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集聚是产业演化和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国际经验表明，现代服务业的高度集聚是世界CBD(英文“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简称，中文译为中央商务区)发展的普遍规律。CBD最早是城市商业和商务活动的汇聚之地，随着城市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以金融、保险、高端商务、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产业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当前，伴随着服务经济的到来，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热点。
从理论溯源看来，CBD形成机制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城市空间结构的社会属性研究，以伯吉斯于1923年提出的“同心圆”理论为代表，随后，众多学者以集聚经济学为核心探讨了产业集聚的成因和影响因素。目前，对CBD现代服务业集聚的研究多是借助于制造业的分析框架，但由于两者的假设条件与发展现实有较大差异，这种研究范式仍有较大局限性［1］。从发展实践来看，我国CBD虽然集聚了大量的金融、信息服务和专业化中介服务等产业，但分析其功能结构可以发现，实质性商务服务功能占比往往不足30%，远低于国际CBD70%的平均水平［2］。甚至有不少CBD的发展背离了CBD的本质特征和核心功能，出现明显的“产业功能泛化、结构配比失衡”倾向。从长远发展来看，这种发展模式和政策导向不利于形成CBD的优势产业，更不利于培育企业的根植性，从而影响CBD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动力。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理清CBD现代服务业集聚的机制与模式，引导我国CBD健康有序发展;如何从政府支持视角出发，构建有利于形成现代服务业集聚的软环境，成为当前CBD理论界与实务届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CBD服务业集聚机制研究综述
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对于CBD现代服务业集聚机制的理论研究，既有文献大致形成了两种研究范式，一是以城市地租和城市空间结构理论为核心，探讨CBD结构及模式形成的客观机制;二是基于集聚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以服务业集聚为核心，探讨CBD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
(一)以城市空间结构理论为核心的CBD服务业集聚机制
关于CBD的最早研究始于伯吉斯于1923年的“同心圆”模式理论，随后，众多学者以此为基础，以城市地租和城市空间结构为核心，探讨CBD形成的客观机制，该范式的典型理论有城市地域结构理论和城市地租理论等。
(1)城市地域结构理论。伯吉斯于1923年首次探讨了CBD的形成及其概念特征，他通过分析芝加哥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认为城市内部呈现出有规则的圈层结构体系，即多种用途的土地围绕城市核心由内向外依次形成CBD、过渡地带、工人阶级住宅带、中产阶级住宅带以及高收入阶层住宅区和通勤带［3］。CBD即为城市的核心，集中了商业、文化、社会活动、公共交通等职能。随后的诸多研究，例如霍伊特的扇形和楔形理论［4］、哈里斯、厄尔曼的多核心理论［5］等都是对同心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现代的城市空间结构与西方国家按照社会阶层分化形成的城市地域结构有显著不同，而是更加强调经济活动、文化价值和交通干线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2)城市地租理论。在地租理论中，对CBD的形成机制最具指导意义的是竞价地租理论。胡佛［6］通过竞价地租曲线阐释不同土地使用者的竞价能力，即陡峭的竞价曲线越意味着土地使用者的竞价能力较强，其选择的区域接近城市中心;平缓的竞价曲线则意味着土地使用者的竞价能力相对较弱，其选择区域位于城市外围区域。阿隆索［7］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理想竞争条件构建了城市空间结构经济模型———土地竞租模型，即通过分析不同用地类型的竞标地租函数和竞标地租曲线，由此得到城市在经济理性、完全竞争和最优决策等假设条件下的均衡地租曲线。城市中心具有最高的区位可达性，交通运费小而收益高，地租相对也就越高，CBD往往位于城市地租最高的中心区域。
(3)墨菲———范斯的CBD指数理论。墨菲和范斯［8］对CBD的土地利用进行了定量化研究，他们认为CBD内部的商务功能与土地利用的集约度与密集度有关，并提出了中心商务高度指数(CBHI，为中心商务用地建筑面积总和与总建筑基地面积的比值)和中心商务强度指数(CBII，为中心商务用地建筑面积总和与总建筑面积比值)，将CBHI≥1、CBII≥50%的周围街道所包含的连续街区认定为CBD，也即CBD是城市中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很高的区域。
以城市空间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为以后城市经济学者研究CBD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分析模式，但其不足之处在于:一是这类研究基本上是以单中心城市为CBD形成和演化的假设前提，与当前我国大多数城市多中心的空间结构不相吻合，与我国CBD形成和发展的现实背景有一定的偏差，也使得对于我国CBD的发展缺乏针对性的指导;二是这类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在于CBD是从什么形态发展而来，又形成什么结构的，对于CBD形成的理论机制缺乏深层次和系统性的研究。
(二)以集聚经济理论为核心的CBD服务业集聚机制
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自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开始已经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马歇尔［9］的外部经济理论强调特定产业的集聚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并提出了导致产业地方化外部性的三种渠道，即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的投入和专业化市场，亨德森［10］扩展了马歇尔的研究成果，认为产业集聚主要是由于经济地理因素的差异引起的。克鲁格曼［11］的空间经济学理论认为，本地化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产业集群的重要理论基础，现实中各种等级化的产业格局主要源于规模报酬递增和空间距离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约。无论是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后来的新经济地理学，上述关于产业集聚微观基础的理论文献主要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然而，有不少学者认为，基于传统集聚经济的研究并不适用于现代服务业或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分析，尤其是运输成本或交易成本的节约并不是引起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等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12-14］。正是由于传统集聚经济解释的局限性，学者们开始寻求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以更好的解释知识密集型产业或者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机制。斯科特［15］在学术界最早提出了“服务业集群”的概念，随后大量学者展开了关于服务业集群的研究，如伦敦的金融服务业集群、加利福尼亚州的多媒体集群、法国的电影业集群［16］，以及中国上海的陆家嘴金融服务业集群［17］和北京CBD的现代服务业集群［18］等。Henry和Pinch［19］认为，CBD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因素需要放置于全球网络体系中考虑，尤其是CBD内聚集了大量的跨国公司总部，这类总部型企业与全球客户、上下游产业链以及全球市场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与大多数以集聚经济视角的研究不同，Keeble和Nachum［13］认为基于需求学派的解释是理解专业化的商务服务业在全球性城市的核心地段集聚的最重要原因，即商务服务的客户选择在核心区集聚的主要原因是客户间的临近性和便捷性。
国内关于CBD现代服务业集聚的研究，基本上综合考虑以上两种理论分析框架，并以中国的经验证明该理论在中国的可行性。蒋三庚［20］认为CBD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形成高度依赖于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产业网络和人才集聚等基础条件;于慧芳［21］将CBD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动力机制归结于区位因素、需求因素、软硬件环境和人才供给等方面;陈国亮［14］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通过运用信息技术替换运输成本因素，提出了用于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框架，认为知识密集度、城市规模和信息技术水平都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刘微［22］通过对CBD、高新科技园、文化创意产业园三类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分析研究，认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具有根植性、网络性、创新性等三种经济特性，并从经济系统、社会文化系统及管理系统三个方面对经济特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姜长云、张晓敏［23］比较了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国际经验，认为外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学习创新效应、文化品牌效应是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基本动因;钟慧芸、郭其友［24］认为，市场规模、人力资本、信息化水平和政府政策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
这种以集聚经济理论为核心的研究范式，虽然采用传统产业集聚的概念解释现代服务业集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相比前一种研究范式，这类研究已经认识到CBD不只是一种物质空间，更是一种产业集群，其实质是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尤其是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学理论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颇有借鉴意义的理论依据:一是与制造业的集聚相似，现代服务业同样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二是集聚的区位选择可能是由于某种“历史偶然性”所致，意味着在产业和要素集聚的初始萌芽阶段，政府过多地干预或者强行推动集聚的形成可能是无效的，自然历史原因是产业集聚出现的基础，而政府作用可以进一步有效推动集聚，但不影响集聚的本质。
三、CBD现代服务业集聚的“五维”机理解析
综合而言，上述关于CBD现代服务业集聚研究的两种理论分别是建立在城市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基础上。城市经济学是从外生的自然条件和要素禀赋的空间差异(first nature)出发研究产业的集聚机制，搭建了产业集聚的理论框架;空间经济学基于收益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等理论视角，通过寻找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second nature)以及这些内生力量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从而对上述问题进行崭新的诠释，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城市经济学对产业集聚解释的不足。
本文认为集聚经济、市场需求、区位条件、历史因素和政策支持的共同作用促使了金融、商务服务、信息服务及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在CBD的高度集聚，进而吸引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国际组织等具有全球性资源运作能力和经济管控能力的机构入驻，并促使CBD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核心枢纽作用。其中，集聚经济是促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进而向高能级演进的核心动力，区位条件是现代服务业集聚的重要前提，市场需求是引发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原生动力，历史因素下的路径依赖进一步强化了CBD的要素集聚能力，政策支持则是促进现代服务产业稳定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综合既有文献的研究进展，本文构建“集聚经济—市场需求—区位条件—历史因素—政策支持”的五维分析框架，作为分析CBD现代服务业集聚的理论范式。
(一)集聚经济———促进产业向高能级演进
现代服务业具有知识技术含量高、高度定制、交互性强等特点，在集聚过程中，知识外部性、中间投入品共享、风险分担、设施共享的作用以及其他不可分性的存在，会在产业层面形成规模报酬递增。关于集聚经济对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我们借鉴马歇尔对集聚产生原因的经典解释，即特定产业的集聚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人力资源共享、中间投入品共享和知识溢出是促进特定产业地方化外部性的三种渠道。(1)人力资源共享(劳动力市场蓄水池)。共享的劳动力市场可以避免劳动力要素流动时的信息不对称和降低生产企业对劳动力的搜寻成本。因此，便捷的获取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是现代服务型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对高素质人力资源的需求与供给共同促进了现代服务企业在CBD的聚集。例如，北京CBD为了满足大量外企的人才需求，建立了CBD国际人才港、HR经理人俱乐部、CBD高端商务人才认证中心等人才资源共享平台。(2)中间投入品共享(关联产业的成长)。现代服务业同样存在上下游的关联产业，以及业务、市场和渠道的共享、融合。例如，总部经济的发展与银行、会计、法律、决策咨询、信息技术、市场调查和广告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因此，企业总部的集聚发展往往会产生强劲的生产性服务业需求。Davis［25］的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商务服务机构增加一倍，该地区的企业总部数量将增加36%。(3)知识溢出(技术、知识外溢)。具有相关性或互补性的现代服务业在特定地区的聚集有利于新知识、新技术、新业态的产生。CBD内集聚的企业以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为主，技术(知识)外溢效应的存在是吸引现代服务企业不断在CBD集聚的重要原因。此外，CBD凭借其在金融资本、市场渠道、交易展示等方面的优势，加速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市场化进程，并推动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以及各种要素和产业的融合发展，尤其是服务业领域的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往往最早出现在CBD区域。
(二)市场需求———引发要素集聚的原动力
CBD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形成过程中，市场起到了关键作用。市场的运行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新的消费和商务的需求。强大的腹地市场是CBD发展必须的需求支撑，只有规模当量的腹地市场才能对CBD高端产业、功能形成必要的支撑，同时为CBD的发展输送必要的要素，使CBD不会成为孤悬发展的飞地。从历史来看，每一次市场重心的转移都使得CBD的发展体系得以扩展，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再到美洲大陆、而后日本、东亚，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充，CBD先后形成了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与香港等互联互通的全球化网络节点。强大的市场发展潜力与经济动力，推动了金融、资本、能源和商品交易等要素市场在CBD发展壮大，要素市场的资本流通与交换和核心交易功能，客观上引发了资本及资本主体、高端商务服务业、专业服务人才及信息的集聚，要素市场也成为CBD发展过程中不可缺的核心支撑和推动力。伦敦CBD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形成，就是典型的市场作用。伦敦地区银行业的发展得益于18世纪的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增加，资本市场开始活跃，市场经济空前繁荣，便捷的国际汇票结算方式成为伦敦交易商的新宠，伦敦逐渐成为世界证券、黄金、保险、商品、航运、外汇中心［26］，因此市场需求引发了金融、证券、保险等服务业在伦敦CBD的快速发展及集聚。
我国CBD现代服务业的快速集聚源于21世纪初，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跨国公司加快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大批跨国公司总部和金融机构开始进入中国，对高档办公环境和高端商务服务产生了大量且持续的需求，CBD逐渐成为国内外大型企业总部选址布局的重要聚集地，其主导产业主要集中于金融业、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高端商业、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这些行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具有附加值高、产业带动性强等特征，进一步强化了CBD在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市场范围内的要素配置和决策中枢作用。
(三)区位条件———要素集聚的重要前提条件
尽管信息时代的新技术已从某些方面改变着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产生的成本，但并不意味着新技术会使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的影响消失，尤其是根植于特定区域文化和企业之间的网络化社会关系和产业氛围，是集群最难以被模仿的驱动力量。优越便捷的地理区位，如临近政治中心(首都)、临近贸易中心、城市滨江靠海、拥有天然水港，以及先进的通信设施和城市交通，都有利于降低商务公司经营成本，提高收益水平。综合来看，CBD所在国家在世界的区位(或经济地位)，以及城市在国家中的区位(或经济地位)均是CBD现代服务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
首先，从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区位来看，CBD的全球演变轨迹与其国家在全球中的区位以及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息息相关，从古代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到近现代的伦敦、纽约、香港，这些城市都处在当时交通、经济和贸易的中心位置，由此形成的区位优势，强化了其商务中心功能。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北京金融街及北京CBD在全球CBD网络中的地位也逐渐提升。根据《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14)》，上海与北京均跻身全球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十大国际金融中心，分列全球第5位和第9位。随着陆家嘴金融城纳入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区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落户北京金融街，这两大商务中心在全球CBD网络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其次，城市在国家中的区位及经济地位也是CBD现代服务业集聚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例如，北京CBD和北京金融街凭借位于首都的绝对区位优势，在国际高端要素的交互中具有更多的便利条件，在大型项目的国际合作、中国资本走出去、战略投资者的引进过程中具有更强的功能支撑，因此，也成为众多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首选之地。
(四)历史因素———路径依赖强化要素的进一步集聚
初始条件相同的两个区域(如资源禀赋和区位等条件相同)，有可能发展为现代服务业高度集聚的CBD，有可能发展成为普通的城市中心区或一般制造业功能区。也即，CBD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可能是由于某个历史偶然因素促进的，随后在路径依赖下逐渐发展成熟、稳定。克鲁格曼在其《空间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历史偶然性决定”也是贸易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且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具有“历史依赖”性，要改变产业分布的模式或路径需支付很大成本，或需要较强的外生冲击。管驰明、孙超玲［27］认为历史偶然性是服务业在一特定区域形成集聚的可能因素之一，胡健［28］认为地方专业化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
北京CBD的发展就得益于“历史事件”的路径依赖和市场需求的强劲增长。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企业对于进入中国市场有着迫切的希望，为了便于获取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信息，外资企业纷纷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以便于与母国总部联系。大部分外资企业选择将办事处设置在使馆区周边，这也是北京CBD最早的起源。然而，由于当时北京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写字楼，许多外资机构便选择使馆区附近的高档酒店作为办公场所，20世纪80年代，北京市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在使馆区附近建设写字楼，并于1992年正式提出了建设北京CBD的战略构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跨国公司在中国各地已经设立了较多的分支机构，为了统辖各分支机构及协调全国资源，许多跨国公司将其在北京CBD内的办事处或分公司升级为地区总部。目前，北京CBD集中了第一、二、三使馆区、中国外交部、大量国际组织的驻华机构，以及众多世界500强企业，已成为中国涉外资源集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五)政策支持———产业稳定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
CBD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形成过程虽然是市场行为，然而市场行为在失去引导和制约力时，将会导致公共利益、社会秩序的损害。因此，政府行为对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20世纪以来，由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空间经济学理论［11］、以波特为代表的新竞争经济学理论［29］等均积极倡导政府对产业集聚的干预，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引导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培育主导产业，从而促进产业的有效集聚与发展。在CBD现代服务业集聚中，各个国家及地区的政府行为虽不尽相同，但概括起来一般包括规划设计、设施建设、政策扶持、融资引导及制度环境改良等方面。从我国CBD建设实践来看，虽然开发建设时间较短，但各地政府无一例外都非常重视规划先行，并充分借助国际化力量对CBD的空间形态、生态景观、标志性建筑和交通体系等进行全面、系统的设计和规划。
20世纪60年代法国巴黎的拉德芳斯CBD，以及21世纪初期开始建设的北京CBD、上海陆家嘴CBD和深圳福田CBD，均是政策因素在CBD现代服务业集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典型代表。陆家嘴CBD的发展得益于浦东新区开发开放政策的实施;北京CBD得益于首都的政治优势以及北京新一轮城市发展的需要;深圳福田CBD是伴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而形成的;拉德芳斯CBD和世界上其他商务区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受国家规划的影响巨大，带有强烈政府色彩的开发公司———EPAD(PublicEstablishmentforTheDevelopmentofTheDefenseRegion，简称EPAD)的设立即是一个大的创新。EPAD兼顾了政府在区域规划中的主导权和EPAD在土地收购、基础设施建设与出售方面的自**，成功地协调了拉德芳斯CBD所在地同时归属多个行政单位的问题，保障了拉德芳斯规划的有效实施，同时还催生了很多大规模、有影响力的计划［30］。20世纪末，拉德芳斯地区的专业化水平超越巴黎中心区，成为继巴黎之后的第二个经济中心，并成为欧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商务中心区之一。
四、结语及对策建议
CBD是在集聚经济、市场需求、区位条件、历史因素和政策支持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其现代服务业的集聚过程融合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技术变迁与制度革新。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制定促进CBD发展的政策时，应突破地方政绩考核的思维定式，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引导现代服务业的集聚与发展。
(一)加强顶层设计和分类指导
过去三十年，在市场与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保税区等特殊经济功能区快速发展，这既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改革，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土地、人才引进、技术创新和贸易便利等方面。与这类特殊经济功能区相比，我国CBD的发展一直以来缺乏国家层面的政策体系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地CBD的盲目建设。因此，应积极争取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呼吁中央层面加强针对CBD的顶层设计，注重与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各项政策相衔接，适当给予CBD以特殊经济功能区或者自贸区方面的政策扶持，鼓励CBD在服务业领域的创新发展和对外开放。同时，国家专业部门应出台符合CBD发展特征和发展需要的相关政策、建设指南和评价体系，对处于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CBD建设给予科学引导，减少各地在探索CBD建设中的盲目、无序和浪费。
(二)鼓励服务业领域的创新发展和对外开放
过去三十年，我国政府推进的各类特殊经济功能区是以制造业及货物贸易为基本特征的，CBD的本质使其明显地区别于传统经济功能区，以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为发展取向，同时，产业创新活跃，尤其是“互联网+”、“金融+”、“文化+”等领域的融合发展快速，出现了电子商务、文化金融、互联网金融、汽车融资租赁、数字新媒体、创意消费等多种融合业态。因此，应积极鼓励CBD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创新发展、先行先试，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选择发展成熟的CBD探索对外商投资试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取得经验后逐步向其他CBD推行。同时，积极鼓励服务业内部的融合发展，着重推动商务、金融、文化和科技等重点领域的融合发展，培育融合发展的新业态和新模式;鼓励总部型企业和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实施跨行业、跨所有制业务合作，打造跨界融合的产业集团和产业联盟;鼓励区域内本土企业“走出去”，融入全球创新价值链，整合利用海外优质资源，提升企业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三)培育高效透明的营商环境
CBD现代服务业的高度集聚是在市场、政策、区位、历史及集聚经济等多重影响因素下形成的，因此，既要尊重市场规律和集聚经济作用，积极培育有利于产业集聚和创新发展的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主体作用，也要积极营造高效透明的营商环境。在地方层面，应遵循“政府管理、市场运作、公众参与、利益协调”的原则，建立由各级政府以及职能部门共同协调的政府机构，创新公共管理领域的管理机制和运作规则，逐步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探索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和惯例接轨的商事登记制度、现代服务业统计制度，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共服务环境。
参考文献:
［1］任英华，游万海，徐玲．现代服务业集聚形成机理空间计量分析［J］．人文地理，2011(1)．
［2］魏后凯，李国红，等．中国商务中心区发展报告201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3］帕克·伯吉斯，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M］．宋俊岭，郑也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4］Hoyt H．TheStructureandGrowthofResidentialNeighborhoodsinAmericanCities［M］．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Washington，D．C．1939．
［5］Harris，C．D．，Ullman，E．The Nature of Cities［J］．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45(242):7－17．
［6］埃德加．M．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M］．王翼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7］阿隆索．区位和土地利用———地租的一般理论［M］．梁进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8］Murphy R．And Vance J．A Comparative Study of Nin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J］．Economic Geography，1954，10(30):225－228．
［9］Marshall A．Principles of Economics［M］．London:Macmillan，1920．
［10］Henderson V．Externalities and industries development［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7(42):449－470．
［11］Krugman P．Geography and Trade［M］．MIT Press，1991．
［12］Moulaert F．And Gallouj C．The Locational Geography of Advanced Producer Firms:the Limits of Economics of Aggomeration in Daniels P，Illeris S，Bonamy J and Philippe Jeds［C］．The Geography of Services Frank Cass，1993，London:91－106．
［13］Keeble D．And Nachum L．Small Consultancies，Clustering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London and Southern England［R］．ESRC Center for Business Research，University of Cambridge，Working Paper，2001．
［14］陈国亮．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
［15］Scott A．J．From Silicon Valley to Hollywood: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media Industrial in California［R］．Braczyk H．J．et al．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C］．London:UCL Press，1998．
［16］Scott A．J．French Cinema:Economy，Policy and Place in the Making of a Cultural Products Industry Theory［J］．Culture and Society，2000(17):1－37．
［17］司月芳．金融地理学视角下的上海金融中心形成机制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
［18］张弘，蒋三庚．北京中央商务区(CBD)产业布局与发展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
［19］Henry N．And Pinch S．Neo－Marshallian Nodes，Institutional Thickness，and Britain’s“Motor Sport Valley”:thickorthin?［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2001(33):1169－1183．
［20］蒋三庚，王曼怡，张杰，等．中央商务区现代服务业集聚机制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21］于慧芳．CBD现代服务业集聚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0．
［22］刘微，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特性与评估［D］．广州:暨南大学，2013．
［23］姜长云，张晓敏．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机理和国际经验［J］．经济研究参考，2014(42)．
［24］钟慧芸，郭其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
［25］Davis J．Headquarters，Differentiated Service Inputs and the Urban System［D］．Providence:Brown University，2004．
［26］李俊辰．日不落帝国金融战:伦敦金融城的前世今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27］管驰明，孙超玲．新时期服务业集聚研究:机理、影响及发展规划［M］．上海: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
［28］胡健．中国高技术服务业集聚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D］．南京:南京财经大学，2012．
［29］冯德连，潘瑾．波特“新竞争经济学”述评［J］．社会科学动态，2000(7)．
［30］Camille Boullenois，巴黎拉德芳斯CBD发展经验及其借鉴［C］．中国商务中心区发展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