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国发展的规模与竞争力
从规模与竞争力角度来看，如果把中国当作是一个类似于欧盟的大经济体，可能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大国统一所带来的好处。欧洲国家正在不断走向一体化，而中国自古以来就在维持国家的统一。如果大国统一没有任何好处，中国可能早就是几十个国家，就不会有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大国统一的好处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从古代经济角度来看。第一，大国的皇帝能够获得更多的税收；第二，大国更能够分散风险，这主要体现在自然灾害后的相互救济；第三，大国能更好地提供公共品，这主要体现在国家安全和治水。国家安全方面，中国东中部的平原地区可以建立统一的大国，从而更好地实施对于西部和北部民族的防御；治水方面，中国拥有多条自西向东的大河，这需要上下游地区的协调，这种协调也只有在统一的国家内部才能进行。当然，这三种好处到现代仍然存在。
第二部分我们从现代经济角度来看，大国的优势比古代更加重要。第一，现代经济需要更多的公共产品，一些公共产品的提供非常依赖大国实力，而小国是无法提供的，比如卫星导航系统；第二，大国更容易减少经济波动，这与分散风险的道理是一致的；第三，大国在产业发展方面更有优势；现在中国非常强调战略性产业，而战略性产业通常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如航空产业，只有美国和中国可以独立发展商用大飞机。虽然日本也曾经试图研发商用大飞机，但因为国内市场太小，不得不放弃。再如研发创新也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巨大的市场需求规模可以分摊研发成本，降低产品成本。因此，大国也更有利于吸引和激励研发创新。中国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提供国际公共品，中国有这样的实力与整体规模也是密切相关的。
此外，我们也要特别关注人民币国际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红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许多国家都会通过持有人民币来减少它们在国际经贸往来中与中国（以及其他持有人民币的国家） 进行交易的成本，这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利益。因此，人民币很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这对中国来讲有两大好处：第一是获取铸币税；第二则通过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来影响全球经济，掌握话语权。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依赖于中国的经济规模。
二、中国的“大国治理”
借用梁漱溟的一句话，中国的政治是早熟的政治。世界上其他几大古老文明，基本上都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政治治理方式使得能够像中国这样维持长期的统一。而中国在秦始皇时期就实现了大国统一，实施了政治集权的郡县制。但郡县制的政治集权带来另一个问题，即中央的管理会导致地方失去活力。中央权力过于集中，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经济效率都会非常低。因此，中国一直在政治上高度集权，但在经济上高度分权，地方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拥有自己决定当地经济政策的权利。
经济分权的好处是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但是也存在弊端。今天省级政府的目标是本地利益最大化，有时会偏离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地方官员拥有的权利很大，他们完全可以在经济政策上实行本地化的经济制度，包括社会管理方面的政策。经济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力量很强，会导致两个难题。第一，地方政府往往注重短期利益，导致长期利益受损。地方政府主要考虑的是GDP、招商引资和税收，这些目标都是短期的。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很短和异地交流制，①加剧了地方政府官员的短视行为。第二，地方政府往往不考虑全局利益而只考虑本地利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地方保护政策。地方政府只考虑本地利益导致跨地区协调的缺乏，而环境保护等政策的实施非常依赖于地区间的协同。
1. 城市化的趋势和中国的“大国难题”
尽管中国目前在制度上还不是一个人口可以完全自由流动的国家，但在市场的驱动下，人口仍然明显呈现向东南沿海和少数大城市集中的趋势，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沿海地区有很大的地理优势。经济发展需要开放贸易，国际贸易依赖海运。这意味着企业若是出口导向型的，则一定会选择在沿海地区布局，只有产品体积比较小、附加值高的东西可以选择空运。不过通过空运的产品在整个制造业中的份额非常小。这表明沿海靠近港口的优势非常重要，中国整个人口的布局不会被少数依靠空运的企业改变。
但在人口往沿海地区集聚的同时，政策却倾向于促进人口的均匀分布。这其中有传统思维的影响。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服务业社会的区别在于农业社会的核心投入品是土地，土地天然是分散的；但现代经济的核心投入品是资本和人。这个时候，规模经济规律就会引导工业和服务业集聚发展，而不是分散发展。给定技术水平，集中发展成本就低，分散开发展成本就高。成本高低决定了产品是否有国际竞争力。
中国今天正在面对一个“大国难题”。国家治理层面的思维方式还是强调全国均匀发展，而且这个观念根深蒂固。人们似乎认为，工业在哪里发展都一样。但是在经济学意义上完全不一样，因为存在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工业的集中发展可以降低成本。
另外有一些人主张农民工就地城镇化。但是大部分农民工仍愿意到大城市就业。所以，政治思维与经济逻辑出现了矛盾，市场力量在主导资源向东部和内地的大城市流动，而政策却在引导资源向内地配置。这对矛盾对我们理解中国城市化、城市发展和宏观经济非常重要。
2. 为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立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理论和国际经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本质上也涉及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这个理论问题讲清楚，实际上就是在为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立法”。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选址问题，也就是说，是到大城市来，还是到小城市去？选址需要权衡利弊。
城市发展、经济和人口向少数地方集中的坏处显而易见是“城市病”问题。这是很多人主张限制大城市发展的理由。但是，这些负面问题是人们和企业在选址决策的时候所不知道的吗？显然不是！
城市发展和经济向大城市集聚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分享机制，如工业园中企业越多，则分摊至每一个企业的固定投入越少。第二个是匹配机制，各种各样生产性服务业越是在大城市越专业化，在大城市中劳动者和企业相互匹配上的可能性更高。第三个是学习效应，它包含两方面，自学效应和他学效应。在大城市中，业务量更多，积累的经验也更多，这是自学效应。世界上大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大学生数量多、比例高。而大学生毕业以后大部分都会选择去原来大学生就比较多的大城市，这样就可以相互学习，与其他大学生交换信息和知识，从而有利于自身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他学效应。
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市场，这三种要素的市场化体现在价格上，价格就反映在成本和收益中。对于个人而言，当成本大于收益时，个人会选择离开，但也有人会留下来。完全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也会出现问题。两种情况下会出现市场失灵，第一是正外部性，第二是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比如相互学习效应） 是城市化的好处；负外部性又会在无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使得城市化的坏处（如拥堵和污染） 无法解决，于是需要政府干预。政府可以采用一些政策扩大正外部性，减少负外部性。
那么，无政府干预时和有政府干预时相比较，城市规模何时会更大？答案是有政府状态下城市会变得更大。换句话说，如果政府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并且更好地发挥职能的话，政府的政策应该增加正外部性，减少负外部性，这会让城市变得更大。但是，现在人们常常认为政府应该去控制城市人口，直接让城市变得更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认识误区。政府的职能应该是通过改善治理，让个人和企业自主选择在哪里生活和工作，而不是直接采取措施限制个人进入大城市。
政府和市场共存的情况下，每个人的决策共同决定了城市化的水平和速度，也决定了个人是到东部来还是到内地去、到大城市来还是到小城市去，就形成了所谓“城市体系”。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大国发展会遇到“不可能三角”问题，即统一、效率和平衡这三个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的冲突，不可兼得。（1） 市场统一了，每个人和企业都自由流动，企业和个人都实现效率最大化，但结果会导致经济资源的不平衡分布，在空间上会集聚在少数特大型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同时，也存在一些中小型城市。这时，能够实现统一和效率，但不能实现平衡。（2） 如果追求“经济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那么，在逻辑上必须在统一和效率中进行取舍。比如放弃统一，即把一个国家变成多个国家，设一个边界而且不能自由贸易。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因为大国的优势无法发挥。另一个选择是运用行政力量来左右资源配置，这样就必须放弃效率。为了追求经济和人口空间分布的均匀化，每个地方都要做大自己的经济规模，结果出现了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例如，中国几乎每一个县都有一个以上的经济开发区。
当存在统一、效率与平衡之间的冲突时，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把平衡这个目标替换一下即可，即不追求经济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而是谋求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平衡，实现全国各地人均收入的趋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收入超过大约6000 美元时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即区域间人均收入逐渐走向平衡。中国现在人均GDP 刚刚超过6000 美元。发达国家经验告诉我们，市场有一个自然的调节机制，只要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地区间人均收入的平衡发展最终可以实现。
三、世界各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特征
1. 世界经济集聚概况
尽管美国78%的人集中在3%的国土面积上，但美国各州的人均GDP 几乎相同，这意味着，人均产出基本实现了平衡。中国目前还远未达到这种平衡，尽管人口也集中在东部以及沿海地区，但东西部之间、各省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明显。中国长期存在对人口流动的制约，使得没有办法实现像美国人口分布和经济分布之间协调的发展，这导致中国今天区域间的差距很难缩小。
人口集中在少数地区是必然的现象。美国、欧洲、日本的人口都是高度集聚在少数地区的。美国集中在纽约东部、芝加哥周围和西海岸，英国集中在伦敦、伯明翰和曼彻斯特地区，法国则集中在巴黎周围，日本集中在东京、大阪和横滨地区。印度、南非、巴西、俄罗斯、埃及、墨西哥这些发展中大国的经济也非常集中。这是经济规律。
再看中国，地理上中国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即爱辉- 腾冲线。1935 年，胡焕庸教授画了一条直线连接东北的爱辉和西南的腾冲，直线东南边占有中国约96%的人口，35%的国土面积。根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小组的研究，在2000 年，爱辉- 腾冲线东南边占有94%的人口和96%的GDP。由此我们可得出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线两边人口的比重经过80 年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第二，线的东南边集聚了94%的人口和96%的GDP，意味着如果把中国看成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人均GDP几乎是一样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是平衡的。在爱辉- 腾冲线东南这部分中，仍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和以贵州为代表的西部存在明显发展差距，上海的人均GDP 大约是贵州的7 倍。尽管爱辉- 腾冲线东部集中了中国约96%的GDP，但这一广大区域内经济的聚集程度相比前面提到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仍然低的多。
2. 上海的人口增长态势：国际比较
接下来看上海，很多人在讨论上海未来可能有多少人口。中国的峰值人口在15 亿左右，所以讨论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也就是讨论15 亿人口在中国怎么放的问题。中国当前不是一个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国家，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劳动力拥有自由的迁徙和居住权是写进宪法的。中国在1975 年之前的宪法里面也有，但1975 年的宪法把这句话删除了，因为政府要实施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长期来看，中国的人口流动一定会越来越自由，这个趋势将决定上海的人口规模。
反过来，如果限制城市的发展则是违反了经济规律。很多地方政府认为有土地、房屋便宜就会吸引更多的人，但是，地和房子便宜是人不来的结果，一个人不会仅因为房子便宜就来。
我们再来看东京。放眼全球，上海与东京相比是最合适的。东京都的面积是上海面积的三分之一，但东京圈的面积相当于上海加上苏州。东京都在二战期间人口锐减到三百万，二战以后恢复，1945-1975 年的30 年时间增长三倍多。1945-1965 年平均每年增长37 万人，延长到1975 年的话，这30 年时间里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7 万。如果把这个时间点再往前延伸到1920 年，则1920-1975 年这55 年的时间，每年人口增长接近15 万。这是在东京只有上海三分之一面积的情况下。上海的人口在1991-2012 年快速增长期间，年均增长是49 万。以东京都55 年的人口增长速度乘以3，基本上就是上海最近每年的人口增长速度。一些人认为上海人口是爆炸性增长的，但在这里的对比中，得不到任何上海人口是爆炸性增长的结论。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大多数人是来上海工作的。
很多人说中国的城市开始进入逆城市化时代，因为中国的城市人口密度急剧下降。其实，这主要是政府政策的结果。政府扩张城市面积，但限制人口的进入，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低于土地面积的增长，人口平均密度明显下降。这不是自然规律的作用。
我们计算了东京都夜间人口占整个东京都人口的比重。夜间人口晚上住在东京都，但还有一部分人白天在东京都工作，晚上不住在东京都。1995 年以前夜间人口比重是下降的，1995 年以后到现在的20 年，该比重又上升，表明大家在重返市中心。越是知识、技术、信息密集型的产业，从事这些产业的人就越愿意住在市中心，因为生活和工作上都会更加方便。上海今天处在什么阶段呢？如果说上海比西方这些国家落后20 年，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城市看到人们在往郊区迁移，也可以预测再过20 年大家会重返市中心。
城市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有就业机会人口就会增加，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人口增长速度也会相应放缓。在东京，上世纪70 年代后期以后经济增长减慢，人口增长速度也就减慢。也就是说，上海总人口仍会增长，但人口增长速度会下降。
未来有两个上海的概念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一个上海的概念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即行政区意义上的上海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相当于东京都的上海和相当于东京圈的上海这两个概念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相当于东京都的上海，大约是上海市中心的概念，大约就是内环和中环的区域，该区域是高端服务业集中的地方，最富有的人在那里集中，而且是全世界各地来的人。相当于东京圈的上海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意味着上海的发展要突破上海行政区的边界。上海应该尽早做上海都市圈的规划，未来需要有多条轨道交通线延伸到周边，从而实现一个小时左右可以到达市中心。未来上海轨道交通线形态将发生变化，需要像巴黎大区那样的高速铁路线。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形成上海都市圈的话，地铁通到哪里，哪里就算上海圈的区域。这里面至少包括了江苏和浙江一部分地方。
四、经济聚集/ 平衡的得与失
1. 城市病的疏与堵
人们普遍将当前出现的城市病简单地归结为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思维误区。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确能感受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短缺，所有的拥挤问题和短缺问题都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规划是按照预测人口来的，今天特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按照十年前预测人口来的，而实际人口增长远远超过规划的人口增长。今天我们感觉到的城市拥挤是供给不足的问题，应该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建造地铁和学校等。政府可以通过增加供给来提升城市的承载力，因为城市的承载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可以不断增加。
当出现城市病的时候，应该增加供给，而不是减少需求。城市病应该通过技术和管理改进来解决。未来全球城市建筑的趋势是垂直城市，垂直城市的概念不光是高度的问题，而是在单体或者几个建筑群里面，公共服务、绿地、文化、娱乐全集中在一起，50%的人口很可能是本地就业。因而，未来人的通行需求将大大减少。中国现在对土地的功能规划在政策上需要做出改变，不能再将土地的功能简单划分为居住、商业、基础设施，而是在未来不严格区分土地的功能。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未来大家面对面进行交流的需求减少，城市的密度是不是没有那么重要了呢？并不是这样。从目前城市发展的结果来看，基础设施建得越好，人越会向大城市集聚。这也就是为什么纽约的华尔街要把金融核心部门放在中心，转移出去的是相对来讲可以借助网络解决的IT 部门。根据经济学家的研究，线下和线上交流两者之间不是互相替代而是互补的。线上的交流实际上会产生更多的线下交流需求。截至目前，人类的技术不是替代见面，而是增加了见面的需求。更不用说，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越来越多的消费是网络满足不了的，包括听音乐会、看演唱会、看画展等，也包括体验经济，如和朋友喝咖啡这样的消费也只有在特定的咖啡馆环境中进行。市中心不可替代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这里，老建筑和街道所带来的感觉是难以替代的。为咖啡支付的钱中只有少部分是咖啡的价格，绝大部分实际上是在购买那个“感觉”。体验经济的消费是不断提高的。
第二个误区现在也是经济政策中被严重误解的，即地方政府需要负担市民化的成本，所以大城市会限制人口的进入与市民化。有学者甚至算出来每个人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大约是10 万。这里有非常严重的误区。第一，他们把很多老百姓自己交的钱算到政府需要负担的成本中，比如说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以就业为前提的，跟工资挂钩，而且市民化的对象也是处于工作状态的人，这是不用政府来出资负担的。第二，他们把现在的公共服务开支当作分子，除以现在享受公共服务的人数从而计算人均公共服务负担，再去乘以需要市民化的人口，以此计算市民化需要的开支。但这没有考虑到规模经济，比如说上课的教室里面再进来1 个人甚至10 个人，成本都不会增加太多，因为大部分开支仍是固定的。考虑到城市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边际上增加人口带来的公共服务支出增加远远小于当前的人均公共服务支出。
特大城市的一个现实问题在于市中心的人越来越少，但中心城区政府手中的资金也会越来越多。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大多集中在市中心，而人口在往郊区疏散。与此同时，现在要求教育的投入一定要占到GDP 的4%，所以市中心的教育资源是越来越多，而人越来越少。反过来郊区是人越来越多，但政府资金不够多。市级政府对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布局统筹还需要加强。
第三个误区是随着特大城市的产业升级，大城市将只需要高技能劳动力。实际上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是互补的。一个城市越是往高端走，产生的低端劳动力需求就会越多。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城市的一个高科技岗位可以带动五个就业岗位，有两个相对高端的，比如律师和医生，剩下的三个集中在消费型服务业里面，比如售货员和餐馆服务员，高端和低端配比大致是1∶1。
如果城市只要高技能劳动力，会产生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增长的同时供给减少，于是低技能劳动力价格会不断上升，可能会出现上海的保姆价格超过了香港的菲佣这样的现象。上海最紧缺的不是大学生而是低端的工人，于是出现了马路上各种小店都在打广告招人的情况。外来劳动力的价格提高，最后还是消费他们服务的人来买单。
当服务价格上升时，这个城市吸引的高端劳动力的生活质量下降，就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高端劳动力的生产率会下降，比如雇不起保姆照顾家庭和孩子，这会影响高端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第二，城市对高端劳动力的吸引力下降，高端劳动力可以不在上海工作，他们可以去香港和新加坡，如果那里的收入相对生活成本更高的话。城市不能一边在限制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一边又在抱怨商务成本太高。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商务成本最终就是劳动力的价格，连房租最终的来源都是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的价格过高会影响到城市的竞争力，因此不能只想留大学生在城市中。
粮食安全也涉及到上海的问题。上海有六千平方公里，在种农产品大约占用了30%的土地面积。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上海这样的城市种庄稼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出于粮食安全，第二个是出于生态。如果出于生态考虑，完全可以种树，所以第二个理由并不成立。第一个理由恐怕也站不住脚。美国和日本也有粮食安全的目标，但纽约和东京并没有种粮食，粮食安全应该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只要全国粮食安全就可以。一个国家内部，哪里种粮食，哪里发展工商业，还是要看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从全国来看，中国要保证18 亿亩耕地红线的目标是基于之前的估测，当时认为耕地总面积只有18-19 亿亩，而根据最新的遥感数据，当前的耕地总面积是20 亿亩。即使从全国层面来说，是不是需要保持18 亿亩耕地红线来维持粮食安全，也是需要科学测算的问题。
关于农业用地面积问题，中国现在情况是城市面积在扩张的同时农业用地面积在缩小，很多人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认为城市面积扩张会危害农田保护。事实上，中国有很多地方耕地面积的缩小并不是因为城市面积的扩张，而是因为退耕还林。在90 年代之前，中国大量的林地变成了良田，后来政府要求出于生态保护的需要而退耕还林，于是耕地面积缩小了。
此外，今天的城市面积扩张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现象，叫“双重占地”，即农村居民进城以后在城市和老家均占有土地。双重占地的情况下城市扩张会减少农业用地面积，这个现象也是中国独有的。因为进城人口难以在城市定居，于是希望回到老家有房子住，所以很多进城人口在老家建房子，导致现在农村很多地方的房子空置率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如果中国未来会达到80%城市化率的话，农村空置的房子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此，中国需要将农村空置住宅所占用的土地复耕为农业用地。如果实施这个政策，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由于城市的容积率高，人口密度大，农业用地反而会更多。国家公布的数据显示，现在以农村定居点来估计的居住用地面积，是所有城市加起来面积的四倍。也就是说，如果把农村人口减少一半，并且相应地把他们在农村所占有的居住形态的用地变成农业用地的话，即便今天城市面积再乘以3，农村的农业用地也不会减少。因此，政府不应该停止城市化进程，而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人进入到城市以后，相应在农村所占有的居住用地就可以复耕。
2. 人为追求平衡的损失
上文我们讲到统一、平衡和效率之间的矛盾，如果现在选择统一和平衡（在经济和人口均匀分布的意义上），一定会损失效率，即三个目标当中一定要放弃一个。在统一的国家中，如果人口不能自由流动，那些没有流动起来的人口也需要公共服务和就业，所以需要给他们增加投资。问题是当人没有真正流动起来，在欠发达地区盲目进行生产性的投资，效率就会比较低。
现在全国各地有一个现象，不管在哪一省，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开发区。比如贵州，全省有110多个工业园。大量的工业园地是圈好了，基础设施和道路都做了配套，但是没有足够的投资。现在每一个地方都要做大自己的城市，发展工业，每个地方都想成为大城市。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统计，如果把全国新城新区的规划人口加起来，将达34 亿。如果每个地方都按照自己的规划去建设，结果一定是大量的城区会闲置，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会过剩。更进一步，地方政府投资所用的资金大都是借来的，很多地方政府借债的利率是10%，有些地方高达14%。这就是当前的现状。
我先前的研究利用工业企业数据测算了效率的变化状况。2003 年之前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加快，2003 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速度下降了。2003 年是政府把建设用地指标大量配往内地的时候。另一个效率指标是配置效率，基本上也是2003 年是拐点，2003 年之前是改善的，2003 年之后是恶化的。如果把这个企业样本分成中国的东部、中部、西部，拐点仍然基本上是2003年，越往内地配置效率恶化越明显。如果看国企和非国企，则国有企业的配置效率恶化得更快；看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由于出口企业面临竞争，其配置效率是持续改善的，而非出口企业的配置效率在2003 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恶化（陆铭和向宽虎，2014）。[1]
中国的房价上升趋势在2003 年之后非常明显，这和2003 年以后的土地政策有很大关系。2003年以后开始限制东部的土地供应，将建设用地指标向中西部更多地进行配置。由此，中西部可以建设的土地更多，建了大量开发区，但无法吸引到足够的企业，导致中西部地区以零地价进行招商引资，一些地方甚至配送商业地产开发权。在中国的东部限制土地供给，而人口却不断流入，结果造成房价快速上升。相比之下，中国东部房价上涨的速度比中西部快得多，而且房价上涨比工资更快。
对于内地的劳动力而言，向东部流动的积极性减弱，东部劳动力的供给下降，劳动力成本则会进一步抬高。中国东部今天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是像政府想像的那样往内地迁移，很多企业实际上在往周边其他国家迁移，主要因为周边其他国家工资成本更低，也有港口。而中国内地因为缺乏港口，运输成本是很高的。同时中国东部因为用地受到管制，则是不断想办法扩展用地，比如上海的金山填河造地，浙江的很多地方削山造地，山上造完地可种庄稼，郊区的地就可以用来发展工业。由此，沿海地区的填海工程带来岛屿数量锐减，甚至影响到了候鸟迁徙的线路。
五、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1. 欧洲一体化对中国的启示
从发展战略问题来看，中国的规模堪比欧洲，因此中国应有大国思维。这里，我们先从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出发，与欧洲的**债务做一个对比。“欧猪五国”，就是欧洲南部的那些在欧洲相对比较欠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债务在持续上升。首先，我们先解释为什么在欧洲出现债务危机的是劳动生产率相对来说较低的南欧国家。欧洲债务危机背后，本质上是市场分割和统一货币两个因素在起作用。欧元区是统一货币的，同时欧洲又是由不同的国家组成，国家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巨大差别，如希腊的劳动生产率是法国、德国的二分之一。那欠发达的国家如何形成债务的危机呢？希腊政府要在当地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其中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是社会保障，政府提供这些服务所使用的资金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经济发展，第二个是借债。希腊在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和欧洲统一货币的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空间受到限制。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较低，货币就可以贬值，产品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卖得更为便宜，增加出口，从而增加政府税收，提供更多公共服务。但是欧元区只有一种货币，希腊由于加入了欧元区，不能单独让欧元贬值。欧元由欧元区所有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来决定它的币值，所以对德国和法国来讲欧元是低估了，单纯从德国和法国来看的话，欧元应该升值。德国和法国享受了在欧元区的好处，因此在欧债危机的时候，德国和法国需要承担义务帮助希腊。如果德国和法国不去帮助希腊，希腊走出欧债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离开欧元区，并实现其自身货币的贬值。但如果希腊之后不断有国家退出欧元区，欧元区就会逐步走向瓦解，欧元将不能成为与美元竞争的国际货币。所以，对于法国和德国来说，帮助希腊走出债务危机实际上是一个权衡，要以此保持欧元的地位，而不是只站在本国短期利益角度看问题。
对比中国，中国是统一货币的，与此同时，中国有比欧洲更加严重的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问题。假设欠发达地区有独立的货币，由于它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将货币贬值就可以增加产品的竞争力，但是在统一货币下这不可能实现。于是，欠发达地区出现了多重困难，它的地理位置不理想，远离港口；劳动生产率也低，还不能对货币进行贬值，人又没有自由流动起来。于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不足，同时还要发展经济来为本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钱不够就只能借贷。
今天很多人看地方政府借债的时候，只看到地方政府负债的总增长速度，没有看到债务的分布。以城投债为例，2012 年，从借债的数量来看，中西部省份借债规模超过全部新增城投债的50%，而它们的GDP 只占全国的40%。也就是说，是更小的经济体在借更多的钱。
如果一个地方经济有增长前景，借钱并不是大问题。问题在于借了债之后经济没有同步快速增长，债务除以GDP 的比率仍很高。最为典型的就是中西部省份的地方政府借了债后发展无效的基础设施，为招商引资建大量工业园，最终难以带动地方的发展。这是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需要关注的重点。这部分欠发达省份债务增长的机制，本质上与欧债危机中的**债务危机逻辑是一致的，都是因为欠发达地区在统一货币区里无法单独贬值其货币。
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促进人的自由流动，如果未来中西部省份人减少了，人均GDP 相应会提高，中西部省份的产业结构主要满足内需，而不用太多出口。比如农业、旅游、矿产资源都是满足国内内需为主的，货币的汇率对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没有影响。还有一种办法，即很多人说中国与欧洲不一样，因为中国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可以直接帮助中西部省份的地方政府走出债务危机。但是这个解决办法并不能改变债务产生的逻辑。短期之内中央政府可以缓解地方债务危机，但是长期还是会累积形成新的债务危机。欧洲现在慢慢开始渡过这个危机，但法国和德国的外贸盈余持续增加，南欧国家仍然没有出口的竞争力。因此，在上面讲的两条路之中，实际上从长期来看，只有一条路来解决债务危机，就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否则中国将会面临效率持续恶化和债务不断增长问题。
2. 限制劳动力流动将导致效率与平等兼失
中国现在实际上还在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特别是在特大城市限制人口的增长。限制劳动力流动导致的结果是效率和平等兼失，大量的研究也证明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重要性。现在中国的城市存在着“新二元结构”，即有本地户籍的人和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存在身份差异和社会分割。在劳动力市场上，一个外来人口到本地找工作的话，相对更难进入高收入的行业。同时，在同样的教育水平下，外来人口的教育回报率更低。
我们用上海的数据做研究时发现，以有本地户籍的人作为参照，没有本地户籍的人会有几方面显著的差异。第一，没有本地户籍的居民生活满意度更低；第二，没有本地户籍的居民对社会总体、本社区居民以及政府的信任程度更低。在上海还出现了居住区分割的现象，相对来讲外来人口居住在一起，本地人口居住在一起。外来人口对生活不满意，对其他人和政府不信任，但是还住在一起，社会就有爆发冲突的潜在危险。
同时，户籍已经成为公共参与的一个障碍，外来人口难以进行公共参与，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我们的研究还发现，有大量的农民工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这些人在进入到城里来的时候，相对来说健康水平比较高，但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对健康的消耗严重，等到回到农村，不健康的包袱也向农村转移，而城市留下了相对健康的劳动力。
曾有记者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发现外地人到上海来只赚钱不花钱，为什么？如果看上海的消费型服务业在整个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这个比重远远低于新加坡和东京，当然这也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但户籍也是制约消费的因素。对于一个外地人来说，在所在城市赚了钱，会更多地将钱存起来，这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社会保障不如本地人健全，存钱为自己未来的养老、医疗打算；第二，外来人口不一定会在所在城市定居，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受到制约，因为这些消费品的移动成本高。更重要的是，如果外来人口预期到40 岁的时候回到农村，收入就会明显下降。表面看起来外来人口现在挣的钱跟本地人口是一样的，但是本地人的收入是不断提高的，而外来人口就要考虑未来收入下降的问题，因而要增加当前的储蓄。我们的研究发现，2002 年的数据中，仅户籍一个因素就可以解释本地和外来人口之间消费差距的30%，2007 年这个差距虽然降到17%，但跨地区移民的数量也大幅度增长了，在宏观上消费受到的制约仍然是不可忽视的（陈斌开等，2010）。[2] 也就是说，鼓励消费需求，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外地人在所在城市安居乐业来实现，这样，外地人口的消费将大幅度增长。这对于启动中国内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
与此同时，由于现在中国是“二元社会”，出现了另外一个特殊现象，即大量迁移人口不是举家迁移，而是分离的。家里首先是青壮年的男子出来打工，老人和女性留在家里面。从数据来看，中国的举家迁移只有20%。与此同时，在农村的留守儿童是6100 万，留守妇女是1000 万，留守老人是5000 万。特别是6100 万的留守儿童，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他们早晚是要进城的。如果公共政策不关注这一部分留守儿童的成长，他们未来仍然需要城市去负担。
六、中国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
从政策方面来看，特大型城市的人口政策应该务实。上海不应有实际的边界，如果用边界的思维方式控制人口的话，就会导致二元社会长期存在，甚至大学生也会面临户籍身份的歧视。用2005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在没有上海市户籍的人口里面，大学毕业生占到15%，这部分人占到大学以上劳动力人口的30%。也就是说把分母换成大学以上劳动力人口的话，30%是外地人。中国现在特大城市的户籍制度连大学生这个群体实际上都排斥。
人口增长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显现，政府应该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而不是减少需求。具体来讲，特大城市的政策宜疏不宜堵，应该以增加供给为主，调控需求为辅。另外，应该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方式来增加供给，规划上应该强调都市圈，上海的地铁通到的地区都是都市圈的范围。
城市内的空间规划问题更严重，即职住分离。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就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就业在市中心，但是人口居住的地方在郊外。公共服务与地方区域财政挂钩，结果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也集中在市中心，居住的地方与公共服务和就业都是分离的，导致了长途通行，加剧了城市病。这个本身不是人口的问题，而是一个城市规划和管理的问题。
交通应该更便捷，特别是在城际铁路和长途地铁方面。环境治理的主要目标是改善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现在很多人容易把中国的环境问题、雾霾问题与人口密集联系在一起，这是很大的思维误区。伦敦、东京、洛杉矶也是人越来越密集，但是它们的环境总体上来说越来越好。人多的时候应该调整产业结构为以服务业为主，同时交通以步行与地铁相结合为主，这样环境就可以逐渐得到改善。
最后是尽早地制定上海的经济圈规划，如果以东京圈类比的话，上海圈的概念可以扩展到周边的江苏和浙江，应以跨省界的地铁为先导进行都市圈的规划。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铁线路有多长的问题，除了提高线路的长度以外，还有很多管理的措施要跟上。
另外有两大需求需要解决。一是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尤其是老人的社会保障。上海未来有一些养老的地产会布局在江浙地区，因而社会保障要实现一体化。另一个是公共服务跨地区均等化的实现。这两方面同时解决，可以让一部分人搬迁出去。
当然，并不是主张不再发展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发展是大城市发展的结果，大城市发展以后会带动中小城市。当人口大量从农村、小城市迁往大城市时，从环境角度来讲对中小城市是改善的，所以这两者并不矛盾。未来中国的平衡发展应该是实现两个层次：第一是人均GDP 和人均收入的层次，与美国的情况一致。第二是考虑到大城市生活有实际成本，每天上班可能单程要一个小时，这些成本考虑进去以后，实际上大城市的生活质量没有比中小城市高很多。但是居住在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所以一个城市的发展是人口进出同时存在的过程。大城市人口不断增长，是进入大城市的人比出去的人多，这是净流入的概念。
中国内地应该如何发展？总的来说中国人口肯定还是向沿海和区域性大城市集中，包括内地的一些大城市，比如重庆、武汉。一部分地区人口有进有出的条件下还是需要承接制造业，中国承接制造业的地方主要是中部，因为中部有长江黄金水道，运能很强，可以实现江海联运。制造业迁到长江中下游的时候贸易成本增加并不多，所以安徽有很大可能成为制造业新的聚集地。
对于广大的内地区域，可以像美国中部那样进行发展。以土地为主要投入品的农业、以矿产为主要投入品的自然资源产业以及以文化和风光为投入品的旅游产业，这三大产业核心投入品在物理意义上都是不能动的，而内地在这方面就有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发展这些产业的过程中人口也会逐渐减少，人均收入就得到提高。从区域发展角度来讲，未来帮助中国内地发展有两个措施：一个措施是在内地建设公路、铁路，把有竞争力的产品运送到东部；另一个措施是建设机场、高铁等，增加旅游机会，把需要旅游的人运进去。
绝大多数产品要靠海运，但是也有例外。一个例外是芯片。芯片体积小、附加值高，所以可以在内地生产，用航空运输。另一个例外是软件，它用网络运输，也可以在内地进行生产。再如呼叫中心，只需要打电话，更可以往内地迁移。这样的产业不一定要布置在地价贵的大城市。这就是市场经济，企业可以自由选择。
接下来是要发展有优势的并以内需为主的产业，例如浙江的横店。横店已经从一个村子变成了一个城市，这是因为横店主要是服务内需的。
因此，不是说不要去发展内地，而是说不把内地的发展建立在人不能自由流动的基础上，那一定会带来内地效率的下降和债务负担的增加。中国今天的情况不容乐观，金融市场上出现了资本外逃，企业家想移民和转移自己的产业到周边其他国家的趋势非常明显。如果没有经济质量的提高，中国很有可能出现滞胀，经济增长会放缓，债务激增。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只能通过印钞票偿还债务，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情况，后果将非常严重。
政府应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改革，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应依据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中央政府也已经开始提出未来土地资源配置要跟人的配置一致起来。对于内地，不是说不进行发展，而是一方面，不能盲目投资建厂和对企业实施保护政策，另一方面财政转移应投入到有回报的基础设施上，比如产品从内地运出来和人进入内地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加大对欠发达省份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因为人口流出以后公共服务的提供会受局限，难以依靠地方财政支撑。教育和医疗与前面讨论的产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基础设施投资固化以后可能会有坏账出现，但是人的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流动。随着教育和健康水平提高，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人会向收入水平最高的地方流动，收入水平最高的地方实际上也是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最高的地方。
此文是基于作者2014 年11 月在江西财经大学的演讲整理而成的。
参考文献：
[1] 陆 铭，向宽虎. 破解效率与平衡的冲突———论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4)：1-16.
[2] 陈斌开，陆铭，钟宁桦. 户籍制约下的居民消费[J]. 经济研究，2010，(1)：62-71.
收稿日期：2014-12-10
作者简介：陆铭，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研究，联系方式luming1973@sjt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