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中国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间的合作交流日益加强，为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以往国土空间开发战略的不足之处也逐渐显现。四大板块的划分是以行政区划为依据的，但现行中国行政区与经济区并不完全吻合，因此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区域开发潜力和动力。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发展战略相继提出，经济带成为中国区域空间开发过程中一个具有战略高度的新理念、新导向。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经济带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杨凤、秦书生(2007年)对经济带的理论溯源、内涵阐释进行了研究［1］；韩增林、杨荫凯等(2000年)提出了经济带的生命周期理论［2］；陈修颖(2007年)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形成的基础和衍化特征［3］；周玉龙、孙久文(2015年)探讨了经济带增长的宏观框架和微观基础［4］；胡鞍钢、周绍杰等(2015年)提出“三大支撑带”将成为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大战略，是中国未来长期的区域发展战略［5］。上述研究从多个角度特别是理论层面对经济带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经济带作为中国区域发展的创新模式，是拓展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的重点，应明确其对于国土空间开发的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拟对中国经济带的发展现状，经济带的合作机制和经济带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中国经济带的发展现状
(一)当代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回顾
当代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1949—1978年，均衡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历史因素和地理因素，经济格局的重心在东部沿海地区。为了扭转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结合特殊的国内国际形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了内地工业化、三线建设等以中西部地区为重点的区域发展战略，旨在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客观来说，这一阶段的均衡发展战略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忽视了东部地区的优势，造成西部地区高投入、低产出，在新中国百业待兴的历史时期，影响了整个工业化的发展进度。
1979—1998年，非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出于迫切提高生产力和发展速度的需求，总结改革开放前的发展经验教训后，纠正了均衡发展的错误，提出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先富带后富的发展战略，并先后建设了5个经济特区，设立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一系列经济技术开发区，充分发挥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迅速释放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潜力，出现了一批经济迅速发展的城市。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也逐渐拉开。
1999—2010年，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给中国带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但地区间的差距也随之扩大。在“东部沿海地区先富起来”这一目标基本达成后，国家着手推进先发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战略，以促进内陆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
2011年至今，以经济带为核心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社会各界对区域开放的认识不断加深，除了缩小区域差距，区域发展战略更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此，中央提出了主体功能区规划、“四大板块+三大经济带”的战略。三大经济带将发展水平不同的四大板块串联起来，有利于各区域发挥比较优势，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实现产业分工与协作，这将是对中国经济地理的一次重塑。可以说，经济带将是中国未来长期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
(二)经济带的研究背景
区域协调发展不同于过去提出的区域均衡发展。后者注重通过政策、规划等实现资源配置向特定地区的偏倚，从而缩小区域差距。而前者更强调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通过市场的力量及资源配置实现共同发展。过去四大板块的划分是以行政区划为依据，行政区与经济区不吻合，制约了区域开发潜力及动力。通过“三大经济带”形成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力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未来长期的区域发展大战略。
此外，空间距离一直是制约区域合作的重要因素，交通设施的效率会影响区域间要素流动的速度和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合作的空间范围局限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的范畴。近年来，中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网络建成，以及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打破了空间因素的限制，为在更大地理范围开展区域合作提供了可能。将来随着中国地区间交通可通达性不断提高，经济带会在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当代中国经济带发展概况
目前，三大经济带已基本成型，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三大经济带范围内容纳的人口、经济体量在全国来看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经济带已成为区域开发中的重要战略，其概况如下表1所示。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包括30个国家，人口22亿人，GDP总规模16万亿美元。覆盖的国内省份以中西部地区为主，在中国过去的经济地理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以对接欧、亚、非国家展开经济交流和经贸合作，充分发挥地缘优势。“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亚欧大陆桥为主交通轴，一路延伸，在中国范围内覆盖天山北坡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关中地区，并沿铁路延伸辐射至中原城市群和东部沿海，向西南地区拓展纳入了成渝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是成渝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城市群。
“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沿线城市进行充分的要素整合，关中城市群高校云集，是西部地区唯一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能源矿产资源丰富；成渝城市群劳动力充足，水能资源丰富；天山北坡城市群、兰西城市群、滇中城市群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包括能源、有色金属等。“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优势，通过政策引导，可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推动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覆盖了三个国家级城市群，即长三角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区域性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等。海峡西岸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高，同时作为著名侨乡，是对外交流历史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较高，区域一体化基础较好，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可扩大上海自贸区的辐射带动效应。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基础良好，与沿线国家航线短，区位优势明显，有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国际空港，和东南亚素有密切的经贸合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前沿阵地。北部湾城市群是中国同东盟合作的重要门户，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是承东启西、对接“一带一路”的核心经济带，包括11个省、市，人口约6亿，GDP总量占全国的4/10。它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包括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个国家级城市群及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两个区域性城市群。其沿线城市群发展水平梯度差异较明显，自西向东发展水平依次提高，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龙头，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为重要支撑，以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为补充的格局。从城市等级来看，长江经济带内的城市可分为三个等级:上海是第一等级，重庆、武汉、南京处于第二等级，其他城市为第三等级。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下游地区较发达，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城市体系，中上游地区大城市首位度偏高，城镇化格局尚有待完善。此外，亦存在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未来需要突出地区特色，错位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地域范围包括京、津、冀三省市，总人口超过1亿人，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1/10以上，是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区域，辐射山东、辽宁。作为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是国家层面的重要战略。通过对京津冀三地的要素整合，推动产业升级转移，构建交通一体化网络，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可对其他地区开展区域合作起到示范和样板作用［6］。京津冀协同发展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京、津作为双核，产业分工协作尚不明确，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甚至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较强的“虹吸”现象，造成区域内差距明显，环京津地区发展水平严重滞后，迫切需要促进区域的全面协调发展。
经济带之间的联系。三大经济带并非相互孤立，而是彼此间存在紧密联系。比如，长三角城市群是连接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梁。“长三角”港口优势和外向型经济特点，决定了其在海上丝路中成为对外交流的桥头堡，同时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长三角”也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辐射带动9省2市的发展，这将极大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腹地，提升国际经济合作的深度，有利于长江经济带对接东盟，接受来自海外的各类资源和信息等。
成渝城市群位于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交汇处，在长江经济带中成渝城市群属于外围区域，承接来自“长三角”的产业转移，而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成渝地区的经济基础最好，是面向西亚、中亚的开放前沿，有广阔的空间输出已不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产业。通过成渝城市群的串联，形成了从“长三角”到西部、中亚、西亚完整的产业梯度转移链。
北部湾城市群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同支点，也是沿海开放和内陆开放两条通道的V字型交点。京津冀地区通过现代化交通网络可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利用西部地区资源、人力，同时输出本地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带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三大经济带共同构成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骨架。
(四)对经济带认识的误区
1．经济带是单纯的区域开发战略。经济带无疑具有区域开发战略的属性，但对它的理解绝不可局限于此。三大经济带是统筹规划全国经济空间格局后，顶层设计的国家战略。本质上来讲，要以三大经济带为引领，支撑起中国“三纵两横”的空间战略格局，因此要赋予经济带国家属性，如果单纯将其理解为区域开发战略，则低估了其重要性。
具体来说，“一带一路”对内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对外提供了中国同欧、亚、非诸多国家展开国际合作的平台，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长江经济带依托长江这一黄金水道，承东启西，发展潜力大，是全国经济新格局的重要支撑。京津冀作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将培育“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的第三增长极，引领北方地区发展，是重大的国家战略。
经济带必然是带状经济体。一提到经济带，有人会纠结于它必须是带状的经济体。其实，经济带的核心并不在于空间形态，而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通过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它一般以几个发达城市为核心，把发展轴上的几个城市群串联起来，联合周围的不同层次的其他城市和城镇，形成区域城市间和产业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在此基础上形成地域分工和产业合作，发挥集聚和辐射效应，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所谓的“带”，无论是交通带还是流域带，本质上是提供一个有利于区域间展开合作及交流的平台。
经济带是区域政策的具体体现。经济带的实质是要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逐步实现区域一体化，更注重依靠市场的力量和资源配置。有的地方仅把国家推动的经济带战略视为一个向上级政府要政策的机会，强调自身在经济带中具有某种特殊的地位，不在经济带内的地区也会努力找机会使自己纳入经济带范围内，从而在相关政策和资金支持中受益。应该说，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已严重偏离经济带建设的初衷。建设经济带的目的是要创建一种全新的开放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构建一系列创新驱动的机制体制，以推动实现各地区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因此，如果各地仅把眼光局限于一己之利，就会加剧地区间的竞争与对立关系，难以实现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增长。
二、重塑以经济带为支撑的新型区域发展战略
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表明，区域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尤其需要创新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区域发展模式。经济带能够把中国的各大经济板块有机串联起来，在未来的国土开发、对外开放、区域一体化、产业分工中都是重要支撑。未来培育经济带，重塑中国经济地理，能够协调区域发展，推动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进而推动世界经济地理格局的转变。
(一)构建倒“?”型国土开发战略格局
中国已经形成了T型国土开发战略格局，其中，“一竖”为沿海发展轴带，“一横”为长江经济带。为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倒“?”型国土开发新格局。“沿海一竖”串联“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增长极，是倒“?”型结构的核心部分；作为“内陆一横”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贯穿西部大开发地区，经济实力较弱，是未来重点发展的区域；“沿江一横”长江经济带是东西向联接的纽带，并对接“一带一路”。倒“?”型国土开发战略格局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有机结合到一起，并且不同于以往那种单纯化区域政策支持，而是更强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区域协调发展，符合经济新常态下优化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新要求，将构成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二)构建海陆统筹开放新格局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沿海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在进一步提升沿海开放、向东开放水平的基础上，须进一步推动内陆开放、向西开放，打造“东西两翼张开、海陆并举”的全方位开放战略。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是中国总体布局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目前，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已面临拐点，国内外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一方面，沿海“开放红利”不断减少，经济发展呈现“东慢西快”的区域特征；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发生了空前变化，在能源安全和欧亚合作问题上都有更高的要求，并要承担更多责任。在这种形势下，向西开放，推进“一带一路”，构筑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显然，“一带一路”战略将深刻影响未来数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将改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摆脱沿海开放战略中所处的低附加值现状，占据行业高端、龙头地位，形成“以我为主”的对外开放格局，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对内将改变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广大中西部地区由内陆变成开放前沿，地缘优势逐步显现，培育出一批新的增长点，有利于形成区域协调、多极化发展的空间格局。
(三)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
地方保护、行政分割，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很多跨区域经济活动中市场化基础仍薄弱，要素仍未能自由流动，影响了经济发展效率，通过经济带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往的区域政策很多是地方谋取本地利益的结果，经济带可以打破行政区划，展开区域深度合作。通过顶层设计及长远规划提高经济带所辖区域的治理效率，建立完善的区域协调制度，在地区间展开横向合作，成立官方、非官方组织就具体事务展开纵向合作，推动经济带各区域实现产业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带动和提高经济发展潜力及动力。
(四)优化产业分工布局，完善区域协作
当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同构现象十分明显，培育经济带，有助于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完善分工与协作。经济带内的城市在整个城市体系中地位不同，应遵循产业结构梯层分布的原则，承担不同功能。总的来说，产业结构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化工业—高新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的路径衍化发展，中心区域的产业结构以金融、管理、科技创新等为主，各区域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实现错位发展，以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京津冀地区应以京、津为核心，发展高端产业，河北省会石家庄在接受京津辐射的基础上，须培育新兴产业，同时发展自己的腹地，河北其他地区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长江经济带以长三角城市群为龙头，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为次中心区域，其他地区作为腹地，形成明确的区域分工，打破产业趋同的现象，提升区域竞争力。“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众多，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各异，应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坚决避免和杜绝重复建设带来的恶性竞争，培育和形成区域特色鲜明的产业结构。
三、经济带的合作机制研究
经济带进行合作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区域整体效益，实现“正和博弈”。在现实中，由于经济带所覆盖的空间范围大，涉及的利益主体较多且往往有多元化利益诉求，一方利益增加可能以另一方利益减少为代价，这就不可避免会导致区际矛盾和冲突，也是经济带种种矛盾的根源。因而，各地区只有自身利益得到保障，才有动力参与到经济带的合作与建设之中。
(一)经济带利益格局存在的矛盾
1．经济带整体利益与区域主体利益的矛盾。经济带作为区域经济合作体，必然要追求整体效益的最大化。经济带建设与发展带来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市场一体化等对于所有地区而言都是正收益。但地区间的利益冲突也是客观事实，例如为了避免产业同构带来的恶性竞争，需要淘汰重复建设的过剩产能，任何地区都希望保留本地的产业，削减其他地区的产能。归根结底，参与经济带的各经济主体关心自身利益要远多于其他主体的利益及整体利益，这种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是经济带合作过程中出现阻力和摩擦的根源所在。
因此，建设经济带在注重整体利益的同时，绝不可忽视任何一个区域主体的利益。部分情形下，经济带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对个别地区而言并不公平，因此经济带利益格局应在充分考虑各地区利益诉求的基础上，促进共同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企业、政府和地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经济带合作涉及到三个利益相关方:企业、地区、地方政府。由于种种原因，三者间的利益是多元化的，甚至在某些情形下存在冲突。对于企业而言，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经营的根本目的。此外，企业还倾向于布局在接近市场、获得新技术、引进人才等方面占优的地区，这是经济带中最能体现市场力量的利益主体。对于地区而言，由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竞争性，地区之间会充满竞争与博弈，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企业的迁移往往会带来地方利益的增减。地方政府的利益则比较复杂，一方面地方政府推动的地区合作，会更注重本地利益而忽视其他地区，其出发点并非是提升经济带的整体利益。另外，地方官员可能出于政绩、自身晋升的原因而推动某些并不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产业发展。可见，企业、地区、地方政府不同的利益诉求，对经济带的建设会产生复杂的多重影响。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话语权不同。实现区域平衡发展是经济带进行区域合作的主要出发点。但在现实情况中，经济发达地区通常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在区域合作中占据更强势、更主动的地位，推动经济合作向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并且，发达地区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人才、资本、劳动力的吸引力强，“马太效应”的存在促使资源和要素从欠发达地区流入发达地区，因此经济带的衍化发展并非总能缩小区域差距。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中，河北一直为首都北京的发展提供巨大支持，但在生态补偿、利益共享等方面尚未得到应有的回报。“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覆盖的空间范围更大，涉及的省份更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更为明显。所以，如何平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利益诉求，是决定经济带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二)构建经济带的利益协调机制
经济带建设健康发展，离不开平衡的利益格局。在利益分配失衡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各地会齐心协力、通力合作、相互支持。为了维护经济带地区间利益分配的公平、公正，除了需要各利益主体具有大局观之外，更需要设计科学、合理的区域利益平衡机制，这是确保经济带利益平衡的制度化保障。
区域协商与沟通机制。为了实现经济带地区间利益格局平衡，首先要构建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保证各地区能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才有进一步谈判、协调利益分配的过程。因此，建立健全经济带区域协商与沟通机制，可为各地区提供一个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平台，尤其是对那些受关注度较低的弱势地区，给予其发声的机会。这一方面可借鉴长三角城市群的市长联系会议制度，定期召开各地区领导出席的会议，搭建各地区表达、反馈利益诉求的平台，并通过沟通对经济带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协商解决办法，还可进一步将参与人员的范围扩展到学术界和企业家，从更多角度商讨区域利益格局的问题。
顶层设计协调利益。三大经济带的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具有在国家层面上统筹配置资源、协调地区利益的能力，通过顶层设计制定前瞻性、综合性的规划，是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有效途径。可以考虑由国家牵头，成立经济带工作领导小组，其级别高于地方政府，以此打破行政壁垒，就各地区的功能定位、城市特色、产业分工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重大问题制定一揽子的规划方案。顶层设计从整体角度制定经济带的发展规划，可有效促进地区间要素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避免产业同构，有助于各地区明确发展方向，扬长避短，实现功能互补和分工与协作。
区域补偿与共享机制。经济带的整体利益和其中强势地区的利益往往会损害弱势地区的利益，同时区域平衡发展也是经济带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需要构建地区间的利益补偿和共享机制。区域补偿机制是指某些地区为经济带其他地区的利益或整体利益而牺牲自身利益，这种情况下通常由受益地区对利益受损地区予以合理补偿。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就要求北京补偿河北为保护区域环境而牺牲的发展机会。区域共享机制，指的是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支持和援助，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实现经济带协调发展、利益共享，是一种关乎公平的问题。具体措施包括，由发达地区推动经济带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人才培养和职业培训、技术与管理经验共享等帮助，并可尝试建立长期的对口支援关系，从而使欠发达地区更有动力参与到经济带的长期合作。
(三)现有经济带合作机制总结
1．长三角市长联席会议。长三角市长联席会议即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是现有区域合作中最具实质性的一个工作会议。其前身是于1992年建立的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协作部门主任联席会议制度，目前会员城市已扩容至30个，一年一度的会议就“长三角”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与沟通，积极推进交通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分工与协作，以及旅游、农业、生态、科技和投资等方面的合作，从而加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7］。
2．“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它是“一带一路”经济带建设的总指挥，负责统筹和协调“一带一路”的相关工作。其主要作用如下:首先，“一带一路”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只有做好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高屋建瓴，制定相关政策，通过出台规划、搭建平台，才能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明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企业的定位，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其次，“一带一路”地区存在大量的区域规划与合作机制，其中难免有顶牛撞车或重复建设的情况，工作领导小组可通过整合相关机制来实现优化资源配置。最后，工作领导小组可以对重点项目、重点工程进行监督，落实计划完成程度，避免消极、懈怠情况发生。
3．京津冀合作框架协议。京津冀三地近年来签署了数十项合作框架协议，促使京津冀协同发展已在多个领域实现突破。区域合作涉及众多领域，具体合作事宜需各地分管部门加强协商，才能取得良好效果。京津冀三地不同领域的相关管理部门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覆盖范围包括交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生态补偿、产业转移、人才合作、科研创新、公共服务、税收、养老等方面，明确了各地区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的定位、权利与义务。区域合作是通过具体项目推动的，各种合作框架协议能够确保各个领域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实现全面一体化。
(四)经济带合作机制建议
1．中央顶层设计。在区域发展中，市场不是万能的，需要行政力量作统筹规划。在跨区域经济合作中，进行顶层设计是非常有必要的，建议成立发挥中央政府职能、超越地方政府的国家级区域管理委员会。通过中央部门的顶层设计，明确经济带内部各地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避免重复建设、恶性竞争，是经济带长远发展的基础。同时，赋予管委会超越地方政府的权限，有助于在经济带范围内资源共享，互通信息。
2．区域跨界协调。经济带进行区域合作，不可避免会出现利益冲突的情况。在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基础上，经济带的发展需要各地共同努力，协商解决各类区域矛盾。建议成立由各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组成的地方政府联系会议或市长办公室，就地区间的重点问题进行沟通、协调和规划。各地方的专业化部门，如交通、产业、人才、环保等，成立相应的部门联席会议，进行具体的协商沟通、统一管理。
3．政策法规保障。经济带合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各地方之间难以形成统一的思想。现行的GDP考核机制下，地方领导往往只对本地利益感兴趣，从而忽视整体利益，造成区域合作中各地方行为表里不一，缺乏信任，博弈心理严重。为此，应尽快建立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以立法形式确立相关规划，确保政策的权威性，提高地方政府对政策的执行力，保障经济带健康、有序发展。
四、未来愿景:培育更多经济带
经济带在中国尚属于新兴概念，作为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规划，它是未来中国长期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现有的三大战略还不足以支撑起整个中国的国土空间，将来要立足实践，培育更多经济带，构成中国区域经济开发的骨架和支撑，使之更丰满、更立体化，真正做到将全国各区域全面、有机地联系起来，推进交通、产业、市场等方面的全国一体化，促进区域协调合作及发展。
(一)珠江—西江经济带
2014年7月，《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珠江—西江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珠江—西江经济带以珠江—西江主干流区域为轴带，以广州、南宁为双中心，横跨广东、广西两省，上联贵州、云南，下通港澳，实现了中国大西南和华南沿海地区以及东盟的有效对接，通过对广东省产业的优化、转移来带动西南地区发展。
东北—环渤海经济带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北方的核心地带，而东北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产业振兴的重点区域。中国高铁网络的不断完善，烟大海底隧道的修建，都将加强东北和环渤海地区的互联互通，在此基础上构建一条东北—环渤海经济带，有利于首都经济圈辐射带动更大范围的区域发展，也有助于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接受先进的技术、体制和管理经验，完成自身转型。
(三)黄河经济带
黄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理应构建一条以黄河为主轴的黄河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和珠江—西江经济带撑起了南方的发展骨架，相比之下北方地区略显单薄，出现了明显的洼地，不利于中国经济、产业从南到北的梯度辐射和转移。培育黄河经济带，能够完成中国区域发展大战略整体框架的构建，使“一带一路”和首都经济圈及山东沿海地区有效对接，使之与长江经济带遥相呼应，成为北方区域开放的脊梁。
(四)构建以经济带为骨架的国土空间格局
上述三条经济带的构建，结合已有的三大支撑带，将重塑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届时中国会形成新型“三横两纵”的空间格局，各地区通过经济带串联，实现互联互通、协调发展。各条经济带的定位及关系如表2所示。
建成上述六条经济带，当代中国国土空间格局将形成清晰的“三横两纵”结构。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西部“一纵”，东北—环渤海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东部“一纵”。长江经济带与黄河经济带作为重要战略支撑，分别在南北方对接东西“两纵”，构成最关键的“两横”。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区域增长极，辐射北方腹地。珠江—西江经济带作为南端“一横”，进一步加深“两纵”的联系，使这一以经济带为核心的骨架更加完整。如此一来，中国各大经济板块之间将会形成实质上的联系，不同特点、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互通有无，将促进中国全面协调统筹发展。同时，在西面、东南、东北三个方向和国外全方位对接，构建中国全新的对外开放格局，充分发挥内陆地区的地缘优势，有利于推动及实现沿海和内陆地区同步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凤，秦书生．城市经济带的理论问题［J］．城市问题，2007(5).
［2］韩增林，等．交通经济带的基础理论及其生命周期模式研究［J］．地理科学，2000(4).
［3］陈修颖．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演化及重组［J］．地理学报，2007(12).
［4］周玉龙，孙久文．经济带增长理论的宏观框架与微观基础［J］．中州学刊，2015(9).
［5］胡鞍钢，等．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从1．0版到4．0版［J］．经济地理，2015(12).
［6］肖金成．京津冀区域合作的战略思路［J］．经济研究参考，2015(2).
［7］赵峰，姜德波．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的经验借鉴与进一步发展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