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球范围都出现移民争夺战，主要是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从移民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一些大都市和都市圈。在发达国家出现比较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吸引移民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让经济发展可以持续，也让原住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可以持续。在各个国家动用自己的政策来适应国际移民的需要的同时，中国的情况相对较还好，城市化进程可以继续补充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在率先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大城市，外来人口恰恰是经济发展和养老保障可以持续的“红利”。这是讨论未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和制定城市化政策的先决条件。
中国需要很多的内部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移民在流入地的市民化。以此为目标来检视当前的制度，就会明白，释放改革红利任重而道远。
以特大城市的积分制来看，中国国内移民政策之严堪比发达国家对外国移民的政策。当然，从现实的需要来看，当户籍仍然与福利挂钩，户籍制度一下子放开还不现实的情况下，通过积分制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过渡方案，缓解改革压力，这并不错。但是，在发达国家实施的移民积分制是针对外国移民的，而且，大量在积分的外国移民在分数达到要求之前，还没有到目的国去。相比之下，在中国，北京、上海的积分制处在大约40%的常住人口没有当地城市户籍的背景下。也就是说，如果按目前的制度，外来人口持续增长，那么，中国的特大城市很快就会有超过一半的常住人口受到现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歧视。而深圳早已经是一个非本地户籍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的城市，好在深圳的大学不多，户籍并未成为容易上大学的特权，同时，在深圳，外来人口的子女上公立学校门槛较低，户籍并未造成剧烈的社会矛盾。这样的对比说明，或者将户籍的门槛对常住人口大幅度降低，或者将户籍与福利的关联逐步抹掉，否则，由户籍造成的公共服务歧视将越来越是个严重的问题。这才是中国城市化面临的真正挑战。
各种研究都说明,移民对于人口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有益的，但低技能劳动力流入的确会带来一些新挑战。但低收入、低技能的移民在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他们在为城市发展作贡献，如果没有他们，城市无法运转，商务成本和服务价格都会提高，城市竞争力会受影响。但恰恰是因为低收入、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收入差距。因此，在人口流入地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让城市的收入差距不至于引起负面的社会后果。
对此，应对的办法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用公共服务均等化来缩小由低技能、低收入移民流入所带来的社会贫富收入差距的扩大，这就需要作为人口流入地的国家和地区做出非常明智和长远的政策选择，不能用非常保守和狭隘的眼光把公共服务仅限于原住民，当政府这样做的时候，不仅没有缩小常住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反而是在扩大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福利差距。在最近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将公共住房覆盖到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这个政策导向应该尽快落实，只有这样，人口流入地才可能获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的双赢。
作者简介：陆 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来源】上海国资
