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地理是一国国内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格局，比如制造业分布格局、区域收入差异等。贸易政策可以成为塑造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地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贸易政策导致其他一些可供选择区位的盈利能力发生变化(Christian Volpe Martincus，2010)[1]。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把一个国家看作是空间中的一个点，而忽视了对内部地理格局的影响(A. K. Cosar，2013)[2]。贸易开放不仅仅能够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影响一国内部地理。全球化引起制造业外包数量的增加，这一趋势正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扩散。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四国正承受着来自于制造业的冲击。当我们研究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空间经济时，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国家的空间经济格局正与1900年发达国家的空间经济格局如出一辙(Krugman，2011)[3]。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制造业部门的空间演化为验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是伴随着大量的劳动力从内陆地区向制造业聚集的沿海地区迁移的过程。Fujita和Hu[4]利用中国1985-1994年的数据实证验证了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的区域差异越来越大。同样的发展过程也出现在巴西和其他的一些新兴国家。
“贸易开放与资本流动使市场更加的全球化，也使地方政府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且在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还在持续。并不是所有的区域都适合接近世界市场、沿海和经济密集的区域。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1911年英国的人均GDP。今天上海的人均GDP相当于英国1988年人均GDP的水平，然而，贵州的人均GDP只相当于英国1930年的水平。中国的经济规模、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上海的区位优势是其比贵州发展较快的原因。”(世界银行，2009)[5]。这句话代表了主流经济学家两个核心的主张：贸易一体化加大了一国内部的空间差异，并且贸易一体化促使经济活动倾向布局于靠近海外市场的区域。
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贸易开放与内部地理关系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视角来分析贸易开放与内部地理；第三部分是以中国为例分析贸易开放与内部地理；第四部分是结论与展望。
一、贸易开放与内部地理：理论基础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活动的聚集是当今世界经济呈现出的两大重要特征。然而两者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经济学家们的注意。传统上，研究国际贸易的经济学家只关注国家之间的贸易，而没有关注空间的因素；区域经济学家只关注一国区域经济的差异，而没有关注贸易开放对本国内部地理的影响。本部分将追随经济学家的步伐，探求贸易开放与内部地理的理论基础。
1.新古典贸易理论：贸易与比较优势
贸易与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比较优势理论(Venables，1998)[6]，特别是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完全竞争、同质产品、规模报酬不变为前提，并且生产的区位是外生决定的，也就是“第一自然属性”对内部地理的重要影响(Krugman，1993)：自然禀赋、技术等的空间分布状况。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或者分散是由“第一自然属性”决定的，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提高，生产活动将根据比较优势来进行布局(比如，非熟练劳动工人需求更多的企业倾向布局于非熟练劳动工人密集的区域)。在该框架下，假设贸易成本为零，并且贸易的形式是由需求而不是生产的空间状况决定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大部分的产业之间的贸易，也解释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但是该模型还存在两个不足：
首先，产业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的显著特点是存在地理上的集中。一些国家或者地区产业发展较快(比如亚洲四小龙)，而另外一些国家发展较慢。在控制资本流动、技术水平的前提下，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很难解释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的贸易开放所引起的内部地理变化。其次，比较优势理论也很难解释那些要素禀赋相同(比如欧盟)或者生产要素流动性强(比如美国)的国家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
2.新贸易理论：贸易与规模经济
新贸易理论强调规模经济在贸易中的重要作用，该理论强调市场规模是由劳动力来决定的，并且劳动力是不能流动的，新贸易理论以不完全竞争、产品异质、规模报酬递增为特点的。为了实现规模经济，经济活动倾向布局于企业较多的区域；为了减少贸易成本，经济活动倾向布局于交通较为便利的区域(比如“门户区域”)。新贸易理论为我们阐述了两种产业贸易：第一种是产业之间的贸易；第二种是产业内的贸易。
3.城市系统理论：贸易与城市
把内部空间尺度纳入到贸易理论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M. Brulhart，2011)。Henderson(1982)[7]开拓性地把贸易开放与内部地理结合起来，研究在开放经济体中城市的空间布局形态。Henderson在其1979年论文构建的城市系统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空间布局的模型，该模型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城市之间生产同质产品，并且商品和劳动力在一国内部是可以流动的，该模型与传统古典模型的不同之处是假设了城市层面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由于存在城市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因此在大城市企业存在生产的优势，但是又由于大城市存在拥挤效应，生活成本较大，并且在大城市中还存在交通成本。除了城市大小的不同以外，每个城市生产产品所使用的劳动力和资本是不同的，因此城市存在行业的专业化。在均衡条件下，每个城市专业化生产他们所要出口的产品，也就是说每个城市的要素禀赋、基础设施的不同，因此在均衡情况下存在城市大小的不同和专业化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均衡城市的大小随着规模经济、资本密集程度、城市专业化生产的产业的规模的不断递增而递增。
Henderson(1982)[7]的主要贡献是把传统的贸易理论纳入到了城市规模体系理论中去，Henderson(1982)[7]所阐述的理论是在古典贸易理论基础上扩展的，其假定劳动力是完全流动的，因此各个城市之间的工资水平是一样的。贸易一体化虽然能够影响城市大小空间分布的不同，但是不会造成各个城市之间福利的不同；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城市生产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开放对城市的空间效应是根据城市的禀赋特点而决定的。
由于贸易成本的存在，地理区位对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具有重要影响(Treb Allen，Costas Arkolakis，2013)[8]。大部分的国际贸易模型都把国内各个区域看作为“无缝”的，但是这与现实情况是违背的，比如一些区域与海外市场联系方便，而另一些区域与海外市场联系较为困难。“贸易的空间效应依赖于本国的内部地理特征”(Henderson，1996)[9]。最先把内部地理纳入到国际贸易模型的是Rauch(1991)[10]，他把内部地理纳入到了多部门的马歇尔贸易模型中，假设一个城市靠近沿海布局，此时城市之间的大小排序自然而然就形成了，靠近沿海的城市由于国际贸易成本较低，因而比较容易聚集较多的人口与产业，形成较大的城市。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由于贸易成本较高，在均衡情况下城市的大小都一样。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靠近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开始专业化生产并且逐步参与到国际贸易中，随着贸易开放的不断扩大，内陆地区的城市也开始参与到国家贸易中，但是城市的大小随着距离海外市场的远近而变化。虽然Rauch把内部地理的差异纳入到国际贸易模型中，但是该模型假设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因此该模型只考察了城市大小的变化，而没能考察城市之间福利大小的差异。
在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之前，贸易开放对一国内部地理的影响只是影响到城市的大小，而没有考察对区域福利的影响，新经济地理学考察了贸易开放对内部地理福利差距的影响，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的支撑。
4.新经济地理学：对称地理结构与非对称地理结构
新经济地理学自诞生已经20余年，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大量的文献利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来研究空间经济。毋庸置疑，新经济地理学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证价值，为我们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提供了很强的理论基础。从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地理本身对制造业空间格局具有较大的影响。区域临近和区域大小对经济活动的布局具有重要影响(Golubchikov，2006[11]。经济全球化和国内一体化能够塑造一个国家的内部地理格局。本部分借鉴Brulhart(2011)[12]的划分方法，把内部地理格局划分为对称地理结构与非对称地理结构。
(1)基于对称地理结构
Krugman和Elizondo(1996)在经典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基础上扩展到了两国三区域(如图1所示)，开创性地把国际贸易纳入到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在该模型中包括国内两个相同的区域和一个海外市场。该模型不同于城市系统理论，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把国家划分为几个区域，并且区域的大小和数量都是内生决定的。该模型为外部经济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由于多样化偏好与区域之间冰山贸易成本的存在，消费者倾向布局于生产厂商多的地区(前向联系)；并且生产厂商为了节约贸易成本和固定成本，他们倾向布局于消费者较多的地区(后向联系)。由于该模型不能获得解析解，最后模拟结果我们可以得到贸易开放对内部地理的影响机制：在贸易成本较高的情况下，进出口对厂商与消费者的区位选择影响较小，此时前后向联系对他们的区位选择影响较大，偶然的事件都能影响一个区域厂商与消费者的集中；在贸易成本较低的情况下，此时大部分商品将与海外市场进行交易，国际贸易对内部地理的影响较大。Krugman和Elizondo(1996)[13]利用墨西哥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封闭的国家导致本区域的趋异，一个开放的国家导致本国区域的趋同。
该结论与Behrens(2007)[14]所得到的结论一致，其研究发现贸易开放能够引起一国内部经济活动的分散布局，但是Behrens[14]的研究框架与传统的模型是不同的，在该研究中引入了OTT框架，在此框架下我们能够得到解析解。与Krugman和Elizondo(1996)[13]不同的是，Behrens(2007)[14]构建了一个两国四区域模型，模型没有把“拥挤成本”作为分散力，而是提出了两个分散力来源，一个是非熟练劳动力的非流动性，另一个是“竞争成本”。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运用相同的方法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Paluzie(2001)[15]模拟两国三区域模型得到的结论是：贸易一体化加速了一个国家内部区域的差异。并且，Behrens(2011)[16]构建了一个两国三区域模型，为我们展示了区域差异与贸易成本(一国内部的区域贸易成本、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成本)之间的复杂关系。
还有一些学者把部门这一尺度纳入到模型中(Fujita等，1999)[17]。在模型中假设存在部门尺度的聚集效应(投入产出之间的联系)，部门尺度之间不存在分散效应，他们研究发现贸易一体化引起了部门层面的聚集。Brulhart等(2004)[18]、Crozet和Koenig(2004)[19]模拟两国三区域模型同样得到相同的结果：贸易一体化引起了内部经济活动的聚集。
(2)基于非对称地理结构
以往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强调自我强化机制对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影响，而很少把现实的非对称地理结构纳入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来解释全球化和国内经济一体化对一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建立在简单的两个区域的比较基础之上的。正如Fujita和Mori(2005)[20]所阐述的那样，必须超越简单的两区域模型，使用非对称的贸易和地理格局的模型来获取更多的现实意义。
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首先把非对称地理结构纳入到模型中的是Alonso Villar(1999)[21]，其在Krugman和Elizondo(1996)[13]模型基础上纳入了三国五区域模型(如图2)。在模型中假设存在两个海外市场R1、R2，国内市场存在1、2、3三个区域，这五个区域布局在一条直线上，国内区域1、3是“门户区域”，区域2是内陆区域，分别靠近海外市场R1与R2。研究发现：经济活动倾向于布局于地理位置有优势的区域1或者3，而不会聚集于区域2。
Alonso Villar(1999)[21]虽然把非对称地理结构纳入到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但是没有探讨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变动是如何随着贸易成本的变化而变化的。Brulhart等(2004)[18]、Crozet和Koenig(2004)[19]构建了一个包含“门户区域”的两国三区域模型(如图3)，模拟了经济活动如何随着贸易成本的变化而变化的。首先，由于海外市场的需求减弱了国内市场需求的力量，经济活动倾向布局于与海外市场联系方便的“门户区域”。另一方面，随着贸易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些企业为了避开海外企业的竞争，倾向选择竞争激烈程度较低的“内陆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选择取决于“门户区域”的聚集效应与竞争效应大小的比较，如果聚集效应大于竞争效应，企业倾向布局于“门户区域”，反之亦然。
两国三区域模型只考虑国内运输成本而没有考虑海外市场内部的运输成本，Behrens(2006)[22]在OTT框架下构建了两国四区域模型(如图4)，既考虑了“门户区域”也考虑了海外市场内部的运输成本，结果受国内运输成本、贸易成本、海外运输成本影响。(1)当国内市场区域之间的贸易成本较小时，经济活动聚集于门户区域是均衡状态，相反，当国内市场区域之间的贸易成本较大时，经济活动聚集于内陆区域是均衡状态。如果上述两个条件都不满足时，那么存在多个均衡点的情况。(2)当海外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较差时，或者当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较小时，此时国内市场的经济活动聚集于门户区域。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当海外市场的区域一体化程度较差时，海外市场的价格竞争较为温和，这增加了国内市场的产品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同样的，当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较小时，门户区域更容易接近海外市场，即使是海外市场的竞争较为激烈，国内市场的经济活动聚集于门户区域也是为了更容易地接近海外市场。该模型虽然考虑了地理差异的不同、海外市场的运输成本，但是模型没有考虑更加现实的问题，比如区域的大小、区域之间的禀赋没有考虑。
把区域大小首先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是Zeng和Zhao(2010)[23]。其在模型中构建了一个包含区域大小不同、国家大小不同的两国四区域模型(如图5)。Zeng和Zhao(2010)[23]同样在OTT框架下得出：区域的大小、国家大小、贸易成本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将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的，当一个较小的国家资本自由流动时，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不同提高，其区域差距逐步缩小，但是在较大的国家得到了相反的结论。该模型虽然考虑了区域大小、国家大小的影响，但是模型没有考虑重要地理因素(门户区域)的影响。
Haaparanta(1998)[24]把要素禀赋纳入到了传统的新经济地理学中，构建了一个两国四区域模型，每个区域有一种生产要素，并且每个区域只生产一种产品。在模型中，随着贸易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活动逐步聚集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的贸易理论一样，随着贸易开放的不断提高，经济活动聚集还是分散，聚集于内陆地区还是门户区域，取决于我们所选取的模型。但是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我们只考虑到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而没有考察区域的福利差异，没有考虑随着贸易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区域差异的变动趋势。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不仅考察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状况，而且还考察了区域之间的福利差异，并且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把更现实的状况纳入到了模型中，比如地理位置、区域大小、禀赋差异等。
二、贸易开放与内部地理：区域发展不平衡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国际贸易一体化引起一国区域发展不平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实施重要的贸易自由化计划。另外，在过去的20年里，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大幅度增加。截止到2008年，大约有420个区域贸易协定已经通知关税总协定或者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壁垒在最近几年里也显著下降，例如，在拉丁美洲国家简单平均最惠国关税从1985年的41.6%下降到2001年的13.1%，在重要的贸易协定中，平均优惠关税不会超过3%。贸易一体化的空间效应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一部分学者认为贸易一体化导致了区域趋异；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贸易一体化导致了区域趋同；还有一些学者得到了更加复杂的结果。
墨西哥是很多学者关注的案例，的确，墨西哥从20世纪80年代的限制贸易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为学者研究贸易开放对内部地理影响提供了很好的案例。最早研究墨西哥的是Hanson(1997，1998)[25][26]，研究结果发现：那些靠近美国的北部区域，本身就比较富裕，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即：开放导致墨西哥工业转向北方区域，因为这些区域接近于美国市场，随着贸易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墨西哥区域差异不断扩大。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是伴随着大量的劳动力从内陆地区向制造业聚集的沿海地区迁移的过程(姚鹏、孙久文，2015)。随着印度尼西亚1983年实行贸易开放政策以来，一些私人企业开始向爪哇岛聚集，贸易开放加大了印度尼西亚的区域差异(Henderson和Kuncoro，1996)[27]。20世纪90年代期间，巴西已经开始致力于单边及区域贸易自由化。Christian Volpe Martincus(2010)[1]考察了巴西贸易政策的空间效应，贸易开放使一些产业倾向于靠近最大的相邻贸易伙伴，并且这一效应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进一步加强，区域差距不断扩大。
Sanguinetti和Volpe Martincus(2009)[28]研究发现，较低的行业关税使阿根廷的产业从中心经济区(即布宜洛斯艾利斯及周边区域)向其他区域分散。冷战时期，西德与东德处于分裂状态，西德靠近东德边界的城市人口和产业不断向西转移，区域差异较大，随着柏林墙的倒坍，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区域差异不断缩小(Redding和Sturm，2008)[29]。同样的结果在奥地利也得到了印证。
A. Kerem Cosar[2]等把内部地理引入到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型中来研究外部经济一体化对一国内部地理的影响。在文中他们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的模型，那些紧邻国际市场的区域聚集以出口为导向的部门，然而那些较偏远的区域不能参与到国际贸易中。该理论合理地解释了贸易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专业化、就业和收入水平的空间格局。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中国地级市产业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正如理论模型所阐述的那样，国际贸易是中国产业区位分布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
Brian A' Hearn, Anthony J. Venables[31]探讨了意大利统一以来贸易开放与区域差异之间的关系。从1880年开始出口在GDP中所古比重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下降，因此企业倾向布局于靠近国内市场，导致快速增长的新领域(特别是工程)布局靠近于巨大的国内市场的区域，比如北部区域。从1945年起贸易增长和欧洲一体化意味着企业倾向布局于靠近这些市场，北部区域具有靠近这些市场的区位优势。因此伴随着意大利贸易开放的不断扩大，经济活动倾向布局于靠近北部区域(贸易开放之前，北部区域具有较大的国内市场，贸易开放之后，北部区域具有靠近海外市场的区位优势)。
三、贸易开放与内部地理：以中国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区域差异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区域差异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东部面积仅占全国的9.5%，却聚集了38.18%的人口、GDP占53.12%，进出口总额占83.75%(2012)，西部地区面积占全国的71.5%，但是人口只占27.03%，GDP占19.76%，进出口总额占7.04%(2012)。全国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差在样本期间内呈现出一直扩大的趋势，在1978-1990年期间增长较为缓慢，1990年后区域经济差异迅速扩大(孙久文，姚鹏，2014)[30]。为了缩小区域差异，国家陆续实行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略，目前国家又提出了“三大支撑带”，这些都有利于缩小区域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目前，研究中国贸易开放与内部地理的学者较少。Fujita和Hu利用中国1985-1994年的数据实证验证了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的区域差异越来越大。在中国，贸易开放导致经济活动倾向布局于本就比较富裕的沿海地区(Kanbur和Zhang，2005)[3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海外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沿海省份(门户区域)与内陆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Hu，2002)。
熊灵(2012)[34]研究发现，在区域层面上，贸易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更有利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贸易开放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区域差异。但是熊灵也承认，贸易开放对内部地理的影响还受到其他一些要素的影响，贸易开放和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都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增长，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那些拥有较好基础设施的区域更能获得较快地增长，最后文章也指出，政府应该不断鼓励发展较慢地区扩大开放，也应该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支持力度，改善基础设施等条件。
姚鹏、孙久文(2015)[33]利用2006-2012年279个地级行政单位的数据证明，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前，内陆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较低，与国外市场的联系较少，贸易成本较高。实证结果显示，贸易开放有利于人力资本丰富、人口密集、与海外市场距离较近的区域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率先开放沿海，这符合当时的背景，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口与经济活动逐渐向沿海地区聚集，拉大了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距。
许德友(2012)[35]对这方面的研究做了很大的贡献，其研究发现2005年前后，中国制造业转移的离心力开始影响内部地理结构，虽然东部仍然聚集了大部分的产业份额，但是一些劳动密集型或者高外贸依存的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这既有东部沿海的要素成本上升，也有金融危机、国内市场重要度上升的影响。许德友虽然在文中构建了一个两国三区域模型，但是他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的现实问题，即中国沿海区域与内陆区域的地理位置的差异和区域大小的差异。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遵循“理论—实证—案例”的分析方法，对贸易开放与内部地理关系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地讨论。贸易开放对内部地理的影响没有确切的结果，这取决于内部地理格局和模型设置的影响。但是毫无疑问，贸易开放对一国内部地理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根据我们所总结的理论和以往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在此提出以下几点结论与展望：
1.传统的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城市系统理论虽然考察了贸易对一国内部经济活动布局的影响，但是没有考察对区域福利差异。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开创性地把空间因素、贸易纳入到了模型中，考察了贸易开放对内部地理的影响，不仅分析了对经济活动布局的影响，而且还分析了区域福利的差异。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经济活动主要聚集于经济密度较高的沿海地区(前后向联系)，而广大的内陆地区发展较为缓慢，为了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我国陆续实行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三大战略，并且陆续批准了一系列的产业转移示范区、国家级新区。最近，国家又实施“新三大战略”，扩大内陆地区的开放，引导经济活动向内陆地区转移，逐步缩小区域差异。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使我国广大的内陆地区处于贸易开放的前沿阵地，与海外市场的距离大大缩短，并且能够进一步吸引人才、资金向内陆地区聚集，内陆与沿海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3.贸易对一国内部地理的影响不是孤立的，内陆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本比较匮乏等原因，产业倾向聚集于各项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因此国家在扩大开放的同时，还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人才配套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才聚集，加大力度鼓励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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