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增长三十多年的旧常态以高投资驱动的高增长为特点，然而支撑该模式的劳动力、投资、效率等因素开始减退，因而已经变得不可持续。未来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甚至中速增长。对这种必然发生的减速只能适应，不应再试图用强刺激拉动GDP 的数量增长，而应当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率，防止减速过快，并使民众能够在中高速或中速增长中得到更多的实惠。为此，要靠全面地推进改革，而且也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使经济进入希望达到的新常态。
【关键词】 中国经济；新常态；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5)01-07-04
一、旧常态已经难以为继
直到本世纪初期，用高投资支撑高增长的旧常态已经维持了三十多年，现在这种旧常态不能维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从2010 年第三季度就开始逐步下行。2009 年实施4 万亿投资和10 万亿的强刺激以后，G D P 增长曾经维持过三个季度10% 以上的增长率，然后就进入了下行的通道。从2010 年第二季度的10.3% 一直降到了2014 年第三季度的7.3%。其间虽然有好几次宏观调控的刺激动作，但都只支持了G D P 增长率的短暂回升，而且刺激时效越来越短。
从2014 年第二季度起又有了一轮新的刺激动作（尽管力度上是否属于“微刺激”存有争议），实际上只将第二季度的增长率提高了0.1 个百分点，接着又下来了。10 月到11 月，又开始了一轮投资上的扩张，但是这次的收效更小。
这说明G D P 增长速度的下降是许多客观因素所决定的，而且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这就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行不属于周期波动性质，而是趋势性的。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增长”逐渐下行？我认为，讨论“中长期增长的趋势”不能用现在通常运用的“三架马车”这种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这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而应该用“生产函数”的理论框架。是劳动力、资本、效率等增长驱动因素的变化，决定了增长的趋势。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这些因素支撑的。一是劳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首先得到了人口红利（大量新增劳动力）的强劲支持。二是持续的大规模投资支撑了高速度的增长。三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支撑了经济增长。但是，这些基本因素本世纪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使其不再能支持原来那样高的速度了，第一个因素，2002 年起就有学者提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新增劳动力或者叫做人口红利逐步缩减以致消失。
第二个因素：投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一直仿效苏联，主要靠投资支撑G D P 的高速度增长。最初对这种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作出分析的是马克思。他在《资本论》里详细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投资率不断提高的增长模式，并且指出这必然引起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种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在产能不断增加的同时消费率下降，最终需求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沿着这条道路用高投资支撑高速增长，已使我国在大多数产业部门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与此同时，由于投资大量增加而投资效率下降和投资回报减少，使得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负债率）迅速提高，出现了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这就是说，不能继续用大规模投资去支撑高速经济增长了。
第三个因素：经济效率。中国经济的效率在改革开放以后，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改革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在市场开放以后，大量过去在农村低效使用的资源，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得到了较高效率的利用。但是随着城市化进入中后期，这方面的变化正在减慢。二是开放促进了技术进步。原来我们国家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开放以后就可以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我国产业的技术水平。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国的一般生产技术水平很快就和发达国家接近。这样，就不可能再用简单引进的办法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由于以上因素的变化，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从本世纪初2003 年、2004 年以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在支撑经济增长的驱动要素都发生下降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中国经济会不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开始衰退，如果找不到新的驱动力量，就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上，无法进入高收入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面临着找到新的增长动力这一严峻任务。这个动力，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提高。
二、要以平常心态来对待GDP 的减速
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轨道是由各种客观因素所决定的，而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所以，我们就只能用一个冷静的心态来对待它，就是说，不能急于去用“强刺激”的老办法把增长速度拉起来。
因为2009 年以来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用这样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一方面，它的时效越来越短，经济学上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规律的作用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另一方面，用“强刺激”的办法大量地进行投资，就会使宏观经济中的风险积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变得越来越脆弱。
近年来，不论各级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还是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率，都增长得很快。如果频繁地采用刺激的办法，会使得我国资产负债表的状况越来越恶化，这蕴含着系统性风险。近年来，个别企业和个别地区偿债困难的事例多有发生，这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但是如果出现系统性风险，经济就会出现剧烈波动。一些曾经有过长时期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比如日本，在爆发系统性危机以后，不但丧失了原来的优势，还造成了国民经济长期的低迷。这是中国必须竭力避免的。
要防止风险的积累和避免发生系统性危机需要做的是：第一，要停止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资源是稀缺的，应该尽量放在有效的、能够有回报的地方，避免做无效投资。第二，对僵尸企业停止输血。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社会保障资金欠账等政府的或有负债。三中全会决议明确规定要拨付一部分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保基金，这对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建立社保体系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有好处。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资产重组，以释放风险，化大震为小震，避免风险积累以至引起整个系统的震荡。第五，盘活“晒太阳”开发区等资产存量，降低相关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
采取以上防止风险积累和释放现有风险的措施，再辅之以灵活有度的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就有可能避免系统性风险。当某些地方出现资金链断裂或者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时，短期政策也是需要用的，但是全面的刺激政策不是一种好政策。
三、用平常的心态去对待，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无所作为
如果不能够在GDP 总量减速的情况下去改善增长的质量，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过去靠高速的数量扩张掩盖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来，造成矛盾的激化。
具体的表现，一是造成减速过猛，甚至经济“失速”；二是如果在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增长的质量下降，就会使人民的生活状况雪上加霜。
过去质量差、速度高的增长虽然能够部分弥补增长质量不高的不足，但是人民得到的实惠并不多。因为经济增长是靠大量投资的注入，结果，新增产值中有很大一部分又要重新投入再生产，否则就无法提供未来增长所需要的更多投资。如果在减速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即使增长的数量降低了，可是人民和整个经济所得到的实际好处却比原来还要多。我们看到，在一些国家，因为增长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所以，虽然只有4%、5% 的增长率，民众的日子却过得很好。我们也应该争取这样一种结果。
我们现在应该努力争取的，不是经济规模的数量扩张，而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