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区域经济的空间格局，是改革开放以来实施各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物。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东部地区面向太平洋和西部地区深入欧亚大陆内陆深处的陆海分布的自然地理格局，迎合国际产业大尺度向东亚特别是中国沿海地区进行空间转移的趋势，使中国向沿海倾斜、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区域发展战略得以顺利实施，实现了从内陆发展为主向沿海发展为主的转变，促进了经济的腾飞。进入21 世纪，“三大地带”发展差距逐步拉大，形成了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和区域经济发达程度的阶梯形态分布格局，客观上要求各区域发挥优势，缩小差距，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也具备了坚实的客观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区域经济不可避免地迎来转型时期，砥砺多年的“4+3 战略”日臻成熟，同时以经济发达程度和市场发育程度为导向制定的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进入发力期，促进协调发展成为区域发展转型的基本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使加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意义更加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统领性战略。
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础。那么，经过多年变化的中国区域空间格局的基本形态和主要特征是什么？ 未来的演变趋势到底如何？
一、中国区域空间的基本形态
中国区域空间40 年来一直延续不变的格局是：东部地区发展水平高、所占比重大，中部地区和西部部分地区发展迅速但所占比重仍然较小，地带性差异所反映的区域空间格局大体稳定。1978—2016 年的38 年间，东部地区的比重一直在50%—60%间变化。从2005 年之前的“三大地带”时期，到2005 年之后的“四大板块”时期，东部地区的GDP 比重都没有太大变化，即便到了2016 年仍然大于50%。
在省级尺度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区域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等直辖市，然后是除了海南和河北以外的东部沿海省份，其中，位于“长三角”的江苏和浙江两省和位于“珠三角”的广东省是中国经济的精华所在。再次为中部诸省份和东北地区省份，最后是西部地区各省份。省际发展差异主要反映在增长动力的不同上。从增长动力看，西部和中部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投资拉动，比如，山西、安徽、江西、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份，2016 年投资额均超过GDP 的规模。另有一些省份消费对区域经济的作用明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达到或超过10%的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河北、黑龙江、西藏、青海。创新成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地区主要是东部的若干省份，2015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 经费投入最大的省份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上海，授予专利最多的省份有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和北京。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统计范围的变化，部分研发投入计入GDP，沿海地区的创新优势将更加明显，创新能力将会更加活跃，技术进步逐步成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6 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中心主要在西南地区。从各地经济实际增速看，西部为8.6%，中部为7.7%、东部为7.6%、东北为3.5%左右。分省份看，重庆为10.7%，贵州为10.5%、西藏为10%，排在前三位。增速最慢的几个省份为吉林、河北、上海、北京、黑龙江、山西、辽宁，分别为6.9%、6.8%、6.8%、6.7%、6.1%、4.5%、-2.5%，除上海外均为北方省份。十年之前，北上广深四个增长极与其余城市差距较大，城市发展的分异线离海岸线不远。当时，除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其他城市群特别是经济带只是初见雏形，而当前城市群和经济带逐渐形成，并向网络化的空间形态演变。这十年间区域经济从聚集向扩散转变的过程，不仅在东部内部由中心城市向其腹地扩散，同时也由东部向中西部扩散，重庆、西安等西部城市发展程度不断提高，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与兰州—成都一线以西的城市形成明显的分异。
二、区域空间变化的影响机制
中国区域空间格局在不变与变化中前行，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转型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区域空间变化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体制创新、聚集经济和结构优化。
1. 改革开放与空间重塑
在空间经济上制度与空间经济互为依托，制度创新离不开空间载体，寻找制度阻力稀薄的地区率先进行发展转型，是空间重塑成功的重要保证。制度创新所具有的改变空间格局的能力，已经被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相对薄弱地区，同时又是对外联系便捷的窗口地区，东部地区理所当然作为“突破口”承担起空间转型的重要任务。中国东南沿海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创新窗口期，迅速实现经济率先发展，这一结果展示出制度创新是塑造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
进入21 世纪，由于多年非均衡发展形成的发展惯性，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并未显著缩小，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代替向沿海倾斜的战略，是空间重塑的主要途径，也是全面实现制度创新的空间安排。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战略中的一些制度安排、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布局以及国家级新区的出台等，都是这方面的具体措施。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由于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存在“泛化”趋势，区域政策的边际效应正在降低，空间转型的难度加大。以改革促进空间发展的“突破口”，就是进行有针对性的空间联通，特别是在实施“一带一路”和全方位开放的战略背景下，以经济带建设来实现区域空间的重塑是有基础的。然而由于各区域的空间要素早已经不是一片空白，承载体制机制作用的区域政策的作用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强化区域政策的精准性和实质性作用力，通过法治化手段规范区域政策的制度程序，才能够保障空间重塑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2. 聚集经济与产业布局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水平的提升，是工业化进程加快所导致的。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很大程度上是生产率提升和空间聚集的结果， 同时工业聚集也成为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原因。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它担负着为其他部门提供设备、能源、原材料及为人民生活提供各种必需品的任务。1998 年工业在全国的集中指数为61.81%，2005 年工业集中指数为64.49%，集中度在不断提高。2005 年之后开始进行产业布局调整，沿海地区的转型发展开始启动，到2016 年工业集中指数仍然保持59.53%，说明工业在全国显现很强的集聚特征；从集中度的绝对值看，1998 年为0.29，到2005 年为0.34，2016 年为0.31，说明排名前三位的省份工业所占份额之和已占到了全国的1/3 左右。
按省份来看的工业聚集程度也存在显著的差异，东部聚集程度高，中西部聚集程度低。2007—2015 年，工业占全国比重超过5%的省份为6 个，低于3%的省份为21 个。各省份的工业区位商差异巨大，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的工业区位商在2—3 之间，中西部很多省份低于1，最低的西藏为0.1，低于1 的省份占全部省份的2/3。说明工业在省份间的聚集程度不均衡。从工业区位商的变化看，工业区位商增长幅度明显的省份有内蒙古、山东、天津等，这些省份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省份；而一些经济发展活力比较弱的省份如辽宁、黑龙江、山西等下降程度明显。工业份额向东部沿海的省份集中，造成空间格局向沿海倾斜，产业布局的作用十分明显。最近几年，工业从东部省份向中西部省份的转移加快，出现可喜的趋势，优化区域空间格局从产业布局的优化开始，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多年来，我们强调区域竞争多，区域合作少，不利于区域空间格局的优化。另外，新区、开发区等的布局对于优化产业布局也是至关重要，特别是国家级新区需要有统一的规划。
3. 结构优化与空间转型
优化产业布局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一直以来，我们都主张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取决于该区域的资源禀赋。然而随着区域发展水平的提高，完全局限在区域的资源禀赋上而不思进取显然是落后的思维。用优化产业结构来求得产业布局的优化，进而实现空间格局的优化，其基本要求就是从产业的创新、转型、升级等出发，重新审视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构成。当前区域发展中的衰退区域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产业结构的原因，特别是由单一结构造成的。
我们看到， 当前的区域问题已经从板块尺度的系统区的区域问题转变为以类型区形式出现的区域问题。例如，资源型城市的衰落和老工业基地的发展乏力，成为很多资源丰富地区的共性问题。结构单一、市场集中程度过高、体制机制负担沉重是造成此类区域问题的内在根源。缺乏以创新为主导的内生增长动力是这些地区发展乏力的重要原因。这类地区发展的方向是要积极破解结构单一的问题，着力提高区域经济的多样化程度和聚集经济水平。具体讲，一是着力破解资源型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的单一结构问题，通过多样化的产业发展战略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活力，提升地方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二是依靠聚集经济和内生增长带动区域开发。单纯依靠资源开发的区域发展模式容易带来产业结构单一的不利局面，要发挥聚集经济的优势，促进产业集群的培育，将区域开发模式逐步转向依靠创新和内生增长的轨道上来。三是注重培育自身的自生能力，发挥比较优势。根据区域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是提高区域自生能力的基本方针。各区域应当立足比较优势、提升竞争能力，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另外，产业转移也是解决区域问题、优化空间格局的主要途径。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环境、土地等成本不断提高和转型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产业聚集的方向应当是加快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三、区域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
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任务也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重要考验。随着经济开发程度的提高，发达经济体越来越表现出区域化的态势，区域尺度越来越成为承载产业集群和经济集聚的理想载体。区域化现象能够突破行政区的边界，将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交由市场来实现。从区域的尺度思考国民经济发展成为必然的趋势。如果中国形成区域经济支撑国民经济的态势，那么确保区域经济的基本面能够稳定、高效发展是极其重要的。鉴于此，本文对中国区域空间格局的未来变化趋势，做如下研判：
1. 城市群和经济带支撑与多极化的趋势
从2005—2016 年变化趋势看，中国的区域空间格局呈现从增长极引领逐步转变为城市群和经济带支撑的过程。东部沿海地区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成熟城市群的支撑下已经形成了一条明显的发展轴带。另外，从京津冀城市群，经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并连接珠三角城市群这一纵向轴带，与长江经济带这一横向轴带相交叉，已经初见雏形。
这种态势的形成原因是一系列区域规划的出台，以及“区域化”和“多极化”成为中国经济不可逆转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东西部“核心—边缘”结构开始解构，区域经济进入“多极并起”的区域化时代。这种结构消解是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构建“四大板块+三大战略”的区域发展格局的结果。与局域性发展战略相比，“三大战略”涉及地域空间范围更广、合作内容更全。从地域上看，“三大战略”均是跨省级行政区乃至连接国内外的空间安排；从内容上看，每个战略均强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三大战略”的深入实施，促使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从主要依靠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引擎带动的传统格局，向区域联动、轴带引领、多极支撑的新格局转变，这必将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注入新的动力。
2. 发展动力分化与创新增强的趋势
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制度性“增长极”并进一步发挥增长极的空间溢出和带动作用是中国区域经济改革发展的基本规律，利用中国广阔的空间纵深来消化这一改革红利，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非常突出的“大国综合优势”。在全面实现小康、迈向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寻找新的制度性增长极成为中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局面，通过布局制度变革的空间试点破解区域经济增长动力转型成为新的时代要求。
21 世纪以来，国家相继布局了国家级新区、改革试验区和自贸区等一系列制度创新的试点，并在空间上逐步推开。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形势日趋复杂，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均出现异化，制度创新在空间上的“突破口”始终扑朔迷离。针对不同的发展区域，重新制定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的区域政策，是应对发展动力分化的重要发展诉求。
创新成为东部地区的主要增长动力。上海、江苏、广东、浙江、山东和北京、天津等省份反应突出，说明东部沿海地区创新能力活跃，技术进步显著，与其他中西部省份存在明显的差异。虽然西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运行较为平稳，但其内部分化现象较为明显，因此区域政策的差异化更有必要。值得注意的是，西部的西北和西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产业结构：西南地区近些年来向电子制造、装备制造、汽车产业等现代制造业转型，外贸出口增长较快，现代产业体系在逐步完善；西北地区自然资源富集，矿产开发和重化工业比重较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中部地区的山西省与西北地区有相似之处，产业结构偏重，内需不足使得西北和山西投资增速大幅下滑，需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外需不振使西南出口受阻，需要拓展新兴经济体市场。
因此，我们判断未来板块内经济运行和产业格局均会有进一步的分化，区域政策的差异化与精确瞄准就更有必要。
3. 空间布局的总体分散、分类聚集的趋势
空间效率和空间平衡一直是影响区域空间格局的两难选择。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实施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政策以来，东部地区凭借区位、要素和政策优势迅速崛起，板块间差距不断拉大，大的空间尺度的空间聚集和不平衡发展成为主要趋势。克服板块之间的发展落差、释放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梯度势能构成空间格局优化的主要思路。然而，近年来这种“总体聚集”的态势正在发生逆转，“总体分散、分类聚集”的战略态势开始显现。从空间经济理论角度，总体分散符合新经济地理学框架的大尺度空间分散态势，而小尺度的聚集则更加有利于发挥聚集经济效应。21 世纪以来中国空间经济逐渐走向“大分散、小聚集”格局，板块间差异在2004 年前后达到顶峰之后不断回落，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市场化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发展强劲，而经济结构单一化的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却呈现出增长乏力和疲软，2013 年以后板块间差距已经降到20 世纪90 年代初期的水平；另一方面，板块内部的差距不断加大。大的空间尺度出现经济分散和均衡布局，小的空间尺度出现经济聚集和不平衡布局，“分类”聚集成为中国区域经济的新趋势。
四、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面对区域空间发展中的困境，我们在新时代的任务就是改造生存的这片土地，使之成为理想的伊甸园， 这就需要我们完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任务：“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1. 构建带状联通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构建“四大板块+三大战略”的区域发展格局，与局域性发展战略相比，涉及地域空间范围更广、合作内容更全。
首先，“四大板块”是在“三大地带”的基础上形成的，当其空间范围长期固化之后，加强板块之间东西方向的联通，一直是区域发展的重要任务。其次，在当前的经济带建设的基础上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要注重南北向的沟通与联系。一方面，无论是原来的东部沿海地区还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南北向均出现了分化，南方发展水平和活力均优于北方地区；另一方面，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均对于加强东西向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加强南北向联系，缓解南北向分异的战略并未形成。再次，在当前的发展状态，东部沿海经济带和从京津冀城市群，经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并连接珠三角城市群这一纵向轴带均具有建设南北向经济带的基础。因此，可以考虑以此为基础建设南北向的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和以连云港为起点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交叉，构建多中心网络状的空间格局，优化经济发展的新空间。
2. 构建空间平衡机制
空间平衡主要是指板块之间的发展均衡。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的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关系，到21 世纪初的东、中、西和东北的“四大板块”关系，建立解决空间发展平衡问题的机制，一直是我们努力方向。进入新时代，空间板块的裂解不可避免，最后形成南部沿海、北就沿海、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六大板块，有助于区域政策的精准实施。
不同板块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南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广东2016 年达到7.9 万亿人民币的产值，折合美元约1.2 万亿，高于俄罗斯的1.18 万亿美元产值。江苏2016 年为7.6万亿人民币产值，广东加上江苏相当于印度2016 年的产值（2.4 万亿美元）。南部沿海地区应当成为稳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力量，并且通过产业升级发展，大力推进创新，在形成新的发展动力的同时，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北部沿海地区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应当采取改革体制、调整结构、塑造动力的措施，改掉影响经济发展的顽疾，形成发展的新动能。中部地区是下一个经济周期的主要增长区域，也是未来国家的主要制造业中心，通过产业转移等途径，使其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引领区域和支撑地带。东北地区通过体制创新和结构优化获得新生，重新确立综合制造业中的地位。西南和西北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备地区，资源开发仍然是主要的发展形式，但需加强生态保护的意识。
3. 实现绿色协调一体化
“绿色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彰显出绿色化和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将绿色化发展从理念转化为实践，需要在区域空间上有明显的印记，这就是要造就绿色的国土空间。造就绿色国土空间，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是首要任务。在产业发展上，大力支持绿色清洁生产，对传统制造业进行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更新改造工艺技术装备，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契机。打造绿色发展空间，一体化无疑是一个显著的趋势。但是，一体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体化，实质上是网络化。京津冀、成渝经济区、中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是点轴发展向经济带发展的模式转化。跨省域的经济区的一体化，实际上也是区域合作的关系，如乌大张、黄河金三角等。
抓住经济带和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换挡期，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挖掘新需求和新市场成为重点。长江经济带成为再造中国内需市场的关键布局，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推进对外开放的关键举措。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启动，将有效拉动沿线经济，对中国稳增长和调结构都具有战略意义。同时，应以主要中心城市为依托，大力推进城市群建设，统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等城市群的发展，加强省际主要城市的联系与协同，统筹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大对落后区域的干预，需要有强有力的区域干预的措施，要通过产业转移进行均衡布局，通过区域合作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与协同发展。
总之，区域空间既要协调发展，又要实现发展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