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仍有半数以上居民对食品安全不满意，食品安全工作需要继续改进
尽管食品安全满意度在2016年出现较大上升，但从绝对水平来看，农村受访居民的食品安全满意率仅为46%，城镇受访居民仅为37%，说明仍有半数以上居民对食品安全不满意。
调查还发现，公众对地方政府食品安全工作效能的评价总体也不高。其中，农村地区公众对当地政府食品安全工作效能的正面评价为50.21%，城镇地区为33.23%。但不同层级城市的公众评价有较大差异：省会城市及地级市公众对当地政府食品安全工作效能的正面评价分别为26.11%、37.73%，县域对当地政府食品安全工作效能的正面评价为55.92%。
对于保障家庭食品安全的具体措施，有35.1%的受访者选择自己生产，有22.7%的受访者选择到正规超市购买食品。另外，受访者对食品的质量认证、品牌等也较为看重。
(六)城乡居民住房关切点主要为面积小、设施落后、房价太高3个方面，新市民的住房支出压力较大
在对住房不满意的受访家庭中，具体选项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住房面积太小(26.8%)、建筑年代久远和小区设施落后(18.7%)、房价太高而无法改善住房条件(16.2%)。但城乡居民的选择有一定差异，农村地区选项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住房面积太小(27.5%)、建筑年代久远和小区设施落后(22.0%)、水电燃气等设施不全(16.2%)，城市地区选项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住房面积太小(26.2%)、房价太高而无法改善住房条件(18.9%)、小区环境和物业差(17.9%)。
本地市民和新市民对住房的关切点各有侧重。在对住房不满意的本地市民中，选项排在前三位的关切点依次为住房面积太小(28.4%)、小区环境和物业差(18.9%)、建筑年代久远和小区设施落后(17.5%)。从这些关切点来看，本地市民除了重视最基本的住房面积因素以外，对城市公共设施和人居环境都提出更高要求。在对住房不满意的新市民中，选项排在前三位的关切点分别是住房面积太小(25.8%)、建筑年代久远和小区设施落后(19.3%)、房价太高而无法改善住房条件(15.4%)。进一步对新市民进行结构分析发现，省内非农业户口新市民、省内农业户口新市民、外省非农业户口新市民对房价最为关注，这3类群体选择房价太高而无法改善住房条件的比例分别为24.0%、25.2%、30.6%。
新市民群体认为住房支出压力最大的比例为25.2%，较本地市民高出8.2%。在新市民群体中，省内农业户口新市民选择住房支出压力最大的比例最高，达到45.0%，说明该类群体中接近一半的人都感到住房支出大。而外省农业户口新市民选择住房支出压力最大的比例最低，为19.7%。二者对比表明，省内农业户口新市民在城市“落地生根”的愿望更迫切，对购买住房、提高住房质量的诉求更为急迫，也愿意承担更高的住房支出成本，但其家庭支付能力仍很弱。
(七)教育各学段的民众关切点有所差异，义务教育阶段失学辍学问题需要引起关注
在学前教育阶段，排在前三位的关切点依次为“入园贵”、“入园难”和“教育质量差”，占比分别为42.2%、15.6%和11.9%。在农村地区，“幼儿园距离远”排在农村居民关切点的第二位。
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排在前三位的关切点依次为“教育质量差”、“不得不上补习班”和“课业负担重”，占比分别为19.8%、15.4%和13.7%。农村居民的关切点还包括“上学距离较远，就学不便”，此选项排在第二位。分户籍来看，“外地孩子上学难”排在流动人口关切点的第一位。
在职业教育阶段，排在前三位的关切点依次为“就业质量不高”、“缺少实训，实践能力培养不足”和“学校风气不好”，占比分别为34.3%、20.1%和14.2%。
在高等教育阶段，排在前三位的关切点依次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学费贵”和“教学内容和方法落后，能力培养不够”，占比分别为52%、30.2%和10.3%。
从入户问卷对家庭成员“受教育状况”的调查结果来看，义务教育阶段失学辍学问题仍然存在。其中，小学辍学率②为5.84%，初中辍学率为2.23%。分城乡来看，乡村的小学辍学率为6.34%、初中辍学率为2.54%，城市的小学、中学辍学率分别为4.85%和1.63%，乡村的失学辍学问题较城市更为突出。从实地调研来看，学习困难(厌学)、家庭经济困难和路途较远是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
(八)灵活就业人员比重增加，社会保障覆盖面低的问题比较突出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创新创业活跃，智能制造和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新业态的加快发展，灵活就业人员的比重有所提高。根据电话调查结果，2016年城镇就业人员中自由职业者的占比为6.2%，比上年增加了2.6%；非固定单位的临时务工人员占比为12.1%，比上年提高了1%，这两种类型的就业可看作是典型的灵活就业。
调查结果还反映出就业稳定性有所降低。在非农就业人员中，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从上年的35.1%提高到2016年的37.3%，增加了2.2%。在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合同仍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指标，超过1/3的劳动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说明就业岗位的不稳定性较大。
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覆盖面较低。在入户调查样本中，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为18.6%，比全部样本低20%；反映自己未参加任何养老保险的比例是34.2%，比全部样本高13.1%。
(九)半数以上居民对未来养老的经济来源存在担心，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体系还很不完善
尽管养老保险已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并且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较高，但老年人的收入状况并不乐观。年收入在3万元以下的家庭，在60～69岁、70～79岁以及80岁及以上受访者中所占比例，分别为41.0%、55.7%和44.8%，远高于低年龄组。特别是本地农业户口老年人中，家庭低收入的比例偏高。在这一群体中，家庭年收入在3万元以下和1万元以下的比例，各为53.3%和30.7%，分别比本地非农户口老年人高出30.3%和24.6%。与此相对应，老年人对养老经济来源表示“有些担心”或“很担心”的比例很高，达到58.6%。
在60岁以下且未退休的受访者中，对未来养老经济来源存在担心的比例为62.4%。从不同参保人群性质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群的担心比例最高，为70.2%，其他依次为城镇居民养老保险(67.5%)、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60.8%)、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44.7%)。这说明，养老金制度的不同，对居民养老保障的安全感有重要影响。
调查还发现，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体系很不完善。对已进入老年阶段的受访者调查结果表明，生活照料主要由配偶互相照顾(53.8%)和自行照顾(35.2%)，子女进行生活照料的比例仅为10.4%。调查结果还显示，老年人生活照料中，利用机构等其他方式提供照料的比例微乎其微。另外，老年人中相当一部分处于独居状态，60～69岁、70～79岁和8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的独居比例分别为5.1%、7.6%和13.8%，部分独居老年人生活质量低下，一些极端事件也时有发生。这表明，多元化养老照料体系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十)政府办事程序及效率有一定改善，但与群众真实需求仍有一定差距
2016年入户调查中，有43.2%的受访者到居住地政府部门(包括政务服务中心、街道办、村委会等)办过事，比上年增加10%以上，他们对政府改进服务、提高办事效率的感受相比其他受访者更加直接，也更能真实反映群众诉求。在所有到政府部门办过事的受访者中，有54%的受访者表示对办事过程很满意，与上年相比下降了3%，这说明政府办事程序简化程度及效率虽有提升，但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最后一公里”仍有梗阻。
在受访者最不满意的因素中，排前两位的分别是“程序复杂和不公开”、“相互推诿、效率低”，分别占15.9%和10.5%，与上年排序基本一致。群众办事多次跑路、办证要件不清、来回折腾盖章等问题仍然存在。
四、省域民生发展及空间特征
从民生指数的测算结果来看，过去5年各地区民生状况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不同民生领域和不同区域的改善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从不同民生领域来看，居民生活和公共服务的改善程度要明显高于公共安全和生活环境。从不同区域来看，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居民生活和公共服务的改善程度大于经济发达地区；在公共安全方面，北方地区多数省份比南方地区改善更加明显；在生活环境方面，西北地区多数省份的改善程度较其他地区更加显著。
(一)居民生活指数依然呈现由东向西依次降低的特征
从居民生活指数来看，东部地区多数省份表现得更好，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相对较差。东部地区之所以优于其他地区，主要是因为其更高的收入水平、更高质量的就业和相对较小的城乡差距。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居民生活指数的空间格局整体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依然呈现出东部、中部和西部依次递减的态势。但也需要看到，西部地区部分省份的居民生活指数改善较为明显，其中内蒙古、宁夏、新疆和贵州等省份居民生活指数提升最快。
分项来看，居民生活状况明显改善，所有地区绝大多数指标在过去5年有所改善。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变化最为明显，所有省份过去5年居民收入和消费都实现较快增长，其中西部省份增长得更快，超过一半的西部省份收入增长速度超过10%。绝大多数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西部省份差距缩小的幅度更大，如广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由2010年的3.76倍缩小至2015年的2.79倍。从购房的角度来看，绝大多数省份过去5年生活压力有所缓解，31个省份中只有江西和云南的收入房价比稍有下降，其他省份的收入房价比都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提升。但受经济转型的影响，就业质量的改善状况不佳，主要表现为私营和个体就业比重大幅上升，仅2015年一年就提升了4%，而这些就业人员中部分人员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2016年各地房价上涨较快，而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多数呈现下滑态势，2016年更多地区的收入房价比有所下降，居民生活压力加大。
(二)区域公共服务发展状况呈现出“哑铃状”特征
各地区公共服务发展状况呈现出“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状特征，即东部沿海省份和西部沿边省份公共服务指数表现更佳，如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和西部的西藏和新疆等；而较多中部省份的公共服务状况相对较差，如河南、山西和西部的云南、广西等。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省份的绝大多数公共服务指标都得到了明显改善；就区域而言，宁夏和广东的公共服务改善情况较其他地区更加突出，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方面进步更快。
公共服务方面更为重要的进展是区域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在公共服务的12个具体指标中，有2/3指标的区域差距有所缩小，如每万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的区域加权变异系数由2010年的0.321下降至2015年的0.154。从公共服务涉及的5个方面来看，除了交通服务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方面绝大多数指标的区域差距在缩小。其中，教育区域均等化水平提升表现最为突出，无论是从教育投入(义务教育阶段生均教育财政支出)，还是从教育产出(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区域之间教育公共服务的差距都在缩小。从各地区生均教育财政支出的增长和人均GDP水平增长趋势可以看出，除少数地区外，越落后的地区其生均教育财政支出增长越快。
区域内不同行政层级城市之间的差距值得关注。以城市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和执业医师人数数据为例，省会城市的人均公共预算教育支出要明显高于其他地级城市。省会城市每万人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平均水平达到1775元，而其他地级城市平均水平只有1460元，前者比后者高20%以上。两类城市的每万人执业(助理)医师人数的差距更大，省会城市达到33人，而其他地级城市只有21人，前者比后者高近60%。这种差距还表现在城市内部市辖区和其他地区(包括县、县级市等)之间，如省会城市市辖区每万人执业(助理)医师人数达40人，而非市辖区地区只有18人，两者相差一倍以上。其他地级城市的这种差距也基本相当。
(三)公共安全状况整体呈现出“北方优于南方、中部好于东西两侧”的空间特征
公共安全的空间特征与居民生活和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异：东北、环渤海地区多数省份的公共安全表现要强于其他省份，东西两侧沿海和沿边多数省份的公共安全表现较差。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过去5年公共安全状况的空间表现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有两类地区的公共安全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一是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如内蒙古过去5年在突发环境事件、重特大生产事故以及传染病等公共安全方面都得到了较大改善。二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个直辖市由于人口集聚度高，公共安全的风险相对较高，但在过去5年大多数指标得到较大改善。
从空间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公共安全领域需要重点关注沿海相对发达地区。除了3个直辖市外，不少东部发达省份在公共安全方面的许多指标在过去5年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主要表现为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方面。从事故灾难来看，除北京、上海、天津以外的东部省份2015年突发环境事件次数是2010年的两倍；从社会安全角度来看，2015年东部10个省份中有8个省份的万人罪犯人数较2010年有所增加。究其原因，环境事件的爆发很多与生产的污染排放和生产安全事故有关，这折射出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发展转型的压力仍然较大；社会安全风险过高则很多与流动人口和人口聚集度较高存在一定关系，而这些东部沿海省份多数属于流动人口较多与人口密集度极高的地区，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提高社会的融合度将成为东部沿海省份降低社会安全风险的重要任务。
(四)生活环境状况整体呈现出“南方优于北方、高低纬度优于中间纬度”的空间特征
生活环境的空间特征与公共安全基本相反：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省份的表现要强于北方省份，高纬度和低纬度的省份要强于处于中间纬度的省份，黄河流域大多数省份的生活环境表现较差。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过去5年西北和西南部分省份的生活环境改善较为明显。
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环境未同步改善的问题需要引起关注。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开始超过农村，意味着中国正在由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转变，城市环境的重要性日趋凸显。从民生指数测度结果来看，部分地区在城市化较快推进过程中，城市环境未得到较好的同步改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地区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没有提升反而下降了。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更多注重的是土地扩张，而相对忽略城市绿化设施建设。统计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2015年有接近1/4的省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下降。二是部分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下降了。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垃圾越来越成为影响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但统计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2015年有接近1/6的省份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下降了。
五、积极回应民生关切，进一步做好民生工作
面对经济企稳时期的民生关切和民生诉求，要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夯实民生之本；多措并举促进居民增收，壮大民生之源；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巩固民生之基。
(一)坚持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就业增长和居民增收
着力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发展。从近年的经验看，只要经济稳定在中高速增长，不出现大的滑落，就业就可以保持基本稳定。所以要坚持稳增长的政策取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为居民就业和收入的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进一步促进创新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新创企业是新增就业的关键。要着力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就业带动力。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完善孵化器和促进农民工返乡创新创业等政策，增加对初创企业的支持，让创新创业潜力得到充分释放。
强化弱势群体的就业促进工作。坚持分类施策，对就业困难人员制定差别化的就业促进政策，建立健全援助帮扶激励制度。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积极实施以工代赈等措施，实现稳就业与保收入的结合。加强基层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培训、就业信息发布、就业指导等全过程服务。
多渠道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推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全面提升农业效率和效益。通过培育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探索推进土地经营权入股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方式，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创新，提高农业规模效益和产业链效益。按照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要求，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让农民分享土地财产性收益。
(二)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着力解决公众关切问题
学前教育方面，充分考虑人口政策调整和城镇化进程的需要，加快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园，扶持普惠性民办园发展。加快建立健全包括生均拨款、收费、资助一体化在内的投入与成本分担机制。
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方面，规范各类社会补习机构和教辅市场，正确引导校外教育需求，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合理规划与调整农村学校布局，完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切实保障低龄儿童就近入学。积极推动已出台的“两为主”、“两纳入”和“两统一”等政策落地见效，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有效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失学辍学问题。进一步落实好已有的教育扶贫政策，健全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确保其不因家庭贫困而失学辍学。持续提升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和水平，促进农村初中普职教育融合以提供多种成才渠道。充分利用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等平台，建立健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失学辍学动态监测、日常管理和督促复学等制度。
(三)加大政策落实力度，提升公众环境质量获得感
结合公众主观感受，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针对性。一方面继续加快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深入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提高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另一方面针对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等公众主观感受的短板，深入推进大气、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开展大气污染来源和组分分析，促进科学化和精准化治污。
健全政策实施的推进机制，确保政策有效落地。对于跨部门、跨地区的环境问题，在明确各地区、各部门职责范围的基础上，完善部门联动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增强环境保护的合力。推进落实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制度，促进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责任的落实。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建立健全常态化的公众生态环境质量主观感受调查制度。
增加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加强环保能力建设。在监管队伍能力建设方面，优先解决地方环保部门缺人、缺车、缺编制等问题。在数据支撑体系方面，深入推进生态环境监测体制改革，加快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提高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在科学研究方面，尽快建设一支由环境保护专家学者、城市环境管理工作者组成的学术队伍，有重点地开展环境管理科学研究工作，力求从理论和技术层面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
(四)补齐客观短板和加强主观引导并重，进一步提高公众食品安全获得感
补齐客观短板方面，一要抓好源头治理。加强产地土壤和水环境治理，引导农民科学使用化肥、农兽药和添加剂。补齐和加严食品生产流通过程的国家标准，全面覆盖网络渠道。二要推动上下同步的“三监合一”改革。尽快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加强全方位、全过程、下基层的监管，建立健全跨区域和网售食品监管机制，以监管推动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当前，尤其要加强基层食药监专业执法队伍建设，允许各地增加基层食品监管人员的数量并采用灵活的聘用机制，促进食品安全监管的人力资源下沉到乡镇层面。三要关注重点人群。着力改善城镇低收入群体、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环境，用多种优惠措施加强超市、商场等有安全保障的食品购买和消费渠道建设。加强对学校周边食品摊位的整治力度。
加强主观引导方面，一要建立统一、权威的风险交流和信息发布平台。整合农业、卫生、质检、食药监等部门信息资源，在加强食品安全信息发布管理的同时，丰富信息公开内容，形成“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新常态，增强食品安全信息的可获得性。二要完善食品安全问题应急响应机制。主动回应并迅速处理即将形成社会恐慌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建立谣言案例库，提高处理效率。三要完善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机制建设。加大政府、专家和消费者等不同层面的风险交流，引导公众形成科学、合理的风险感知。
(五)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激发供给侧活力
尽快制定全国通用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内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应覆盖影响人民健康的主要病种，目录范围可以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扩大。凡是纳入目录的服务，政府必须确保人人能够公平享受，并设定个人负担的上限。对于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长期慢性病人等特殊群体，可以首先扩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药物的保障范围。
进一步落实“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政策措施。在公立医院改革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以医联体为主要抓手，同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和二次基层医改，大幅增加对基层的投入，实行更灵活的人事和分配制度，形成分级诊疗格局。
采取切实措施稳定公立医院医生队伍。首先要切实解决医生阳光薪酬的问题，让医务人员看到希望和信心，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可以从妇产科、儿科、基层等最薄弱的环节率先落实这一政策。其次要以实际服务人口为依据，合理核定基层医疗机构的编制，给基层医务人员稳定的保障。
(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升城乡居民养老、住房的满意度
提高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对灵活就业人员的覆盖面。允许灵活就业人员根据经济条件和流动状况，灵活选择险种和缴费水平，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作用。将针对城镇就业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险补贴制度扩展到包括常住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全体从业人员，降低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为灵活就业人员建立临时性、应急性的社会救济，将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围。
切实提升居民养老保障水平。通过提升社会保险水平、鼓励继续就业、增加财产性收入、完善低保制度等方式，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完善医保制度，探索对老年人实施个人自付最高限额，并强化医疗救助，切实降低老年人的疾病和医疗费用负担。加快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强化公立养老机构对特殊困难老年群体的托底作用。
积极解决新市民群体的住房保障问题。鼓励各地政府因城施策、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制定住房公共政策，发展租售并举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供给方式，将新市民群体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为低收入群体、新市民群体提供长期、稳定、低息的政策性信贷支持，提升其住房租、购能力。
(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深化放管服改革
进一步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深入研究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全面梳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民政救助、年审年检等领域的服务事项，进一步减少无谓证明和烦琐手续。依托电子政务平台，逐步实现证件数据、相关证明信息等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互认共享，切实做到“证件联用、信息联通、服务联动”。
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一方面，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公共决策网上互动，畅通公众互联网沟通渠道，切实提高便民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加快构建统一的“一站式”政务服务平台，积极推广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预约服务等多种创新机制，逐步实现实体政务大厅与网上服务平台融合发展，并加快将网上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
建立健全“群众点菜”机制。健全“三张清单”制度，增强政府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减少部门之间相互推诿、扯皮和“懒政”现象。探索建立以群众满意度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价机制，提升各级政府官员的服务和责任意识。
注释：
①满意率是指选择满意或比较满意样本之和占总样本的比重。
②本报告以7～12岁为小学学龄段，小学辍学率=小学学龄段选择“没上过学”和“小学辍学或肄业”人数之和/小学学龄段总人数；以13～15岁为初中学龄段，初中辍学率=初中学龄段选择“没上过学”和“初中辍学或肄业”人数之和/初中学龄段总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