究状况。部分研究已经将谱系学视角运用到研究中，但仍有很大一部分的研究远远没有发现谱系学的重大作用。谱系学的视角可以说将是学界研究走向新方向的突破口，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