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规定，世纪之交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所有制结构调整。除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转制外，绝大多数原来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的数以百万计的乡镇企业几乎悉数转制成私有企业。这样，中国经济从国有经济一家独大的结构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除少数垄断行业外，民营经济一般居于主要地位;在就业方面，民营企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见表3)。
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的初步建立，解放了久为僵化的命令经济制度所约束的生产力：
第一，平民创业获得了一定的空间。随着改革的推进，私营经济获得了活动空间，民间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积极性喷薄而出。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户私营企业，成为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推动力量。
第二，大量原来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民间创业活动的活跃，生产要素从效率较低的产业向效率较高的产业流动。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全国有高达2.5 亿左右的低就业状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从事工商业;同时，也有相当于爱尔兰国土面积的约7 万平方公里的农用土地转为城市用地。
第三，20 世纪90 年代，随着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实施，利用发达国家储蓄率偏低造成的机会，中国扩大出口，用净出口(netexport)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四，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引进外国的先进装备和先进技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在过去200 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长得到了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在上述力量的推动下，90 年代下半期，中国经济开始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见图2)：
第三节三岔路口上的中国经济
20世纪末，中国宣布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改革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命令经济的遗产在经济体系中仍然严重存在，国家部门(state sector)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据主导作用。事实上形成的，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制度格局。在这种体制下，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积累，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问题。
一“半统制、半市场”经济体制和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官、产、学各界人士共同认可的中期改革目标，是建立类似日本等东亚国家“二战”后建立的所谓“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政府承担较之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新旧世纪之交，中国大体上实现了这一目标。
不过，和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不同，中国经济体制从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The State Syndicate)或东欧学者所说的“党国大公司”(The Party-State Inc.)演变而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国有经济掌控国民经济命脉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较之日本、新加坡等国当年的“威权发展主义”(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要严密得多：
第一，虽然到21世纪初期全国中小型国有企业和包括基层政府拥有的乡镇企业已全面转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也并不占优势，但国民经济的“命脉”(commanding heights)[39]仍然由国家牢牢地控制着。在电力、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国有企业继续处于垄断地位，而且这些企业的治理结构也保留着命令经济时代的某些基本特征。
第二，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它们运用手中的巨额资源，通过自己选中的企业营造GDP 短期高速增长的政绩。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对权力运用缺乏有效的约束。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的行政干预。
这种“半统制、半市场”经济体制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一种前途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并加强自己在提供公共产品和进行市场监管等方面的职能，使在规则基础上运营的现代市场经济逐渐成长起来。另一种前途是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强化，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不断扩大，“半统制、半市场”经济蜕变为政府掌控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中国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难免不进一步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的改革者对于体制缺陷及其对经济运行造成的消极影响知道得十分清楚。正像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现有体制在许多重大方面“还不完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为了扫除这些障碍，这次中央全会通过决议，要求进一步推进改革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40]。然而，在经济似乎日趋繁荣的情况下，处于掌权地位的人们很难割舍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很难下决心切实推进改革。2003年的中共中央决议并没有真正执行。
改革放慢的另一个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市场的思潮在中国社会始终有着深刻的影响。20世纪后期腐败的蔓延和贫富差别的拉大，使早已被大多数中国人抛弃的“极左”思潮在部分人中重新获得影响力。一些旧路线、旧体制的支持者全面批判1978年以来的改革路线，宣称许多社会问题都是来源于市场化改革，要求重新回到集体化、国有化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老路上去，希望用“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中国社会问题。[41]
于是，新旧世纪之交建立的经济体制并没有向进一步完善的方向发展，反而出现了向国家资本主义蜕化的趋向。这突出表现为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在中国的兴起。
二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的兴起
国家主义的强化与进入新世纪后城市化进程加速直接联系在一起。在农村土地属于集体而城市土地属于国家的现行法律规定下，政府可以用极低的价格征购土地。运用这种办法，各级政府取得了数以十万亿元人民币计的资源，大大增强了政府的权力和国有经济的实力。
不仅如此，由于新旧世纪之交的国有企业转制过程缺乏透明的法治框架而是由行政力量主导，这就给了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鲸吞公共财产的机会。公众对权贵私有化的不满，本来应当是推动市场化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反倒为鼓动大众反对改革和加强国家控制增添了理由。
2006 年12 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布加强中央国企控制力的新部署[42]，随后，国资委负责人提出，国有经济要在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用航空、航运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对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在内的“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随后在一些产业和地区中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国有控股或国有独资企业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了收购兼并，其地位进一步强化。
随着国有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强化，与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相反的一种替代方案开始在中国流行。一些支持者把这种替代方案称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强势政府“驾驭”市场、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他们说，“中国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因而创造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2010年的“高铁”开通、重庆市连年高达15%左右的GDP年增长率等“奇迹”，而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2009—2011年，“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一直在上升，“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尖锐地摆到了中国的领导和大众面前。
从实际情况看，国家资本主义和威权发展模式虽然取得了某些短期经济绩效，却并没有使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有所改善，相反，大大加剧了经济和社会矛盾。
从经济层面上说，最突出的就是靠强势政府和海量投资支撑的威权发展主义所造成的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恶果日益累积。
2003年以后，各个地方都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投资，要求实现产业的“重型化”，希望用这种方法来支撑GDP的高速度增长。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确实短期能够维持高速增长，但长期来看这种增长不可持续。近年来这种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愈演愈烈。仅就能源来说，1990—2010年，中国的年均能源消费增幅为6.6%，其中2001—2010年能源消费年增长率高达11.6%[43]。2009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更是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
同时，国民经济的投资率居高不下，达到接近50%的程度(见图3)，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明显下降(图4)。为了创造更多的外部需求，政府在2005年前采取了抑制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政策;2005年7月开始了爬行式升值。为了控制人民币升值速度，中央银行买入了大量的外汇，同时释放出巨额流动性，M2/GDP数值迅速攀升(见图5)，造成了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
此外，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逐步消失，以及随着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向发达国家接近，为了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中国愈来愈需要依靠自主创新和实现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到效率驱动的转变。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提高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减速。
从社会政治层面上说，强势政府推动下的增长引发了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由于政府手里掌握愈来愈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官员利用权力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和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权力寻租的庞大基础，腐败就以制度化的方式迅速蔓延开来，甚至一些地区和部门买官卖官(买卖寻租权力)成为常规。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党政机关希望通过加强权力来遏制腐败，结果造成了寻租活动加剧。根据一位经济学家的估计，与2005 年比，2008 年中国的“灰色收入”[44]扩大近一倍，占GDP 的比重高达15% 左右。这些灰色收入主要来源于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分配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等行为，其分布高度集中，严重恶化了收入分配。[45]
第二，由于投资占GDP 的比重愈来愈高，与之相适应的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长期下降，各类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这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居民的贫富差距。根据李实的估计，2003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2007 年则提高到0.48，校正抽样误差(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群)后，这一数字高达0.52[46]。即使按照国家统计局2013年公布的数字，中国2003年以来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也始终高于0.47，民间则广泛认为其数字存在低估的倾向(见表4)。
于是，由于强势政府干预拉动增长带来的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近些年来中国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着社会动荡。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阻断这一过程，中国可能会锁定在从国家资本主义到权贵资本主义的路径中。
第四节2013年：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开始
2011年以后，中国政治和社会态势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中国向何处去”争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倒退没有出路。另一方面，前几年被掩盖的问题逐渐显露。例如，建设高速铁路造成的巨额贪污和浪费震惊了全国人民。2012年重庆的事件也警示了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的危险。这样，2012年春季以来，中国改革气候开始“回暖”，出现了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愈来愈多的人要求重启改革议程，而且许多人认为，下一轮改革不应局限于经济改革，而应当通过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探索。例如，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灵活措施，逐步走向存贷利率的市场化。中国证监会正在采取措施改变实质性审批为主的监管方式，走向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主的合规性监管。上海市正在执行国有资本退出几十个竞争性行业的计划。广东省的一些体制创新也很值得注意，其中包括：(1)从深圳市开始的民间组织无主管设立改革，已经在广东省全省实施。这为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走出了最初的然而十分重要的一步。(2)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允许下，广东从今年开始进行宽松商务登记试点。这可能成为“法无禁止即自由”取代“普遍的行政准入制”的开端。
2012 年11 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要求，“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在经济改革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可能意味着重启中国改革走出了第一步。同年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在2013 年“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目前，各界人士正在对新一轮改革的总体规划和改革思路进行热烈的讨论。虽然由于“左”的意识形态传统和近些年来凭借权力致富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腐败行为日益猖獗，下一步的改革肯定还会遇到重重阻力和障碍，但是踏上新的改革征程，逐步迈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的前景也值得期待。
(节选自吴敬琏《改革大道行思录》，20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本文为作者与范世涛合作，收入Gregory C. Chow(邹至庄)和 Dwight H. Perkins主编的Routledge Hand book of the Chinese Economy(《中国经济指南》，London：Routledge，2015)一书中。
[2]中共领导人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文化大革命’时期)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参见叶剑英[1978]：《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载《叶剑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6—601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4]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源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并对苏联东欧国家改革有重大影响。根据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位主要倡导者W. 布鲁斯的定义，它是这样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模式，即生产资料归国家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遵循市场规则。参见W. Brus. Market Socialism(“市场社会主义”)，in John Eatwell et al. eds.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Ⅲ，Macmillan Press，1987，p.337。
[5]在1980 年12 月16 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领导人陈云在报告《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中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针(参见《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2 页)。
[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年，第228 页。
[7]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1年)和《中国统计年鉴(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计算。
[8]邓小平在1984年10月回忆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见邓小平[1984]：《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1页)1992年，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见邓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9]“商品经济”是俄语中对市场经济的称呼。
[10]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对于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给出了两项基本内容：第一，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第二，“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有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11]世界银行1984 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年。
[1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 年，第1—4 页。
[13]1984年5月，国务院对国有企业自销的生产资料价格有过不应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20%的规定。实际上，这种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遵守。从1985年1月1日起，政府正式取消了这一限制。
[14]吴敬琏、赵人伟(1986)：《中国工业中的双重价格体系问题》，载《吴敬琏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79—494页。
[15]有权力背景的人将其用低价购买调拨物资的权力卖出，获得高额收益。这种人被民众称为“官倒”。
[16]《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
[17]关于经济学界对两种不同改革策略的论证，可参看吴敬琏(2010)：《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 年，第80—81 页。
[18]《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6 年1 月13 日。
[19]见赵紫阳1986 年3 月13 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和3 月15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打印稿)。
[20]华生等：《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
[21]华生等：《经济运行模式的转换—试论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
[22]千家驹(1988)：《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的几点意见》，载《海外游子声》，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2 年。
[23]Milton Friedman(1988). Memorandum from Milton Friedman to Zhao Ziyang.Reprinted in Miltonand Rose D. Friedman.Two Lucky Peopl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p.607-609;中译文见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几点意见》，《改革》杂志1988 年第6期。
[24]胡和立：《1988年我国租金价值的估算》，《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5期。
[25]这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的用语，指支持毛泽东时代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某些领导人。见邓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
[26]王忍之：《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12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建理论研究班的讲话》，《人民日报》1990年2月22日及《求是》1990年第4期。
[27]邓小平(1990)：《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356 页。
[28]邓小平(1990)：《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 页。
[29]邓小平(1991)：《视察上海时的谈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7页。
[30]陈君、洪南编：《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
[31]邓小平(199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32]江泽民(1992)：《关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载《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198—205 页。
[33]江泽民(1992)：《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载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10—11 页。
[34]《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标志及怎样才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当代思潮》1996年第4期。
[35]吴敬琏、张军扩、吕薇、隆国强、张春霖：《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思路》，《改革》杂志1997 年第5 期。
[36]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 月12 日)。
[37]邓小平在1992 年的“南方谈话”中提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在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在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 页)。
[38]《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9 年9月22 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
[39]无产阶级国家在一切条件下都要掌握国民经济“命脉”(Commanding Heights，即能够左右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是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1921 年初，在战时共产主义造成的艰难形势下，俄共不得不开始执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恢复私人贸易，向市场经济退却。俄共内部有一部分人认为这将危及俄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俄共的统治地位。列宁在1922年11 月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对这种质疑做出了回答。他说，俄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于无产阶级国家掌握了一切“制高点”，掌握了土地和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就完全可以保证经济活动仅仅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展开，而且国家还可以随时对政策做出改变。因此，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对俄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和俄共的统治地位是毫无危险的。《列宁全集》和《列宁选集》中文版将德文Komandohohen译为“命脉”。
[40]《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
[41]2003—2010年，“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发表了大量批判市场化改革和要求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言论，并得到一些人的响应。
[42]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文件《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2006 年12 月5 日)。
[43]BP(英国石油)：《BP 2030年世界能源展望》(BP Energy Outlook 2030)，伦敦：英国石油，2012年，第47页。
[44]灰色收入主要指两类收入：一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二是实际上非法，但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非法的收入。
[45]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比较》辑刊2010 年第3 辑。
[46]李实、岳希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财经》2004 年第3 期、第4 期;李实、罗楚亮：《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经济研究》2011 年第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