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地理科学
1 国家发展全面深刻转型进入关键期
2013年以来，中国发展进入了全面深刻大转型的新时期，对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推进国民经济结构性调整，实现了国民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环境状况开始改善，落后产能较大幅度减少，出口竞争力提高，经济国际信用等级提高。但现阶段出现的问题也相当严峻:地区经济增长乏力，债务负担重，体制性问题突出。在发展与环境之间，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不同部门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行业之间，以及国内与国际之间，各种利益相互纠结，决策者做出抉择往往进退两难。
“十四五”时期将是推进中国发展的全面深刻转型重任中的关键期。其重要任务是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进入高质量发展即良性发展的道路，越过“陷阱”，使中国顺利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国家要实践的“战略”一词共出现42处，表明最高层对战略问题的重视与决心是空前的。深入实施这些战略，将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一步步深入推进，是“十四五”时期最基本的任务。
2 关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
几十年来，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与良好环境未能兼得。对未来应作何取向与判断？总体上，笔者认为需要按较为平缓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去制定有关的政策措施。
从低端产品生产、投资拉动模式转型到创新驱动发展，很难在高速增长中实现。通过产业竞争力的提高，缓解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地缘政治压力，缓解乃至排除国内资源、环境、生态压力，有利于实现全国各地区较为平衡发展的长期目标。总之，这是走强国之路的要求。
建议长江经济带不搞大开发，全国也不应搞大开发。所以，应下决心将“开发”变为“发展”，将经济增长速度调整到合理与可能的区间。对于大部分地区来说，经济增长速度需要逐步放缓。这既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尊重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要求。同时也要强调国家优化发展的大城市群与大城市区及其所带起的部分合作区的整体竞争力的迅速提高，并应尽快实现转型发展，将较高的增长速度保持下去。
发达国家中，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瑞士、荷兰8个国家，在达到中国目前人均GDP水平之前的10余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除日本外，发展速度都不高;在达到中国目前人均GDP水平之后的30a发展中，经济增长率都基本维持在中、低速的发展态势。
3 全面节约资源，创建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
节约资源是中国国情基础中的基础，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源头，是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生存发展的根本。新时代的空间规划、城乡建设、国民消费、“美丽中国”“生态城市”及大量的具体政策与措施的实施,重大工程的建设，相关技术的推广应用，都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大幅降低能源、矿产资源以及淡水、土地等资源的消耗强度。仅仅为了当前的经济增长或者为了局部利益而不顾主客观条件，导致严重浪费资源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的事情都要竭力避免。
要通过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益达到高质量增长。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创新型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关键点。
中国这样非常巨大的社会体与经济体，在对世界资源的依存度如此之大、部分资源对外依存度愈来愈大的情况下，只有走资源节约型的发展路子，才能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保障国家安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要持续不断地宣传中国人均自然资源少甚至紧缺的特殊国情，加强地理国情教育。在中国，要逐步建立起资源节约型与适度消费型的社会，宣传工作与相应的基础教育需要跟上。
4 中国区域经济的宏观大格局具有稳定性
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形成了现阶段较为稳定、合理的大格局。未来较长的时期内，宏观格局不宜进行大调整。以三大自然区与地势三大阶梯为标志的功能区为基础，进行空间发展规划与经济布局，是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理念。新时代，在区域竞争力提升阶段，工业将不仅仅需要增加，也需要做减法；城市发展大规模开拓建成区不可持续。各种类型的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的和谐及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高，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涵:
①城乡之间的融合协调发展，是最根本的区域协调发展目标；
② 促进部分西部地区与部分革命老区的发展；
③ 解决各省区市内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④ 长江经济带的治理与发展；
⑤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
⑥造就中国经济的“枢纽区”与世界级的大城市群，即以首都北京为核心城市的京津冀、以上海为核心城市的长三角及以香港、广州为核心城市的大湾区等三大城市区（群）。
上述6个方面的区域发展任务可分为3种类型:一是全国性的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绕不开的大领域。其二，基础雄厚的东北振兴与长江经济带建设，是以深化结构调整、发挥潜力及巨大优势为目标;其三，是代表中国到国际大舞台展现竞争力、国力的大战略，带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三大枢纽区，是中国区域战略的“重中之重”。
实施上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挥各部分各区域的各自优势。在发挥这样多种优势基础上，形成全国巨大的整体优势。并在此过程中，调整重大的生产力布局，使二者相互结合相互支撑，各类区域都变强起来，整个国家的空间组织效能便大大提高。
这样，就改变了几十年来那种区域战略转移的基本思路，转变为协同发展与整体竞争力提高的高质量发展的思路。
5 城镇化、新区新城及都市圈的规划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与李克强总理作了重要报告。中国开始了新型城镇化发展时期，中心是人的城镇化。这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实现了重大转型。同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二者融为一体。笔者认为，这实际上避免了在中国出现类似于拉丁美洲那种陷阱式的城镇化。
今后，在“都市圈”、城市群、新区新城建设中，不能搞脱离国情的“高大上”，不能搞大圈地。在“都市圈”规划中要认真避免又搞一批新的“新城新区”，而要认真构建已有的新城新区的区域性创新体系，苦练“内功”。
部分省会城市呼吁成为“国家中心城市”，以自己为主构建大“都市圈”。2019年初，国家有关部门发出了全国“都市圈”发展的指导意见，但有些大城市做的规划还是“大开发”，甚至太离谱，功能与目标过于宏大;产业发展主观臆断，不切实际;空间结构大扩张，地域开发处处皆重点；攀比之风盛行。所以，特别提出要“尊重规律、顺势而为”。领导需将对中央的政治责任变为具体行动，踏踏实实地去实施国家发展的全面转型。
6 能源发展战略及其顶层设计问题
中国的能源战略如何制定与实施，现在面临严峻难题。十二五中期开始，中国实行了能源战略的大幅度调整。但近年来能源需求发生巨大变化，电力需求严重不足。风电、光伏电大量弃风限电、弃光限电（达到40%左右，甚至50%），火电年发电量也大幅下降到4000〜5000h。风电、光伏电、核电设备制造与建设安装能力过大，说明当时规划中未能就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对电力需求作出较为科学的预测与判断。
近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多起核电安全事件。我们要充分考虑到人类3次重大核事故的原因都是“人祸”。现在，西方国家制定了减核弃核的政策。中国主管部门不能谋划飞跃式发展，要设立核电建设禁区，例如渤海沿岸地带就应该是禁区之一。
能源战略制定中，地理距离带来的问题未充分考虑。长距离输送火电、风电与光伏发电，给合理性打了很大折扣。西北电网不缺电，华中电网基本也不缺电，所以西北部分地区的煤电、风电及光伏电要经约3000km输送到长江三角洲与山东半岛。而且，由于风电与光伏电发电量很低，为保障电网的稳定，还要在电网中额外增加火电装机，更导致电网供需失衡。除此之外，需要在政策制订及执行时强调：无论国企（火电、核电及国家电网）还是民企（风电与光伏电），都要有风险意识，都要承担风险，主要由他们自己做好规划。
现在，需要对近10a来的能源政策进行反思。十四五国家能源战略的调整，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相适应，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以国家利益为重，审视其可行性与合理性。其中：核电规划应该重新制定，实行总量控制乃至逐步减少的方针。做核电强国，不做核电（第一）大国;光伏分布式发电可以着力推广，但要因地制宜，积累经验与条件，逐步扩大；过去20多年，特别是近10a，煤炭开采、运输、储存、加工转化以及大型火电厂，在环境污染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今后，要大力促进以煤为主的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继续加强其下游转化的技术开发与应用，这是实现中国能源安全、建立可持续的能源保证的重要基础。
7 黄河经济带在全国经济层面不存在
黄河经济带在全国层面、在经济层面，并不存在。主要理由有两点:其一，是否具有航运之利及意义的大小，是衡量今天世界上长大河流在所在国家与区域经济意义的基本标准。黄河没有航运之利，是今天不能成为黄河经济带的首要原因。其二，黄河流域没有像长江经济带拥有上海及长江三角洲那样的门户城市与枢纽城市（枢纽区），是不存在黄河经济带的另一个主要理由。局部河段可以认为存在（经济带），如甘宁蒙河段经济带。
所以，不宜寻找与规划“龙头城市”，不宜规划建设纽带性经济工程。不应实施很多项目与工程来充实“龙头城市”、枢纽城市，以及建设涉及沿黄的工程建设。黄河三角洲也不适宜确定为“国家战略”。这里能发展什么“生态经济”？尚不明确。进行大规模城市与工业交通开发，显然是不合理的，不可能的。山东省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包括山东半岛与鲁西南、黄河三角洲之间，需要以省内力量予以逐步解决。这种情况与苏北与苏南之间、珠三角与粤西粤西北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应该由江苏省、广东省内去解决很类似。
黄河所经地区应加强已经初步形成的区域性特色经济，逐步实现能源工业、大型与重型设备制造、大农业及高品质的种植业与农区畜牧业等的经济转型。因地制宜、因水制宜发展经济与城镇化。
改革开放40a来，由沿海、沿江组成的T字型大格局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在这个空间框架内，创造了经济增长业绩的主要部分。国家财政愈来愈集中地来自这个构架内，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高端服务业与有竞争力的中高端制造业也愈来愈集中于这个架构范围内。而且，这些也是支持21世纪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轴线。
8 关于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每一阶段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花了“大钱”。成就辉煌，浪费也不小。未来规划需要阐述清楚中国的交通能力与规模、多种运输方式的结构、供需大格局、主要客货流方向上的能力与需求、国内运输与全球性运输，以及安全、技术、管理等已经达到的水平及未来发展的目标。建设交通强国，一定要有中国国情作最基本“元素”。经济原则，任何时候任何阶段都要强调。
建设科学合理的区域性一体化管理的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是未来长时期的重大目标，最大的弱点也是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此。
9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在发展与环境关系中应该遵循的原则
广大的“一带一路”范围内的相当一部分国家，除了农业种植外，都缺乏较强的基础产业，没有基本的制造业部门或制造业十分薄弱。早期（20世纪60~80年代）我们所称的“三大部门”“六大企业”是当时工业化初期的严重污染部门与企业，在今天的“一带一路”中有多少国家具有较大规模？他们的生产量占到世界多少比重？他们中的许多国家，连螺丝钉、打火机、写字笔、纸张、塑料及其制品等都不能生产，普遍需要的城乡用抽水机、自行车、人力车等不能生产，很少国家有小型建筑机械、压路机等，能机械化采煤、生产钢铁、水泥、玻璃的更是很少，哪里还能组织现代化的汽车、轮船、工程机械等生产？他们中的一部分国家与地区过着几乎原生态的生活。也就因此，他们在国际上没有发言权，连生存权都难以保障。不少国家的景观都是原生态的，是部分西方政治家与学者称赞的“天堂”。
如何认识、宣传“一带一路”国家中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对于“一带一路”范围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要，他们都面临着相当突出的（各自的）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人的观念是什么呢？人类社会不能不发展，特别是当今世界上50多亿人口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能不发展；但是，发展会带来环境问题。现在他们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吗？笔者认为并不严重！这些国家的环境保持“原生态”状况是最好的吗？笔者的回答是:不。
长期以来这类问题在国际社会，以及许许多多国家里，似乎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被盖住了，“被共识了”！中国，这样幅员大国与人口大国，在以往的70a里，利用了历史机遇期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走的是大力发展基础产业（包括能源原材料，主要指能源重化工）的路子，这个过程是必然的。也因此付出了环境污染的巨大代价。我们这一段发展的结果是:发展与环境没能很好兼得。
在环境问题上，西方总是秉持着双重标准:他们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性生产。如果双方都需要，没商量。他们向中国出口（最多时）每年5000万t“洋垃圾”，他们**了吗？但是，如果中国向国外输出能源重化工企业设备，帮助他们建设工厂，他们可能对中国发出怎样的诬蔑呢—“地球公敌”？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中国已经有了雄厚的实力逐步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大力治理污染！这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到“发展是硬道理”。何谓基础产业（包括能源原材料生产）？“一带一路”国家，适宜于发展基础产业的国家与地区相当广泛。但是很少发展。在他们那里，也包括我们，“一带一路”变成了不敢说不敢碰的问题，环境成为一条无形的“紧箍咒”，而且握在西方人手里，标准在“与时俱进“地变化着，而我们似乎在紧跟着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强调：建设生态文明，不是要放弃工业文明，回到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
10 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具体建议
新中国成立70a，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奇迹。一条成功的道路是政府主导经济。经验之一是编制好中长期规划。现在国家体量大了，事情复杂了，当然更要规划。但是，规划理念与方法也需要与时俱进。在中国地理国情与发展的领域方面，有以下需要改进：
1）以什么决定经济增长速度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与出口）来决定的。一方面说资源环境问题已经严重了，环境恶化甚至已成为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了，但具体制定计划时，对环境又不加以考虑。问题是多考虑环境状况就会“牺牲”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长江经济带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以能源重化工为主体的“大开发”，获得了超过全国平均值的经济增长，但由此带来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如果在增长速度方面，实行一些关于污染处理、技术经济等方面的限制标准，增长速度可能低一点，环境污染则会明显轻一些。
2）规划工作中，不搞建设项目的“批量化生产”过去在不少部门与地区的中长期规划中，大都带一批工程项目。在得到上级“原则同意”后，项目也等于被原则批准了，实际上也就成批地生产了建设项目（计划）。而这些项目大部分是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
3）关于国土空间开发与区域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现在将以往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概括称之为国土空间发展规划。笔者认为，这种变化体现了中国地域开发与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背景的变化与要求。今后，需要加强精细化管理，塑造高效空间。最上层也是最重要的国家级的国土空间规划，不要那样具体，是不搞大开发的国土空间宏观规划，重点在于导向性的或约束性的指导思想与基本理念。微观上逐渐过渡到对地域空间中环境、生态、水、土的管理。在市县一级将区域规划与土地利用、城市规划、区域性的功能政策等置于同一个管理系统内，提高他们的规划与管理权限。精细化的空间开发与管理阶段逐渐到来了。
4）中层政府机构与规划机构应该逐步减少
这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作了很多很具体的指示，说的那样具体，下面很快就纠正了错的。这说明中层干部工作还不到位;学者与智库没有发现，说“不”或没有说话。中层的政府管理人员，不要总是“加快发展”“大规模发展”“加快建设”等。某些规划决策机制与决策过程也需要变革。建议国家高层的综合规划与部门、行业规划，少一些高要求的硬指标与高标准。中层减少规划工作与相应的机构设置。要愈加重视对国营与民营大企业与大公司的规划的指导，由企业自主对投资方向、技术开发、市场开拓、危机应对等作研究与判断，自己承担风险。镇与乡在制定、实施乡村振兴规划与精细化管理时，要发挥他们自己的组织作用。
5）进一步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只看到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极强的依赖性，虽然是好事，但是，许许多多关系，只是单向的也有问题。应该是双向的，是相互支持与相互依赖的关系。既然具有利益关系，也就应该有利益交换。也就说，中央政府给了地方重大工程、重大治理的资金，花了全国人民的钱，中央政府在其他地方有需要时，地方政府应给中央政府以回报。由于各地发展、治理情况不一样，有的地方拿到好处多，付出的很少，所以可考虑在实施重大工程及重大治理时签订协议。防止“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现象。当然，这里面关系很复杂，全国人大可先行研究与立法。
6）建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流合作的平台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及政府部门的高级管理专家，对中国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国情与发展领域的高层决策，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要组织社会经济科学、自然科学及社团、企业等各方面专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与讨论。因此，希望政府通过适当的方式，建立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合作，一起研究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国家发展重大问题的平台。自然科学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非常重要，出口是人文社会，两者合作收益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