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改革开放，特别是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履行央行职责以来，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调控作用逐渐凸现出来，货币政策的取向将大大影响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主要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调控政策，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东部地区经济发达、金融机制完善，而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金融机制相对不完善”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研究货币政策对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影响，进而探讨不同地区对不同经济政策的需求，对于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国外研究现状看，国外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开始关注货币政策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并随着经济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了以结构向量自回归为主的研究体系。Scott(1955)用自由储备率的变动与各地银行储备之间的关系，研究了货币政策的差异性影响。随后，Toal(1977)、 Garrison和Chang(1979)、Beare(1976)、Mathur和Stein(1980)、GarrisOn和 Kon(1983)等学者，运用圣路易斯模型回归居民收入(或就业)与政府税收、政府支出以及联邦货币，来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而Carlino和DeFina(1998)、DeLucio和Izquierdo(2002)、DiGiacinto(2003)等学者，则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货币政策影响的区域性差异。
相对来说，国内关于货币政策影响的区域性差异的研究正处在起步阶段，直接研究货币政策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差异的文献比较少，只有相关的金融发展指标的区域差异性研究，而且这些相关研究以采用描述性研究、一般回归、因果分析等方法的居多。如张志军(1999)、李成和赵鹏(2002)、周立和王子明 (2002)、肖建国(2004)、周好文和钟永红(2004)等国内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研究区域的金融发展不平衡，大都认为，应该实施一定差别的货币政策，特别要向欠发达地区倾斜。
本文在借鉴这些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的研究方法，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际，来研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对东中西三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本文主要选取的是1978— 2005年的名义GDP、M1的年度数据来进行研究，涉及的数据运算软件包括Excel、Pcgive、Spss和Matlab等。
二、影响差异性的缘由探究
改革开放以前，受前苏联发展思路的影响，我国主要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道路。在全国“小而全、大而全”的指导思想下，尤其在“二线”建设时期，国家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很多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使东中西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有一定的缩小。然而，改革开放以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路线，东部地区依托沿海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起来，在经济水平、发展理念、体制改革、市场化程度等很多方面都远远走在了中西部地区的前面，地区之间的差异没有缩小反而逐步增大了。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区域在应对突然的货币政策变化时也有不同的动态反应。
(一)经济发展处在不同阶段
1.总供给曲线存在差异。Keynes(1936)、Evans(1986)、Ball和Mankiw(1994)等认为总供给曲线在同一个经济体系的不同发展时期是不同的，当经济处于高涨期时，总供给曲线较陡；当经济相对萧条时，总供给曲线比较平坦。借用这个理论，本文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其总供给曲线也是不同的。这可以通过IS-LM分析框架来推导，根据传统IS-LM分析框架，两种方程式可以分别表示如下：
本文认为在我国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其IS—LM曲线的参数值是不同的，从而它们的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不一样。在我国东部地区，由于经济活跃，市场对资金的需求旺盛，当贷款利率i下降相同的幅度时，其对投资的促进作用要大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即b值较欠发达地区要大，从而使发达地区的 IS曲线较平坦。同样，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繁荣，交易频繁，居民对货币的交易需求相对较大，即v值相对大于欠发达地区，从而使发达地区的LM曲线相对较陡。而欠发达地区的情况则刚好相反。相对平坦的IS曲线和相对陡峭的 LM曲线，使发达地区的总供给曲线相对平坦，从而使相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经济发达地区会导致更大的产出效应，如图1所示，即△Y2>△Y1。
2，区域货币乘数各异。Moore，Karaska和Hill(1983)研究认为，全国货币乘数与区域货币乘数并不相同，因此，统一的货币政策在各区域并不是产生一致的影响，各区域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可能产生不同的货币乘数效应。我们知道全国货币乘数可以表示为m＝(1+k)／(r+k)(其中：r为法定储备率，k为通货存款比率，m为基础货币乘数)。然而，区域货币乘数还要考虑区域的漏出效应。根据Moore等人的研究成果，区域货币乘数为：
其中：m的下标r表示区域变量；i0为活期贷款中用于区域外的投资比率或者从其他区域借入款项的比率；h为区域银行借款者把借款用于本区域“出口性”产业的比率，产品将会被出口到其他区域，货币产生漏出。
由于漏出效应，货币政策在各区域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效应。在全国统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前提下，由于中西部地区资金外流，从而使区域货币乘数中i0的数值较大。另外，由于西部地区生产发展水平较低，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来获得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会导致h值较大。综合两种因素，最终会导致中西部地区货币乘数效应小于东部地区。
3.市场化进程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就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沿阵地，成为走向世界、对外开放的窗口。随着海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的不断引进，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体制、市场观念和管理理念上逐步与国际社会接轨，市场化程度较高，货币和经济传导机制相对完善。相对来说，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相对缓慢，市场化程度较低，经济相对落后，从而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受到一定的阻碍。
从研究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各省市的市场化程度均排在全国的前列，市场化程度最高；中部地区各省市的市场化程度仅低于东部；西部除了重庆、四川市场化程度较高外，其余省市区的市场化程度都很低。
在货币投放上，经济增长快的东部沿海地区，信贷规模大，相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信贷规模就小。在资金来源上，东部地区已初步形成了市场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外向型经济比较发达，城乡要素流动效率较高，资金来源有较多的渠道；而中西部地区计划经济的痕迹较重，资金来源渠道相对较窄，更依赖国家扶持。在资金使用上，东部地区处于一个高投资、高效益、高收入、高储蓄、资金需求量和资金供应量大增的良性循环状态；而欠发达地区则积累严重不足，资金也较难吸纳。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货币传导机制的顺畅性不一样，最终就可能导致不同的货币效应。
(二)货币机制传导主体发展不平衡
1.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从金融机构数量来看，除了国有金融机构按省区设立分支行外，新兴的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多集中于东部地区。东部城市商业银行机构数分别都是中部和西部的2倍多；东部外资银行代表处数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80倍和29倍，而外资保险机构几乎全部在东部；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兴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等新兴银行基本都只在东部沿海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全国惟一的两家证券交易所分别在东部的上海和深圳，中西部地区还没有形成区域性的资本市场。从近年发展趋势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从资金盈利和安全性出发，略增东部地区的机构数，而纷纷精简中西部地区机构数。2002～2004年央行减少机构数43个，中国工商银行减少机构数7122个，其中大部分精简在中西部，而东部则略增。相反，外资银行近年在华机构剧增，2003年比上年增加70个，增长50%，2004年增加到206个，增长97%，绝大部分增加机构在东部。
从存贷款业务量来看，也明显呈现了东部业务量大而中西部相对少的情况。据《中国金融年鉴2005》统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交通银行2004年在东部地区的人民币存款余额为93077.06亿元，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3.1倍和3.45倍；它们在东部地区人民币贷款余额为56388.16亿元，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2.89倍和3.19倍。而新兴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则明显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以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为例，2004年它们在东部地区的人民币存款是7394.61亿元，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7.6倍和8.7倍；同年在东部地区的人民币贷款余额是5360.26亿元，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7.6倍和7.9倍。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平衡，使得货币传导主体的缺位程度也不一样。其中，东部地区金融机构较多，金融业务量大，其传导货币政策的作，用发挥得较充分。相对来说，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存在一定的货币传导主体缺失，因此，它们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也较差，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也相对不敏感。
2.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非国有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中国金融年鉴2004》的“关于非国有企业贷款情况调查的报告”显示，2002年前9个月，汇总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非国有企业创造的GDP占全国总量的48.8%，比上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提供就业岗位占全国城镇就业总数的68.1%，比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能力较强，其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从银行贷款，因此，它们对于货币政策变化(如利率变动等)具有较强的敏感性。与此相反，国有企业受国家政策支持的较多，政策性贷款或拨款的资金数量较大，其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相对迟缓。根据《中国金融年鉴2004》“关于非国有企业贷款情况调查的报告”，2002年9月末，非国有企业在贷款融资、票据融资、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四种融资渠道中，对贷款融资的依赖性最大，为93%。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非国有企业的发展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发展迅速，其职工人数是西部地区的3.5倍，也是中部地区的2.3倍。从比重来看，东部地区非国有职工的比重约占该地区职工总数一半，而中部地区约占1／3，西部地区约占3／10。从非国有企业获得贷款数额来看，东部地区也要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非国有企业申请贷款的数额庞大，分别是中西部的8倍，约占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总额的80%。由此可见，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非常活跃，并且它们积极向银行申请贷款来谋求自身的发展。因此，当央行实施以东部为参照的货币政策时，中西部将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不同反应。东部对货币政策反应更为敏感，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得相对迟缓(见表3、表4)。
3.基层商业银行信贷动力存在差异。在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况下，为资金寻找安全、高效的投资渠道，提高资产盈利性和安全性已成为各行业基本的信贷原则和经营策略，而区域经济环境则是影响银行信贷行为的重要因素。商业银行基于上述考虑必然要充分利用其覆盖全国的基层网络及融资渠道吸收存款和积聚资金，通过上收基层分支机构的贷款审批权限，大量调整和撤并欠发达地区的基层营业网点，制定较高的系统内准备金缴存率、上存资金利率、系统内拆借利率等手段，集中信贷资金，然后投放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欠发达地区信贷投入不足和资金外流的现象。据《中国金融年鉴2004》的调查显示，2002年前9个月，东部地区被调查金融机构对非国有企业的贷款满足率为84.8%，高于平均水平1.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被调查金融机构对非国有企业的贷款满足率为75.9%，低于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则为75.4%，低于平均水平7.5个百分点。由于东部地区基层商业银行信贷动力大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东部经济与货币政策相关程度最高，而货币政策传导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难以及时到位，货币的时滞效应将会拉长。
三、差异性影响的计量模型分析
1.模型简介与设定。在联立或结构方程模型中，需要把一些变量确定为内生变量或外生变量，然后在可识别的情况下，用间接最小二乘法(ILS)或二阶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向量估计。为了达到识别目的，常常需要人为地决定某些变量的内生或外生性。然而，这一做法受到了Sims(1980)的严厉批评，他随后提出了向量自回归模型即VAR模型。在此基础上，Cooley和Leroy(1985)，Blanchard和Quah(1989)对VAR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即SVAR模型。由于该模型中任何变量都是内生的，不严格按照先验理论，也不事先设定内外生变量，一般可以直接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由此，SVAR模型在经济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地区GDP与货币的相互关系：关于货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都已经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一般经济理论认为，从长期看，货币政策只对名义变量有影响，对实际变量没有影响；但是短期内，货币政策对实际变量具有重要影响。地区GDP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验证。Carlino和 DeFina(1995)、DeLucio和Izquierdo(2002)、李国平和陈安平(2004)等国内外学者都对区域经济的相互影响做了相应的分析。
变量选择：(1)地区经济变量。根据以往研究经验，以及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可获得性和模型的简单性，本文选择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模型的分析变量。(2)货币政策变量。Carlino和DeFina(1998)等国外学者一般采用联邦基金率来研究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不同影响。然而，鉴于国内利率机制的不完善性质，刘斌(2001)、冯春平(2002)等众多国内学者认为M1作为货币政策变量更有效。
模型滞后阶数选择：鉴于模型数据获得的有限性以及前人研究经验，本文采用滞后三阶的模型，以确保模型的有效性。
2.模型建立。我们令△Yt＝(△mt，△yet，△ymt，△ywt)'，其中mt和yet、Ymt、 ywt分别表示狭义货币供应量和东、中、西部GDP。根据既有的研究成果，所有的变量都将是一阶平稳的，因此建立如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
其中：A0表示mt和yet、Ymt、ywt之间的当期影响，它是一个对角线元素为1的4×4阶下三角矩阵。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年度数据，比Carlino和DeFina(1995)所采用季度数据的间隔要长3倍。因此，与Carlino和DeFina(1995)认为的区域GDP在当期内没有影响不同，本文认为东中西部GDP之间在当期内有一定影响。我们假设区域GDP和货币变量之间的当期影响为：当期内货币供应量不受东中西部GDP的影响；东部地区只受货币供给的影响；中部地区受东部地区和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而西部地区在当期内受东中部地区和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这种关系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将得到说明。这样，A0可表示为：
(1) 式可以通过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从而可以获得B1、B2、B3和ut的协方差矩阵Ω，根据Cholesky矩阵分解法，我们可以获得结构矩阵P0以及脉冲反应系数矩阵φs，从而可以进行动态分析。
3.数据检验。单位根检验：运用迪基一富勒检验模型检验可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所有变量均通过单位根检验，即它们的一阶差分是稳定的。
协整关系检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所有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不明显，因此我们在运用差分向量自回归模型时，不考虑误差修正机制。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1)货币供应量明显地影响着东中西三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它们的格兰杰原因，而地区经济GDP不是货币供应量的格兰杰原因。这与黑弗尔(Hafer)对美国GNP与M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一致。(2)东部地区经济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中部地区也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反之则不然。这与李国平和陈安平(2004)的结果基本一致。
4.模型回归结果。通过对方程(2)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如下：
模型拟合较好。(1)模型均没有明显的自相关性。(2)拟合值在长期内能够较好地反映原值的波动趋势，虽然有些方程在短期内的预测效果较差，但这是向量自回归模型固有的特性之一。
根据哈密尔顿等(1999)的《时间序列分析》中介绍的方法，我们能够求得脉冲响应函数的各个系数值，从而画出动态反应图(如图5至图6)。从动态结果来看：(1)货币政策冲击将会对我国区域经济产生波动性影响。初始的影响较大，随后以阻尼振荡的方式逐渐降低。(2)货币政策变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影响有一定的差异性。货币冲击对东部的初始影响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变化最为敏感。中部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初始反应大于西部，但随后的引致影响与西部地区相差不大。
5.模型对比——利率分析。由动态反应图可以看出，整个系统是发散的，主要原因在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不强，利率变量具有很强的外生性质。这从侧面验证了原模型选用货币供应量作为变量的正确性。
四、结论和建议
(一)主要结论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东中西三大地区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与货币政策最为相关，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与货币政策最不相关。
2.未预期的货币政策变化会对东中西三大地区经济产生不同的反应。未预期的货币政策变化在东部地区引起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初始反应稍大于西部，随后中西部地区的引致反应相差不大。
(二)政策建议
根据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在经济同质的区域内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整个区域的发展。然而，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在要素流动性、贸易开放度、产业结构、通货膨胀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不能满足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的条件。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因为统一的货币政策而减小，反而地区差异逐步增大。为此，我国在区域差异化的货币政策上也进行了很多的探索，比如：深圳等经济特区实行了有别于内地的特殊货币政策；1998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撤销了分省的31个支行而实行分区管理的“2+9+5”区域货币管理体系。可见，实施一定差异化的区域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将会大大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1.灵活的货币调控政策。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经济金融活动活跃，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很大，同时，其货币来源渠道也相对较宽。中西部地区则刚好相反，资金创造能力相对较弱，然而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其对资金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大。因此，拓宽中西部地区资金的来源渠道，增强货币供给能力对其经济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东部地区，可以不断推行利率的市场化，扩大资金的市场来源渠道；而在中西部地区，可以在国家提供一定担保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采取一定优惠的公开市场操作政策和央行再贷款政策，以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货币供给能力，满足区域发展战略的需要。在这方面，美国早在1935年就进行了尝试。美联储在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等地实行了较高的活期存款准备金率为 26%；而在其他16个城市较大的储备城市银行实行的准备金率最高只为20%；在其余不发达地区如阿肯色、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等乡村银行实行的准备金率更低，其限额为14%。这一措施有利地促进了美国落后地区的开发，取得很好的经济效果。自1945年以来，美国法定准备金屡有变动，但依据不同地区银行设置不同准备金率这一原则依然如故。
2.一定差异的金融监管政策。在金融机构的培育方面，也需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中西部地区由于本身经济总量有限，同时区内经济主体发展即地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实力又不够，因此金融机构，尤其是活力较强的股份制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等发展不完善，从而容易导致恶性循环。因此，在银监会、央行加强监督的条件下，建议适当降低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设立的资金要求，以促进其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的发展，畅通其金融市场机制。同时，为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政策性银行、央行大区分行可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增大项目的信贷资金或者放宽相应的信贷条件，不断完善其区域货币调控的职能。美国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尝试。美国银行所在地若人口不到6000人的地区，设立银行的最低资本金为5万美元；6000人至5万人的地区，设立银行的资本金为10万美元；超过5万居民的地区，设立银行的最低资本金额为20万美元。显然这有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
3.培育区域金融市场，改善金融环境。在金融市场培育方面，国家对中西部地区也要加大政策倾斜力度。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多项区域发展战略，除了银行信贷渠道外，还可以尝试设立相应的区域开发基金。为推动中西部地区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建设，可以选择把西安、重庆等重要城市培育成区域金融中心。另外，要在完善保障机制的前提下，不断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贷款力度，尤其要加大中西地区非国有企业的扶持力度，以增强经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