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德斌：“亚洲水塔”变化对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

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1］。周边的安宁关乎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周边地区在自然和人文上呈现强烈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被喻为“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是除南极冰盖以外全球第二大冰川聚集地，孕育了恒河、印度河、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湄公河、布拉马普特拉河、阿姆河等众多亚洲国际河流，其流域范围包括中南半岛、南亚次大陆、中亚大湖区等，覆盖了中国周边地区的大部分。数据显示，全球气候暖化背景下，“亚洲水塔”及周边地区成为气候变暖最强烈的区域，过去一百年间平均升温超过0.4°C，导致冰川消融加速，储水量不平衡，流域水文过程的不确定性增强，冰湖溃决、冰川泥石流等灾害风险增加［2］，进而加剧其周边国家间的水资源供需矛盾、水资源短缺和地区水冲突—一些区外大国以水问题为切入点，通过水外交切入本地区的水资源治理事务，改变地区政治经济进程，把普通的水政治问题异化为大国间的地缘博弈问题，进一步加剧本地区水政治的复杂性。尤其是作为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顶端的美国，通过制度建设、政治介入、资本与技术输出等多种手段，依托多层化国际伙伴体系，构建复合型水外交战略，深度介入“亚洲水塔”周边区域的水资源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试图从根本上提升其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环境塑造的影响力［3］。基于此逻辑，在人地关系视角下探索“亚洲水塔”自然和人文地理变化的地缘政治效应，并由此擘画中国“亚洲水塔”周边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已经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1 稳定的周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地理依托

1.1“亚洲水塔”周边是中国和平发展与崛起的战略依托地带

任何大国要实现战略崛起，都需具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周边战略依托带[4]。周边地区是大国与外部利益交叠区和战略缓释空间。如美国拥有周边战略依托带支撑而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从南北守住了美国与外界接触的陆上疆界，它们既是美国的战略缓冲区和实力增长源泉，也是美国与外部沟通的平台与通道。

周边外交与对美外交一起构成当代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两根支柱。一方面，中国已经崛起到一个特定历史节点，经济利益已经遍布全球，客观上要求中国“走出去”;但另一方面，中国不是超级大国(superpower)，国家利益、战略诉求和辐射范围目前仍以欧亚大陆东部及其周边的亚太区域为主[5]。从国家利益空间看，这里不仅分布着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的大多数，而且是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最为重要的缓冲区域，其附近海域分布着多条中国海上生命线。从战略能级辐射看，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全维度的世界大国，而是一个脆弱的超级大国[6]或向全球大国转型中的地区大国，目前中国的战略辐射只能集中在欧亚大陆，对区域战略态势的掌控能力也主要局限于国土周边地区。同时，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以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先导方略。由此，周边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维护国家**、确保国家安全的首要区域，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的战略依托带，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性支点区域。

1.2“亚洲水塔”周边是中国谋划与布局地缘安全战略的前沿阵地

在中国的周边区域中，“亚洲水塔”的周边地区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尤为重要。建设连接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国际大通道，是整体改善我国地缘环境、扩大战略回旋余地，加强内陆对外关系的重要举措。东南亚作为中国的近邻，历来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而最近几年提出的建立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更是凸显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南亚地区构成欧亚大陆的“柔软腹部”，它既是欧亚大陆与海洋交汇的边缘地带，又构成内新月地带(inner   crescent)的中段，不仅俯视着东西方重要的石油通道，更是遏制陆上势力向海洋扩张，海权势力向欧亚大陆心脏地带(heart­land)渗透的必经之地。当地因恐怖主义、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导致的气候难民、水资源争夺与地区传统矛盾、社会贫困相互交织，一道成为中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和难点。而中亚地区处于欧、亚、非三大地理板块的陆路交通要冲，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文化碰撞交汇的十字路口，一直是大国角逐的地缘战略核心地带[7]。而从我国当前发展现实来看，中亚对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确保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稳定和边疆地区安全更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亚洲水塔”变化导致流域国家水资源矛盾凸显

2.1 全球气候暖化为“亚洲水塔”及周边自然环境演化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近几十年，在全球气候暖化影响下，“亚洲水塔”气候暖干化趋势明显，冰川消融加速，引起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连锁反应，面临“水短缺性和脆弱性陡增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危机[8]。一是，减弱青藏高原冰冻圈热源作用，引起亚洲夏季季风强度变化，加剧中国夏季降水“南旱北涝”，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灾害风险频率与强度增加；二是，改变跨国界河流径流量的年度和季节性变化，增加水资源在时空格局上的不均衡性和分配模式的不稳定性:短期内，“亚洲水塔”周边冰湖溃决、冰川泥石流等地区性洪涝灾害不断增多，导致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陡增，水治理难度提升[3]；长期看，冰川融雪水的加速将对周围流域国家水资源的供给产生显著影响，导致主要流域面临水资源短缺性危机，并进一步挑战流域内各流域国家的水资源竞争利用、水安全以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2.2“亚洲水塔”自然变化加剧了周边流域水资源短缺和水资源冲突

资源环境的稀缺性往往会导致暴力冲突，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在承载世界人口逾1/2的跨境流域［9］，水资源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石油，以致酿成持续化、扩散化和次国家化水冲突。水危机业已成为全球危机的主要表现［10］和未来十年全球第一大风险因素，人们对洪水、干旱、水污染和供水不足的担忧，逐渐超过了核武器和全球性疾病[11,12]。全球气候变化不仅重塑“亚洲水塔”的自然生态环境，加剧域内水资源的稀缺性，更会波及周边流域内各国水资源共享性，进一步引起泛第三极地区水资源冲突问题[2]。根据俄勒冈流域风险事件数据库2008年统计，过去60多年间，全球因水资源争端引发的冲突高达1252起，涉及149个国家或国际组织；仅“亚洲水塔”周边地区就发生352起（图1、图2），其中36起具有暴力性质，14起演变成军事冲突，成为世界主要的水争端地区[13]。

图1“亚洲水塔”周边地区水冲突事件变化

2.3 “亚洲水塔”周边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导致国家间水危机加剧

当今，世界人口爆炸式增长、经济急剧膨胀，淡水资源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全球共有286条国际河流，涉及151个国家，跨境水问题日益突出，影响到世界90%的人口、60%的可利用淡水资源安全[14]。然而，现行国际机制并没有一套权威而有效的安排为跨境流动性资源确立明晰的权利边界，地区权利体系崩溃及人口激增、经济增长所引起的地区权利失衡成为全球水资源矛盾和水危机形成的根本动因［15,16］。

“亚洲水塔”周边地区水危机事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尚不凸显。1990年后，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亚地区水资源分配机制的失效，其周边地区水冲突事件显著增加。21世纪以来，随着中亚、南亚、中南半岛地区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加上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短缺性危机日益显著。2014年，巴基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已经属于“极度缺水”类型国家。除了尼泊尔之外，南亚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均低于1700立方米/年，属于“重度缺水”和“水紧张”型国家“亚洲水塔”周边地区水资源的短缺直接后果便是水政治问题频发，水安全的敏感性陡增，水资源冲突已经成为加剧流域内国家间政治互信赤字的重要因素之一，严重制约了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在“亚洲水塔”周边地区水冲突事件中，南亚、中南半岛地区国家参与水冲突最为频繁，印巴、中泰、老泰间的冲突频次位居前3位(表1、图2)。

表1“亚洲水塔”周边地区国家间水冲突频次

图2“亚洲水塔”周边地区国际水冲突规模的空间格局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667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2.4“亚洲水塔”自然变化或导致流域国家间领土争端和气候难民增加

由于跨国界河流径流量的年度和季节性变化，可能导致流域河道变迁，进而改变一些流域国家以大河为界的国界线，引起潜在领土争端；此外，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发生也导致区域内气候难民增加，进而可能增加区域内地缘政治环境恶化的压力和风险。世界银行曾发布报告，预测“亚洲水塔”水资源问题可能将使得中亚GDP下滑11%，东亚下滑7%，并可能迫使人口迁移，引发暴力冲突[17]。

2.5“亚洲水塔”变化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水政治问题复杂化

因“亚洲水塔”的地理位置，中国成为亚洲许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其周边也是世界主要的水争端地区^。据统计，中国拥有15条主要的国际河流，是其中12条国际河流的上游国，这些国际河流涉及境外18个流域国家。一方面，这些河流与国家资源**、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及生态安全密切相关[3,7，19]水安全问题成为周边国家的中心议题和关注焦点。另一方面，因“亚洲水塔”变化，这些流域水资源短缺性和水环境脆弱性不断恶化，加重了中国修建大坝对下游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效应，为“中国水***”在中国周边地区的产生埋下了“自然基础”。因此，水安全与众多国家安全因素叠加，加剧“亚洲水塔”周边国家水政治的复杂性，从而直接威胁中国周边地缘环境的稳定。

在“亚洲水塔”周边地区的水冲突事件中，参与冲突频次超过100的国家包括泰国、中国、老挝、越南、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和缅甸（图3）。其中，中国涉及的水冲突达到342次，位居第2。在东南亚地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跨国界河流众多，水资源安全关系涉及水利开发、生态环境保护、水量分配问题及自由航道等议题[18]。在南亚地区，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不丹以及阿富汗因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巴基拉提河—恒河、森哥藏布河—印度河而联系在一起，既共享水利益，也极易产生水冲突和跨界水矛盾。在中亚地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因水资源分配问题互动最多，主要集中于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的水资源分配。可以说，“亚洲水塔”变化带来的水安全问题严重制约了流域内国家间信任的建立，而作为发育了众多国际河流的上游国家，中国对国内水资源利用的任何举措均能成为周边国家关切的焦点。

图3“亚洲水塔”周边地区水冲突事件涉及国家

3 水资源冲突使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化

3.1水资源短缺性成为周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性问题，影响整个流域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水是维系人类文明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对于农业人口占比较高、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的“亚洲水塔”周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据《世界城市化展望》（2019年）统计，2018年印度、孟加拉国、柬埔寨、菲律宾、缅甸、泰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印尼等农业大国的农村人口均超过1000万，且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部分超过50%甚至60%，农业生产对河流湖泊等自然水体的依赖度较高。水资源短缺和不稳定性增加无疑将会给当地农民、农村带来巨大冲突，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3.2水资源问题常常成为周边地区地缘政治争端与社会政治运动中的“水武器”，恶化水政治事态

以南亚核心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例，印度河水源问题一直是两国关系的焦点所在：[20]。印度河流域面积近一半位于巴基斯坦境内，一直是巴基斯坦人民赖以生存的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但其上游几乎都为印度所掌控。克什米尔领土问题和水资源问题相互交叠，长期阻碍印巴关系的实质性改善。“以水为令”一直是印度在克什米尔军事准备的常态。2019年8月，随着克什米尔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印度拒绝与巴基斯坦分享克什米尔上游水文数据[21]，甚至突然开坝放水导致下游百万巴基斯坦人民遭受洪灾［22］。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和非政府组织的活跃，水资源问题越来越成为各国国内民族主义、环保主义甚至政府反对派手中的旗帜，干扰政府决策和阻挠国际水资源合作等，进一步增强了跨境水政治的复杂性。如

表2“亚洲水塔”周边主要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及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城市化展望》（2019年）

巴基斯坦为了对抗印度上游的建坝和缓解国内电力压力，打算在巴控克什米尔建Neelum-Jhelum水电站，即遭到当地**分子的反对［23］。在中亚，哈萨克斯坦等国的环保主义活动家和非政府组织，也同样怀疑中国的跨境水合作是否是在牺牲他国利益而为新疆的石油工程和经济开发“输血”[24]。类似的事件在“亚洲水塔”周边的其他地区，都呈现出这种相互重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地缘政治态势。

3.3水资源问题成为域外国家介入流域周边地区地缘政治的“水武器”,加剧地缘政治复杂性

正因为自然环境变化的加速和社会经济响应的复杂后果，“亚洲水塔”跨境水资源问题早已超脱一般的国际水资源合作与治理本身，正在不断挑动亚洲地缘政治博弈的敏感神经，成为某些西方国家撬动地区政治最有力的杠杆之一。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政治会议、媒体互动、民间活动等各种形式，不断鼓吹所谓中国造成的“水威胁”，利用和煽动“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不安全感”，试图在水资源领域构建起一种制约中国的潜在联盟。

为限制东亚竞争对手、巩固自身霸权，美国重返亚太，在该地区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注入了更多不确定性，促使水资源议题向复合化方向发展，并与政治、经济、生态环境、安全等议题日益交织迭代［25］，造成地区水政治风险倍增。美国在全球圈定了八个需要其介入水资源安全治理的重点流域，其中三个属于青藏高原水系的流域，即印度河流域、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和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26］。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就通过启动“下湄公河倡议”，鼓吹中国在上游修建大坝等举措对下游国家产生了不利影响，希图影响湄公河下游地区与中国的国际合作[27]。

近年来，日本也试图利用东南亚一些国家在水资源利用、领土**等问题上的对华争端，增加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以实现其重返国际政治舞台中心的目标。如日本—湄公河流域五国峰会上通过的《日本一湄公河流域合作东京战略2012》文件中，本来是以区域发展为切入口，却罗列了谴责朝鲜等体现日本战略利益而与湄公河流域无关的事项[28]。美国的“湄公河下游倡议”和日本的“日本—湄公河地区伙伴关系计划”，都是力图扩大自身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争夺经济利益，并制衡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它们向东南亚地区国家给与巨额援助，并加大经贸投资力度；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国际和受资助的国内非政府组织以及媒体等利用水源管理、水电开发等敏感问题进行渗透，破坏中国的民间形象[29]。

3.4日益复杂和多变的水政治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关键问题

“亚洲水塔”自然环境变化与周边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相叠加，这些自然与人文变化的耦合不仅影响“亚洲水塔”周边地区国家的水力开发计划与基础设施安全，导致跨境流域的水冲突和水争端陡增，而且加剧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性及地缘战略竞争的强度，使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周边国家发展面临更多的国际压力与挑战[2]。为此，中国必须妥善处理水资源冲突带来的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

4 构建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是解决水冲突的最佳方略

作为亚洲主要国际河流的上游国家，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周边水政治环境，中国应积极倡导创建适应全球变化的“跨境水资源科学调控与利益共享机制”，制定水资源安全战略，稳步推进流域命运共同体建设。应在确保**不受损害和水资源安全的前提下，依据《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规范所确立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和平对话消除相关国家间疑虑，建立科学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缓解直至消除水冲突问题。同时，要超越西方的政治哲学、政治逻辑和政治陷阱，以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为引领，合理照顾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倡导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促进相关国家利益的深度融合和区域共同愿景的形成，进而实现建设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具体而言：

第一，利用综合国力的优势地位，把握水规则制定主动权和制高点，将水政治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引导，防范区外大国利用区内水冲突拉拢相关国家。

第二，本着互让互谅的原则，通过谈判与周边国家建立科学的利益共享、成本分担与资源补偿机制，培育与周边国家在水合作领域的战略互信。

第三，改进跨国界河流水资源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形成一套灵活、具体的谈判和协商体系与程序，为涉水谈判、协商提供弹性治理平台。

第四，大力开展面向周边的技术援助，提供水利工程技术设备、实践经验，潜移默化地施加''水资源良政”影响。

第五，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将经济手段引入水资源配置领域，构建水权交易市场，提高流域水资源治理效率，进而缓解国家间水资源分配矛盾。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中国周边主要流域为起点，顺应“亚洲水塔”变化条件下自然规律的内在规律，本着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的态度，推动水政治复合体向流域命运共同体方向升华与转化，将为中国布局周边外交提供新的视角，也将为我国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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