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清晰地呈现出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一是重质量、优结构、稳增长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凸显。2014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7.4%，尽管创下6个季度来的新低，但与上年一季度相比只下降了0.3个百分点。就业保持快速增长。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300万人，相比去年同期继续增加；外出打工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同比增加288万人，增长了1.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上涨2.3%，说明通货膨胀率控制在较低水平，基本符合宏观调控预期，与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也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从国际收支状况来看，尽管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0%，但贸易顺差依然达到167.4亿美元，国际收支基本保持平衡。
二是三次产业协同发展，产业结构继续优化，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正在趋向合理。2014年一季度，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比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4.1个百分点，服务型经济继续崛起。在第二产业内部，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高3个百分点左右。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看，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去年一季度继续下降；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的消费增速有所加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上升趋势；投资增速继续回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弱化，而且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三产业投资、民间投资所占比重继续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比去年同期提升1.5个百分点，达到64.8%。
三是区域经济继续趋于协调发展。2014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到8.7%，其中，西部地区增长10.4%，中部地区增长8.9%，东部地区增长8.1%；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仍维持回落到8.7%，其中，西部地区增长11.0%，中部地区增长8.8%，东部地区增长8.1%。从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看，1-4月全国同比名义增长速度回落到17.3%，中部地区增长19.7%，西部地区增长18.2%，东部地区增长16.3%。在劳动力市场，也首次出现中西部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增长略快于东部的现象。这些变化意味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结构继续呈现发达地区增速较慢、欠发达地区增速较快的发展态势，区域相对差距继续趋向缩小。
应当说，经济增速放缓是各级政府主动调控的结果，也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更加理性、宏观调控手段更加娴熟。然而，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未在根本上得以解决。在当前环境仍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仍存下行压力的形势下，尤其是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如何有效实现调结构、转方式，发挥市场机制的倒逼作用来推动转型升级，将是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具备持续、健康发展的多种有利条件。比如，随着党的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红利必将更大程度释放，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复杂程度较高、人力资本密集的行业孕育着新优势；城市化与信息化；绿色、低碳等新趋势相结合，能释放出产业升级的新动力；住、行主导的居民消费升级将持续推进，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全球化深入发展，一批人口众多的国家正在积极推进工业化，将为中国发展提供新的机遇等等。
从经济发展的全局着眼，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带，以此构建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支撑，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调整区域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区域发展新棋局的主线就是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推进梯度发展。在新一轮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除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经济率先转型升级“口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支持力度之外，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协调发展以及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成为新的三大国家战略。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目标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战略意图，是以综合交通通道为展开空间，依托以沿线交通基础设施和中心城市，对域内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
建设长江经济带，就是要构建沿海与中西部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通过改革开放和实施一批重大工程，让长三角、长江牛游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三个“板块”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连接起来、要素流动起来、市场统一起来，促进产业有序转移衔接、优化升级和新型城镇集聚发展，形成直接带动超过五分之一国土、约6亿人的强大发展新动力。
谋划、构建新的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带，必须实施差别化的经济政策，推动产业转移，发展跨区域大交通大流通，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全面推动区域内市场一体化进程，努力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对要素优化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区域内部互惠互利、均衡发展、共同发展，从根本上讲，必须下大力气催生和强化区域内部在各个方向和价值链上的市场经济联系，确立强大的微观基础。为此，首先要深化改革开放、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建立健全区域间互动合作机制。要依据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明确区域内部不同地区的功能定位，形成区域内融合配套、错位分工、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其次，要着力培育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市场竞争主体，使之充分基于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深度认识和有效挖掘，确立发展方向，参与市场分工，释放创新和成长潜力；再次，建设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尤其是要改革稀缺性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断减少行政干预和行政定价，让价格更充分地反映供求状况，这也是实现要素在区域内部自主、自由、合理流动的关键。
第二，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度拉近区域内部的时空距离。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和服务性作用。交通一体化是新形势下建设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带最为突出和紧迫的限制因素。通过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等市场化手段，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加快建设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无疑将使区域内部的交通动脉更加强大、有力，进而大大压缩时空距离，增进人员、物资和信息交流，实现各种产业要素在区域内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的连接与聚合，释放巨大发展能量，给区域经济版图、生活方式等带来巨大改变。
第三，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切入点，缩小区域内部的发展差距。我国现阶段区域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公共服务差距巨大。以北京为例，近年来越来越明显的空气污染、交通拥堵、房价飞涨等“城市病”，根源就在于教育、医疗、文化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过于集中。北京与周边县市的人均财力差距甚至达到了十几、二十多倍。正是这种惊人的发展落差，阻碍了资金、技术、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区域内部本应出现的自由流动，反过来又加剧了区域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必须依靠中央的协调和引导，进一步加大区域内部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能力，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为产业发展要素自由流动创造适宜的环境和条件。
作者简介：刘勇，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北京1008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