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为我国区域发展描绘了一幅新的蓝图: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这种新格局，将形成新的中国经济地理，而这个过程就是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过程。
一、中国区域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
中国区域空间格局是中国经济地理的核心内容。区域空间格局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的是演化经济地理的过程。
(一)中国区域空间格局的演化
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经济地理的基本特征是现代工业偏集于沿海，内地广大地区的现代工业都是空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近三十年时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是改变这种经济地理分布，形成内地与沿海大体均衡的现代产业布局，我们称之为我国区域空间结构的“二元时代”。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中的关于“沿海与内地”关系的阐述，是这一时期区域发展战略的集中表述。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之后，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当时实施的向沿海倾斜的空间战略是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促使经济迅速发展，沿海地区迅速崛起;同时，中部地区则在能源、原材料和粮食等生产上有较大的发展，成为东部的原料基地;西部地区由于远离沿海港口的自然地理的劣势，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中国区域空间结构进入到东部、中部、西部的“三元时代”。
从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开始启动，中间经历了“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到“十一五”时期正式形成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同时，为了实现更加协调的国土开发，国家提出了主体功能区战略，希冀通过确定主体功能定位来明确区域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中国进入到“四大板块”的“四元时代”。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区域空间格局变化，我们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中国区域空间格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应该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空间结构变化的过程与改革开放的过程紧密相连。具体的原因有三点:首先是中国东部地区面向太平洋和西部地区深入欧亚大陆内陆深处的陆海分布的自然地理空间格局，其次是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国际产业大尺度空间转移的影响，最后是面向沿海、融入国际、加快发展的改革开放战略的正确取向。
(二)区域空间均衡协调演化的内涵
中国区域空间格局演化的过程证明了一个核心观点: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与和谐发展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这是200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核心观点，也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所证明。笔者将这种状态称为“均衡协调”。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协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1．发挥区域优势
我国是一个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各区域的区位条件、资源条件和发达程度差异很大。东部沿海地区区位条件好，离国际市场近，市场机制建立较早也较为完善，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实现了高速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的区位条件不利，市场发育程度相对较低，商品流通不够顺畅，土地、技术、资本等要素市场地区分割严重，发展速度在一段时间内落到东部沿海地区之后，是不可避免的。
发挥区域优势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客观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准确把握全国各地区的不同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达程度，在市场发展较好、经济较发达地区调整生产力布局，更多地以发挥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作用，协调主体利益为原则;而在市场机制欠发达、经济欠发达地区调整生产力布局，则是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主体的作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挥政府的作用，用区域规划引领区域发展。
2．追求空间平等
实现空间平等有两种思路:“空间中性”与“基于地区”①。“空间中性”是假设空间均衡的存在和生产要素的完全流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空间中性”的政策体现。“空间中性”要求经济与人口在一定空间趋于均衡，各地区获得大致相同的发展机遇。“基于地区”的政策则具有明显的针对性，直接针对某一个地区给予相应的发展政策，比如国家级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等，都属于此类政策区域。
是否实现空间平等的衡量标准，是地区发展差距是否缩小。从区域差距的变化情况看，2013年沿海地区人均GDP为6万元，而内陆地区仅为4万元。从1997年到2013年的16年间，绝对差距从不到5000元扩大到25000元以上。实现空间平等的目标还任重道远。
3．外向开放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注重开放条件下的外向发展是优化区域空间格局的重要导向。随着国际贸易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日益加深。区域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的影响日趋明显，以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目标来发展区域经济，受到加快空间发展的回应。
例如，我国的石化工业的布局，随着我国原油的进口量不断增加，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由于国内相当部分炼油、石化企业都依靠进口原油，石化工业布局向沿海地区移动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当前优化我国生产力布局，必须考虑开放条件下的全球化产业发展态势，外贸依存度大的行业应考虑向沿海布局，内需为主的行业应当随人口分布而布局。
总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区域空间发展是不平衡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仍在拉大，但并没有影响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就是说，沿海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在提高，差距在于提高的速度不一样。
(三)区域空间布局的模式变化
我国地域广阔，自然地理差异显著，资源分布不均衡，经济发展差距明显，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产业布局模式，是地区生产要素的种类和数量、产业发展状况和人口分布情况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
1．增长极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的现实，只有少数地区具有发展的有利条件，因此当时的区域发展，各区域选择的大多是增长极的布局模式，加快城镇建设、加速人口积聚，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瓶颈之间的矛盾。重点发展增长极，通常就是选择发展条件较好、产业综合优势比较突出、区位条件明显、投资环境较为优越、发展潜力巨大，并有望在短期内迅速崛起的点状区域，如城市、资源富集区、工业区、经济特区等。在对某一区域进行开发时，有计划地在物质技术基础和经济实力较强、生产要素较为集中的中心城市等经济活动相对集中的地区形成启动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并通过增长极自身的迅速成长及产生的乘数效应，辐射周边地区，最终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全面均衡协调发展。
2．点轴模式
点轴模式是增长极模式的延伸。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过程看，产业，特别是工业，一般都先集中于少数增长极上。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业点逐渐增多，点与点之间为适应经济要素联系的需要，特别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成，在沿交通线布局产业成为可能，从而形成经济轴线。经济轴线的发达程度主要是由它在区域经济中的影响力决定的。城市内部的发展轴线、区域内部的短距轴线，都可以成为产业聚集的主要空间区域。不能把经济带看作是经济轴线。经济带的发展模式也不是点轴模式。我国生产力布局应当把握各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功能的差异性。
3．网络布局模式
区域产业网络布局模式中的网络是指一定区域内增长极与增长极之间的经济联系，以及经济轴线与轴线之间按照一定的经济技术规律经纬交织而发展成的点、线、面统一体，主要包括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网及交通网、通讯网等。这一模式主要适用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例如，长三角地区是最先形成网络布局模式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发展的初期，首先形成的是上海这个经济中心，其次形成了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宁波等增长极;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形成了苏锡常和杭嘉湖两个发展轴线，生产力的聚集十分明显;进入21世纪，在长江以北形成了扬州—泰州—扬州的轴线，在杭州湾形成了杭州—绍兴—宁波轴线，各条轴线的相互融合与渗透，特别是跨江和跨海大桥的修建，长三角逐渐完成了区域空间的织网的过程，一个网络型的区域空间就此形成。
4．经济带布局模式
中国区域空间布局模式的最新发展特点，是经济带的形成与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类型区域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区域空间布局的模式就不可能完全一致。经济带的布局模式是在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范围内，由区域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等交汇而成的基本特征。目前形成国家战略的三大经济带:环渤海经济带(京津冀为核心)、长江经济带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都是在一个开放的区域空间中，由相对发达的区域与相对不发达的区域结合构成的。经济带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优化相对落后区域的生产力布局，促使区域要素配置发生积极变化，进而推动产业布局模式的高级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我国形成更多的经济带是一种必然趋势。笔者估计，东南沿海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东北中部经济带、长城沿线经济带、黄河经济带等，都将在未来逐步形成。一个由若干经济带串联起“四大板块”的中国区域空间格局，将会最终显现。
二、中国区域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
区域发展不平衡一直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当前，我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在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当前空间格局下的地区分化态势也日趋明显。
(一)多支点的空间骨架逐渐形成
我国区域经济从聚集到扩散，在区域空间上逐步实现均衡。相对均衡的区域空间结构需要多个战略支点的支撑。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战略支点主要有: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中部崛起促成了新的战略支点的形成，包括长江中游地区和中原经济区;西部大开发也促成了若干新的战略支点，主要有成渝经济区和关中—天水经济区。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均衡和城镇化进程加快而形成大面积的城市地区，更多的战略支点可能会出现，包括北部湾经济区、天山北坡地区，东北中部地区、海峡西岸地区，都形成了次一级的新战略支点。
为什么会涌现出一系列的支点地区呢?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经济的“全国化”，各地区的普遍发展，使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仅需要北京和上海等少数的增长极，而且需要更能支撑本地发展的更多的增长极。多支点的出现，使新发展的区域有机会进入国家发展的核心区域，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和环境，拥有更多的发展资源，同时也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其次，城市群实力的增强，使得城市群所在地区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支点。这些区域创新产业形式，延伸产业链条，促进产业转移，通过融入到更大区域，在更大区域内整合自身实力而加快发展。再次，在资源优势突出却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远西部地区，通过积极发展优势产业，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促进现有模式的升级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也已形成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心，成为具有发展潜力的支点区域，如兰州、乌鲁木齐、西宁、银川、喀什、库尔勒、张掖、酒泉、石嘴山等。
在现有经济较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支点区域已经完成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开始向网络布局模式转变。例如长三角地区，一级中心是上海，二级中心是苏州、南京、杭州、宁波，三级中心北翼是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通，南翼是嘉兴、绍兴、台州。区域空间的多中心模式是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
(二)产业转移是区域空间变化的主导力量
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三大经济带”的“4+3”战略，在“十三五”规划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明确。实施“4+3”战略的目的是通过各区域的发展缩小区域差距，进一步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我们发现，根据各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发展密度以及发展潜力，统筹考虑经济、人口等的布局，“4+3”战略对我国生产力布局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各区域根据本身的资源、区位等布局优势产业的同时，要按照经济带的要求来发展区域合作，最终实现区域的均衡协调发展。二是加快产业转移的方向得到进一步的明确，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加快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是客观的要求，但转移的方向一直不是很明确。沿着经济带的方向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进行转移，是产业转移的新的质的规定性。三是各区域的工业布局要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弱的生态脆弱区应该减少工业的分布，通过产业转移进行空间布局的调整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
目前我国的产业转移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的空间转移上。制造业由东部地区向东北和中西部转移，受到了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国家工信部专门出台过《产业转移指导目录》。我们需要看到，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还远未结束，我国经济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走向相一致的方向性变化。就是说，我国的整体经济布局正在由过去各种经济要素和工业活动在东部地区高度集聚的趋势，逐步转变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扩散的趋势。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多种多样，但主要集中在中西部主要城市群和非城市群的广域城市。
发展现代产业，是打造新的战略支点的核心和关键。产业转移的加速使新的战略支点产业体系加快形成。未来的新战略支点主要在中西部。而在东部地区，随着国家层面各类规划的作用开始逐步显现，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将由过去过多依赖外部环境的支撑，向内生性、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转变。虽然近几年东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其他地区，而且其投资占全国比重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是依然获得了大量的政策资源、劳动力资源和强劲的消费支撑。在东部地区逐步转为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区域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的中心转到中部地区，是可以期待的空间结构的大变化。
这些新趋势对我国区域空间结构优化提出了新要求。一是东部地区要尽快把自己的传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为承接国际产业链的高端环节腾出空间。二是向中西部产业转移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的转移，集群式整体转移将逐渐增加。三是把一些资源、劳动力参与度高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减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改变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
(三)宏观经济因素对空间均衡的影响逐步加大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随着外向型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将继续增加，产业结构调整将加快，需要优化沿海地区的工业布局以适应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资源价格改革逐渐深入，资源的远距离运输将加大对企业成本的影响。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突出，必须由以往的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向低消耗、污染少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位于资源环境承载力弱的区域的工业需要关闭或迁移，进行产业的空间整合，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宏观经济新常态的特点落实在区域层面，其结果就是经济地理扩散逐渐呈现，区域发展分化严重。从2010年到2014年，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从44.1%、10.4%下降到40.2%、9.9%，中部和西部分别从23.9%、21.6%上升到25.4%、24.3%，区域经济之间的发展差距呈现缩小态势。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另一面，由于种种原因，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还是弱于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只占全国的6.1%，而东部进出口额占全国的84.6%，我国的对外开放还是呈现出“东强西弱，海强边弱”的状况。
在全国经济增速整体回落的过程中，部分省市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表现出改革红利带来的繁荣。例如天津、江苏、重庆、贵州和西藏2015年度GDP增速仍达到两位数，尤其是重庆和贵州名义GDP增速高达18.4%和16.6%。天津、江苏、重庆和江西的财政增速也保持两位数增长，分别为11.6%、10.4%、12.0%和13.6%，为这些区域的平稳运转打下了基础。
东北和部分省市则出现了塌方式的质变，呈现出转型停滞的低迷。例如2015年前三季度辽宁的实际GDP增速为2．7%，黑龙江的实际GDP增速为5.5%，河北和山西实际GDP增速分别为6.5%和2.8%。这导致这些区域的财政增速大幅度下降。例如，山西和吉林今年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同比增速为－11.4%和－3.7%，黑龙江和辽宁财政收入下滑更为剧烈，同比增速分别为－15.8%和－27.4%②。
区域正在分化，中国区域空间格局正面临重大变化，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时不我待。
三、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途径探讨
从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经济地理本身对制造业空间格局具有较大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重新塑造一个国家的内部地理格局。
1． 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加快贸易自由化和国内一体化
研究发现，国内一体化程度较低时，国内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运输成本较高，在此情况下，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变化，与海外贸易成本就较高，国内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呈分散布局的状态。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与海外市场的贸易成本降低时，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的沿海地区，这些区域与海外市场的联系比较便利，内陆地区的产品为了运输到海外必须经过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的沿海地区。
如果贸易开放程度较高，与海外市场联系紧密，随着国内贸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经济活动将向沿海地区聚集，因为此时海外市场远远大于内陆地区的市场。随着我国公路、铁路、航空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近些年高铁的蓬勃发展，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国内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广大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延伸，批准了一批内陆开放城市，2012年国家又批准了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并且逐步形成了像西咸新区、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天山北坡经济带等一些内陆经济增长极。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沿边地区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经济活动向内陆和沿边地区聚集将会成为趋势，这是值得期待的。
拓展消化过剩产能的新空间。“一带一路”增强了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优势。面对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诸多不利和限制因素，“一带一路”的提出为西部地区增强自身优势，承接东部产业的转移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亚国家，轻纺织业较为落后，与我国经济互补性较强，发展边界贸易空间较大，并且这些国家对外联系不便，我国具有陆路联系的优势。因此，“一带一路”的建设为西部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重要契机。西部通过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不仅可以带动当地就业、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改善西部的产业结构，改变长期以来以资源为主的产业结构。同时也有利于东部“腾龙换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由于前几年我国投资增长过快，国内大部分省份致力于发展房地产业、钢铁，导致产能过剩，对我国经济带来较大的影响。在国内增长放缓、国际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依靠传统的贸易国已难以消耗我国的过剩产能，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开阔新的市场，“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加强了我国与新兴国家的经济合作与交流，目前新兴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欠缺，中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可以作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资本金，同时也可以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
2．突破胡焕庸线，平衡区域空间的人口与经济总量疏密度
平衡区域空间的人口与经济总量的疏密度，是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重要方向。是否应突破胡焕庸线，该线以西的人口与经济要素是否应增加?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平衡胡焕庸线东西部的人口数量，只要两边的人均收入均衡就可以了。这是一种短视的观点。在历史上，胡焕庸线以西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确实一直很低。然而，如果不去增加胡焕庸线以西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国家的经济地理格局就永远不会得到优化。我们看一个例子:清军自1644年入山海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清政府对东北地区一直采取封闭政策，禁止移民进入。据当年的传教士估计，1800年整个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共有人口30万。鸦片战争之后沙皇俄国侵略我国东北，割走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清政府腐败孱弱一面，也有当地人口过少，国土不够巩固的一面。今日东北三省的巩固与同治年间1870年代开放东北、关内人民“闯关东”有很大关系。所以，从历史上看，胡焕庸线以西的国土，当国家强大时在我国版图之内，在国家衰弱时就脱离中央的控制，这与当地的人口与经济总量过少都有很大关系。平衡区域空间的人口与经济总量的疏密度，重点应当放在兰州—成都之间南北线以西地区，可以称之为“远西地区”的开发。这些地区面积占全国的50%左右，人口不足5000万，占全国人口的4%左右。这些地区开发的关键不在土地而在于水资源，缺水是这些地区发展的最大的瓶颈。从这点出发，调青藏高原的水资源用于“远西地区”的发展，是优化区域空间格局的技术性关键因素。
3．依托“三大支撑带”助推板块重组，实现区域空间均衡协调发展
把以往的“四大板块”与“三大支撑带”相结合，构建我国区域发展空间新格局，从以往的单独区域支撑发展到现在的区块与支撑带连接的共同支撑，这意味着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走向整体性和全局性，空间结构的优化正在逐步实现。
第一条支撑带是“一带一路”，通过路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与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全面构建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遥相呼应的第二条支撑带———长江经济带，贯通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中央明确提出，“有序开工黄金水道治理、沿江码头口岸等重大项目，构筑综合立体大通道。”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需要打破行政分割，改变“分灶吃饭”的现象，以协同创新为先导，构建京津冀区域分工新格局。通过构建产业分工格局，实现三地融合，联动发展，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未来，我们将构建一条从京津冀经长三角到珠三角的沿海支撑带。
“三大支撑带”的发展具有与过去所不同的发展动力，这就是不同发展水平区域合作产生的发展势能。通过区域发展的动力转换，实现板块重组和空间均衡，优化中国区域空间格局。
第一，双向拉动，空间均衡。“一带一路”建设规划首先要注重促进东中西部、沿海和内地的联动发展，加快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强调各个区域特别是大区域联动，如推动产业的有序转移和承接，来推进产业梯度发展。注重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更加注重推进国内与国际的合作发展，来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更好地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来拓展我们的发展空间，提升发展潜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东部重组。东部地区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核心，河北发展跟上东部的步伐是关键。促使长三角通过扩容，使安徽成为长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长三角东向发展是安徽的未来前途所在。北部湾城市群的发展，要促使广西尽快“脱西入东”。福建成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将使长三角与珠三角得到贯通，沿海经济断裂带得到弥补。淮海经济区作为沿海发展的薄弱环节，需要在“十三五”期间得到长足的进步。
第三，中西部和东北分化。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来看，成渝经济区成为中部的组成部分是毫无疑问的;陕西也将逐步中部化。由于西南与西北发展的方向与特点逐步鲜明，西南与西北地区“十三五”时期区域政策上的差异化是必然的要求，西南与西北恢复到两个大区，应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内蒙将赶上或者超过东北和中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吉黑两省发展水平将逐渐“中部化”。东北与内蒙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区也是指日可待的。
第四，陆海统筹，加快发展海洋经济。“一带一路”扩展了国家的对外开放空间，把沿海开放推到了一个重要的高度。贸易开放与资本流动使市场更加的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加大了一国内部的空间差异，促使经济活动倾向布局于靠近海外市场的区域。我国目前“一带一路”战略对国家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影响，有利于沿海和沿边区域的发展，可以使海岸地区和内陆地区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我国有300多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海底资源十分丰富，发展海洋经济、开发矿产、耕海牧渔、休闲度假，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三大支撑带”与“四大板块”统筹发展，通过四通八达的陆路、铁路交通连接起来，构建全面的区域发展的新格局，拓展区域发展的新空间，将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支撑起我国区域发展的未来。
注:
①周玉龙、孙久文:《论区域发展政策的空间属性》，《中国软科学》2016年第2期。
②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研究报告”2015年12月。
参考文献:
[1] 高进田:《增长极理论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
[2] 陶良虎:《国内外产业转移与中部地区产业承接问题研究》，《理论月刊》2010年第1期。
[3] 戴宏伟、王云平:《产业转移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分析》，《当代财经》2008年第2期。
[4] 孙久文、胡安俊、陈林:《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问题与策略》，《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5] 淦未宇、徐细雄、易娟:《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效果的阶段性评价与改进对策》，《经济地理》2011年第1期。
[6] 孙久文:《“十二五”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优化的基本方向》，《新疆财经》2012年第2期。
[7] 姚鹏、孙久文:《贸易开放与区域收入空间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财贸经济》201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