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全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2年的52.6%，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尤其是1996年以来，全国平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超过2000万，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9个百分点，是1978—1995年的2.2倍，是1950—1977年的5.6倍。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但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城镇化质量有待提高，进城农民市民化程度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居民各种权利和福利大多与户籍制度挂钩。由于户籍和福利制度改革严重滞后，近年来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中非本地户籍人口和农业户口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大。2011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5%，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从2000年的10.5个百分点扩大到16.3个百分点。同时，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在全国市镇总人口中，农业户口人口高达3.1亿人，所占比重为46.5%，其中市为36.1%，镇为62.3%。
可以说，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主要是依靠在城镇常住的农业户口人口来推动的。从1978年到2010年，我国新增城镇人口4.93亿人，其中农业户口人口2.62亿人，占53.0%。这期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31.76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农业户口人口贡献了18.1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剔除农业户口人口的贡献，全国城镇化率实际仅提高13.6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仅提高0.43个百分点。
这些常住在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虽然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由于户籍障碍和“农民”身份，他们在民**利、劳动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长期不能与城镇原居民享受同等待遇，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仍然游离在城市体制之外，处于非城非乡的尴尬境地，其生活和消费方式仍保留着农民的习惯和特征。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生活条件艰苦，工资待遇低，上学看病难，社会保障缺失，是多数进城农民的现实写照。更重要的是，这些进城农民在城市买不起房，消费能力欠缺，文化素质较低，在农村还有宅基地，要使他们和谐地融入城市，让农民真正变为市民，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推进农民市民化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这主要是由于市民化群体庞大。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8%左右，这期间全国将新增城镇人口2.0亿以上。2010年全国城镇常住人口中，非本地户口的常住外来人口有2.2亿人，若按农业转移人口占70%计算，全国常住在城镇、没有本地户口的农业转移人口约有1.54亿。加上近两年全国新增城镇人口4625万人，估计约有50%是农业户口人口，据此推算，我国尚有近1.8亿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实现市民化。也就是说，在2030年前，全国大约有3.8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同时，农民市民化的成本较高。一般认为，市民化成本平均每人为10万元左右，因此，要将这些进城农民全部实现市民化，需要支付近40万亿元的成本。
显然，要合理消化这一巨额的改革成本，单纯依靠政府、企业或农民都是难以承担的，为此需要建立由政府、企业、社会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根据一些地方的实践经验，政府、企业和社会大体各需承担1/3左右。如果设想在2025年基本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平均每年全国需要消化1300万人，加上新增城镇人口，每年共需解决2500万人，市民化总成本达2.5万亿元，其中需要政府负担0.83万亿元，约占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7.1%。考虑到这些改革成本是一个较长时期逐步到位的过程，并不需要全部一次性支付，因此从政府财政支出的角度看，在2025年前基本解决现有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将是可行的。
除了政府和企业资金投入外，还应把农民市民化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有机连接起来。农民变市民不应以放弃农村原有的资产权益为前提，要把农村集体资产处置作为市民化的重要资金来源，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将农民在农村占有和支配的各种资源转变为资产，并将这种资产变现为可交易、能抵押的资本，使离开农村进入城镇的农民成为有产者，让农民带着资产进城，从而跨越市民化的成本门槛。显然，让农民带资产进城将是跨越市民化成本门槛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