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第二个百年，重点要实现“从有到好”的历史跨越，这需要政府带头做表率；面向第二个百年的宏伟目标，我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保设施的建设水平要全面提高
7月22日，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总体呈现稳步恢复、持续回暖的发展态势。商品零售增长20.6%，餐饮收入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新设外资企业超过2.3万家，同比增长47.9%；对外投资合作平稳有序，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同比增长8.6%。
积极实现从生存型增长向发展型增长转变
当前我国经济保持平稳恢复态势。上半年中国经济持续平稳恢复，以2019年为基期的同比两年平均GDP增长率为5.3%，较一季度提高0.3个百分点，生产和供给能力持续恢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9%，两年平均增长7.0%，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二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两年平均增长5.1%，增速较一季度提高0.4个百分点；工业增长已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
需求方面，上半年出口保持高增长，消费持续平稳恢复，投资恢复相对最慢。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1.7%，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9.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9.1%。与一季度比较，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1.7个百分点，资本形成贡献率下降5.3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率提高6.9个百分点。内需恢复相对缓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
从工业生产恢复态势看，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两年平均增长6.5%；增速较上半年水平低0.5个百分点，工业增速呈现回落趋势。综上所述，当前经济保持平稳恢复态势，但进一步恢复的势头趋缓。
目前来看，经过去年以来全面复工复产、恢复经济社会活动的努力，我国经济已经基本克服了疫情冲击造成的停顿；社会生产和主要的经济活动水平，已经大体接近疫情前。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基本民生保障，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主要表现为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状态仍未全面好转，订单不足、资金周转不畅、成本压力加大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受企业困难的影响，就业形势和基本民生保障仍然面临压力；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困难较大；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债务关系仍存一定的隐患。国民经济大循环尚未全面畅通，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这些情况表明，我国经济全面恢复的态势还需进一步加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还需努力巩固。
此外，2010年以后，受出口、投资等需求增速持续大幅下降的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回落。这些具体表现为企业营业收入增速持续下降、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下降、居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受其影响，用于保证基本生存的支出在全部支出中的占比提高；用于改善和发展的支出占比下降。这些也表现为消费需求增速下降，2010年—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从18.38%下降到8.1%；投资需求增速下降，2011年—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3.8%下降到5.1%。
现阶段，消费较高增长与消费结构升级活动大体同步；投资较高增长与基础设施体系、公共服务体系、住房体系、产业体系建设更新大体同步。消费与投资增速持续下降，意味着基本生存保障性需求占比提高，发展改善性需求占比下降。与之联系，社会生产和供给规模会通过去产能实现适应性调整，进而形成以保障基本生存为主的供求平衡状态和经济增长模式，可将其定义为生存型增长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之一，是要素利用不充分，特别是就业不充分，这会制约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需求增长，进而从需求方面约束经济增长率提高和更充分就业的实现。2020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全面恢复，目前基本达到了生存型增长的水平，但尚未开启发展型增长的大幕。
正确评估增长潜力和合理增长区间
伴随经济增速下降，判断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和经济发展潜力下降的观点趋于增加。当前认为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分析体系，一是用既有数据，比如从改革开放至今的主要经济数据，通过生产函数包括面板数据等分析方法得到结论，判断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自2010年以来显著下降；二是通过要素供给分析，比如人口老龄化，以及技术供给从后发优势到后发劣势等，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三是国际比较，也就是通过发达国家的一般情况归纳作出判断，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下降。
这三种分析体系都是有问题的。第一，依据已有的经济数据，通过不同的方法来测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这个方法有不完善的方面。因为所使用的数据，尽管通过滤波方法可以剔除一些非规律性的因素，但是比如需求约束增强这类是不可剔除的。前面指出，2010年以后正是由于需求约束加强，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因此，基于这些实际经济数据进行的模型测算结果，会误将需求变化导致的经济增速下降，归结为要素供给水平下降的结果，作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误判。
第二，从要素供给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确实对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有影响，但仍然是比较小的边际变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存量巨大，第七次人口普查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还有8.94亿人。目前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在4.4亿人左右，农业劳动人口8000万人左右，农民工2.9亿左右，还有7000万左右的在校生。今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909万，应届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500万左右。由此可见，当前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这也表明我国现在仍然有丰富的人力和人才资源。
而技术供给方面，2020年我国研发支出2.44万亿元，占名义GDP的比重达到2.4%；2020年有效注册专利超过1200万件，高于美国、日本、欧洲国家全部注册专利的总和。可以认为，由市场引导的应用技术研发是非常活跃的，产业技术更新是普遍的。这表明，经过几十年的对外开放，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国已经形成了应用技术方面的供给能力。如果再考虑新型举国体制未来的潜力，对我国的技术要素供给能力必须要有实事求是的判断。综合研判，我国目前的要素供给能力并未明显下降。
第三，使用国际比较，则必须要注意中国特殊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现代化所依靠的制度模式、发展模式和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国际比较要特别注意样本的可比性，否则就可能犯错。中国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是发达国家当时所没有的，我国有6亿左右人口每人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按照统计，去年最低收入20%的人，人均年收入7900多元，每个月还不到1000元。因此，中国发展的潜力和能量，不能和发达国家按照人均GDP进入高收入国家时简单比较，不能因此误判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
总体来看，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在8%以上。当前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区间，应在7.5%~8.5%之间。
中国经济将进入需求
带动下的持续回升轨道
从生存型增长转向发展型增长，最关键的是要突破需求不足的制约。通过需求特别是内需的显著回暖，支持企业订单明显增加，营业收入明显增加，进而畅通资金循环，提振企业扩大生产投资的信心，促进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需求扩大。这样就会使发展改善的需求占比明显提高，使社会生产活动普遍活跃，进而支持更充分的就业和民生改善。
因此，必须牢牢抓住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必须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急转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围绕扩大内需更好地形成合力。
由于企业和居民都是顺周期行为特点，市场形势不好，企业会谨慎投资，居民也会谨慎消费。因此，扩大内需必须充分发挥好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必须通过提振政府投资，带动企业投资，带动就业和居民消费。为此要着力抓好绘蓝图、补短板、强基础的工作。
面向第二个百年，重点要实现“从有到好”的历史跨越，这需要政府带头做表率；面向第二个百年的宏伟目标，我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保设施的建设水平要全面提高。比如政府在城市地下管网、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体系、大江大河水利治理，以及教育、医疗、卫生这些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要加快高标准高水平起步。要依据未来现代化的标准把这些工程扎扎实实建设好，为第二个百年以及更长远的发展和民生改善奠定高水平的基础。要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着力提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企业投资、带动就业和居民消费，使扩大内需的效果显著增强。
在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显著解决需求不足矛盾的前提下，预计中国经济国内大循环将全面畅通，中国经济将进入市场需求全面恢复带动下的持续回升轨道，2021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8%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