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改进城市空间布局

2020年的新冠疫情冲击了全球。大家有一种感觉，似乎一些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新冠疫情更严重。

那么，高密度的城市发展，是不是错了呢？

在我们城市当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通常所讲到的城市病，有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城市的拥堵。

要研究拥堵的形成，就必须理解城市的空间结构。

职住分离，是城市通勤拥堵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数据显示，人口越多的大城市，平均通勤时间要越高一点。但高的幅度其实非常小。人口规模增加了一倍，通勤时间仅仅增加10%。这意味着，一个城市的人口增多，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会大规模地、大幅度地增加拥堵。

居住和公共服务的分离，这是导致城市拥堵的另一个原因。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假期，孩子不需要上学了，城市拥堵指数比非假期孩子需要上学的时候，缓解20%,甚至30%。换句话讲，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可能有20%到30%的拥堵，其实跟人口总量没什么直接关系，而是由于公共服务和教育这样的资源，跟居住之间出现了空间分离导致的。

很多人，包括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认为，城市人口高密度不是有利于缓解拥堵，而是增加拥堵的。放眼一看，在城市里，哪里人口密度最高，哪里拥堵问题最严重呢？就是中心城区。如果不看数据，不去分析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及其形成的机理,政策上就很容易导致另一个结论，就是要疏散城市的中心城区人口。

疏散人口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就是城市更新，通过把城市中心的一些地块进行功能再造，使它不再承载居住功能。这样一来，中心城区住房少了，人们就很自然地选择搬到郊区居住。

由于公共政策和地块更新导致的这样一种人口疏散，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的研究显示，相对那些没有受到地块更新影响的居民，受到影响的居民，更换通勤起点的概率平均提高了超过三个百分点，而通勤起点到市中心的距离平均增加了超过1600米，早上通勤距离增加了超过500米。

大家可能觉得，500米好像也不是很远。但这里讲的是平均值，在我们的样本里，平均受到影响的居民增加了超过500米。它相当于我们整个样本中北京市居民通勤距离的7.3%。

我们在城市的发展当中，必须从供给侧去进行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改进，以及城市的空间布局的改进，来使得我们城市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同时又不牺牲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和谐。反之，如果我们片面地把城市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归结为人太多，以此进行人口的控制，或者中心城区人口的疏散，导致的结果很可能是事倍功半——不仅不能有效治理城市病，反而有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城市的通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